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惡
一
由六月十七日「五百警大搜捕」到六月廿四日蘋果停運，只不過是七天時間，堪比上帝創造天地。政權的效率，從未如此高過。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天空下著滂沱大雨，地上排著長長人龍，準備搶購一百萬份《蘋果日報》。最後的「爆買」，既是依依惜別，也是在政治低氣壓下以僅餘方式表達對當權者肆意撲殺媒體的不滿。
蘋果網站上，如今只剩一則神傷告示：「感謝讀者對《蘋果動新聞》和《壹周刊》的支持。《蘋果》及《壹周刊》的網站和應用程式，將於香港時間 6 月 23 日晚上 11:59 起停止運作。」這些年來，香港人在電腦與手機裡儲起的無數新聞連結，剎那間灰飛湮滅，這樣悲壯的結局誰又想像得到？
或者香港的走向灰飛湮滅，也是沒人能想像得到。
尚未消化完蘋果的戲劇性死亡，又傳來特區班子大改組的重量級消息：李家超保安局局長升任政務司司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升任保安局長，本來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被免職。這一切，都發生在七一中共慶祝百年黨慶之前的幾天。
二
實在沒興趣聽KOL 食花生談論「李家超是否下屆特首人選」之類問題，反而想知：甘願為共產黨賣命的人，內心會有掙扎嗎？
近日重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名作《平凡的邪惡》（Eichmann in Jersu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唯有在如此荒誕畸零的時代，讀這本納粹劊子手的法庭自辯才不會覺得太反胃，而且還能從中得到啟發，對人類的邪惡本質有更多了解。
受審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二次大戰時負責把猶太人運到各地集中營進行屠殺的「交通物流」大總管。其時，他的職級為「國家保安本部」（R.S.H.A.）第四分部 B組第四小隊隊長（第四分部就是人所共知的「蓋世太保」）。納粹戰敗後，艾希曼改名換姓，藏匿阿根廷生活多年，一九六零年被以色列政府發現，以綁架方式把他拘捕，翌年於耶路撒冷展開歷時九個月的公開審訊；被控「反人道」等十五條罪的艾希曼，最終罪成，判處絞刑。
鄂蘭以記者身份親到現場聽審，並以敏銳筆觸仔記下了這場世紀審判。她筆下的艾希曼是個有點「怪雞」的人：不算很聰明、表達能力不高、頭腦有點偏執，但喜歡緊跟指令辦事。某日在庭上自辯時，艾希曼宣稱自己是「康德道德哲學的信徒」，更即時背誦出康德的定然律令：「我的行動原則，必須能夠成為普遍律法（the principle of my will must always be such tha it can become the principle of general laws）」。不過他旋即澄清：「自從負責強制驅逐猶太人（意即負責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的工作，我便停止按康德道德律生活。」
艾希曼就是這樣一個連話也講不清的人（或裝作講不清）。表面上，他似乎沒什麼殺傷力，甚至怕看殺人流血場面；但他卻同時是個輕易便放棄獨立思考和判斷善惡的人，充份體現「邪惡可以來自平凡人」這個可悲事實。
平凡的艾希曼並非一開始便沒心沒肺，他也有過良心不安時。據鄂蘭記述，一九四一年九月，艾希曼被告知納粹的屠殺猶太人計劃（稱為「終極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後首次被委以重任，負責運送二萬猶太人和幾千吉卜賽人到蘇聯地區集中營；這位總是跟隨命令辦事的仁兄，竟然擅自更改運送地點（改為運送到波蘭），令這兩萬多人避過即時被槍殺的命運。但幾個月後他的良心就消散了。據艾希曼自己分析，他丟失良心的「轉捩點」是一九四二年一月的「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
這場臭名昭著的粹納次長會議，召開目的是討論各部門如何通力合作落實全歐「屠猶」。以類似秘書身份參與會議的艾希曼，首次和這麼多納粹高層同場。這次會議令他畢生難忘，因他親眼看見政府的精英和專業人士（包括非黨員）對「屠猶」這件極度血腥暴力的工作表現得趨之若鶩，「與會者對『終極解決方案』報以超乎尋常的熱情，尤其是內政部次長」。次長們都熱烈地提意見，把「殺人」當作一個技術難題來處理和討論。
艾希曼說，這場面帶給他巨大衝擊，「我感到自己有點像彼拉多。我的罪惡感一下全消了。」彼拉多洗洗手，把處死耶穌的責任推卸給群眾，那麼艾希曼呢？「Who was he to have his own thoughts in this matter?」他不過是個「小薯仔」，既然大佬們都沒意見，他何德何能作任何道德判斷？
鄂蘭對此的斷語是：艾希曼不是第一個也非最後一個，被自己的「謙卑」所摧毁。（Well, he was neither the first nor the last to be ruined by modesty.）
面對道德難題時，自認不夠聰明或職位不夠高，把責任「外判」給更聰明更高級的人 ── 這是很多平凡人的處世之道。香港的高官不是小薯仔，心態卻可能接近。「周圍的人都不覺得有問題，那自然沒問題啦。」長年在政府環境工作的他們，或許也有過一絲良心不安？但處身建制同溫層，聽到人人都說沒問題，所以很快便擺平自己的良知？我特別好奇，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說整場「整場黑暴（意指整場反送中運動）基本上都是謊言共同體」，到底他是一直如此深信？還是周圍的人都如此認為他才「謙卑」認同？
三
鄂蘭在第七章提到，有些在納粹擔任過高職的德國人戰後如此為自己辯護：「我從來都是反對納粹的，只不過一直把不滿藏在內心深處吧。」鄂蘭稱呼他們為「內在的放逐者」（ inner emigrant）── 這既指他們把自己的「真我」移居到內心深處，復指他們在歇斯底里的人群中，就像放逐者一般。
因為內心藏著如此「危險」的秘密，「內在的放逐者」自然要比一般黨員表現得更激情和投入，比真納粹看來更納粹，才能避免「露出馬腳」……這簡直就是小說《一九八四》的情節。在「仇恨時段」喊得最賣命驚天的女孩，原來打心底裡不信黨的一套！但這卻是極其悲哀的一種「選擇」。每天戴著面具，去飾演另一人，說著違心話。比起完全沒有良心的人，這種「裡外分裂」的活法才真夠磨人。
香港的高官裡面，是否有這種遮蔽良知、以求存活的人，我不知道，但未來香港肯定會有越來越多人過著「人在江湖，不得不撐」的「內在放逐」生活。這或許是很多人決心離開的其中一個原因。人生在世，不但真話不可說，還要天天口吐假話，這是多麼痛苦難堪的事。
四
當然，「內在放逐」可能只是納粹高官為求避過死刑的說詞。鄂蘭提到另一常見的高官辯護詞，比起「內在放逐」好像較有說服力：「如果我離開，真正的納粹黨人就會來做我的工作，國家就會崩壞得更快！」鄂蘭稱這些人為「緩和者」（mitigator）。
觀乎我們身邊，確有好些人抱持這種信念所以繼續留在政府、公營機構或已變質的公司裡工作。當記者的希望減慢媒體的自我審查，當老師的希望減慢學生被單一說法洗腦的速度，當公務員的希望減慢政府辦事的無規無矩……「緩和者」真心想力挽狂瀾。但他們是否能起到作用，抑或反而背書了政權的不義，卻很難一概而論。
在納粹時代，各地猶太領袖都自視為「緩和者」，和艾希曼充份「合作」，包括負責制定運送到集中營的名單、沒收猶太同胞的財產，向艾希曼要求豁免驅逐知名人士和猶太老兵……他們幾乎就像艾希曼的左右手。對這些參與謀害同胞的「緩和者」，鄂蘭公然表達不齒。
在我們的時代，「緩和者」這種角色可謂更難施展。「緩和者」若是一位高級官員，如今其「善良意圖」恐怕已無法實踐，因為任何想減慢現政權「向左轉」的高官應該已經自身難保、官位危危。他必須快速作出抉擇：是瀟灑掛官去？還是放下身段，加入謊言共同體？
畢竟，香港已進入不表忠就是不忠、不說「黑暴」自己就是「黑暴」的時代。（20210627初稿，20211115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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