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永遠與現實對話：杜正勝從人生歷程談向歷史及《中國是怎麼形成的》
文｜吳雅婷（歷史學自由工作者）；劉靜貞（成功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攝影｜張震洲
曾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教育部長，幾度立於文教政策浪頭上的杜正勝，一派從容、氣定神閒地走進訪談的會議室。這裡是他自1980年以來，從事研究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直到今日，他仍然每天由家中步行至研究室，投身歷史，了解世界。
研究室外廊角落裡有張簡單的椅子，几案以箱子充當，案上疊著三兩本書，鎮著一塊奇木。他說：「這裡是我的『殖民地』，誰都可以來這裡休息。」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他的同事（幾乎都是他的學生、後輩）會到這裡稍為歇腳。
我想起博士班時修杜老師的課，那時他正職掌故宮。一般來說，身兼要職的兼課老師都會對學生稍微包容，但那學期我見到杜老師怒斥報告準備不足的學弟，那頓訓斥結束在：「這樣子將來臺灣要怎麼交給你們！」
講臺上剛烈，後來又時而成為媒體話柄的杜正勝，對我輩學歷史的人來說，是中國上古史與醫療史、社會文化史的大家。他關於帝國政治社會結構的討論、生命觀與身體史的論述，以及史學研究方向的倡議，皆是學子必讀，甚至成為今日細究傳統中國時的前提。
今年他出版的新書《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是他的學術工作與對國家社會關心期許的交集。除了難得的歷史知識與重要的歷史視野，書中更蘊藏了一位知識分子厚重的身影。
我們試著從龐大糾葛的歷史之中退後幾步，請杜正勝從人生歷程談向歷史，看看能否從一個時代的中國史學者在學界與政界一路走來的軌跡，反照出歷史知識如何生成與實踐。
【海濱荒村一少年：問學】
➤電土燈下的說書人與遠方來的教書先生
「真正的歷史學——也就是要真正懂得歷史，要經過相當的人生歷練以後才會懂。」杜正勝的笑容顯然覺得，歷史的後見之明將他看得過於早慧。
他接觸歷史的開始，說難不難，說簡單不簡單，是《東周列國志》。
「其實是『聽』《東周列國志》。」他特別強調時間點是70年前，十分歷史學家。那是電視尚未出現、電影院難得、收音機罕見的時代。最主要的大眾娛樂除了看戲，賣藥郎中為聚攏人氣的「賣唱」也是一種。
「這叫做『hông iông』（臺語），應該是寫作『鳳陽花鼓』的『鳳陽』。鳳陽花鼓源於安徽，朱元璋的故鄉，那裡的人因為逃荒，沿途藉雜耍、演藝、說唱流浪到較為富庶的江南，後來仍以此謀生。」
「這個以地指人的詞彙，不知因何被帶到台灣，在過去就指流動不定的賣唱人。有陣容較大，甚至到十幾個人的。還有一種，在我們鄉下，就是『講古』——說書，同時賣藥，每天連著講。」
社會史家在回顧自己童年的時候，順便為70年前的大眾娛樂史考證了一章。
生長於高雄縣漁村永安的杜正勝，幼時最期待的就是說書。神祕的賣藥郎在小學五年級的杜正勝眼中，就是一介高人。傍晚村裡最主要、也是唯一的十字路口，這個蓄著絡腮鬍，被叫「鬍鬚仔」的郎中，擺開幾盞「電土燈」 ，講起西施、范蠡、越王勾踐，這些故事便是來自《東周列國志》。
「我學歷史是從這個賣藥人開始。」由此，兩千多年前春秋時代的歷史人物陸續走進了杜正勝的生命。他很歷史地稱此為「第一階段」。
進入初中後，少年杜正勝有著強烈的求知慾，他主動出擊，拿著《中央日報》副刊連載的南宮博《李清照》向老師郭雲中求教。郭雲中不是他的任課老師，卻願意為少年釋疑，陪少年琢磨。在他的引介下，少年也走出詩詞，開始讀起《戰國策》及《史記》。郭老師借給杜正勝閱讀的《戰國策》是鉛字排印本，有標點，《史記》卻是景印雕板，無標點，文光圖書公司出版。
就像武俠小說裡秉賦資質的主角遇上慧眼良師一般，杜正勝不知不覺一層一層向上精進。後來，這些奮發讀著一則又一則古人故事的時光，都化成師範學校畢業旅行時，在臺北重慶南路向同學們東借西湊買下的文光那套20冊木刻板《史記》，至今仍珍藏在杜正勝臺南家中。
➤上古史的偶像們
師範學校畢業後，杜正勝教了3年書，也琢磨了英文和數學。他知道不喜歡死背社會科的自己，必須靠這兩科才能進入理想中的校系——臺大歷史系。
在讀物有限的青少年時代，杜正勝較容易接觸到的著名歷史學者，諸如錢穆、胡適、傅斯年，都與古代史研究有關，他也自然萌生了「有為者亦若是」的心志。加上郭雲中推薦他讀的書、精彩的歷史故事多在上古時段 ，杜正勝更覺得要研究歷史，必須能直接面對古代史。進入臺大後，也就自然而然以中國上古史為研究對象。他笑說：「其實就是偶像崇拜。」
他敬重的郭雲中老師曾說過，諸子百家之中最重要的是「管子」，但年輕時的杜正勝更喜歡老莊之學。只是當人生的經歷滿版後，他衷心佩服來自江蘇淮陰，曾經從政的老師有此見地。老師當年對他說的，如今他也對我們說：「你們就慢慢體會吧。」這一句承載著人生的重量，意味深長。
直到研究生時期，杜正勝都持續浸潤在諸子百家，希望朝思想史深造。不過漸漸地，與其在哲學上論辨，他更渴望見到歷史中實際的社會樣態。
他主動去信求教當時隱居外雙溪的史學大家錢穆，且帶著剛發表於臺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刊物《史原》的〈墨子兼愛非無父辨〉。杜正勝笑說：「錢先生一看，就知道你這從臺大來的傢伙，一定又是中了《古史辨》的毒。」
《古史辨》為疑古派史家顧頡剛等人所作，對於中國古代典籍中關於上古史的記載提出諸多質疑，而錢穆則對於國家民族與傳統經典懷抱溫情和敬意。初出茅廬的杜正勝因為「中了《古史辨》的遺毒」，連人帶文一起被錢穆叨唸了一個多小時。
「我就這樣一邊聽他說，一邊看著我那篇文章躺在桌上。但是我當時覺得，他講的也有道理啊。」研究生沒有被嚇走或氣跑，更與大師維持往來。在即將決定論文題目時，他特地請錢穆賜教。
而錢穆的回答令杜正勝震驚，他說：「題目要自己找。我給你題目，你就被我限制住了。」這句話不只開啟了杜正勝自己摸索研究議題的旅程，也成為日後他指導學生時奉行的圭皋。
➤「國人」的意義
將錢穆的提點放進心裡，杜正勝重新回到自己與書本、文獻的對話中。此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展開，中國歷史學界熱切地以左派思想建構中國歷史的解釋，開出了所謂的「五朵紅花」：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漢民族形成等五大問題，和杜正勝直接有關的是中國古代史分期的論辯。
這些問題國民黨禁止討論，臺灣歷史學界也不敢說，只極少機構有這類書籍，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是其一。年輕的杜正勝滿懷求知欲與檢證精神，遠從臺大去閱讀，將書文涉及的原始材料全找出來。
史家重建歷史事實、探究事由，講究的並非單純堆疊材料，而是透過洞察幽微的史識。就在《左傳》的故事中，研究生杜正勝意識到「國人」的存在。
「國人」是周代（紀元前11-3世紀）城邦中的居民。三千年前的東亞大地上並沒有「都會帶」，而是散布著一座一座由城牆圈起來的城，城與城之間有廣闊的原野，一城等於一國。能夠居住於城內的民眾，多半具有一定身分。
杜正勝並未將眼光停留在事蹟彪炳的上層或貴族，他有意識地向下挖掘，於是久遠前的人們生活情景似乎被復活了，西周時期的社會結構與基層民眾力量也得以展現。
隨著成長，「社會」越來越進到個人生活與思索的視野之中，史家逐漸開始以學術研究回應現實。史學與史家身處時代的關聯，乃至於古代／過去與現代／當下的關係也因此映現。
「我生長的時代是一黨專政的時代，是戒嚴的時代。而且不只是一黨專政，是一人專政，一人說了算的時代。那時候，什麼中產階級、資本家都不重要，軍事與政治才是最主要的。中國歷史也是這樣，政治力量那麼強大，社會力量卻幾乎看不到。而我在《左傳》中竟然讀到這樣一種社會力量，就感到好奇啊，也會渴望把這股力量弄清楚。」
年屆80的杜正勝說起當年的意念，仍然鏗鏘有力，彷彿昔日那個對學問與世道懷抱熱忱的青年一直未曾遠去。
「當時的我們沒有機會真正去了解共產黨，我們也不相信國民黨宣傳的那個共產黨。那時候我們年輕人看得到的是國民黨對於軍、政的獨攬，我們不喜歡一黨專政、一人專政，而這也正是中國歷史的一環。我的研究學習與現實環境就這樣結合，產生了城邦時代的論述。」
後來出版的《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同樣是杜正勝出自現實關懷的研究。出身基層的杜正勝如同萬家編戶中的小民，閱讀歷史材料時，自然格外對中國歷史上只能盡義務、無法要求權利的平民百姓的困境產生同感。
如此強烈的「選邊站」，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對於歷史的解釋呢？
「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所看到的，自然會觸動到我，而讓我去處理這些問題。但我還是守住了一個基本原則：歷史學的要義是『求真』，求真就是要根據資料，有憑有據來講話。」
杜正勝雖然笑說自己仍然是個「史料學派」，但同時也展現出對於自己身為史家不為波濤所撼的操守，自信與無愧的姿態。
【策馬入江湖：入世】
➤從歷史社會到現實社會
回顧少年經歷，凡觸及時間與人物，我們幾乎沒有從杜正勝口中聽到一絲模糊不確定的語氣，彷彿這一切如同他腦中的歷史典故，不曾淡化。隨著研究的輪廓逐漸明晰，內涵逐漸飽滿，臺灣民主化的浪潮也已經向古代史學者的研究室漫淹過去。
「政治跟社會完全是分不開的，絕對不能。過去跟現在也分不開，這是我長期體會出來而形成的觀念。歷史是過去，但不是已死的東西，到今天它還存在，所以我會願意去從政。」
談到從政與政治關懷，杜正勝坦然道出自身抱持的理念和態度，細說起如何從一介書生，逐步跨入公領域江湖，承擔起各種職務。
一直以來，杜正勝專心學術研究，他自比：「我在史語所，就像以前的和尚在寺院裡面一樣。」但他研究社會史，背後其實抱持政治關懷，說是和尚，想必也是非常入世的那種。昔日沉浸在祕笈中的青年終是藝成入世，踏入江湖。
1987年他參與創辦歷史普及刊物《歷史月刊》，3年後臺灣重要的學術刊物《新史學》創刊，這兩份期刊正是他以學術方式展現現實關懷的實質作為。
兩份刊物的發刊詞皆由杜正勝主筆，尤其《新史學》發刊詞更盡現他當年抱負。文中說到史學家當以歷史學工作面對國際變局與即將來臨的新世紀；要有新視野則當有新技術、新觀點；更要有為世人溝通古今，導向未來的抱負。
杜正勝首度針對公共事務發言，是野百合運動時期在《聯合報》呼籲國民黨停止內鬥的評論 。他自忖，大概因為辦了《歷史月刊》，學界外的人留意到他，熟識的報界友人也鼓勵他將看法發表在報刊上，生命史遂開始了新階段。
真正讓杜正勝開始被大眾認識，不得不提他參與主編、日後卻引起爭議的教科書《認識台灣》。
他帶著有些冤枉的神情回顧：編輯《認識台灣》一套三冊是國立編譯館的業務。當時館長來邀請時，「歷史篇」已聘妥主編，所以請他擔任「社會篇」主編。
三冊幾乎是各自分頭作業。「社會篇」主要內容定在1950年以後，當時受到批判的日本殖民時期內容，根本不是他負責的。但所有矛頭後來都指向他，並直指他是「李登輝的人」、李登輝就是這套書的幕後黑手。
杜正勝分析，爭議發生在1997年6月，或許因為他在1995年為李總統寫了二二八紀念碑揭幕式演講詞，1996年又為李總統寫了第一任民選總統就職演說詞，所以讓人有些聯想，而成為政爭的藉口。當年引發爭議的教科書內容，如今已成為臺灣年輕人對家國認識的基本框架。
「其實我沒有那麼偉大。」杜正勝為自己在此事中的角色如此定調。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李登輝的幕僚，他說李總統只在覺得需要的時候讓人來約稿。「就這樣而已。他不下指導，只是給個題目，說是為了什麼，希望我寫一篇。其實我有很大的自由。」這是他認知中與李總統的關係。
杜正勝參政，但不加入政黨，不管是偶爾的文膽工作，或是後來到故宮博物院、教育部任職，都是本著學術研究的原理去完成任務：「就是要先蒐集資料，先研判，再去想辦法跟規劃。在我看來，（從政）是和學術研究差不多的。我是受歷史學訓練的，處理什麼事情也就是歷史學的思考。」當時他也以這些方法和步驟勉勵部會同仁。
也許因為《認識臺灣》的關係，或者加上後來他在教育部推動的歷史課綱，某些人因此視杜正勝為「臺灣史專家」。杜正勝說，臺灣史研究，他到現在仍不敢自居，但對臺灣教育，他自認是盡了一點力量的。
➤重新認識中國
儘管站穩了以臺灣為核心的中心思想，杜正勝並未將原來的中國史學識封印。今年出版的新作《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就展現出他如何融匯對於中國史的認識，並充分體現了現階段對於中國史的態度與想法。也讓我們看到，一位學者為學，如何從議題的選擇轉而藉由角度與方法，來重新反思原先的歷史認識。
問起這本書的寫作緣起和構思過程，以及寫作中有什麼困難不易處？杜正勝表示：「寫這本書的過程，坦白講，沒有困難。」習讀中國史也算時間不短的我們，聽到這句話還是很震撼。
杜正勝說起自己在出版社的邀約下，如何在數個月內，將原刊於《古今論衡》的一篇文章擴充成一本面向大眾的讀物，頗有幾分得意。想必也是胸中有世界，文字才能順流而出。
這本書的前身源起於2020年政大第二屆「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當時講座主題為「重新認識中國」。而其中的想法，又可回溯到90年代以來就逐漸產生的一些體會。那麼，這個「重新」究竟是由何而來呢？
杜正勝說他並非先知先覺者，從小受的教育便是要做「中國人」，無論是知識的內涵或人生的考量，很大部分來自中國。另一方面，年輕時也很自然地將對於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幻想，寄託在未來的中國。
「現在看起來，就是用那個幻想的烏托邦，在心中抵制那個現實中的專制政權。」尤其在90年代以後，他獨自一人至中國各地踏查考古遺址。「一路上，我看到了、接觸到了，發現這個中國跟我所想的很不一樣，跟書本所寫的中國很不一樣。」
在逐步與當代中國的接觸中，杜正勝也意識到群體和個人的差異。80年代他在國外會議上結識中國學者：「作為個人的中國人，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但是一碰到政治，就會很不一樣，他們被政治籠罩得死死的，不敢和黨中央不同調。在中國那個社會，一個平民百姓會碰到很多困難和障礙。」
在這些互動、見聞中，杜正勝體認到的中國文化，是官本位文化。而此時正逢臺灣大步邁開了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步伐，這就與親身接觸到的中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對比。
「所以回到學術，我也開始反省：以前所了解的中國，正確嗎？」
為了說明自己想法的轉變，杜正勝唸起南宋文人辛棄疾的一闕詞，其中一句他一直牢記：「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為了表明復國北返之志，辛棄疾以三國時代的典故，說明南方只是暫居之所，不值得也不應該耗費精神於置辦不動產。
「我非常欣賞這兩句話，我青壯時期都不主張買房子——我現在還有自己的地方可住，完全是因為太太決定要買房子，果如我說的租房子就好啦，我現在會是無殼蝸牛。」
他臉上的笑容彷彿在嘲笑自己年輕時的傻氣，卻也讓我們看到當年那份知識分子的風骨和志氣。後來，當他的臺灣主體意識成形，再想起這幾句話時，更生出了另一種想法：當年的辛棄疾之所以不願置產，正是因為他一心北伐，對於讓他落腳、安居的南方之土從未產生認同。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反省，杜正勝回想讀過的中國書，重新思索中國的特質。
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書中，杜正勝闡釋中國的特質——政治與經濟互相為用，但主動權掌握在政治上。因此，凡事以經濟出發，講究效益，計算成本的西方人，才會一直難以了解中國。
杜正勝說：「唸歷史你就會感受到這個。」而20世紀以來中國逐步形成的「民族國家」，在他看來似乎比「帝國」更成問題。
「帝國」原是在多民族的基礎上，以多元制度和多元文化交織佈置而成。杜正勝說：「真正的帝國，是會適應不同的需要，而有不同的法律的。」然而，「當清帝國滅亡，中國進入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成為中華民國，創造了『中華民族』這個神話，變成單一民族的國家，並以此為信念，將全域編戶齊民化，就造成了往後的難局。」
➤與歷史為伍
讀歷史的樂趣何在？現今世界資訊的流動愈形便捷，時間感越來越快，人也離過去越來越遠。身為古代史專家，杜正勝會給今日的讀者與學子什麼樣的建議，以親近這些越來越遠的文明資產？
「主動的閱讀是培養對知識產生興趣的重要能源。」更要緊的是，必須縱觀全局，不可見樹不見林。得在掌握「結構」、「骨架」的前提下，再搭配字典、詞典去做細部解析。
在他看來，無論是現代文或古代材料，解讀的原則是一樣的。「結構」、「骨架」是這套功夫心法的要訣，當年他為歷史學謀劃的新格局也是依據此思維。順著這樣結構性的思考，他不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做一樣的事、讀一樣的書，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應該有不同的設計和要求。
「『樂趣』也是要分不同層次的。小學生有小學生的樂趣，中學生有中學生的樂趣。在各自的程度自有他們能理解、能接受的東西，那自然會感到有趣。」
強調個別性的不可忽視後，杜正勝將問題轉換到普遍的「一般人」上，那就是：「一定要先去思考，歷史（過去的事情）和你、我現在有什麼關係。」
他舉成語「切膚之痛」說明，今日的情勢，若是能與歷史事實相參照，則無論贊否、敵友，歷史都將因著這樣的思維路徑與你產生關聯。而無論立場為何，都要將所見事實反照至本心，而後去問自我的感受，是否真能認可如此的作為。
這樣的比擬，想必反映出他一路行來，現實與過去加諸在他身上的「痛感」。
說著說著，他又丟出一個出自《莊子》的故事：三千年神龜是願意死了以後，身披錦緞被供奉於宗廟上，還是寧願在泥巴裡甩著小尾巴活著？莊子藉此反問請他出仕的楚國官員，以表明自己身在江湖之志（註）。 杜正勝確實很擅於用典故、說故事，而他個人的決意也寄寓其間。
【隨緣的拳擊手】
訪談的兩個半小時期間，杜正勝一口水也沒喝。他侃侃而談，表述清晰，信念堅定。除了髮色白了一些，歲月似乎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
「剛毅」或許不是人們第一眼看到杜正勝會下的評價，但從他面對那麼艱澀的史料重建出的歷史，從他為博物館和教育帶來的改變，從他對學生的訓斥，從他的眼神，那的確是我所認識的杜老師。
訪談結束後，我們圍坐在他「殖民地」上的小小几案閒話。放下家國使命、知識分子情懷，他說：「你們最重要的，還是要鍛練身體。」
「老師都怎麼鍛練呢？」
「練拳擊啊。」語氣自然得像順口說起三餐日常。
他從研究室拿出使用多年的拳擊手套，說明器具，解釋練法。手套之外，另一個角落還有一堆健身器材。指著說著，他忽而隨手便抄起滾輪，伏地推了起來。這一連串舉動帶給我們的震撼度，完全不亞於當年唸拜讀他大作的心情。但轉念一想，揮拳的硬氣，也許正呼應他性情的剛毅。
在談到學術研究與政務工作之間的關係時，杜正勝幾度展現出柔韌的一面，提及很多事情來自大環境中的機緣：「突然會有一些事情找到你，或是你會遇見什麼人事，這是無法預料的。」
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無論是過去與現在，學術與問政之間，都存有潛在的聯繫。「當你碰到事情，必須抉擇是不是接受；接受了以後，又怎麼處理。這將會形成你自己的歷史。」
這就是杜正勝，沒有習慣將所有的一切歸於自己的真知灼見，卻永遠有自覺與現實不斷進行對話的史家。●（原文於2024-05-13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
How Has China Been Formed
作者：杜正勝
出版：一卷文化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
專研古代中國史，著作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古代社會與國家》、《新史學之路》及《從眉壽到長生》等。1990年與同儕共同創辦《新史學》，主張開發新課題，拓展新領域。他的史學思想早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增添歷史研究的內容，以下層人民補上層菁英、以社會生活與文化心態補政經與思想之不足。第二階段超越中國疆界的歷史研究，把中國放在歐亞大陸考察，並提出同心圓史觀，從臺灣及於中國、亞洲與世界。
1992年以青壯之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教育部部長。卸任公職後悠遊學海，研究、論述不輟，人生經驗促使他領悟歷史從表層到內裡的奧義，可說是他的史學思想第三階段。
歷史研究之外，杜正勝對臺灣社會政治與文化多所關懷，90年代論述歷史教育、臺灣民主之路與政治、文化主體性，文章收入《臺灣心 臺灣魂》及《走過關鍵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