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九零後是和我們不太一樣的中國人

「我們」是怎樣的中國人？這個問題更適合拋給西方人來回答。

西方人或許會誇獎說，「我們」與他們相比勤奮太多。當他們忙於享受生活，「我們」卻在加班，高唱著「愛拼才會贏」。如果說希臘意大利人是他們之中的極端，懶散到超脫到對工作與GDP已近乎不屑一顧；那麼當年的溫州人則是「我們」之中的極端，創業時前店後廠，腰纏萬貫還在打地鋪，實踐著馬英九最愛說的「拼經濟」。

誇「我們」的更像是對本國勞工恨鐵不成鋼的西方資本家。而誇獎的理由當然是，當希臘這樣的享受型國家正在拖累整個歐洲時，「勤奮」的我們卻在充當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當然，更重要的作用是，借錢給「他們」。

但西方人或許會責難說，「我們」與他們相比太不可理喻。原因也很簡單，世界好像一個大班級，「他們」在下課時吹牛遊戲，「我們」卻還在看筆記；放學了，「他們」做完作業就去享受童年時光了，「我們」卻在補課和題海戰術。在學生時代，「我們」這樣的好學生是最惹人恨的，以犧牲自己的課餘時間為代價，破壞了遊戲規則，破壞了成績的「公平」。

罵「我們」的更多是感覺到不公平競爭的西方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在他們心中，「我們」必須為他們今日的經濟困境負責。「我們」的低勞保、低工資、低休閒不僅在政治上十分不西方，而且在經濟上逼得享受生活的他們幾乎難以為繼，正是所謂的「走資本主義的路，讓資本主義無路可走」。

哪裡有什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我們分明看到的是，跨國公司對「我們」愛得難捨難分，而西方「無產階級」卻將「我們」看作搶飯碗的、不眠不休的惡劣競爭者。中西方資本聯手賺錢，中西方勞工互相謾罵。在美國國會，主張制裁中國的哪一次沒有勞工組織，反對制裁中國的又哪一次沒有跨國公司。

「我們」真是一群可怕的中國人。剛剛進入國際經濟體系三十多年，卻儼然是一副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的衣鉢傳人，以舉世無雙的「勤奮」和低工資逼得懶散優裕的歐洲人方寸大亂。

他們或許會困惑地想，剛剛從馬克思那裡學會了福利社會的理念不到一百年，東方的馬克思傳人為什麼又在逼迫他們重新回到自由（野蠻）資本主義的老路；他們或許也在納悶，曾經，高喊自由貿易的是「他們」，將東方傳統經濟秩序衝得七零八落，現在，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卻成了「我們」，高成本高福利的「他們」卻成了貿易保護主義者。

特別無趣的是，無論「他們」如何自由快樂富有創意，但在殘酷透明的資本主義競技場上，他們就是折騰不過壓抑緊張高喊敬業口號的「我們」。

不過，事情似乎正在發生變化。「他們」最新的一個好消息是，中國的九零後來了。

與前輩相比，中國九零後似乎喪失了一項令西方人聞風喪膽的能力——勤奮。

這甚至包括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角——農民工。在那個叫富士康的故事里，九零後農民工愈來愈成為郭台銘商業帝國的不和諧音。他們不再願意選擇無休無止的加班，他們開始對承載著資本主義神話的流水線深惡痛絕，他們更願意選擇那些創造力的工作，如果生活逼得他們選擇單調的流水線人生，他們寧願縱身一跳。

當然，客觀情況是，父輩為他們創造了遠非優裕但卻足夠溫飽的家庭環境，當九零後農民工面對著父輩曾經歷的那些「低工資、低福利」時，他們有資本說不，他們更願意呆在網吧里閒逛吃炒飯，而不是違心地走向工廠，像卓別林一樣摩登時代。據說這叫「民工荒」，但我更願意將這看作一種自發的「抗議」。

在城市裡，那些出生於小康家庭的九零後則表示出了傳統「科層政治」的厭惡。他們比八零後更加不明白，為什麼下班後還得去過什麼「集體生活」，在酒桌上逢迎著領導交好著同事，他們將這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時光。他們同樣不明白，為了一點可憐的加班費，為了在他們話語體系中可笑的「成功」，他們就非得選擇以辦公室為家，像華為人那樣感動中國，像老輩溫州人那樣人苦錢多。他們更加不明白，為什麼要那麼擔心因為「不努力」而觸怒領導，他們關心的是，如果領導「觸怒」了他們，他們隨時可以換一份工作，哪怕一年數次。

從來沒有人說他們不愛錢，他們可能只是覺得，為了那些明顯不夠多的金錢，憑什麼要犧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千萬不要指望任何人用「集體」「奮鬥」「未來」此類的字眼來綁架他們，活在當下，享受生活，生活沒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現場直播。

九零後，是更加「普世」的中國人。

他們與西方人一樣懶散，因此，中國從他們開始將徹底告別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他們與西方人一樣注重個人權利，對個人權益斤斤計較，因此，中國可能從他們開始將徹底告別「血汗工廠」；他們與西方人一樣，都一樣熱愛生活享受生活，因此，中國人可能從他們開始將徹底告別「經濟動物」的嘲諷。

甚至這種告別本身，也非常的「普世」。

二戰之後那一輩日本人，同樣和「我們」一樣崇尚奮鬥與發展，而他們的下一輩，卻成為了享受生活的動漫一代；五十年代之後香港人台灣人，也曾創下了白手起家的經濟奇跡，而今，勵志神話李嘉誠已和香港夢一起破碎於年輕人的中環，陳昇也為台灣年輕一代喊出了「能否讓我們的日子過得不緊張」這樣的時代呼聲；即使是今日看起來與世無爭的歐洲人，兩百年前的祖輩何嘗不是奔波廝殺於野蠻資本主義時代，狄更斯筆下奮鬥掙扎的英國人與這個時代已是「恍如隔世」。

九零後應該感謝「我們」，正是前輩的種種奮鬥與不堪，才為他們創造了得以超脫乃至蔑視「奮鬥」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但「我們」尤其更應該感謝九零後，「我們」與當下這個世界的種種格格不入，種種發展至上的「特殊」，將在他們身上走向終結，走向「普世」。

九零後沒有什麼了不起，世界怎麼樣，他們便會怎麼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九零後就是世界，好的和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