中日戰爭與回民國民外交（1937-1941）(節錄)

Ⅰ　前言

回民今日是中國第二大的少數民族，人口約一千多萬。[1] 作為一個少數群體的回民在中國主要係以「大分散與小群居」之特色或是西方學者所說的「補綴式社群」(patchwork communities) 的形態散佈在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之中。[2] 一般非具回民身份的中國人多半知道回民特殊的生活習性，例如不吃豬肉、男士頭戴小白帽，或是在中國各地開設拉麵店等之刻板印象。但一般人似乎很少知曉，回民曾在八十年前的中日戰爭期間，在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與中東之間，積極扮演文化與政治傳遞者的角色。

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四年，至少有三個回民訪問團與一個維吾爾代表團出訪東南亞、南亞及中東國家，分別是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1937.11-1939.1)、艾資哈爾(Al-Azhar)回民學生朝覲團(1939.1-2)、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1939.9-1941.1)及維吾爾訪問團(1939.10-1940.4)。這些訪問團所留下的許多文字記錄，散逸在穆斯林報刊、國民政府檔案與個人回憶錄之內。探索這些原始資料，將有助於觀察這些參與國民外交的回民菁英們，在1937-1941年這段期間與其他國家穆斯林的互動過程，俾進一步探討他們如何響應國民政府的抗日號召，以及他們是如何影響日後國民政府的中東外交政策等議題。

目前已有中文、英文及日文文獻討論這段時期的回民國民外交史。例如Mao Yufeng的“A Muslim vis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pilgrimage missions to Mecca during world war II”，以「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與「艾資哈爾回民學生朝覲團」為例，探討作為中國少數群體的回民，如何透過國民外交，展現其自主性(Agency)，來調和「中華民族」與「伊斯蘭跨國性質」(Transna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Islam)之間的差異。[3] 另外John Chen[4]、鄭月裡[5]、宛磊[6]、馬積廉[7]、平山光將[8]、松本真澄[9]曾分別探討中日戰爭時期，回民參與這些國民外交的過程與影響。

以上這些文獻有助於瞭解中日戰爭初期，回民參與國民外交的歷史。不過這些文獻多半仍為個案探討，較少以宏觀視野探討這些以回民為主體的國民外交所代表的歷史意義。此外，有關回民參與的國民外交活動細節則仍有待進一步之探討，例如回民菁英為何願意與國民政府合作，從事國民外交？誰是推動國民外交的幕後規劃者？回民菁英傳達什麼訊息來深化中東、東南亞與南亞穆斯林社群間的關係？又回民國民外交的具體成效如何？

本文主要以官方解密檔案[10]與民國穆斯林報刊[11]等一手資料之梳理，嘗試探討回民參與國民外交的整體樣貌與歷史意義。本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回民參與國民外交的歷史背景、第二部分概述三個回民訪問團與一個維吾爾代表團的國民外交活動、第三部分評價回民國民外交的成效，包含回民訪問團採取的策略及國民政府與日本軍方對回民外交的觀點，最後則是結論。

Ⅱ　回民參與國民外交的歷史背景

回民參與國民外交主要是要抵制日本情報部門在穆斯林世界進行「回教工作」所作的宣傳。所謂「回教工作」是指在1930年代起，日本軍方有計畫扶持東北、華北與內蒙古的回民，協助他們建立親日的回教機構，藉此配合日本分裂中國的國土。[12] 雖然日本將回教工作重點放在中國回民身上，但仍十分關注海外其他地區穆斯林的動態。

雖然當時日本國內信仰伊斯蘭的日本人並不多，約有300人左右，[13] 但在1938年5月與1939年1月，日本軍方與學界分別成立了「伊斯蘭文化協會」與「回教圈研究所」。其中，回教圈研究所發行的《回教圈月刊》，其內容多半係鼓吹日本與世界各地穆斯林親善的訊息。由於當時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多半受到歐洲殖民的統治，日本乃積極拉攏穆斯林，強調要有責任帶領世界3億穆斯林重生，脫離歐洲列強的殖民。[14] 如1938年5月12日，東京清真寺舉行落成典禮，日本政府邀請世界各地500多名的穆斯林出席。日本此次活動是要讓穆斯林相信，日本「同情」與「寬容理解」穆斯林，並提供經濟援助，藉此希望造成日本是穆斯林世界的聲援者，甚至是保護者。[15] 1939年11月，日本政府在東京舉行「大回教展覽會」，邀請41位穆斯林代表，其目的也是要讓穆斯林貴賓感受到日本政府對回教的親善，深化穆斯林與日本之間的關係。[16]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受到全國各地反日本入侵的高漲情緒影響，回民菁英陸續成立抗日性質的回民組織。1937年8月，孫繩武、王曾善與唐柯三籌組抗敵救國會回教分會，號召全國回民共赴國難。同年12月，時子周、馬亮與王靜齋在鄭州發起中國回民救國協會。1938年初，這些回民菁英們跟隨國民政府匯聚於武漢，商討如何組織全國性質的回教組織，以抵抗日本對各地回民的分化活動。這些回民菁英在歷經半年協商之後，最後在1938年6月25日召開大會，沿用1937年12月時子周等人所用的「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名號，並合併其他回民抗戰組織，由白崇禧將軍擔任理事長，時子周與唐柯三擔任副理事長。[17]

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以下簡稱回協)在抗戰時期的工作係依據「興教」與「救國」兩大原則來推動。[18] 回協在國內凝聚回民群體的抗戰意識，以協助國民政府從事後勤工作，此外又曾多次派遣訪問團，向海外的穆斯林宣揚國民政府抗日的決心，以爭取國際道義上的聲援。

III　穆斯林國民外交訪問團

1937年到1941年，至少有四批中國穆斯林訪問團參訪中東、南亞與東南亞地區，分別為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艾資哈爾回民學生朝覲團、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與維吾爾訪問團。這四個訪問團人數分別在2到28人之間，背後由回協、國民黨部與國民政府各部門居間統籌協調。[19] 國民外交訪問團主要目的為「以宗教關係取得近東各友邦之同情，予我以精神上之援助」。[20]

這些參與國民外交的回民，是屬於當時回民社群當中的菁英階級。[21]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這些回民菁英從事「回教文化運動」已有20多年的歷史。[22] 他們在各地建立新式伊斯蘭學校、發行穆斯林報刊，希望以文化復興方式提升回民在中國的整體社會地位，並擺脫過去貧窮、愚昧與受人歧視的處境。抗戰之前，回民從事回教文化運動，經常面臨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國民政府發現這些熟悉中東事務的回民可以作為中國與中東之間的橋樑。回民菁英也趁這個機會，投身於抗日救國的行列，期盼政府就此協助回民菁英從事回民教育與文化事業。回民當時參與國民外交活動也是基於這個社會背景。茲將這四個訪問團的組成結構與參訪經過分別介紹如下：

1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 (1937.11-1939.1)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不久，回民知識份子們自組「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響應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國民黨黨史會收藏的〈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提到該訪問團組成的背景如下：

	「自七七事變以來，暴日無端侵佔我土地，轟炸我城市，慘殺我人民，全國同胞目睹外侮之來，亡國之慘，無不義憤填膺，敵愾同仇，回教人民為構成中華民族之重要份子，殺敵救國，不敢後人…。
	…同時我回教團體，因感戰時宣傳工作，在國內可增強群眾之抗戰意識，在國外可引起友邦對我抗戰之同情與聲援，其意義至大，關係至重。故對內除隨時向各地回民宣傳外，又擬就近東回教國及回民較多之各國，另行組織團體，前往訪問。爰於民國二十六年十月，由國內回民各團體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以民眾團體之立場，作國民外交之活動，前往近東各回教國及回民較多之國，宣傳我國抗戰之意義與敵人侵略之種種暴行，並我回民參加抗戰之最大決心，冀以揭破敵人多年來在近東一帶之政治陰謀，與離間分化我整個民族之鬼祟伎倆，以及種種不利於我的虛偽宣傳。」[23]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有5名團員，分別為王曾善、馬天英、張兆理、薛文波與王世明。[24] 他們皆是來自華北地區的回民青年，年齡28歲到38歲之間。從事國民外交之前，這5位回民團員已相互熟悉，有些甚至是親戚關係。[25] 他們從小接受伊斯蘭基礎知識與現代化教育，除了中文秘書薛文波之外，其他4位團員皆有外語能力。例如立法委員身份的團長王曾善曾留學土耳其，擅長土耳其文。馬天英留學法國，精於法文。王世明留學埃及，長於阿拉伯文，而張兆理專攻英文。該訪問團原預計1937年11月由首都南京出發，但日軍攻陷南京之後，行程拖延至1938年1月10日，改由香港啟航。

近東訪問團出訪的主要目的是「宣傳我國抗戰之意義與敵人侵略之種種暴行」並「揭破敵人多年來在近東一帶之政治陰謀」，藉此「引起友邦對我抗戰之同情與聲援」。[26] 近東訪問團的宣傳分成口頭與文字兩種型態。以口頭宣傳為例，訪問團每到一處，即拜會當地重要的政治人物、知識份子、新聞記者與公民團體。一年的旅程中，訪問團共拜會65位政商名流、12個非政府組織、參與23場當地所舉辦的茶會，並造訪18所教育機構。另外，訪問團舉行過21次公開演講及16場座談會，估計接觸上萬名的人士。[27]

第二類係透過文字的宣傳方式，如散發宣傳小冊，或是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廣告。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內收錄有當時訪問團由張兆理、王世明與王曾善三人，分別以英文、阿拉伯文與土耳其文撰寫〈告世界回民書〉的三個版本。三個版本的〈告世界回民書〉內容並不完全一致，不過大致環繞五個主題，包括：對外國穆斯林的歡迎詞、介紹伊斯蘭在中國的歷史、揭露日本侵華真相，以及中國回民英勇抵抗與犧牲等民族主義的論述內容。[28]

訪問團的第一站是參加麥加年度的朝覲活動，遠從上海而來的知名阿訇達浦生也加入訪問團，覲見沙烏地國王伊本•紹德 (Ibn Saud)，傳達日軍在中國從事暴行的訊息，並敦請國王以抵制日貨為手段，聲援中國抗戰。[29] 朝覲結束之後，訪問團分別參訪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印度與土耳其，其中曾經歷了不少風波，但最後於1939年1月25日結束長達一年的旅程，回到臨時首都重慶。[30] 訪問團在埃及開羅期間，曾與正在艾資哈爾大學唸書的28位名回民學生會面。這28名回民學生不久即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組成朝覲團到麥加從事反日宣傳工作。

2　艾資哈爾(Al-Azhar)回民學生朝覲團(1939.1-2)

朝覲是伊斯蘭五大支柱之一，每一位穆斯林若有能力，一生至少要到麥加一次履行宗教義務。不過1939年1月，在艾資哈爾大學唸書的28名回民學生組成的朝覲團除了從事宗教活動外，另外肩負重要的政治任務。[31]回民學生朝覲團的成行與回民菁英孫繩武有關。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與行政院參議的孫繩武收到敵情，在華北的日本情報部門派出5名回民朝覲團(以下簡稱華北回民團)離開上海，前往麥加宣揚日本回教政策。孫繩武原本建議近東訪問團成員再次回到麥加，抵制華北回民團的宣傳工作。但訪問團已在返國途中，來不及參與朝覲活動。孫繩武於是發文給行政院長孔祥熙，建議派遣正在埃及唸書的中國穆斯林學生，監視華北回民團在麥加的行動。兩天後，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回文，表示孔祥熙院長同意在留埃學生中遴選25名，組織「中華民國回教朝覲團」，就近前往參加，以便監視華北回民團的行動。行政院支付五百磅旅費，並請外交部轉電駐埃及領事館協助辦理相關行政手續。[32]

當時在埃及唸書的中國穆斯林學生共28名，比行政院規定的人數多出3人。駐埃及領事館建議外交部准許28名全都參與朝覲活動，其理由係以「朝覲為五功之一視為一身之大事，僅令三人未往不免向隅。」[33] 至於旅費不足部分，則由學生向當時正在開羅開會的沙烏地阿拉伯外交部長費瑟(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請求減少費用，以減省旅費開支。[34]

這28名回民學生於1月24日出發，由龐士謙與馬堅分別擔任正副團長，主要任務為監視5名華北回民團在麥加的一舉一動。[35] 受到愛國主義情緒高漲的影響，28名回民學生認定日本派出的5位華北回民不僅出賣國家利益，更成為伊斯蘭信仰當中最令人厭惡的「偽信者」。既然這5名華北回民被認證為賣國賊與偽信者，回民學生們並不覺得限制5名華北回民的行動及侵害他們的權益有何不妥之處。其中一位學生定中明提交給政府報告當中，稱這5名華北回民代表為「漢奸」，更將這些人帶來的禮物，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之名義，轉贈給沙國國王及其他重要人物。[36] 這5名華北回民團成員在留埃學生們的威脅利誘之下，紛紛表示回國之後，不會再與日本軍方合作。[37] 不過在比對留埃學生的日記與華北回民團團長唐易塵的《麥加巡禮記》內容，發現唐易塵在書中並沒有提及留埃學生們威脅一事。唐易塵反而向留埃學生團長強調，華北回民團到麥加沒有政治使命，他們只是單純舉意從事宗教功課。[38] 28名回民學生不僅監控5名華北回民代表的言論與行動，他們也向國民政府建議在沙烏地阿拉伯設立領事館，以便照顧當地逗留的回民朝覲者與從新疆逃離的維吾爾難民。[39]

3　中國回教南洋近東訪問團 (1939.9-1941.1)

「中國回教南洋近東訪問團」(以下簡稱南洋訪問團) 為中日戰爭期間第三個回民訪問團。該成員共3人，由曾參與近東訪問團的馬天英擔任團長。[40] 南洋訪問團的成行也與孫繩武有關。馬天英老年時回憶：「(近東訪問團)回國後，本人對於向近東穆斯林國家宣傳只得到同情而無實際之成果不甚滿意，於是在1938年又建議去南洋作同樣之宣傳。本人那時年輕敢幹也敢吹，本人告訴孫氏(指孫繩武)，如若政府派我去南洋作同樣之宣傳，我的成績會超過近東訪問團幾倍。孫氏又約我向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將軍建議派本人為團長，馬達五阿衡與吳建勳副之。本人以為此兩次出國訪問所得之結果，全部歸於孫氏。[41]」

南洋訪問團的任務與1937年的近東訪問團類似，向外國穆斯林社群介紹伊斯蘭在中國的歷史、穆斯林對中國的貢獻，以及控訴日軍對中國的暴行，以換取國外的同情。在東南亞18個月的時間中，南洋訪問團一方面拜訪當地馬來穆斯林團體、政治組織、新聞機構、清真寺以及學校。另一方面，南洋訪問團與當地華人社群加強聯繫關係。華人社群則提供醫療物資與金援聲援抗戰。[42]

4　維吾爾訪問團(1939.10-1940.4)

相較於前三個以回民為主體的訪問團，第四個訪問團由國民黨部委派兩位維吾爾人出訪中東與南亞國家。訪問團團長艾沙(Isa Yusuf)有立法委員身份。[43] 另外一位成員馬賦良為國民黨員，他的五官看起來不像是維吾爾人，但仍說流利的維吾爾語，他的祖父輩是在乾隆年間跟隨香妃來到北京定居。[44]

有關維吾爾訪問團的檔案不多，目前僅知他們造訪過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與印度等地。在沙烏地阿拉伯期間，艾沙與馬賦良兩人與28名留埃回民學生一同前往麥加朝覲。停留埃及兩個月的期間，他們曾謁見埃及法魯克國王與內閣總理。[45] 不過，艾沙與馬賦良在埃及曾引發一些爭議，兩人寫信向外交部告狀，指控駐開羅的領事邱祖銘失職與腐敗，然邱祖銘提出辯駁，表示該項指控毫無根據，反指出艾沙與馬賦良兩人在埃及無所事事，到處遊覽娛樂，甚至挑撥華僑與回民學生間的是非。[46]

由於艾沙有國民黨員身份，在旅程當中，定期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朱家驊報告工作進度。值得一提的是，艾沙與馬賦良在沙烏地阿拉伯期間，看到許多維吾爾難民。他們在返回中國之時，曾攜帶19名維吾爾青年一同回國，請求朱家驊秘書長妥善照顧，並提供就學機會。[47]

原文來自：〈中日戰爭與回民國民外交 (1937-1941)〉，《日本の皇民化政策と対日ムスリム協力者の記憶――植民地経験の多声的民族誌》，澤井充生，平成29-31年度科學研究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2020年3月，頁118-136。<https://www.academia.edu/42659970/中日戰爭與回民國民外交_1937-1941_>

註釋

[1] 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進行民族識別工作，將信仰伊斯蘭的群體劃分成10個少數民族。過去稱為回民或是回教徒的穆斯林群體在法定化後，正式定名為回族。然而多數歐美學者並不認同回族概念，而改以「漢語穆斯林」(Sino-Muslim)名詞來作取代。這些名詞雖然不同，但泛指信仰伊斯蘭及以漢語為母語的穆斯林群體。有關這些詞彙的來由與內涵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本研究僅採用1950年之前，屬於這個群體自稱的「回民」、「中國穆斯林」與「回教」等詞彙。

[2] Dru C. Gladney, “The Hui, Islam, and the State: A Sufi Community in China’s North-west Corner,” in Jo-Ann Gross (eds.) Muslim in Central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1.

[3] Yufeng Mao, “A Muslim vis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pilgrimage missions to Mecc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Issue 02, May 2011, pp.373-395.

[4] John Chen專門探討「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的歷史。請參見John Chen, “Just Like Old Friends: The Significance of Southeast Asia to Modern Chinese Islam,”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31, No.3 (2016), pp.685-742.

[5] 鄭月裡分析「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與「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的歷史。請參見鄭月裡，〈理念與實踐：「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的形成與影響〉，收錄在欒景河與張俊義主編，《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958-972。

[6] 宛磊介紹「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與「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的歷史。請參見宛磊，〈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3卷，第13期，2010年，頁55-88。

[7] 馬積廉，《到麥加去：民國時期到中東去的旅行記述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8] 平山光將分別簡要探討「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與兩位維吾爾代表團的歷史。請參見平山光將，〈延續與斷裂---現代中國回民知識份子的國民外交〉，《民族學界》，第34期，2014年，頁105-132。

[9] 松本ますみ，《近現代中国の国民統合原理と中国イスラーム改革派の政治的諸関係についての歴史学的研究》，東京：平成11年~平成14年度 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學研究費補助基盤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2003年。

[10]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國史館與國民黨黨史館。

[11] 如《月華》、《清真鐸報》、《回民言論》、《突崛》、《中國回民救國協會通告》、《中國回教協會會刊》等回民刊物。

[12] 有關日本的回教工作研究請參閱：Masumi Matsumoto, “Hui Muslims’ Attention to Palestinian/Middle Eastern Problems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38-1945): An Analysis of the Descriptions from Huijao Zhoubao,” in Ma Haiyun, Chai Shaojin and Ngeow Chow Bing (eds.)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Muslim World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2016), pp.139-145; Atsuko Shimbo, “Muslims in Japan and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紀要，第26號，2016年3月，頁 85-93；澤井充生編著，《日本の回教工作とムスリム・コミュニティの 歴史人類学的研究》，平成25～27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2016年；王柯，〈宗教共同體的邊界與民族國家的疆界：「回教工作」與侵略戰爭〉，《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94-205；王柯，〈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154期（2016年4 月號），頁61-78。

[13] 王柯，〈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頁70。

[14] 羽田正（著）、劉麗嬌與朱莉麗（譯），《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46-148。

[15] 王柯，〈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頁68-69。

[16] 王柯，〈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頁69。

[17] 有關回協成立經過請參見，孫繩武，〈中國回教協會之過去與最近一年之工作〉，收入《回教論叢》，台北：中國文化研究社，1963。頁4-5；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版，1989年，頁573。李廷弼，〈籌組中國回教協會紀略〉，《中國回教》，184期，1984年，頁30-32。

[18] 除了「興教救國」一詞，當時也有引用「興教建國」一詞。

[19] 如行政院、外交部、埃及、土耳其、印度、新加坡領事館、蒙藏委員會等協助回民外交工作。

[20] 〈白崇禧呈蔣中正處理回教團體經過情形及今後應辦事項文電日報表〉，《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館藏號：002-080200-00503-211，國史館，1938年。

[21] 這些回民菁英包含知名阿訇（達浦生、王靜齋、哈德成、馬松亭、虎嵩山等）、知識份子（白壽彞、馬宗融、王孟揚、李廷弼等）、黨政人員（孫繩武、唐柯三、時子周、王曾善、馬天英、薛文波等）、西北青海與寧夏的統治者（馬步芳與馬鴻逵）以及宗教青年學子（馬堅、納忠、王世明、海維諒等）。

[22] 「回教文化運動」一詞來自1937年顧頡剛主編的《禹貢》當中的一篇文章〈回教的文化運動〉。馬景考證該文最初由回民身份的白壽彞草擬，經顧頡剛修飾，最後以顧頡剛的名義發表。請參見馬景，〈民國穆斯林知識階層的文化自覺〉，《寧夏社會科學》，第4期，總185期，2014年，頁86。

[23]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國防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1939年5月，館藏號：會5.2/241。

[24] 台灣國史館收藏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藏有五位團員的個人資料。

[25] 如王曾善與張兆理是表兄弟關係。王世明父親與王曾善父親是世交。

[26]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國防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1939年5月，館藏號：會5.2/241.

[27]〈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國防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1939年5月，館藏號：會5.2/241.

[28]〈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國防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1939年5月，館藏號：會5.2/241.

[29] 達浦生，〈出國宣傳經過 在回民救國協會歡迎會上演講〉，《回民言論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9年1月，頁26-29。

[30] 如團員生重病、訪問團進入土耳其受阻礙。〈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國防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1939年5月，館藏號：會5.2/241.

[31] 28名學生名單為：張有成、馬堅、納忠、林仲明、林興華、納訓、馬俊武、定中明、馬有連、胡恩鈞、林興智、海維諒、龐士謙、馬繼高、熊振宗、王世清、李鴻青、丁在欽、劉麟瑞、楊有漪、高福爾、杜壽芝、張懷德、馬宏毅、金茂荃、馬維芝、張文達、范好古。名單收錄自〈回教朝聖團〉，《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民國28年，館藏號：11-WAA-00049。

[32] 〈回教朝聖團〉，《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民國28年，館藏號：11-WAA-00049。

[33] 〈回教朝聖團〉，《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民國28年，館藏號：11-WAA-00049。

[34] 〈回教朝聖團〉，《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民國28年，館藏號：11-WAA-00049。

[35] 5名華北回民團人員分別為唐易塵、劉仲泉、張英、蘇瑞祥與馬良璞。〈回教朝聖團〉，《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藏，民國28年，館藏號：11-WAA-00049。

[36] 〈回教朝聖團〉，《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藏，民國28年，館藏號：11-WAA-00049。

[37] 天僕，〈朝覲日記〉，《月華》，第11卷，第10-15期合刊(1939年5月)，頁22。

[38] 馬積廉，《到麥加去：民國時期到中東去的旅行記述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唐易塵，《麥加巡禮記》，北京：震宗報社，1939年，頁134。

[39] 〈遴選留埃青年組織中華民國回教朝覲團及加派回教醫學專家赴吉達參加醫學會議案〉，《行政院》，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14-010602-0055，1939年。

[40] 另外兩位團員為吳建勳與馬達五。

[41] 馬天英，<孫燕翼氏與我>，《伊斯蘭之光》，第74期，吉隆坡：1975年8月，第2版。轉引自宛磊，〈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3卷，第13期，2010年，頁63；<回教>，《朱家驊檔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號：301-01-15-017，1939年。

[42] John Chen, “‘Just Like Old Friends’: The Significance of Southeast Asia to Modern Chinese Islam,”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31, No.3 (2016), pp.685-742；“Medicine and Muslim Modernity in China,” Ottoman History Podcast, 2 July, 2018, <http://www.ottomanhistorypodcast.com/2018/07/muslim-medicine-modern-china.html> (2019年1月9日檢索)

[43] 〈艾沙〉，《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數位典藏號：129000024070A。

[44] 〈馬賦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數位典藏號：1290000165559A。

[45] 〈中國留埃學生開會歡迎艾馬二君〉，《月華》，第11卷，第10-15期合刊(1939年5月)，頁28。

[46]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 《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檔號：112.21/0004。

[47] 〈新疆人事：艾沙卷〉， 《朱家驊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館藏號：301-01-1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