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疫情封控的门缝里挤回中国 只为了家中的生死离别

收到表姐發來姥爺走了的消息時，王瑤第一個反應是迅速地從微信界面退了出去。她開始茫然地刷起手機，本能地抗拒接收這個訊息，1分多鐘之後，她開始感到不知所措。

「我實在受不了了，我想我媽可能不想讓我知道這個事情，但是我還是馬上她打了一個電話，我問媽媽姥爺現在怎麼樣了，她一開始也以為我不知道，她問怎麼了寶貝，你還好吧⋯⋯」在王瑤一步步問姥爺的情況之後，母親突然一下就崩潰了。

那天是1月12日的凌晨，距離王瑤從老家海南回到荷蘭還不到一週。去年底，她從阿姆斯特丹趕回了闊別幾年的中國內地，因為在三亞的姥爺中了新冠進了ICU。

去年11月開始，中國漸漸取消大規模核酸檢測、隔離和封控等動態清零措施，並於12月7日取消了大部分剩餘的防疫措施後，各地新冠病例激增，在毫無準備之下，不少高危群體特別是老年人都在感染新冠後引發基礎病而去世。

隨著中國12月26日宣布2023年1月8日取消集中隔離，重開邊境之後，這一批因感染而去世的人們彷彿成為了疫情三年「最後的代價」。而對於三年來因為疫情及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而未能回家的海外華人而言，彷彿是終點之前未能渡過的劫，他們的感受更難以言喻。

王瑤的老家在海南，後來在北京長大，高中畢業後來到香港讀大學，2021年又去了阿姆斯特丹讀書。她趁著去年聖誕假期回了一次香港，卻在此時聽說姥姥姥爺全都陽了。兩位老人平時和她的母親一起住在北京，每年冬天都會去三亞過冬，沒想到並不怎麼出門的兩人雙雙在三亞中了新冠。王瑤向母親了解情況，母親說正和幾個姐妹都準備趕到海口，「我當時還有點擔心，但我媽說目前情況就還好，他們兩個還能做飯，起來走路什麼的，我就想可能沒什麼大事兒。」但沒過兩日，母親突然打電話問她，能不能買到Paxlovid特效藥，85歲的姥爺還是因為血氧過低入了院。

「我根本沒想過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趕緊查了才知道，就算我找到，再帶過去也趕不上那個五天的時效了（特效藥需發病前五天使用最有效）。」那時中國還沒有開放邊境，海外回國的政策仍是5+3的隔離。已經買好機票準備29日回阿姆斯特丹的王瑤和母親說，自己想直接飛去海南找他們，下學期的課就先不上了，但母親沒有同意，堅持讓她回荷蘭完成學業。

然而就在王瑤照計劃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當日，她一下飛機就打電話給母親想問姥爺的情況，母親已經在電話那邊哭了起來。「我就知道這個情況一定是特別不好了，然後我馬上我就訂了一張第二天早上的機票。」那時候的王瑤並不確定自己具體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闖過各種關卡回到家，也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見到姥爺的最後一面。

我想給自己P一個綠碼，犯不犯法我已經不在乎了

從阿姆斯特丹到海南並無直達航班，需要在一個大城市轉機。當時中國各地對入境隔離已經有各自不同的管理情況，在小紅書上查閱了很多攻略之後，王瑤退了傳說中管理嚴格的廣州機票，重新購買了一張飛往北京的。當她從阿姆斯特丹飛到法蘭克福等待轉機時，才發現因為飛往北京，需要一個綠碼。「我之前是完全不清楚這些，也因為太久不用國內的社交媒體了，有點脫節了。」

當時距離登機還有兩個小時，王瑤開始填表格遞交陰性報告申請綠碼，她本來以為這是一個系統識別後自動生成的綠碼，卻沒想到背後需要遞交給荷蘭大使館人工審批。王瑤開始坐立不安地經歷漫長的等待，一直等到起飛前40分鐘，機場的一位使館工作人員讓她給荷蘭大使館打電話，「那個女士也屬於在使館機關工作的行政人員，我就開始不停地打電話，要麽就是一直不接要麼就是不停地掛我的電話。我就很著急地去跟她說這個電話打不通，她只是很冷淡地說，打不通你就繼續打，我也沒有辦法。」

王瑤當時想的是，不管怎麼樣，今天一定要上那個飛機，「當時我特別著急，因為我覺得就是去見我姥爺臨終最後一面了，一直打到起飛前10分鐘，我開始想通過一些手段，自己P一個綠碼，這是一個人命的問題，犯不犯法我已經不在乎了。另一方面，我也想要他們重視一下這個事情，我開始哭，開始一直求他們，求很多很多人，跟他們說家裡現在有人病危，能不能幫我催一下。」

王瑤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一直飛機起飛前5分鐘，「在使館工作的那個女士就給荷蘭大使館那邊的負責人發了一個微信，那邊就給我通過了。」如今在電話裡敘述這些的時候，王瑤的話音裡透出一種蒼涼的無奈和自嘲。

就這樣過了闖過第一關，王瑤在飛機上「也不知道自己跨的是哪個時區的年」，過了元旦，然後抵達了北京。根據小紅書上的攻略，在北京運氣好的話可以簽一個「責任自負」的文件，不用去隔離。在拿行李的時候，她遇到了一個生活在德國，也從法蘭克福飛來的華人，告訴她這個飛機的大家有一個群組，一起商量爭取不要隔離。

由於在機場就被催促著排隊上大巴，他們只好先跟著大部隊行動。「整個途中基本花了4個小時，我們被拉到順義的一個酒店，非常偏遠的一個地方，看酒店外面的那個情況就像是很久沒人住過了。他們也不告訴我們是什麼程序，一車車的放人，我們就一直在車上等著。後來有一個大姐說她實在憋不住了要上廁所，非常強硬地讓司機把門打開，然後我們一群人就趁機衝下了車，我就去把車上放行李的那個門拉開，我和另外兩個大哥，拉著行李就開始朝酒店的大門口跑。有個人就出來攔我們，我們就說家人病危了，非常堅決地說我們必須得走，然後他們也沒有一些過多的肢體行動來攔我們了。」

就這樣拉著行李在北京郊區一路狂奔，一方面打不到車，另一方面又怕有防疫人員追上來，最後他們在路邊找到了一些貨拉拉（從事搬運、貨運的服務車輛），3人打了一輛貨拉拉又回到了北京機場。在車上互相交流之後她得知，大家都是有家人病危，一位大哥需要再轉機飛上海看他的母親，另一位大哥的母親也中了新冠，因為腎衰竭無法使用特效藥，正在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經歷了艱難的回國歷程，王瑤終於上了飛往三亞的飛機，一路輾轉見到了家人，那時姥爺還處於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但其實我去的時候也沒能見到我姥爺，他在隔離病房渾身插著管，打著鎮定劑，因為不讓病人亂動拔管，手也給綁上，處於一個很痛苦的一種狀態，也不好讓家人進去探視，醫生就幫我跟姥爺打了一個視頻，其實那個時候姥爺沒有意識，但我想他應該知道我來過了。」

那幾日，因為姥姥在家陽過剛剛轉陰，王瑤和母親也擔心因為經常出入醫院容易感染病毒，也不敢再接觸老人，於是在醫院旁租了一個酒店，王瑤實際還是相當於和家人一起隔離。由於1月9日就要開學，儘管王瑤再次表達了想留下來的意願，這學期的課之後再補，但再次被所有的親人堅決反對。「其實當時聽到姥爺去世的消息之後我也很想再回去，很想和他們待在一起，但是我姥姥也是堅決反對我回去。」王瑤再次無奈地感嘆，她也知道自己這次一折騰，為了「所謂的」見姥爺最後一面，花了家裡將近三萬塊錢。

王瑤從小和姥姥、姥爺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8歲成年，他們的關係很親，「這件事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什麼實感，好像因為不是我當下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不過也因為是這樣，我才能去寬慰我的家人。」在王瑤的想像裡，姥爺最後非常痛苦，也非常的孤獨地在ICU離開，家人也都沒辦法在身邊。儘管醫生說最後姥爺走得比較安詳，因為一直打了安定，也沒有太多痛苦，但是母親在告別的時候想摸一下老人的臉，然後發現姥爺的嘴角在流血。她理解，那或許是搶救過程中肋骨給按斷了，導致的臟器出血，「所以整個過程中，老人還是遭了很多很多罪的」。

在得知姥爺死訊的那個凌晨，王瑤一直到4點多才睡，她原本約了牙醫當日早上8點去拔牙，她當即心想起不來就算了，但就在約定的時間內，她自然地醒了過來。於是她對自己說：我仍要照常過我的生活。拔完了那顆牙，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收了起來。

离家三年的一餐团年饭 却是在奶奶的灵堂里

和王瑤有著相似經歷的是在香港工作的小鹿，去年12月28日，她在廣西南寧的奶奶得了新冠後被送進了醫院，一天後就進了ICU。當時香港回內地仍需要在深圳抽健康驛站，小鹿急急忙忙找人一起幫忙抽健康驛站的名額，和她在香港的堂妹一起回南寧。雖然抽到了30日的驛站名額，然而就在這一天的凌晨，收到的奶奶已經走了的消息。奶奶已經94歲了，病情惡化的特別快，從入院到離世只有一天半的時間。

「那個時候抽到驛站那天晚上，我媽打電話讓我們跟奶奶視頻，就是說看看奶奶叫一叫她，讓她再撐一下就等我們回去 。」視頻裡的奶奶帶著吸氧面罩，小鹿能聽到她很大聲的呼吸，「你就知道她的肺已經開始衰竭了，其實之前奶奶都一直不想讓我們回去，她還分別發微信給我和我妹，說不要回來太麻煩了，因為她也知道當時還沒有放開。我們就口頭答應她說，『好好我們不回去，你好好在醫院待著』，但其實已經在著手準備回去了。」可惜天意弄人，直到凌晨3點，奶奶還是走了。

家依舊要回，關依舊要闖。小鹿也搜尋了大量相關的攻略，不少攻略寫到，在入關時如果健康申報表的目的地填寫深圳龍崗，很多情况下是不用隔离了，「就比如說大巴拉到那個驛站就是那個隔離酒店，很多有些情況就是把你的證件還給你，然後你當天就可以走了。」

當時的政策特別混亂，但是她們那一車的運氣比較衰，拉到龍崗之後仍然被要求隔離，遭到了整車人的抗議，「我们就说别的龙岗都不用隔离啊，他就说反正现在的政策还是『5+3 』，就算不用5加3 你们也要至少隔个一天两天之类的，」小鹿覺得非常離譜和亂來，「當時在驛站門口，我們就死也不肯進去，跟工作人員磨了大概兩個半小時。」

和王瑤的遭遇一樣，在這個官方已經宣布即將開關而實質又未開關的「真空期」，沒有緊急情況的人根本不會挑這個時間點回來。小鹿同車的人中有三四個家庭都是有家人病重或奔喪的，「當時我們就給他出示病危通知書，而且他就说那就先给我们这些要奔丧的家庭先走。」小鹿被要求填寫一個承諾書，承諾自己不會在深圳停留，馬上搭高鐵離開。

據小鹿所知，這一車的人後來加了個群，在抗爭後都陸陸續續地得以離開了。再後來小紅書上也有人寫，如果到了龍崗還讓你隔離，就和他們吵，最後就能爭取到不用隔離，「很多人都用這個方法，後來一兩天後也說這個方法行不通了。」

小鹿的奶奶一個人住，另外有一個住家保姆，平時除了買菜也很少出門，被發現感染的第一天，老人只是有一點輕微的咳嗽，並沒有發熱，大家都覺得應該沒有什麼事，到了第二日，老人的狀態明顯變差了，只好叫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

奶奶在醫院吸完氧明顯精神好了很多，大家都覺得可能沒有大礙了，「當時醫院也沒有說要照個CT，那段時間南寧的醫院也人手不足，有經驗的醫生可能都陽了，醫院裡都是年輕的醫生，沒有什麼經驗。只有我爸堅持要照CT，照了CT就發現，我奶奶已經白肺了。」

「當時整個南寧都沒有輝瑞的特效藥，只有一個國產的阿兹夫定，那個都非常難弄到，我奶奶還是吃了，但是都沒有用。其實已經白肺了，我奶奶又這麼大年紀，又有基礎病，吃這些已經沒有用了。」

過完奶奶的頭七，小鹿第二天就回到了香港，直到小除夕的時候再回了家。因為還沒有過七七四十九天，小鹿一家還是決定按往年和奶奶一起吃飯的習慣，一起在奶奶家過年。在奶奶的靈堂裡，對於疫情以來一直無法回家的小鹿來說，卻也是這三年來終於尋回的一餐年夜飯，是無線趨近卻再也無法圓滿的一個年。

3年沒回家，小鹿和妹妹原本計劃的是今年一開關就回家過年，只不過沒有料到因為突然開放，關還沒開，奶奶卻突然走得那麼急。最後也沒能見到奶奶一面，小鹿無法否認這遺憾，卻也是無計可施的無可奈何。「我妹妹是奶奶帶大的，她的打擊比我更大，她有時候就會說如果當初怎麼樣怎麼樣就會好一點，我就跟她講說，這個世上沒有如果這回事，沒有人是活在如果的，你現在總是活在懊悔，是沒有益處的。」

被炒上天的特效藥：「普通人根本不會想到的東西吧」

在那一波中國新冠高峰期中，輝瑞Paxlovid特效藥成了一個如同救命仙丹一般的存在。去年12月中旬的時候，Paxlovid以自費藥的形式有限進入中國市場，但距離普通老闆姓來說，這個救命藥仍然十分遙遠，在網絡上，Paxlovid的黑市價少則一兩萬，最緊俏時高達5萬人民幣，並且只在北京等幾個少數大城市有貨源。

根據官方發布的新聞，1月初Paxlovid已在上海、北京等社區醫院獲分發，可以經醫生開處方拿藥，但家人在上海的蘇西直言，「說是說社區可以開特效藥，但實際上操作起來並不是那麼一回事，開藥條件非常嚴格，比如有一個條件是要求患者親自去到現場，當著醫生的面吃藥。」蘇西的外婆住在4樓，沒有電梯的上海老式公寓，本身已經好幾年沒有出門，而當時上海已經很難叫到救護車，「反正種種條件，我外婆根本滿足不了。」

蘇西居住在德國，1月4日，她收到母親的留言：外婆得了新冠走了。在此之前她沒有得知任何零星的消息，一切發生的很快，外婆沒有去到醫院，就在家裡過了身，「或許他們覺得告訴我也沒有任何意義」。

蘇西的外婆快95歲了，並且已經患有阿茲海默症十多年，她的離世本來不該令她意外。但是，死亡還是和蘇西想象中的太不一樣了。「我以為會有消息說她身體虛弱，我會訂一張回上海的機票，然後如果我幸運的話我會見她最後一面和她道別，就算見不到，我也會幫忙處理葬禮的事。」結果現實更糟，根據上海的規定，無法舉行葬禮，火化都困難，「屍體放在家裡等火葬場的人來接，等了三四天」。

在蘇西看來，特效藥這個東西當時在中國屬於普通人根本不會想到的東西，「能夠想到，基本上也是覺得自己可以出很多錢，或者覺得自己可以動用很多社會關係。」

蘇西最後一次見到外婆已經是2019年的春天，儘管外婆的記憶早已停留在蘇西的大學階段，外婆去世的當天，蘇西在自己的blog上回憶了自己所知道的外婆的一生，「我無能為力，只能把她記住。」

這是一個階級遊戲：我的倖存讓我覺得我是有罪的

當然，確實有人費盡心機通過地下渠道買到了Paxlovid特效藥，林悅的家庭就是為數不多的「幸運兒」，她94歲高齡的爺爺在陽了之後及時服用了Paxlovid，在醫院裡逃過了一劫。只是她自己並不覺得這是一種運氣，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有罪的倖存者」。

早在去年11月的時候，在澳洲的林悅看到石家莊作為內地「試點」放開的城市，已經隱約預感到會有一些變化發生。她提醒在成都的父母，或許應該買一些退燒藥備著，但是由於當時國內買感冒退燒藥等都需要登記身份信息，還容易引來社區防疫的關注，因為種種不方便，家人對買藥顯得非常抗拒。

直到12月初，隨著被林悅稱為「防疫標兵」的大姑率先中了，父母兩人也前後中了。就在他們在家隔離養病的時候，醫院打來電話通知，早些時候因心臟衰弱已經入院封閉管理的老爺子，在日常核酸檢測中測出來陽性。

「那個軍區醫院本身非常不人性化，連醫生和醫護都是輪班制，一周只能回一天家，所有的住院病人不能離開病房，每天把餐車推到病房門口發飯，每個人一天24小時就關在病房裡面，我就沒想到這樣的一個管理，他還是中了。我後來覺得我當時太天真了。」

在醫生口中，老人並沒有額外的病症，也沒有發燒，「我覺得老人可能就是本身白細胞已經不太工作了，免疫系統對病毒入侵沒有任何應激反應。那個醫生直接說，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只能打抗生素，你們家屬如果有辦法，最好趕緊找到輝瑞口服藥。」在醫院直接把壓力給到家屬身上之後，林悅一家人開始慌忙行動了起來，最後家人通過人脈，當即飛到北京，花了將近兩萬買到了Paxlovid，帶回了成都。

家人幸運度過這一劫並沒有讓林悅趕到慶幸，「其實我心裡非常的五味雜陳，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階級遊戲。錢、醫藥、人脈都是一種資源，在這個社會裡，你有資源就能拿到一盒救命藥，好像所有的人的生命就是不平等的，好像人命分貴賤。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受的一件事情。我不能說這是一種運氣，我覺得這就是一種特權。因為這種特權，你免於了一些別人隨機會承受的苦難，僥倖逃脫了出來。」

無數叩問打在她的心上，她不停地問，憑什麼自己值得，別人就不值得？「過去疫情這三年我無時無刻都有著這樣的感受，我覺得就是那句話——大巴車翻車的是我，火災被困的是我。如果這些不是我，那麼接下來就是我……我的倖存讓我覺得自己是有罪的。」林悅在電話裡顯得激動而又痛苦。

林悅最後一次回國已經是2018年，聽到爺爺陽了的消息，她也產生了趕回去的念頭，「當時我就覺得，也不知道到哪裡去搞這個特效藥，本來又有基礎病，可能我爺爺熬不過去了，得趕緊買最近的機票，看看能不能有機會見到。但我爸就覺得我特別莽撞，特別幼稚，因為當時一還沒開放，你從境外回來還得隔離，二是人家醫院封閉管理，也見不到，實質上除了能緩解一些你情感上的焦慮，你回來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幫助，他就覺得很沒有必要。」

林悅後來覺得父親說的是對的，自己主要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我是一個心態比較不好的人，這幾年我缺少了很多和原生家庭在一起的日子，我就覺得我的人生錯過了一些東西，這個東西本來不應該被剝奪的，就是這種在物理上建立親情的可能性，現在被強行剝奪了，我覺得我被生生剝離了一個生而為人的權利⋯⋯但是我又完全沒有任何辦法，當時就覺得特別生氣，特別遺憾又無計可施，我就像是特別情緒化地想要去反抗它⋯⋯你說是恨也可以，更多是遺憾吧，因為我的恨太輕如鴻毛了。」

林悅覺得，這是這三年來在海外的華人共同經歷的情感煎熬，但父親告訴她，不用有遺憾，「『你選擇每一條路都會有遺憾，你出國覺得失去了和家庭緊密的聯繫，但如果你沒有出國，被關在這裡三年，你又錯過了外面更大的世界，那也是一種人生的遺憾』，他的話也說服了我。」林悅反覆想著這幾年遠遠望著的國內新聞，以及發生在自己家庭的這次經歷，她認為自己首先要體認到自己在享受一個特權，第二是她承認這種特權是不正確的，所以她決定選擇到一個相對社會更願意提供平等環境的地方再重新開始人生 。

「如果我有下一代，我希望他生活在一個有同理心的社會，對弱勢群體有關照的社會， 就是不要覺得這種privilege就是一種優越感，是有罪的。」

2023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2022年11月以來，我們圍繞「保健康、防重症」，不斷優化調整防控措施，較短時間實現了疫情防控平穩轉段，2億多人得到診治，近80萬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王瑤、小鹿、蘇西、林悅皆為化名）

刊於歪腦：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return-to-China-COVID-farewells-0223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