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尋索我的仇人一樣認識陸生

本文原刊於 2015 年，記錄「貌似實驗室」陸生專訪計畫的個人心得。那年我是輔大社會學系二年級生，發起計畫和朋友一起跨校尋找陸生，一個個訪談，認識他們在台灣四年來的感受與轉變。

雖然貌似實驗室目前沒有繼續活動，但所有陸生訪談文章都保留在網站上。流量並不多，但我們希望，至少日後有人搜尋「陸生」，而剛好讀到這些文章時，對他們有多一點點的理解。

昨天下午採訪完文化大學的陸生，晚上我跟採訪團隊的夥伴約了兩位陸生朋友吃飯，一個是首屆（2011年）來臺就讀輔仁大學的學位陸生，一個是這學期來淡江大學交換的研究所陸生，飯桌上大家聊起家鄉菜的味道，也向我問起怎麼定義有代表性的「臺灣菜」，當時我楞了一下，說地方上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像很難用「臺灣」直接概括呢！

晚飯後大家很隨意地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一起喝酒，從臺灣社會的本土化運動、臺獨論述聊到怎麼界定愛國主義，臺灣年輕人的國家認同是什麼？又聊到轉型正義的歷史在兩岸各自怎麼討論，甚至討論到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怎麼評論執政黨與在野黨各自對中國的表態。

還記得聊到「九二共識」時，五個人同時搶著插話為此發言，或反駁，或補充，頓時我發現，「九二共識」這個原先看似空洞、含混不清的政治修辭，在這段辯論交鋒間竟被賦予了有別於官方、國族的意義。那樣的意義我一時也說不清楚具體是什麼，但突然莫名感動起來，我想或許是因為在網路上一片充斥著「逢中必反」、貼上「支那」或「強國人」標籤的輿論中，能夠心平氣和坐下來討論「中國」已經愈來愈難得。

這個問題其實也放在我心裡好一段時間了──我們如何讓臺灣與中國年輕人以開放而寬容的心態，重新審視彼此的立場或歷史視野，進而更深入地動搖、挖掘因為既存偏見而僵化的議題討論方式。

今年二月份，比平時更緩慢地閱讀《無岸的旅途》這本書，作者李志德以多年來第一線採訪兩岸新聞的經驗，從人物到事件的紀實報導，將個人身在社會其中的質疑、反省與大環境緊密地連結起來。讀來不禁讓人感慨兩岸報導向來在臺灣的刻板印象，使大眾逐漸失去了進一步理解的意願，似乎已經習慣把「兩岸」當成「大人物搞黑箱的把戲」，其中難以親近的專業知識，更讓人困惑與自己的關聯性何在。

這不禁使我想起昨晚我和陸生朋友聊到兩岸到底會不會真的打起來，當時我半開玩笑向他說，你們都說要把臺灣當自家人，還捨得打嗎？但我們後來都認同「戰爭」並不只是一時興起、衝動而來的悲劇，還記得去年三一八佔領立院的那天嗎？儘管很多人說30秒是導火線，但仇恨中國的情緒可不是短時間促成的啊！《無岸的旅途》出版之際，正好趕上三一八運動的反省論述，回顧自2008年陳雲林來台對人權的嚴重侵犯，激起後來的野草莓運動，延續至2012年「反媒體壟斷」抗議旺旺併購中時中天案，拒絕中資侵入以防止媒體財團化的問題。

「這樣說來，三一八運動儼然是兩岸戰爭下的一個縮影啊！」我感慨著，倘若我們以為「戰爭」應該還離我們很遙遠，恐怕是遺忘了每一個衝突之間實際上如何扣連起來。李志德在《無岸的旅途》書寫結構上透過 〈兩岸？〉、〈無岸？〉與 〈彼岸？〉 各自事件脈絡出發的反省過程，更深刻地把三一八運動重新定位，我們因此有必要追究這幾年來的「為何而反」，讓台灣人當前的處境不再僅僅框限於對中國的反擊，而相對清晰可見的是回應現實的能力，關於「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我們應該要捍衛什麼，並在各自疲乏無力的政治表態中仍然保持批判性的觀看距離。

然而，促使我持續反省三一八的並不只是關於「我身為臺灣人」這件事，我其實也關心我的陸生朋友怎麼看待自己身在其中的角色。這便成為自三月以來我採訪首屆陸生列入必問的問題之一，他們之中有的抱著好奇心，偶爾到立法院現場看看 ; 有的因為難以苟同仇中的情緒，只去看了一兩次便不想繼續關注了 ; 有的雖然讓自己處於觀望的位置，也願意去理解臺灣學生的訴求，但經過一番思考後還是不願到現場看看。

為什麼我會對這群首屆陸生的答案感興趣呢？他們自2011年來臺就讀大學，今年剛好要畢業了，在這四年中，他們從起初對台灣社會的憧憬、想像，逐漸去指認衝擊背後的動力，可能曾經迷惘過自己在臺灣的定位，也深刻體會到在臺灣教育體制下「身為陸生」所遭遇的種種限制──三限六不（註）、無法納保，不少陸生因為無法納入健保的問題，忍著生病不敢去看醫生，或是因為煩惱三限六不中不能實習的限制讓這四年的履歷留白，也無法留臺工作，只得繼續念研究所尋找出路。

然而，如同《無岸的旅途》這本書的副標「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當前臺灣大眾對於陸生的認識，透過主流媒體報導的構框，已經讓陸生被僵化為政治鬥爭下的產物，不是三限六不就是健保問題，除此之外，對很多人來說，反正是「中國」就不該予以討論空間，硬是要在一個被激化的「敵對」關係下評價，無論什麼互動方式都會被說成是「衝擊」、「壓迫」。或是不自覺地對中國帶有貶抑的人身攻擊、歧視性的謾罵，以前曾經很不解為什麼可以對著黑影胡亂開槍就覺得這是正義了？為什麼可以在不認識對方背景的情況下不假思索地貼標籤？

因此很多陸生到了後來拒絕接受媒體採訪，怕被曲解、斷章取義，又要遭來圍勦，或是要求記者匿名。

我想做的採訪不僅基於對我的陸生朋友的信任，更是因為我相信這批首屆陸生是積極參與臺灣社會的行動者，通過他們對臺灣社會的觀察、反省自身背景如何與在地人互動的微妙關係，我看見了另一種思考臺灣處境的方式。因此，我想藉著記錄這些陸生他們的生命故事，他們如何在大學這黃金階段思索自我在大環境的位置──或是我曾以「陌生人」比喻在台陸生於兩岸關係的尷尬角色。向臺灣的讀者揭露現實的艱難，我們將如何與這群說著類似語言，有著熟悉面孔的人們和平共處。

約在二月下旬，我很快地找到了其他夥伴組成採訪團隊，成員大部分是在學生，或是剛畢業兩年內，可以說是最接近教育現場的一群人，既要在其中體會結構性限制，又得站上一個參與觀察的位置反省自我與受訪者的微妙關係。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將這個採訪計畫定位在持續實踐、推動實驗性對話的議題平台，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則是對話的起點，並命名為《貌似實驗室》。

Logo 的設計源自於曾經問一位陸生「你會覺得首屆陸生就像白老鼠嗎？」，她回答「不，我們是死老鼠。」於是把老鼠的形象放進錐形瓶，檢討框架，也看見這隻「貌似」對臺灣社會帶來的改變。

前幾天我訪問到《陸生元年》的作者之一黃重豪，他告訴我說「你們幫我完成了我想做的事情」，因為他特別想知道當初在《陸生元年》點出的問題，後來究竟改善了沒有？

我們檢討關於陸生報導的取向是否有被「三限六不」綁架的嫌疑。關於怎麼討論「陸生」的方式，若是看報導才回應的人，恐怕習慣採取對「受污名者」的憐憫態度，導致陸生總是被劃定為一「特殊群體」，而更加有別於於外籍生或僑生之外。然而，這會造成一種對現實的蒙蔽——我們既看不見陸生在台的社經位置，更看不見實際上有哪些有錢有權的人在這些身份權益議題幕後主導話語。

因此除了我關心的首屆陸生無法考照、無法留台就業的問題，會怎麼影響臺灣的人才培育，在「陸生給臺灣社會帶來的質變」這方面來看，黃重豪當時建議我或許可以向陸生更進一步追問的是，「你看到台灣不好的一面，你覺得能夠怎麼改變？給教育體制或政策上的建議？」

自三月中採訪至今，已累積了接近二十位受訪者，也陸續生出了幾篇專訪文章。昨晚和我的陸生朋友聊完各自回家後，回想這一切，採訪工作對我而言的意義，我覺得自己像是尋索我的仇人一樣認識陸生。重點並不在於指認出「他們是我的仇人」，而是「尋索仇人之於我的關係」，在尋索、偶爾跌跌撞撞的過程中，我因而認清了自己理解不足的部份，以學習者的姿態理解偏見，也得以更謙卑而謹慎的態度審視關於「中國」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