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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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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洗头小哥的成人之路

王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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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县里的班车六点半就收了,记得有一年除夕,我和堂哥都不想待在镇上,夜里徒步去县城,在荒僻的山野里谈天说地,连走四个小时,到他家住的小区时,已是后半夜。

我早就不看春晚了,如果除夕夜待在家里,也不会坐在屋子里守着电视,我会去院子里,长久地来回踱步,晴朗时,望望头顶的满天繁星,或者盯着一里外灯光阑珊的小镇发呆。那些年岁里,还跟许多朋友热络地联系着,觉得到了时候,我就走出院子去,在那条石板嶙峋的田埂上逡巡,跟朋友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我从来不发短信的。

大约是2015年的春节,已经过了九点,像往年一样,奶奶和五叔一家,挤在屋子里看春晚,依然是四娘话最多,她不时地点评节目,爽朗地笑,以至于她说话时,别人是看不进电视的,这个我试过,而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关于春晚,我现在连微博也懒得刷了。

黄维也不想在家里过年,他们家应该更无聊,或者更热闹,除了四人一桌的麻将,就是五个人一桌的,在四川,这叫血战麻将,他父亲和母亲都喜欢玩。我们约了十点出来坐茶馆聊天,这几乎成了我们固定的跨年活动,一开始,是七八个男男女女的高中同学,约了出去逛街,从高中的学校一直走到初中的学校。后来,各自有了生活,有的结婚了,有的不再回县城,到最后,连一桌麻将都凑不齐了。

我走到他们看春晚的屋子里,跟奶奶说了一声,我困了,先去睡觉。便假装进了房间,没开灯,反正,我也不是真的要睡。我在黑暗里静默地站着,过了大约十秒,我转身走出来,把门轻轻带上,路过院子时,放轻了脚步,望了望那间屋子,铁条竖排的窗户里,透着昏黄的白炽灯光,那是一团封闭的温暖,他们沉浸在那份举国的欢腾里,没人发觉我走了。

有条两车道的水泥公路从正安镇上穿过,向南去资贡市,向北去卫远县,即便是除夕夜,在这条川南丘陵地带蜿蜒起伏的乡道,仍有许多拉客的轿车。我只在路边等了几分钟,远处有车灯亮起,一招手,就可以打到车,平时十五元一位,过年涨到二十五元,几年以前,我在除夕夜偷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时,还只要五元。

黄维也顺利脱身了,他父亲开羊肉汤馆子,烟瘾大,爱喝酒,醉麻将打得尤其好。碰头的茶馆在城市花园附近,我先到,照例点了杯苦荞茶,等黄维坐下来,我准备摸烟散他。抽我的,他狡黠地笑着抢话,摸出一包红河v8。我说,操,你抽这么好。我舅舅扔在桌子上的,随手顺出来,怕锤子,整起,他自己先点上一支,把烟盒甩在玻璃小桌上,让我自己拿。

又是一年没见了。年底去了北京,事儿基本没变,只是更高级了,我毫不掩饰得意地说。黄维还在成都,他最开始是发廊洗头小哥,后来是创业公司合伙人,现在是舞蹈培训公司视频总监,那个部门,就他一个人。

“吴玲去了我家,我妈少鸡儿喜欢她,给她封了一个超鸡儿大的红包!”我终于又听到最纯正的蜀语脏话了。吴玲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喜欢穿紧身牛仔裤,抽烟,烫头,人却很友善,当年,她跟不同的男生谈恋爱,黄维一直爱着她。吴玲后来去了新疆,在喀什地区做房地产策划,有个在谈的男朋友,难得回卫远。她去黄维家过年,只是以朋友的名义,在黄维的父母面前,则是以准女友的身份,所以事情的性质就是,我的高中铁哥们儿帮着多年的旧情人,骗了家里一个大红包,事先,他倒是没想到的。有多少,我问了个俗气的问题。可能一千二,黄维说。我们都知道,这事儿有意思,但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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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照例聊了彼此心里的女人,我们都知道,再过几年,就没人再有兴趣提这些事儿了,他们已经不提了。有好几十分钟,我都在聊书上的趣事,那些颠覆性的历史真相,然后竭尽所能地解释我做的工作。作为一个二类专科学校毕业的前洗头工,黄维听我讲话时,保持着沉敛的专注和机敏的理解力,他很聪明,只是不喜欢教科书而已,尤其当我讲文革和80年代时,他听得尤其有兴味。

2014年的某个时候,黄维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挫折,他跟朋友合资,在春熙路附近开了一家形象设计工作室,后来运营不下去,赔了几万块,有部分是不该他赔的,但大学同寝的哥们儿摆了他一道。以后的几年里,他都生活在这次创业失败的阴影里,不断地还钱,以及找我借钱。我们之间维持着某种小额拆借同盟,有时甚至只是需要两百块钱吃饭,撑到发工资,或者春节回家过年,需要多一千块钱揣在身上,充实底气。一对难兄难弟之间,互相借钱时,总是充满那种两肋插刀的浮夸义气。我们都一直很穷。

黄维本来不必如此难堪,他就是拉不下脸,宁愿在朋友这里死皮赖脸,也要向家里硬扛着。其实,他家在县城开馆子,几万块的账,虽也是笔钱,但也算不上个事儿。他这样做,我一直举双手赞成,还在读大学时,我就总是向他宣传那种价值观,离开家庭,追求经济和人格上的全面独立。但其实,他本来的追去就是如此,只是,我那种带有强烈理论性质的价值主张,让他强化了,或者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他绑架了。我们浪子之间,也是要以义和的。

到了2015年这次春节,我感觉他有些扛不住了。实际上,黄维的家庭背景,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得多。“我舅舅是卫远的宣传部长,常委。”他皱着眉吸了一口,吐了烟雾后说,脸上的神情,甚至有些俾睨。黄维现在工作偏向广告宣传,如果他回县城开公司,随便拿点关系跑业务,财富前景不可限量。

我没有说话,因为,他在说这些事情时,在开头加了一个“其实”,那种语气,就是在设想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已经被放弃了。走裙带关系,或可能涉及的公权私用,我是极端不赞成的,但我不想劝他别做,只是不支持,如果他做了,在我们之间,就意味着许多割裂的东西。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黄维开始非常自豪地吹牛皮,他说,今年在家里喝酒,舅舅跟他聊天,讲到,所有的亲友都在巴结他,只有黄维没找他办过一件事儿,言下之意是,你小子有骨气。

当时,我还处在对许多事物充满希望的状态,我看到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努力取得一种现代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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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就去过黄维在成都的出租屋,他时常搬家,我如今记得那是一间乱糟糟的屋子,却想不起是在哪里。穿过的臭衣服堆在地板上,烟灰缸搁在床头柜,被子倒是干净,因为对于那张大床,接待我这种邋遢男人,只是个例外,更多的时候,它是属于女人们的软塌。

黄维的相貌,说不上好看,顶多只是有特点,167的身材,即使放在四川男人里,也算矮的,在最近那次重大变故后,我们再此见面以前,他身上那种鼓胀的肌肉轮廓,始终还在。他的爱美也是怪异的,大约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他就异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在自我欺骗与天生的相貌之间痛苦地挣扎,尤其又是在爱情萌发的时节。我看到他时常留一个爆炸式的发型,那与其说有什么美感,还不如说,是丑陋且怪异的。他与吴玲都属于那种叛逆型的学生,吴玲从来没有接受过黄维,但也没有拒绝他。黄维变得有魅力,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他曾有一个绰号,用四川话讲,叫“拜拜”,就是瘸子的意思,来自于一些爱捉弄人的同龄少年。我现在也是如此叫他。初中时,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后来,一起逃课去篮球场单挑篮球,打得累了坐着聊天,他才讲起那次惨痛的受伤。

卫远县彦林中学男厕所的尿槽旁边,有道供人站立的台阶,上面铺着洁白的陶瓷砖,有个地方出现了镂空,大约脚掌般大小,黄维的右脚不小心掉了进去,破损的锋利陶瓷直接割断了他的跟腱。我从未跟他聊过,他那种疏离而愤懑的性格,到底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他接受拜拜这个绰号,以及走路有些歪瘸的现实,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挣扎。那时,县城所有公办学校的厕所里,都铺着那种略微有些光滑的陶瓷砖,城北有一家叫长河的国营陶瓷厂,是县里的支柱。

我与黄维成为铁哥们儿是因为篮球。这里为了推进叙述,我要讲一点自己的故事,有些地方可能还显得自恋,但我已没有那种情绪。在那所西南丘陵地区的国家级重点高中,篮球的风气相当盛行,那是一个江湖,各路少年篮球高手云集,又分民间派和官方派。官方派围绕校队成员聚集,他们差不多又是社会青年的同名词。吴玲就很喜欢那些长得高高帅帅的社会青年。我则是民间派的代表,是一个风格像艾佛森的控球后卫,我们的巅峰时期,是以一个文科班队,打败了所有同年的班级,有些班级里,甚至有两名校队主力队员。也就是说,我算一个风云人物,在球场上,总会有人来跟我套近乎,想跟我学打篮球,就是那些跟我一样的,以为自己可以打进NBA的无知热血少年。

一开始,黄维根本不会打球,他是“拜拜”,没人觉得他适合打篮球,况且,他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七,他想要成为吴玲喜欢的那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却发现,黄维其实很有天赋,他爆发力很强,全身肌肉发达,在篮板下,总能找到很特别的方式得分,并且,有着极强的好胜心。我们经常一起训练篮球,或者晚自习翘课,或者九点半晚自习下课以后,单挑二十四个球,一开始,总是二十四比零,后来可以打到二十四比五或者六。于我而言,黄维身体素质极好,移动速度很快,跟他练习单挑,并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对他来说,则是在跟全校单打独斗最强的人一起进步。黄维一点都怕我,很犟,还老想赢。后来,我还在班里力排众议,让黄维打了班队的替补,有一阵子,还打了主力。在球场上,他也总能有出奇的表现,跳起来盖别人火锅,把球拍得飞了很远。只是终究,他还是成不了吴玲喜欢的那种人,这一点,我帮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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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那次夜谈以后,他才算渐渐彻底放下了吴玲。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她仍在新疆,结了婚,生了孩子,成了一个正常的女人。

2016年底,我再次路过成都,黄维将出租屋的钥匙埋在草丛里,让我自己去开门。他换了一套更宽的屋子,在顶楼,甚至还有一个阳台。那晚我们在阳台上喝了许多啤酒,话,还是有得聊,我还在谈论那些已经结婚的姑娘们。他就吴玲一个,也不多说,我知道,他是真的不想了。黄维那时的女友很漂亮,是个舞蹈老师,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谈得那么久,甚至还会有后面那些故事。

黄维成为一个摄影师,如果这样讲不显得太夸张的话,简直是一个奇迹。2015年除夕那次茶馆夜谈时,他就讲过,当时投资的形象设计工作室失败了,又绝不想再回去洗头,或者像他那些专科学校的同学一样,在发廊里剪头发,最终成为一名形象设计师,在高端靓丽的发廊里,向前来消费的顾客重复那句推销套话:尊贵的会员,了解一下。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回到出生的小镇或者县城,开一家萧条的理发店。

这些都是很好的营生或者爱好,但黄维始终是一个内心有所漂浮之物的人,他有着奢侈的愿望,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好好活下去。他投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简历,介绍自己会摄影,面试时,考官拿出一台相机,他连基本操作都不会,还是拿起来,乱拍一通。跟我讲这些故事时,他脸上是一种恶作剧般的狡黠的笑。

他那所位于成都南三环附近的专科学校,我时常都去的,找他打篮球,或者聊姑娘。我在双流,周末蹬自行车过去,大约走一个小时。跟我那个所谓的重点大学比起来,这里的学生宿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一样的衰败、压抑、绝望,只是更甚一些。像某种地下的洞窟,学生们在这里放逐、堕落、消磨光阴,等待一个没有光彩的未来。他们是专科生,还是二类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半,几乎等于是封闭的。我无数次出入那里的学生宿舍,听他们说话、狂笑、愤怒地咒骂,那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就是上面描述的东西。

我的同学也不会例外,我不知道,他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时日,他像宿舍里的其他人一样,以翘课为常态,对社团活动或者团组织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他甚至都不玩电子游戏,整天就是打篮球,所以,他总是很欢喜我过去找他。高中时,篮球这项运动,于我,于黄维,只是一种贯注无限热情的爱好,到了现在,我开始分明地感到,这项运动,对黄维,以及对宿舍里所有混天过日的人来说,都无比地重要,简直就是一种救赎。他们顶着一层折叠的天花板,漂浮在空中。

打过篮球,我还会在黄维宿舍过夜,有些不得不说话,要找他聊。一般情况下,宿舍里会空出一两张床,那些人已不经常待在学校,他们不是出去兼职,而是全职,在理发店里洗头,住在逼仄的出租铺位上,方便上班。我要说的话,其实仍是那些情情爱爱,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大学的女老师,公共课上某个坐在前排的姑娘。黄维也总是能听得很真诚,因为他也还在想吴玲。黄维下铺有个很踏实的同学,喜欢上课和看畅销的通俗历史书,连思修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每当他煞有介事地谈论起那些穿凿附会的历史观点,我总觉得莫名地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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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亲眼见证黄维成为一名摄影师的过程,我先是在贵州,后来又去了北京,他借我钱、我借他钱的时候,短暂地联系一下,说上两句话,偶尔我回成都一趟,见面喝酒抽烟,把过去一年的事儿,都说一遍。

2016年底,我在草丛里摸到黄维出租屋的钥匙,在玉林路附近的顶楼阳台上聊天,那时,他的公司已经搬进一栋宏丽的办公楼,这位光杆司令的公关总监,有了独立的办公室,一台巨大的苹果显示屏。

“我给你看我最近的作品嘛。”黄维摸出手机,那种炫耀的感觉,还不是中年男人式的,而是带着更多少年天真,就像,一个初中生展示刚刚完成的航模。那是一段宣传视频,公司在成都各个高校办了一场街舞大赛,视频里的氛围渲染做得很有艺术感,取景、构图、画质,配乐,都显出一种专业的水准。陆续看过其他几个作品,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这位学形象设计的专科生,剑走偏锋,跨界发展,终于靠自己的努力,练成了傍身之技。

他也厌倦了自己以前的放浪生活,那些在电梯间遇到的女孩儿,旅行途中的陌生过客,会所里贴心的风尘女人。那位漂亮的女朋友小冉,比黄维小三岁,出生在新都区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母从小忙事业,受的关爱少,从川音毕业后,就一直教舞蹈。用黄维的话来讲,这是一个善良单纯而又率直的女孩儿,第一次见面,她就支开酒吧里的朋友,让黄维送她回家。黄维对她,则是一种奇怪的父性的情感,第二天早晨,他们做过第一次爱之后,黄维竟对小冉产生一种柔软的爱怜之情,“她这么轻易地就相信一个人,给予感情,我要让她成长,让她对人有戒备。”

到了2017年,黄维在家庭关系上也终于做出妥协,他仍然没有去依附那位县委常委,却接受了父母的帮助。在县城开羊肉汤馆子的父亲,拿出毕生积蓄给他交了首付,在成都买下一套很大的复式房子。我以为,我这位最倔强、最折腾的高中同学,也终于完成了他的年少轻狂,像那些身骑白马人海安家的朋友们一样,温柔地走入了那个良夜。我以为,黄维的故事也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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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初时,我手头有些紧,便在微信上找黄维,说,“拜拜儿,我有点紧,整点给我。”

过了许久,他才回我说,“三哥,我父亲去世了。”一般情况下,我若想表示极度惊讶,都会说一句:卧槽。但当时,我忍住了。觉得那时,任何一点的戏谑都不得体。我当时正在公司上班,不知道可以跟他说些什么,于是刻意酝酿许久,只简单发了句,“你一切保重,我晚上给你打电话。”晚上到家,给他打过去,才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一阵子,他谁都没讲,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同学。

那些事情,我们在电话里已聊过一遍,今年春节在县城茶馆见面,又聊得细了些,他也又胖了一些。黄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时才五十出头,讲起那些细节来,他保持着平静,我总是想,他后来那场撕心裂肺的哭泣里,也有为他父亲的成分。黄叔平时跟黄维母亲住一起,一天清晨忽然晕倒在厕所,好不容易才唤醒熟睡的妻子,先送县医院,再送市医院。黄维接到电话就往家里赶,到医院时,人已彻底昏迷,他父亲清醒时的最后一面,黄维最后也没有见到。开颅,抢救了几天,医生最后建议,还是算了。人还一息尚存,再运回县医院,又拖了几天,之前住院的钱,都是几个叔叔垫的,回了县城,黄维在场,就不好再麻烦,但他自己又没钱,两三万的住院费,他挪了一笔舞蹈学校买训练服的公款。这个钱,我后来刷爆信用卡给他补上了。

小冉也放下所有事情,追回县里,办丧事时,她陪着黄维,跪灵。不久以后他们分手,黄维痛哭着向我倾诉,着重强调了这个事情。

他们可能会分手,我是很早以前就知道的。那天,从茶馆里聊完出来,已是黄昏,我们散步去找羊肉汤馆子,在路上,黄维抱怨了小冉的不是。那些缺点,大约在更年轻的人眼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不做家务,关爱父母但不想一起住,对家乡长辈因为陌生而不热情。总之,很女权。也许,在以前的黄维眼里,它们不算问题,但是那天他说了,“小冉不适合结婚。”

下面这个意思,也是他亲口给我讲的。父亲去世前,他总不能好好成个家,现在他要重拾早逝父亲的遗训,将他们这个家传下去,繁衍昌盛,为此,他需要一个更贤惠的妻子。

我没有说什么,他这么想,这么做,心里肯定会好受一些。那时,黑夜已降临这个充满焦化厂废气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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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已经快三十了,认识十多年,我从未见他那样哭过,我们开着微信视频聊天,他眼里的泪水还他妈止不住地流。我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灯光辉煌、车流轰鸣的北京东四环,叹了口气说,使劲哭吧,以后心硬了,就没机会了。如今,我是很难流眼泪了,上一次还是喝醉了酒听李志朗诵《回答》。

他的分手很突然,那日白天时,他们因一件小事吵了两句嘴,心里堵了点气。晚上,黄维在书房加班,到夜里两点才做完,他没有回房间睡,在客厅拿了一个抱枕,直接睡在书房。平时,小冉有个习惯,总要黄维陪着才能睡得着,无论多晚,都会等他。当晚,小冉也没有睡着,大约三点钟,小冉忽然踹开了书房的门,歇斯底里地大吼,“你到底要怎样!”然后扬言要收拾东西走,但也只是拿出了行李箱,并没有装东西。

第二天,黄维去上班,晚上再回来,发现小冉已经走了,行李也基本没剩。

“你活该呀!”我说,“你本来就是要一个贤妻的啊,现在别人走了,你又在这里哭嚎。”黄维的解释很合理,不分时,不觉得如何,当真分开,才发现,其实早已血肉相连。下面的感受,也是我帮他描述出来的,“其实,这么长久以来,这个人一直在你身上叠加。”

我相信,这最后部分的故事,确是对真相的描述。小冉离开黄维的根本原因,就是黄维总喜欢教育她,想要改变她,这种纯精神层面的压迫,给小冉造成的痛苦,我提醒黄维,“你要认识得足够清楚,它们并不低于肉体上的伤害。”

黄维最后的挽回也失败了,之后的几天,直到小冉做出最后的决绝,他依然还是那种腔调,指责,批评,试图改变。小冉搬去朋友的出租屋,并很快接受了一个追求她的男人。小冉的解释是,她知道,如果不如此,她怕自己会回头,回到那个教父般的黄维的阴影里。

彻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黄维一度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中,几乎是终日以泪洗面,颗粒不进,只能吃些水果,一下子瘦了将近十斤。他甚至为了给我打个电话排遣情绪,会等到夜里两点,等我做完事情。我的道理很简单,“痛苦是恒常的,你是个男人,要受得住;不要再去做无谓的挽回了,要保住你基本的体面,通常情况下,在情爱关系破裂的情景里,体面才是最重要的,体面至上。体面至上。”我又强调了一遍,“人生很短,故事很长,且放达一些。”

这些心灵鸡汤似乎对他起了些作用,在我被自身的仓皇事故打乱生活节奏以前,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黄维说,他已经好受许多,那些道理很管用。他也哭够了。

后来,我知道,小冉去家里拿最后一点东西,黄维送她到门口,轻轻地拥抱了一下,说了再见。

再后来,他们还吃过一次饭,夜里,黄维开车送小冉回家,他故意在成都市区绕来绕去,等过了十二点,我才扭过头去,向小冉说了声,“生日快乐。”然后,送她到楼下,再各自回家。

CC BY-NC-N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