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大陆多种意识形态之厮杀：川普、方方日记与民族主义

近日，川大统领在推特上公然将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不出意料，从推特上一位回怼的华人女性用户被封号开始，被刺激了的国人卷起的民族情绪席卷了从微博到知乎的所有大型中文论坛，掀起了疫情期间的又一波舆论狂潮。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曾经写道：“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这种因为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普遍性称谓却暴露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外国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所以不管它做什么都是没有权利的。这句话反过来说亦可：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不过，几百年来西欧各国同时也有一个将整个欧洲作为一个优越文化体的概念，后来随着殖民进程和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形成，最终成为以欧美为主导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优越感。他们认为，欧美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美人因为与生俱来的“高贵”文明被想当然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似乎欧美资产阶级对于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野蛮的”世界的致命疾病和血腥屠杀所导致的上亿原住民非正常死亡完全不当回事。

正如桑塔格在后文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瘟疫不再被‘带去’，如《圣经》和古希腊文献所描绘的，因为中介问题已经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们被瘟疫所‘侵袭’。而且是屡遭侵袭，如笛福用来说明《大记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后那场瘟疫袭来时伦敦所发生之事’之记事的副标题所不言而喻地显示的那样。甚至那些袭击非欧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欧洲人称作‘来袭’。但对疾病侵袭‘他们’的描绘，总是不同于对疾病侵袭‘我们’的描述。”

“我们”、“他们”的这种带有很强区分敌我色彩的话语，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注脚，在这一霸权性质的价值观的控制与规训下，“人们相信，亚洲人（或穷人、黑人、非洲人、穆斯林）不像欧美人（或白人）那样感到痛苦、或那样感到悲痛，因此‘他们’的生命没有‘我们’珍贵。把疾病与穷人——即从社会特权阶层的角度看，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这一事实，也强化了疾病与外国——即与异域（通常是落后、原始地区）之间想象性的关联。就这样，‘疾病’、‘下贱’、‘贫穷’ 成为贴在非欧美地区的标签。”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本把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的几次演讲编成集子的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他说现在的世界，还是由“八国联军”主宰，除了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换成了加拿大；以色列顶替了俄国。大陆无论发展、开放到什么地步，终究不会被那八个“上等国”当成“自己人”，相反必除之而后快。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理论界，说到底，也是一直在争个世纪性的问题：你是支持美国，还是反对美国。除此之外好像别无选择：

“美国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是，软也不是，它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打你，绝不能让它的跨国资本横行无忌。”

“世界国家这么多、这么乱，没人管怎么行，咱们得谢谢美国。”

“你不支持美国，就是支持独裁领袖、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类作对，和自由民主作对。”……

支持美国的，实际上支持的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是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的灯塔；反对美国的，实际上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把美国看作“帝国霸权”的符号。八十年代以来，前者被称为“自由派”；后者，得了个“新左派”的名号。需要注意的是，张先生此集是出版于本世纪初，最近十年，全国到全球的思潮、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光谱，又发生了大变化。

“普世价值”的英文原文是ecumenical value或oecumenical value。ecumenical来自拉丁文oecumenicus，意思是“有人居住的世界”，这词有点像《诗经》的“普天之下”，它强调的是，普天之下，都信基督教。所谓“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是21世纪中国自由派公知的发明。因为这八个字上面，还有上帝。所谓基督教普世说（ecumenism或ecumenicism），就是全世界基督教大联合：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大联合。

只要不认同这套价值体系的，不实行“西式民主化”的，都是“流氓国家”、“吃人国家”，中国也是。在美国很多政客看来，中国做什么都是没有合法性的；美国发动的战争的逻辑是“何不食肉糜”，“落后国家”之所以邪恶、之所以欠揍，是“不食民主”。只要手握这套“普世价值”，就是占据了全天下的道德制高点，狂轰滥炸、颐指气使、驻军140多个国家，任何侵略都是正义的、任何死伤都是可以忽略的，谁敢说个不字。

关于那位所谓“高中生”的信，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讲逻辑、胡搅蛮缠；而方方的回信，给我的第一感觉则是认知存在缺陷。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方方封城日记的重大意义。在敢说真话这点上，她确实做到了一个作家能够做到的最好，毕竟在官方、主流媒体已经充分报道宏观形势的情况下，若个人只是去复读，意义何在？当然最近也有人爆出了她一边在文章中批着“体制”和官僚主义、一边在疫情初期疑似动用“体制”内关系耍特权将自己的侄女送到新加坡避难的事，有两面派嫌疑。不过抛开为人不谈，这些日记中的文字的确是价值千金。

那些所谓将“国”比喻为“家”、“父”这种“恩赐论”的民族主义叙事就是把整个关系颠倒过来，就是在把人民当巨婴养，它是传统社会腐朽文化的还魂，它是地主阶级父权制企图借尸的反动，它给一些早已经被抛进历史垃圾桶的观念又套上一层虚伪的、光鲜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公共场合灌输给人们。这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这是特权阶级妄想重新行使他们文化权力的表现。传统的文化死灰复燃了，那传统的地主是不是也要回来？我在去年五四百年之际发出的文章四月杂谈——写在五四百年之际里面曾提及，什么是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就是从传媒、文化等角度逐渐进行渗透的，夺回少数人对人民的文化霸权的，一个极其缓慢痛苦的过程。

前文已经提及，将国家比作父母、将人民比作被国家养着的巨婴、无条件地为政府护短的“恩赐论”，是一种极为腐朽落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叙事，那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属于接近于极右的范畴，而方方指鹿为马为极左，除了夹杂私货攻击大陆新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左翼青年团体外，实在想不出有其他什么理由。

因为一系列的特殊历史原因，左右之分在我国当下已经不再被过多提及，因而大多数人也就忘记了其本来含义。但由于日常生活中充斥在各大网络论坛上的种种自以为是到不堪入目的言论，重新鉴定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光谱的需要反而显得越来越急迫。

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政治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但经常容易偏向右翼。极端民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现在的左翼，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盘散沙，经常往右转。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

这是最原始的左右之分，现代国家对于左右的区间定位截然不同，使得相对简单的左右之分已经不能满足从全球视角出发鉴定意识形态的需求，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使用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其专著《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三相划分法。 所谓三相划分，就是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社会主义替代“ 左右之分”，能更加精准地描述当代社会思潮；除了平时不关心政治话语的人外，信奉这三种思潮的群体，被分别称为自由派、保守派和左派。而在历史上，三种立场均有“ 激进-渐进”、“ 集体-个人”、“ 集权-分权” 维度的取向形式——这一历史事实可以帮助排除掉诸多派系内外争辩所留下的刻板印象——再说直白些：斯大林千错万错，社会主义还是要认领回去的；法西斯就是保守主义的激进版本，跑不掉；自由派不要偷笑，你们那边民粹暴动和无政府主义闹起来也不是善茬…… 在当下的口语语境中，狭义上的“ 左翼（派）” 就是社会主义（主要指马列毛主义和以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 而广义“ 左翼（派）”（又称“泛左翼联盟”） 则包含了“ 自由主义中的渐进左翼” （当前被谑称为“ 白左”，比如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改革派” 。同时，“ 极右” 通常指激进形态的保守主义，在当代投射为极端民族/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男权主义等。左翼和极右从古至今誓不两立，历史上的集中表现便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交锋。

在当下中国，有两个令人值得警醒的现象。其一，是中国自由派走的是与美国保守派（俗称“红脖子”）相结合的道路——如出现不计其数的“川粉”，许多连美国右翼政客、学者都羞于启齿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他们全大言不惭——如薛兆丰的“剥削有理论”、“赞美发国难财论”；其二，是出现法西斯倾向的民族情绪。

适度的民族主义固然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但现在从各大网络论坛上涌现出的种种近似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言论，可以窥见现在民族主义在相当一部分人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的极端化。就拿上次一个未曾落地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在各大论坛平台引起舆论海啸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其实纵观这个条例全文，毫无疑问，极右分子害怕的“倪哥”大量涌入中国，祸害我国人民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申请居留权的条件——“能够负担在中国的生活费用”，以及所提及的几类可申请的资格，已经决定了广大非洲的无产阶级是绝无可能进入中国来与我国劳动人民抢饭碗的——他们甚至负担不起路费。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某些言论实在是非蠢即坏。那些针对黑人的纳粹式言论，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不可能通过这一条例获得居留权的广大黑人劳动人民，同时，中非的资本家、赵家人和封建主这些或许将真正从中获利的权贵们则被遗忘了。那些挣扎在旱涝不定的土地上的穷苦人民，却莫名其妙成为了新时代的犹太人。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所憎恨的那些有条件到中国留学、接受奖学金和享受特权的黑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是劳动人民——上千美元的路费或许是他们几辈子的收入。我们不能用权贵的罪恶，来责怪广大毫不相干的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