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露了怯了

经朋友介绍，我在本月初也用上了Clubhouse。可我没能成为重度用户，因为中英夹杂的言语方式有时让我不舒服，而这种情况在房间里常常发生。

从词汇替换上看，大概有三种类型，不过真正膈应人的只是其中一种。有的人母语并非中文，或者中文并非成长环境中的主导通用语言，因此出现的多语言混合，实属自然，而且这种混合蕴含着创造力，是值得长时间追踪的情况。在SOAS就是如此，学生的家庭背景和语言习惯已然多样，带入各种语言的学习当中，不时能碰撞出有趣的组合。比如我的日语课上就有一位能混合粤语和日语、却不能说普通话的小哥。另一种情况是中文里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只能从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借词，以确保意思表达准确。在英文文献和课堂里浸泡的人应该会有同感，因为不少领域的专门词汇、人名地名等确实难以翻译，或者是翻译方法太多找不到通用的版本，比如说religiosity这个词，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译法；反过来也成立，一些其他语言和文化中的概念引进到英语中时，也会有翻译的困难，有的是继续用旧词，比如用immortal翻译“神仙”，有时候则直接取外语，比如tsunami和raj。其他语言中更是常见，比如法国人名字是用法语读法译还是用英文读法译，这就造成了Émile Durkheim和Pierre Bourdieu的数个名字，比如做德国哲学的人总会把德语词挂在嘴上，再比如日文汉字有时并不能直接挪用，“総理”要译成“首相”。而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夹杂的词汇都能在中文中找到常见的对应词，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替换的必要，比如personally，basically和motivation，idea等等，有时甚至能听出是从中文转译过去的二道货，比如“什么是你的ideology”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表达。第三种情况恰好是最多的。

用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为自己装点门面并不鲜见。在国内，“说好普通话”不止是为了便利各地区的人交流而已，它还有符号的性质，区别出了“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两个群体，说话带口音，则顺鄙视链下沉；而能否说英语，则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再次区分出“受过良好教育”和“受过一般教育”。在说话时掺入几个英文词，成了自我标榜“受过良好教育”的捷径，同时也劝退了只“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但是想来这种自我标榜和劝退也是有条件的：加入的语言一般得是英语。兴许是因为英语作为通用语，会的人多，使用的场合也多，夹杂英文的时候，倒也能保证交流的顺畅。不过，如果是说一些使用人数和场合都较少的语言，比如意大利语和德语，则会有听不懂的风险，反倒干扰了交流。如果加入的是更为冷门的语言，比如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等，除了干扰交流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作用。而如果加入的是在国内比较热门的日语和韩语，整个对话的感觉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说联想到动漫和综艺，连对话双方的年龄似乎都会拉低。然而，选择可以加入的语言，并非只是按照使用的人数和范围来定的，比如两个要素都高的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相对来说就不是优先选项。所以，英文得以成为一个优先被加入的语言，除开其使用情况之外，还有其他要素的加持。在高等教育这个行当来看，英语和英语国家在绝大多数常见学科上的“霸权”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这就直接给“受过良好教育”提供了支撑，而众多的大学学科排名榜，则直接为这种结构性权力背书。其他的行业，比如金融和互联网，也都差不多如此。所以，在中文中加入英文词，也传达了这种权力结构，而刻意换用不必要的英文词，则是狐假虎威。

这些语言现象总是在某些地方溢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流进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领域，处于后面这些学科里的人，应该得敏感才是。我总觉得，语言的好玩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都处在“生理-非生理”和“自我-他人”等关系的中间地带，唇齿龈舌搭配气流，就能组成各种特定的意思，通过声波传递，然后被解码。在土耳其语中，“语言”和“舌头”是一个词“dil”， 同时，这个词也藏在量词当中，与“dilim”(我的语言/我的舌头)形态相同，意思是“条”“片”，比如“bir dilim karpuz”(一片西瓜)。 这样一个“dil”，既是灵巧的舌头，又是表情达意的话语，还有了纤细的感觉，并不需要比喻的手法，它就把“巧舌如簧”表达了出来。在佛教的传统中，舌是“眼耳鼻舌身意”中的一根，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一起是要被消除的，然而，“舌灿莲花”的境界又为人们所景仰，语言的高妙远高于生理的感受，即使两者都得依凭“舌”。在道教传统中，诵经之前需要念《净三业神咒》，“身心口”三业中的“口”，其作为语言和气的通道，需要首先清通，名讳为“正伦”的舌神司职“通命养神”。以上的例子看来，作为语言的生理基础的口舌，是需要有意识地被管理的，而以此为基础的语言则会附带一种灵性和神性。因此，言语的调整，从其生理基础上看，不啻为“身体技术”之一种。如果这一在身体维度上的推论成立的话，语言则会在当代技术和政治等多重外部压力之下，成为保全自我的一个据点：当我说话，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或陈述一件事实时，我调动的是自己的血和肉，起码夺回了一部分身体的自主权，那么异化以及其他无形的力，才不至于将我全然吞噬。对我而言，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并捍卫它，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它是通向自我反思的基础，是各色身份得以附着的实体，是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中生存的底牌——我们仍然可以呐喊，尽管我们已然彷徨。

语言会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沉淀，那些特定的音节会慢慢将口舌凝固。说白点，说话也是肌肉记忆，时间一长，人也会固执在某种发音和说话方法上。因此所谓口音，与其说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或者是说话不够“标准”，不如说是母语、过去的经历和社会环境一同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复调。语言和身体既然都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生存实感的来源，在社群崩解、“附近”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抵抗外力的唯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有意识地斟词酌句则成为了对自我的确认和珍视。否则，母语露了怯，是身体的战栗，是自我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