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談正義與公開辯論的信函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2020年7月7日

原載於：Harper's Magazine

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作者：見原文末連署名單

翻譯：瓦礫

我們的文化機構正面臨考驗時刻。為了種族與社會正義進行的強力抗爭，引導我們提出遲來的警政改革要求，同時在社會各界呼籲更全面的平等與包容，不僅止於高等教育、新聞、慈善與藝術等領域。但這種亟需的覺醒，卻也強化了一套新的道德態度與政治投入，意圖弱化我們公開辯論與容忍差異的規範，追求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我們為了第一種發展而叫好，同時也要高聲反對第二種發展。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逐漸在全世界獲得力量，也獲得了唐諾·川普這個有力的盟友。他代表著對民主的實際威脅。然而，我們不能讓反抗運動固著在自產自銷的教條或脅迫之上——這早已被右翼名嘴們取為己利。我們想要的民主包容，只有在我們高聲反對在各陣營中都逐步站穩腳跟的偏執氣氛時，才有可能達成。

資訊與意見的自由交換，自由社會的命脈，日復一日地緊縮。我們習慣見到基進右派如此行事，但吹毛求疵已經在我們的文化裡更廣泛地散播：無法容忍對立觀點、公眾羞辱與排斥蔚為時尚，並傾向於將複雜的政策議題融入震耳欲聾的道德絕對性之中。我們支持所有部門裡健全的、甚至苛刻的反抗言論。但如今，要求對自己感受到的言論與思想冒犯進行迅速而嚴酷的回應已成常態。更讓人憂心的是，體制中的領袖們，在恐慌性損害控管的精神之下，進行的不是深思熟慮的改革，而是草率且不成比例的懲處。編輯因為刊登了爭議性的文字而被開除；書籍因為遭指控不正確便被下架；記者撰寫某些主題時受到阻撓；教授因為在課堂上引用著作文本而遭受調查；一位研究者只因為傳閱某篇經同儕審查的學術研究就被開除；許多組織的領導者被逼退，有時只是為了一些粗心大意的錯誤。無論個別事件中的論證為何，結果都是逐步緊縮了「可不受報復言論」的邊界。我們早已付出了代價，讓害怕因偏離共識，甚至只因為缺乏足夠的讚聲狂熱便頓失生計的作家、藝術家與記者們，更積極地避不觸險。

這種令人窒息的氛圍，終將傷害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使命。對於論辯的限制，無論來自於遂行壓迫的政府，或缺乏容忍的社會，必然會傷害那些無權之人，更會削弱每個人參與民主的能力。擊敗壞點子的方法是予以暴露、加以論辯、進而說服，而不是企圖使之噤聲，或靠願力裝瞎。我們拒絕任何在正義與自由之間擇一的虛假選項，正義與自由彼此相生，缺一不可。身為寫作者，我們需要一個讓我們得以實驗、干冒風險甚至犯下錯誤的社會。我們需要保存善意論辯的可能性，而不至於將職涯置於嚴重的險境。如果我們不願捍衛自己工作賴以維繫之物，便更不應期待公眾或政權為我們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