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洗头小哥的成人之路

去县里的班车六点半就收了，记得有一年除夕，我和堂哥都不想待在镇上，夜里徒步去县城，在荒僻的山野里谈天说地，连走四个小时，到他家住的小区时，已是后半夜。

我早就不看春晚了，如果除夕夜待在家里，也不会坐在屋子里守着电视，我会去院子里，长久地来回踱步，晴朗时，望望头顶的满天繁星，或者盯着一里外灯光阑珊的小镇发呆。那些年岁里，还跟许多朋友热络地联系着，觉得到了时候，我就走出院子去，在那条石板嶙峋的田埂上逡巡，跟朋友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我从来不发短信的。

大约是2015年的春节，已经过了九点，像往年一样，奶奶和五叔一家，挤在屋子里看春晚，依然是四娘话最多，她不时地点评节目，爽朗地笑，以至于她说话时，别人是看不进电视的，这个我试过，而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关于春晚，我现在连微博也懒得刷了。

黄维也不想在家里过年，他们家应该更无聊，或者更热闹，除了四人一桌的麻将，就是五个人一桌的，在四川，这叫血战麻将，他父亲和母亲都喜欢玩。我们约了十点出来坐茶馆聊天，这几乎成了我们固定的跨年活动，一开始，是七八个男男女女的高中同学，约了出去逛街，从高中的学校一直走到初中的学校。后来，各自有了生活，有的结婚了，有的不再回县城，到最后，连一桌麻将都凑不齐了。

我走到他们看春晚的屋子里，跟奶奶说了一声，我困了，先去睡觉。便假装进了房间，没开灯，反正，我也不是真的要睡。我在黑暗里静默地站着，过了大约十秒，我转身走出来，把门轻轻带上，路过院子时，放轻了脚步，望了望那间屋子，铁条竖排的窗户里，透着昏黄的白炽灯光，那是一团封闭的温暖，他们沉浸在那份举国的欢腾里，没人发觉我走了。

有条两车道的水泥公路从正安镇上穿过，向南去资贡市，向北去卫远县，即便是除夕夜，在这条川南丘陵地带蜿蜒起伏的乡道，仍有许多拉客的轿车。我只在路边等了几分钟，远处有车灯亮起，一招手，就可以打到车，平时十五元一位，过年涨到二十五元，几年以前，我在除夕夜偷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时，还只要五元。

黄维也顺利脱身了，他父亲开羊肉汤馆子，烟瘾大，爱喝酒，醉麻将打得尤其好。碰头的茶馆在城市花园附近，我先到，照例点了杯苦荞茶，等黄维坐下来，我准备摸烟散他。抽我的，他狡黠地笑着抢话，摸出一包红河v8。我说，操，你抽这么好。我舅舅扔在桌子上的，随手顺出来，怕锤子，整起，他自己先点上一支，把烟盒甩在玻璃小桌上，让我自己拿。

又是一年没见了。年底去了北京，事儿基本没变，只是更高级了，我毫不掩饰得意地说。黄维还在成都，他最开始是发廊洗头小哥，后来是创业公司合伙人，现在是舞蹈培训公司视频总监，那个部门，就他一个人。

“吴玲去了我家，我妈少鸡儿喜欢她，给她封了一个超鸡儿大的红包！”我终于又听到最纯正的蜀语脏话了。吴玲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喜欢穿紧身牛仔裤，抽烟，烫头，人却很友善，当年，她跟不同的男生谈恋爱，黄维一直爱着她。吴玲后来去了新疆，在喀什地区做房地产策划，有个在谈的男朋友，难得回卫远。她去黄维家过年，只是以朋友的名义，在黄维的父母面前，则是以准女友的身份，所以事情的性质就是，我的高中铁哥们儿帮着多年的旧情人，骗了家里一个大红包，事先，他倒是没想到的。有多少，我问了个俗气的问题。可能一千二，黄维说。我们都知道，这事儿有意思，但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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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照例聊了彼此心里的女人，我们都知道，再过几年，就没人再有兴趣提这些事儿了，他们已经不提了。有好几十分钟，我都在聊书上的趣事，那些颠覆性的历史真相，然后竭尽所能地解释我做的工作。作为一个二类专科学校毕业的前洗头工，黄维听我讲话时，保持着沉敛的专注和机敏的理解力，他很聪明，只是不喜欢教科书而已，尤其当我讲文革和80年代时，他听得尤其有兴味。

2014年的某个时候，黄维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挫折，他跟朋友合资，在春熙路附近开了一家形象设计工作室，后来运营不下去，赔了几万块，有部分是不该他赔的，但大学同寝的哥们儿摆了他一道。以后的几年里，他都生活在这次创业失败的阴影里，不断地还钱，以及找我借钱。我们之间维持着某种小额拆借同盟，有时甚至只是需要两百块钱吃饭，撑到发工资，或者春节回家过年，需要多一千块钱揣在身上，充实底气。一对难兄难弟之间，互相借钱时，总是充满那种两肋插刀的浮夸义气。我们都一直很穷。

黄维本来不必如此难堪，他就是拉不下脸，宁愿在朋友这里死皮赖脸，也要向家里硬扛着。其实，他家在县城开馆子，几万块的账，虽也是笔钱，但也算不上个事儿。他这样做，我一直举双手赞成，还在读大学时，我就总是向他宣传那种价值观，离开家庭，追求经济和人格上的全面独立。但其实，他本来的追去就是如此，只是，我那种带有强烈理论性质的价值主张，让他强化了，或者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他绑架了。我们浪子之间，也是要以义和的。

到了2015年这次春节，我感觉他有些扛不住了。实际上，黄维的家庭背景，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得多。“我舅舅是卫远的宣传部长，常委。”他皱着眉吸了一口，吐了烟雾后说，脸上的神情，甚至有些俾睨。黄维现在工作偏向广告宣传，如果他回县城开公司，随便拿点关系跑业务，财富前景不可限量。

我没有说话，因为，他在说这些事情时，在开头加了一个“其实”，那种语气，就是在设想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已经被放弃了。走裙带关系，或可能涉及的公权私用，我是极端不赞成的，但我不想劝他别做，只是不支持，如果他做了，在我们之间，就意味着许多割裂的东西。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黄维开始非常自豪地吹牛皮，他说，今年在家里喝酒，舅舅跟他聊天，讲到，所有的亲友都在巴结他，只有黄维没找他办过一件事儿，言下之意是，你小子有骨气。

当时，我还处在对许多事物充满希望的状态，我看到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努力取得一种现代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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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就去过黄维在成都的出租屋，他时常搬家，我如今记得那是一间乱糟糟的屋子，却想不起是在哪里。穿过的臭衣服堆在地板上，烟灰缸搁在床头柜，被子倒是干净，因为对于那张大床，接待我这种邋遢男人，只是个例外，更多的时候，它是属于女人们的软塌。

黄维的相貌，说不上好看，顶多只是有特点，167的身材，即使放在四川男人里，也算矮的，在最近那次重大变故后，我们再此见面以前，他身上那种鼓胀的肌肉轮廓，始终还在。他的爱美也是怪异的，大约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他就异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在自我欺骗与天生的相貌之间痛苦地挣扎，尤其又是在爱情萌发的时节。我看到他时常留一个爆炸式的发型，那与其说有什么美感，还不如说，是丑陋且怪异的。他与吴玲都属于那种叛逆型的学生，吴玲从来没有接受过黄维，但也没有拒绝他。黄维变得有魅力，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他曾有一个绰号，用四川话讲，叫“拜拜”，就是瘸子的意思，来自于一些爱捉弄人的同龄少年。我现在也是如此叫他。初中时，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后来，一起逃课去篮球场单挑篮球，打得累了坐着聊天，他才讲起那次惨痛的受伤。

卫远县彦林中学男厕所的尿槽旁边，有道供人站立的台阶，上面铺着洁白的陶瓷砖，有个地方出现了镂空，大约脚掌般大小，黄维的右脚不小心掉了进去，破损的锋利陶瓷直接割断了他的跟腱。我从未跟他聊过，他那种疏离而愤懑的性格，到底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他接受拜拜这个绰号，以及走路有些歪瘸的现实，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挣扎。那时，县城所有公办学校的厕所里，都铺着那种略微有些光滑的陶瓷砖，城北有一家叫长河的国营陶瓷厂，是县里的支柱。

我与黄维成为铁哥们儿是因为篮球。这里为了推进叙述，我要讲一点自己的故事，有些地方可能还显得自恋，但我已没有那种情绪。在那所西南丘陵地区的国家级重点高中，篮球的风气相当盛行，那是一个江湖，各路少年篮球高手云集，又分民间派和官方派。官方派围绕校队成员聚集，他们差不多又是社会青年的同名词。吴玲就很喜欢那些长得高高帅帅的社会青年。我则是民间派的代表，是一个风格像艾佛森的控球后卫，我们的巅峰时期，是以一个文科班队，打败了所有同年的班级，有些班级里，甚至有两名校队主力队员。也就是说，我算一个风云人物，在球场上，总会有人来跟我套近乎，想跟我学打篮球，就是那些跟我一样的，以为自己可以打进NBA的无知热血少年。

一开始，黄维根本不会打球，他是“拜拜”，没人觉得他适合打篮球，况且，他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七，他想要成为吴玲喜欢的那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却发现，黄维其实很有天赋，他爆发力很强，全身肌肉发达，在篮板下，总能找到很特别的方式得分，并且，有着极强的好胜心。我们经常一起训练篮球，或者晚自习翘课，或者九点半晚自习下课以后，单挑二十四个球，一开始，总是二十四比零，后来可以打到二十四比五或者六。于我而言，黄维身体素质极好，移动速度很快，跟他练习单挑，并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对他来说，则是在跟全校单打独斗最强的人一起进步。黄维一点都怕我，很犟，还老想赢。后来，我还在班里力排众议，让黄维打了班队的替补，有一阵子，还打了主力。在球场上，他也总能有出奇的表现，跳起来盖别人火锅，把球拍得飞了很远。只是终究，他还是成不了吴玲喜欢的那种人，这一点，我帮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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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那次夜谈以后，他才算渐渐彻底放下了吴玲。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她仍在新疆，结了婚，生了孩子，成了一个正常的女人。

2016年底，我再次路过成都，黄维将出租屋的钥匙埋在草丛里，让我自己去开门。他换了一套更宽的屋子，在顶楼，甚至还有一个阳台。那晚我们在阳台上喝了许多啤酒，话，还是有得聊，我还在谈论那些已经结婚的姑娘们。他就吴玲一个，也不多说，我知道，他是真的不想了。黄维那时的女友很漂亮，是个舞蹈老师，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谈得那么久，甚至还会有后面那些故事。

黄维成为一个摄影师，如果这样讲不显得太夸张的话，简直是一个奇迹。2015年除夕那次茶馆夜谈时，他就讲过，当时投资的形象设计工作室失败了，又绝不想再回去洗头，或者像他那些专科学校的同学一样，在发廊里剪头发，最终成为一名形象设计师，在高端靓丽的发廊里，向前来消费的顾客重复那句推销套话：尊贵的会员，了解一下。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回到出生的小镇或者县城，开一家萧条的理发店。

这些都是很好的营生或者爱好，但黄维始终是一个内心有所漂浮之物的人，他有着奢侈的愿望，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好好活下去。他投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简历，介绍自己会摄影，面试时，考官拿出一台相机，他连基本操作都不会，还是拿起来，乱拍一通。跟我讲这些故事时，他脸上是一种恶作剧般的狡黠的笑。

他那所位于成都南三环附近的专科学校，我时常都去的，找他打篮球，或者聊姑娘。我在双流，周末蹬自行车过去，大约走一个小时。跟我那个所谓的重点大学比起来，这里的学生宿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一样的衰败、压抑、绝望，只是更甚一些。像某种地下的洞窟，学生们在这里放逐、堕落、消磨光阴，等待一个没有光彩的未来。他们是专科生，还是二类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半，几乎等于是封闭的。我无数次出入那里的学生宿舍，听他们说话、狂笑、愤怒地咒骂，那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就是上面描述的东西。

我的同学也不会例外，我不知道，他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时日，他像宿舍里的其他人一样，以翘课为常态，对社团活动或者团组织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他甚至都不玩电子游戏，整天就是打篮球，所以，他总是很欢喜我过去找他。高中时，篮球这项运动，于我，于黄维，只是一种贯注无限热情的爱好，到了现在，我开始分明地感到，这项运动，对黄维，以及对宿舍里所有混天过日的人来说，都无比地重要，简直就是一种救赎。他们顶着一层折叠的天花板，漂浮在空中。

打过篮球，我还会在黄维宿舍过夜，有些不得不说话，要找他聊。一般情况下，宿舍里会空出一两张床，那些人已不经常待在学校，他们不是出去兼职，而是全职，在理发店里洗头，住在逼仄的出租铺位上，方便上班。我要说的话，其实仍是那些情情爱爱，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大学的女老师，公共课上某个坐在前排的姑娘。黄维也总是能听得很真诚，因为他也还在想吴玲。黄维下铺有个很踏实的同学，喜欢上课和看畅销的通俗历史书，连思修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每当他煞有介事地谈论起那些穿凿附会的历史观点，我总觉得莫名地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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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亲眼见证黄维成为一名摄影师的过程，我先是在贵州，后来又去了北京，他借我钱、我借他钱的时候，短暂地联系一下，说上两句话，偶尔我回成都一趟，见面喝酒抽烟，把过去一年的事儿，都说一遍。

2016年底，我在草丛里摸到黄维出租屋的钥匙，在玉林路附近的顶楼阳台上聊天，那时，他的公司已经搬进一栋宏丽的办公楼，这位光杆司令的公关总监，有了独立的办公室，一台巨大的苹果显示屏。

“我给你看我最近的作品嘛。”黄维摸出手机，那种炫耀的感觉，还不是中年男人式的，而是带着更多少年天真，就像，一个初中生展示刚刚完成的航模。那是一段宣传视频，公司在成都各个高校办了一场街舞大赛，视频里的氛围渲染做得很有艺术感，取景、构图、画质，配乐，都显出一种专业的水准。陆续看过其他几个作品，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这位学形象设计的专科生，剑走偏锋，跨界发展，终于靠自己的努力，练成了傍身之技。

他也厌倦了自己以前的放浪生活，那些在电梯间遇到的女孩儿，旅行途中的陌生过客，会所里贴心的风尘女人。那位漂亮的女朋友小冉，比黄维小三岁，出生在新都区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母从小忙事业，受的关爱少，从川音毕业后，就一直教舞蹈。用黄维的话来讲，这是一个善良单纯而又率直的女孩儿，第一次见面，她就支开酒吧里的朋友，让黄维送她回家。黄维对她，则是一种奇怪的父性的情感，第二天早晨，他们做过第一次爱之后，黄维竟对小冉产生一种柔软的爱怜之情，“她这么轻易地就相信一个人，给予感情，我要让她成长，让她对人有戒备。”

到了2017年，黄维在家庭关系上也终于做出妥协，他仍然没有去依附那位县委常委，却接受了父母的帮助。在县城开羊肉汤馆子的父亲，拿出毕生积蓄给他交了首付，在成都买下一套很大的复式房子。我以为，我这位最倔强、最折腾的高中同学，也终于完成了他的年少轻狂，像那些身骑白马人海安家的朋友们一样，温柔地走入了那个良夜。我以为，黄维的故事也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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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初时，我手头有些紧，便在微信上找黄维，说，“拜拜儿，我有点紧，整点给我。”

过了许久，他才回我说，“三哥，我父亲去世了。”一般情况下，我若想表示极度惊讶，都会说一句：卧槽。但当时，我忍住了。觉得那时，任何一点的戏谑都不得体。我当时正在公司上班，不知道可以跟他说些什么，于是刻意酝酿许久，只简单发了句，“你一切保重，我晚上给你打电话。”晚上到家，给他打过去，才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一阵子，他谁都没讲，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同学。

那些事情，我们在电话里已聊过一遍，今年春节在县城茶馆见面，又聊得细了些，他也又胖了一些。黄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时才五十出头，讲起那些细节来，他保持着平静，我总是想，他后来那场撕心裂肺的哭泣里，也有为他父亲的成分。黄叔平时跟黄维母亲住一起，一天清晨忽然晕倒在厕所，好不容易才唤醒熟睡的妻子，先送县医院，再送市医院。黄维接到电话就往家里赶，到医院时，人已彻底昏迷，他父亲清醒时的最后一面，黄维最后也没有见到。开颅，抢救了几天，医生最后建议，还是算了。人还一息尚存，再运回县医院，又拖了几天，之前住院的钱，都是几个叔叔垫的，回了县城，黄维在场，就不好再麻烦，但他自己又没钱，两三万的住院费，他挪了一笔舞蹈学校买训练服的公款。这个钱，我后来刷爆信用卡给他补上了。

小冉也放下所有事情，追回县里，办丧事时，她陪着黄维，跪灵。不久以后他们分手，黄维痛哭着向我倾诉，着重强调了这个事情。

他们可能会分手，我是很早以前就知道的。那天，从茶馆里聊完出来，已是黄昏，我们散步去找羊肉汤馆子，在路上，黄维抱怨了小冉的不是。那些缺点，大约在更年轻的人眼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不做家务，关爱父母但不想一起住，对家乡长辈因为陌生而不热情。总之，很女权。也许，在以前的黄维眼里，它们不算问题，但是那天他说了，“小冉不适合结婚。”

下面这个意思，也是他亲口给我讲的。父亲去世前，他总不能好好成个家，现在他要重拾早逝父亲的遗训，将他们这个家传下去，繁衍昌盛，为此，他需要一个更贤惠的妻子。

我没有说什么，他这么想，这么做，心里肯定会好受一些。那时，黑夜已降临这个充满焦化厂废气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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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已经快三十了，认识十多年，我从未见他那样哭过，我们开着微信视频聊天，他眼里的泪水还他妈止不住地流。我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灯光辉煌、车流轰鸣的北京东四环，叹了口气说，使劲哭吧，以后心硬了，就没机会了。如今，我是很难流眼泪了，上一次还是喝醉了酒听李志朗诵《回答》。

他的分手很突然，那日白天时，他们因一件小事吵了两句嘴，心里堵了点气。晚上，黄维在书房加班，到夜里两点才做完，他没有回房间睡，在客厅拿了一个抱枕，直接睡在书房。平时，小冉有个习惯，总要黄维陪着才能睡得着，无论多晚，都会等他。当晚，小冉也没有睡着，大约三点钟，小冉忽然踹开了书房的门，歇斯底里地大吼，“你到底要怎样！”然后扬言要收拾东西走，但也只是拿出了行李箱，并没有装东西。

第二天，黄维去上班，晚上再回来，发现小冉已经走了，行李也基本没剩。

“你活该呀！”我说，“你本来就是要一个贤妻的啊，现在别人走了，你又在这里哭嚎。”黄维的解释很合理，不分时，不觉得如何，当真分开，才发现，其实早已血肉相连。下面的感受，也是我帮他描述出来的，“其实，这么长久以来，这个人一直在你身上叠加。”

我相信，这最后部分的故事，确是对真相的描述。小冉离开黄维的根本原因，就是黄维总喜欢教育她，想要改变她，这种纯精神层面的压迫，给小冉造成的痛苦，我提醒黄维，“你要认识得足够清楚，它们并不低于肉体上的伤害。”

黄维最后的挽回也失败了，之后的几天，直到小冉做出最后的决绝，他依然还是那种腔调，指责，批评，试图改变。小冉搬去朋友的出租屋，并很快接受了一个追求她的男人。小冉的解释是，她知道，如果不如此，她怕自己会回头，回到那个教父般的黄维的阴影里。

彻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黄维一度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中，几乎是终日以泪洗面，颗粒不进，只能吃些水果，一下子瘦了将近十斤。他甚至为了给我打个电话排遣情绪，会等到夜里两点，等我做完事情。我的道理很简单，“痛苦是恒常的，你是个男人，要受得住；不要再去做无谓的挽回了，要保住你基本的体面，通常情况下，在情爱关系破裂的情景里，体面才是最重要的，体面至上。体面至上。”我又强调了一遍，“人生很短，故事很长，且放达一些。”

这些心灵鸡汤似乎对他起了些作用，在我被自身的仓皇事故打乱生活节奏以前，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黄维说，他已经好受许多，那些道理很管用。他也哭够了。

后来，我知道，小冉去家里拿最后一点东西，黄维送她到门口，轻轻地拥抱了一下，说了再见。

再后来，他们还吃过一次饭，夜里，黄维开车送小冉回家，他故意在成都市区绕来绕去，等过了十二点，我才扭过头去，向小冉说了声，“生日快乐。”然后，送她到楼下，再各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