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由豫章书院的事，谈谈自己作为网瘾学院的亲历者的事。

我是一个进过网瘾学校的，对于这种东西，我自然没有多大的好感。可我对此由其感到悲哀——因为深知其存在的必然与合理，因而我不由得愈发的感到悲哀。

从网瘾学院的性质开始说起吧——

网瘾学院是盈利性的组织，他们并不是几个人没事想着来拯救社会现象的“救世主”，而是一个想要收获利益，并在收获利益的中途顺带为父母们解决自己孩子的问题，好让自己的名声走出去，生意能够做的更大的“商人”。

这点是不难看出的。

单以我去过的网瘾学院而言，一名学生入学后必须在学院内“留满”半年，期间一切私自行动不被允许，半年之内需一切遵从教官与班长的组织，否则棍棒伺候。教育的理念，采用的是军队式的军事化管理，每日清晨起床，跑步。上午站军姿、练队列，中午食用午餐后休息，下午继续训练，4点左右开始体能训练，时间为两个小时，深蹲、俯卧撑等，皆以百为组计。一旦出现风气涣散、训练成果不顺等情况，可能会出现加练。如围绕着四百米大圈跑上一天，不得中途休息，这便是加练的一种。并且加练不止一天，何时结束由教官说的算。我记得影响最深的一次，大约是为其一周大整顿。

所谓宣传中的文化教育课程，倒也是少的可怜。印象唯一一个深刻的文化教育，大概就是在每日锻炼至6点后不得休息，要背诵弟子规，唯有整本弟子规背诵出来的人才能提前睡觉。笔者有幸，第二日便将全篇弟子规背完了。而一道的友人，也有只花了三天或四天全篇背诵的。 军训所有的，这里都有——只不过这里比军训更为严格且长久，且一旦违反规定，灰色的制度却也是许可棍棒伺候。紧急集合自然也是有的，分三长一短和三短一长。我们最为害怕的就是紧急集合，因为这常见于熟睡的夜晚，而且一旦出现，往往不止集合那么简单——这是夜间加练的前兆。

网瘾学院的半年学费，约四万六千元，需家长一次付清。而缴纳这四万六千元钱后，家长便因军事化教育与这孩子在半年的时间内只得见面数次，且见面时间需由双方商定，多不超过一日，若时间已到却未能回来，便按逃跑处理——教官自然是要追捕这位逃跑的学生，再将其带回去“教育”。换句话而言——孩子半年的监护权，这一被交于父母手上的神圣权利，由父母倒贴四万六千元再将其交给一个与之毫不相关、从不相识的组织。这是极为恐怖的。

为何称其为恐怖？因为每当一个家长如此做了之后，就代表他们已不再信任孩子了。他们对孩子的信任，需要通过这样一个组织，才能重补这份信任。 然后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丧失了这份信任？这个可能与网瘾学院的学生组成有关——这些人不止是网瘾患者，还有未成年犯罪者、混混、同性恋、厌学、品行不端等等。如此种种，却也无法做个细分。因为只要是清醒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名词都毫无任何可被划分为一类的凭证。同时也不难得出，网瘾学院招生的本质结论——只要你的父母认为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是需要进网瘾学院的，并且交了钱。那么，他们就必须要进网瘾学院！

单以我个人的情况为例吧。我是被以“网瘾”与“厌学”的名号别送入网瘾学院的。但“网瘾”中所谓的“网”，事实上早已在被送往网瘾学院的一年以前，就因成绩的原因而掐断了网线。

那么，我又为何担上了“网瘾”与“厌学”的名号呢？事情总得从以前谈起。

我的父亲向来有点怪——这种怪是脾气上的怪，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发怒而做出什么事。例如，当我祖父病重，住进医院，我一人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之时。我的父亲就曾打来一通从外地来的电话。我拾起听筒，放在耳边，张口问句：“有什么事吗？”，就被因“大不敬”而痛斥了一个小时，骂到我涕泪横流为止。

当然，第二日又来了一通电话，我又一次拾起听筒，放在耳边，张口问句：“有什么事吗？”被说着“你又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之类的脏恶口气，伴随着恐吓式的话语，再次痛骂了一个小时。

后来也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例如当我搬到一个与就读学校横跨近一个区的地方，每日赶最后一班车最晚一个到学校受批评时，我那在外地的母亲在听说了我夜间拿取手机的次数过多后，打了一通给老师的电话，让他没收我关了机放在书包夹层之中的，价格仅为399元的原始触屏手机。老师照做了，众目睽睽下收了我的书包，自然也找到了这个东西。便收了起来，离开了。

又例如，当我每天因疲倦而对着总盘不过80GB，且早就被掐断网线的电脑，通过玩曾经下载了的少许遗留的游戏（那时好像玩的是三国志系列？）时，我的祖母认为我如此做不行，便请来我的叔父，将我的电脑彻底清盘。

再例如，因叔父结婚而参与婚礼的我，因父亲要给老师请个假而跟他一道留在了车中，当父亲听到了老师汇报了一些我的不好评价时，他便拼命的骂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个神经病咯？”直到说道老师以吃饭为借口挂断了电话为止。

自那以后，我便再也不去学校了，肉体上虽是疲惫，但精神上的崩溃却更令我绝望。那时虽是冬季，却还不至于过于漆寒。但我仍裹着与身材不符的黑色大衣，留着蓬乱的长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散步。将自己曾经存下的一点点积蓄，随意的挥霍一空。又习惯了昼夜颠倒，过着不知三餐饥饿的生活。可这倒也是后话——当我在明确表态自己不愿去学校之后的第二天，父母就相继从遥远的外地赶来，劝说我这个那个。劝说不成，便又摆出横蛮的态度，说我“腐朽不可雕”。因精神上的压力，我倒也埋在母亲的胸口哭过。可当我哭完，再次说出不想去学校这种任性的话后，母亲却又立刻正了颜色，说你绝不能不去，不去是绝不可行的。

我深知，即便我去了，学校大概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那时，我对学校的感触早已不是恐惧二次可以形容的了。可他们仍不顾正沐矗的我，仍要维持这理所应当的食物。

后来他们又突发奇想，得出我厌学的原因是缺乏父爱与母爱。于是他们这离异早已八年的人，又拉上我住在了一起——住在了一个位于大学城总平方不到40平方米且一半都是阳台的空间内一同生活。他们仅住了不到一周，便矛盾重重。后来起了矛盾，父亲便又把我与母亲赶跑了。母亲问我跟不跟他走，我说跟。她又问我去不去学校，我说不去。她便说那好，我知道四川有一个职校，你要不要去哪里看看。我说不去，可她又说你若不去，我便不带你走，再把你丢还给你的父亲。我这才同意。

当然“职校”自然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网瘾学院对外欺骗性称呼的一种罢了。母亲早已在百度百科上寻找到的网瘾学院负责人的手机号，并与他沟通完了——如何骗至四川、关入网瘾学院、给予半年的教育、还你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这样的一套构思、设想、盼望也已经确立好了。

“在她的眼里，大抵我便仅是一个物品罢！只要她愿意，任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在进网瘾学院前五天，我倒也从母亲的手机上无意间翻到了她的搜索记录。我质问她是否要把我送去网瘾学院，她说没有，我便相信了。那时她又说要把我送去四川看职校，我也不信自己的生母会用这种欺骗下流的手段将生子骗入那种地方，于是就随去了。然而事后证明，却又是我太天真了。

至于之后，出了网瘾学院后依旧恐惧学校，染上了癫痫，为了逃避至今仍认为我的癫痫是装出来的父亲的控制拜托网友买了一张火车票一路从广州到上海，再因居住浙江县城的母亲不愿接受我入境回赣（祖父祖母所在地）的请求后，再从上海一路到北京，于网友家住了一段时间回赣之类的事，暂且不议。毕竟那是遥远的过去了。单说及我个人的故事，又联想至那“只要家长愿意，便可交钱送入网瘾学院接受教育”的“交易”，所谓的恐惧，自然是不言而喻。

网瘾学院的入学方式，自然是坑蒙拐骗。当然也有教官直接出动，去家中把学生绑来的例子。但这类已被人说去了许多，我也就不多重述了。现在我要说的，是网瘾学院的存在意义。

我一开始说过，网瘾学院存在的必然与其合理令我悲哀。因为想必每一位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都清楚知道什么是“需求反作用于生产”，我们的学业“市场”上，辛辛苦苦为了我们能够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社会等级与身价”的父母，见我们无心学习、沉迷他物乃至于叛逆的“不听他言”，将来恐有损其利益的行为时。他们便坐不住了，他们需要一个如同债务人监狱一般的存在，令其恐惧、警戒，以令其不至于将自己多年的投入作了水飘。因此，他们创造了“网瘾学院”，并看到了“网瘾学院”。

在体验了“疗效”之后，果真“良好”，便将其吹捧，再在部分居心者的蛊惑下，自然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此等反人权之存在，为何法律不能管之？那自然是因其存在是有所根基的——法不责众，更何况这还是群众的自愿？况且一旦出了一些未成年犯罪事例，他们本身如若无法处置未成年者，自然也是需要依靠这种灰色组织，来帮他们“协助管理”了。 侵犯未成年人人权之事，也不止网瘾学院一则。死人的高中，至今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随便普遍的舆论终归是声讨，可一段时间后依旧是销声匿迹。而如今却更是出现了不少令我所恐惧的事——在舆论上，为衡水二中制度正名的人，已有不少了。悲哀的物化教育，终究诞生了扭曲的思想与逻辑。 这个时代，早已不再是“思想、集体、劳动、人权”的时代，麻木的人们再次用利己与苟且的目光，观望着这个世界。哪怕这份利己与苟且，只能换得更多的不公与压迫，可他们仍不觉、且仍旧要说：“人活于世，大概总要经历不公与压迫的。”

瓦上的冰霜，已是愈发的浓厚了。如先生所说的：“我们还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也早已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过了两星期了，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那么，我也便写写吧。写至此，倒也是“无话可说”。至于是否对诸人有用，能否稍稍发热，那则尽由天命吧。

后记
1:本文最早写于17年11月11日。此时作者从网瘾学院“毕业”已有三年。当时，位于南昌的网瘾学院：【豫章书院】又爆出虐待、紧闭、殴打学生的丑闻，作者一时愤然而写下此作。截止至如今，豫章书院并未受到法律制裁，曾有被害者试图起诉这间学院，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败诉。书院的创始人【吴军豹】于2020年年初时，又爆出开设新的网瘾学院的丑闻。
2.这篇最早刊登在知乎上的文章，使得作者接受了一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记者关于网瘾学院的采访。采访的内容最终被刊登在杂志《传媒中国》2017年最后一期（或是2018年最初一期）的之上。但由于搬迁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