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击碎的互联网叙事，和中国年轻人的”新异化“人生

（原发表于2021年1月）

拼多多像是接力跑选手一般，顺利地在舆论场上接了阿里巴巴被公众痛斥的一棒。

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所引发的舆论风波、监管惩罚和取消IPO还未完全停息，作为阿里新起劲敌的拼多多，就接连发生了女性员工加班猝死、官方虚假声明几易其词、男性员工跳楼自杀、员工因“极端言论”（在一款名为脉脉的求职软件上批评公司）而被强迫辞退、监控员工隐私、公关声明继续“硬刚”民愤等应接不暇的负面信息。

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拼多多的股价在员工猝死而短暂下跌后，又迅速上涨，目前是中国股价市值第四高的上市公司（前三位腾讯、阿里、美团），这是拼多多“硬刚”公众的底气所在，也证明在未来，现有处境不会改变。

1 不意外的公众狂怒

接连发生的丑闻，也不由得让人想起10年前的富士康N连跳。然而，拼多多引发众怒其来有自——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端传媒总结的年度中国互联网关键词，也包括了诸如后浪、小镇做题家、打工人、内卷等词汇，来形容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工作与社会心理状态。事实上，这是一组足以让人浮想连篇的矛盾词汇：

“后浪”成长在“一个精神抖擞的时代，一个仓廪足而兴礼仪的时代”，充满希望，无限可能；可是“小镇做题家”，却从三四线城市靠“做题”考入“985”高校，而又无法在大城市立足、生存、买房、成家立业、最后只能落魄回乡；“打工人”本来是指代那些“低人权优势”的中国特色农民工群体，而在2020的互联网自嘲中，迅速成为白领阶层、“预备役中产”年轻人的自我指称；“内卷”现象，则被人类学家项飙重新诠释为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社会竞争机制，退出既是不道德的，对于参与者（后浪、小镇做题家、打工人）来说，也是不甘心、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关键词中，“后浪”是一次成功引爆话题的市场部宣传，却也引发剧烈的社会批评：只有那些家境殷实的中国孩子才可能成为后浪，脱离内卷，并且没有满腹牢骚；而其余的，则是困在系统里，参与白热化内卷的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

2020年底，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所引发的意外热潮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部讲述漂泊的年轻农民工在发型中找寻自由与自我的孤独电影，竟然引发为数甚巨的“白领”观众在其中找到共情。李一凡本人也感到惊讶，我曾问他如何理解这样的文化现象，他直言完全没想到，“都市白领”和他所讲述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压抑如此类似。而恰好，拼多多一系列的恶劣事件，将所有的压抑推向了狂怒。

“都市白领”、“预备役中产”当然不仅仅是科技公司、互联网从业者，但这一群体却被认为中国社会最有可能“跻身”这一序列的人群。而这也是奇怪的现象，在不远的几年前，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从业者，都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完美职业，它意味着高学历、高薪、财务自由、拥抱“新四大发明”、拥抱未来……一旦有幸跻身其中，便提前锁定了冉冉升起的都市白领席位。也是这短短几年间，这个群体的关键词，慢慢变为了996ICU和反讽的“修福报”，进而演变为全面“内卷”的“打工人”。

而拼多多发生的“猝死”、“跳楼死”、监控员工私密言论、不合理开除员工等丑闻，则可能超越了所有自嘲的“打工人”的底线。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叙事，被它们在狂飙突进中出现的巨大公共伦理败坏，突然击碎了。也因此，公众的狂怒并不意外。

2 被击碎的互联网叙事：从“新四大发明”到“垄断资本家”

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从业者，肯定不是中国猝死最多、加班最多、遭遇不合理用工制度最多的人，我们不用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抱怨更多。然而恰恰也因为如此，这一“白领”、“预备中产”群体的自我预期与定位，遭遇了现实的无情反讽——即便他们已经是14亿人中的佼佼者，劳工权益同样无法得到保障；与相对高薪相对应的，是健康的过度损耗和高度可替换性；无论是程序员，还是市场营销部门员工，所有工作都成为巨大链条中的几行代码，一次对齐、拉通，和流水线带给产线工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并无二致。而丧失创造力的工作，也必然造成“意义”的缺失，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 ）的术语，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和世界无法产生共鸣（ Resonanz ）”，“共鸣”在罗萨的论述中，就是“异化”的反面。

如果借用2020年底公众对“杀马特”的重新理解（而非污名化），那么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很多的可“共情”之处，如《革命的一天：与杀马特同行》一文中所指出的，杀马特所面临的都市工作环境问题包括：“不被关注；工作随时可替代；生活没有创造性；极度孤独，没有归属感；高压下的生活很多情绪无处发泄；努力工作也难以完成阶层的上升……”

而在此前数年，中国语境中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是创造力、自由和进步主义的象征。也许从来没人完整地总结过一套权威的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意识形态”，但主流媒体的叙事中，一系列新型创业家、企业家往往有着相似的、类似希腊罗马神话般的经典“原型故事”：

他们希望改变世界、轮番遭遇失败、随后屡次“XX豹变”、给社会带来了无数的高薪就业机会、继而创造了中国新的“四大发明”——这其中，既包含了和经典美国梦类似的个人奋斗叙事，也蕴含着硅谷最初兴起时所带来的反抗、创造、个性、自由和新世界叙事，同时还配合着“中国智造”（而不再是“山寨大国”）与中国崛起的国家主义叙事，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以之为奋斗模版。

我曾在北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该公司主要投那些早期互联网创业公司。还是在2016年，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俗称“双创”）的热潮之时，中国自媒体常常戏称“北京任何一家咖啡馆都在谈论天使轮、A轮和互联网思维”，领导在一次部门会议中语出惊人，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十余年前，改变社会的可能是《南方周末》，现在就是创业家，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现在，不会办报，而是会创立互联网公司。”

不难理解这是VC的市场话术，但把“互联网企业家”比作康梁，这种思考“古人到现在会做什么的”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反映了该领导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也颇能反应当时的“主流”媒体叙事所创造的社会“共同想象”。而不久后，这位领导因为部门裁撤，也随即离开该公司。

当“双创”浪潮迅速成为泡沫后，进入“大厂”（大型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则成为高学历毕业生炙手可热的主流选项（另一主流选项是进入体制内，暂不在本文的谈论范围内）。我曾访谈的一个大型科技公司员工，她曾在政府海外部门、高校等工作五六年，海外双硕士学位，精通三国语言，我好奇她为何选择到中国科技公司从基层市场部职员做起，她直言，“我宁愿做风口上的猪，也不愿做井底的天鹅”（“风口上的猪”也是前些年火遍全网的企业家言论），“就想当一颗螺丝钉”。

另一位在国内Top互联网企业的前员工，回答为何从新闻媒体跳到互联网企业时的言论也令人玩味，“如果能继续做媒体，谁还想来干这个啊？”事实上，他的业务能力相当出色，只是时常觉得，这是一份不能放弃的“狗屎工种”（ Bullshit Job ），因为中国媒体环境恶化、互联网公司能带来高薪和阶层跃升的机会、实现有可能在大都市贷款买房的“自由”、也能获得相对体面的社会身份认同。然而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和“打工人”自嘲的一样，他所“觉得”的，和“现实”的并不一致。当年过三十有余，便必须有所升迁，否则面临边缘化、淘汰、被“优化”，而此前他阴差阳错地失去了一次机会。现在他担心，自己可替换性高，熬夜能力不如年轻人，因此也陷入漫长焦虑。最近他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对未来如何走，则讳莫如深。这也许就是项飙所言的“不允许退出”，退出会让人羞于启齿，因为意味着“失败”，而这一种“原型故事”的叙事下，不允许失败。

上述案例中的几位，仍然对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价值观”有所共情，即便现实情况并不如他们所预期，“财务自由”可能遥遥无期、“创造性”荡然无存，其本人的阶层也未实现可见的跃升。但事实上，他们的心态，代表了信奉并加入这一叙事的大部分高教育水平的中国青年人。

如果客观看待，这一关于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叙事，本身逻辑漏洞百出，并且随着加入的人群越多，其收益边际效应从逻辑上也会加速递减，“内卷”现象因此愈趋严重——导致这一叙事，从“功能性”批判上，就会倾向于加速自我毁灭。然而，因为没有任何个体可以掌握、并理解全局的事实和真相，因此，人们通常只能依靠“叙事”，去理解和参与世界。而“叙事”，则往往同时包含了真相与谎言、自由与操控、主动与裹挟。于是加入其中的人群，便很难真正厘清这到底是自我选择，还是随波逐流。

近年来，随着这一叙事的逐渐幻灭，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与美国的“五恶人”（Frightful Five），在“从受公众热捧，到受公众厌恶”，在时间维度上产生了同频共振。只不过，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又在此显露无疑。

如果说美国“五恶人”（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要面对的，是国会听证、欧盟GDPR、干预大选、信息茧房、对民主体制的损害等一系列具体议题，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巨头要面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根本性指控：

因为他们不仅是“垄断”的，更是万恶的“资本家”。

3 中国特色的企业难题：企业家精神、不谈政治到阶级斗争的幽灵

另一种叙事在中国年轻一代中的突然出现，可能有多种因素：中国年轻人的上升渠道逐渐被锁死（后浪VS小镇做题家）；劳动法在许多互联网和科技公司被视若无物（大小周、996、没有加班费、随时待命、办公软件彻底控制员工生活和侵犯隐私）；工作中毫无创造力，而只是成为巨大系统中的一环，“伟大成就”是公司的，个人毫无“共鸣”，丧失意义感；一线城市节节攀升的房价，让相对高薪失去意义……

但这都不能解释“万恶资本家”的重现。在B站上，一则马云的演讲视频，满屏弹幕都在痛斥马云为资本家，而“你工人爷爷来了”，成为了热门微博hashtag。不远的几年前，马云还是全中国人的“马爸爸”，现在则成了当代青年人口嗨的“孙子”。知乎上，大量评论从“人在美国，刚下飞机”、人均年薪百万的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风气，变成了充斥着熟练运用马列毛语录的反资本主义的高赞答案，并且直言，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不仅没有掩盖真相，其关于阶级、法律、国家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才揭示了现实的残酷真相。

知名微博用户@邓艾艾艾也曾发过一条微博，“这几年，知乎从‘自己不努力能怪谁’的社达光明顶都变成反资左人cos大展，感觉是大学生毕业进厂子接受劳动法再教育了”，该条微博被网友们欢乐而心酸地转发了近1300次。

在拼多多的连续劣迹以前，马云和阿里巴巴所面临的麻烦，就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其性质虽然颇为不同，但公众的怒火，同样指向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让年轻人背负巨额债务，和对其未来的掏空。

马云一番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炮轰，不仅让蚂蚁金服的诸多员工丧失了财务自由的机会，自己也神隐数月，自己也神隐数月，一度被外界传言前途未卜，直到上周才在一次与乡村教师的网络会面中现身。针对阿里这类互联网巨头的新反垄断法，也已呼之欲出。中国自媒体更甚，屡屡把他和晚清胡雪岩相提并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调查组（而非中央调查组）进驻阿里，他所创办的湖畔大学面临的“东林党”指控，则再次被翻出舆论场，湖畔大学云南分校区还被自媒体“造谣”暂停建设。东林党、胡雪岩、资本家，每一个关键词，都指向一段残酷的历史，成为中国政经生态下的杀人寒刀。

事实上，据官方介绍，湖畔大学创立的宗旨，是培养中国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而重要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它对个体、社会、市场、国家、政治、经济的理解和想象是什么？马云并没有加以权威的阐释，只是讲了“企业家就是要有企业家的担当”。可这种担当，难道仅仅是给“打工人”提供996的“福报”吗？

但历史地看，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有其脉络，它同样可以和世界有某种结构的同频共振，大致可以归纳为国际共产主义失落、冷战结束后，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从曾经的龙头房企SOHO中国曾经的内部企业刊物《SOHO小报》上，即可看出其“企业家精神”相当重要的价值，秦晖、谢泳、何帆、何怀宏、马立诚、许纪霖、萧瀚、郭于华等重要的中国（保守）自由主义学者（中国政治话语，俗称“右派”）都曾在该刊物上谈论“安全感”、“合法性”、“左右之争”、戈尔巴乔夫、“昂纳克寓言”、“老左派思潮”、“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中国现代化”……也对中国软实力是什么，中国“两会”应该关注什么，多有讨论，其代表的政治理想不言而喻。2010年，这一内部刊物宣布停刊时，还曾在互联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甚至连文艺作家安妮宝贝都在其谢幕时发表致意，称其为“立意笃定的一本杂志”。

而到2013年，老一辈民营企业家柳传志在正和岛与企业家王瑛的争论，也引发了中国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柳传志）还是应该“谈论政治”（王瑛）的舆论热潮。但这场争论并不意味着开始，而是结束。王功权、任志强等人相继的遭遇已经给出了答案。而移动互联网之下的这十年，被塑造成改变世界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任何一人，有过公共性的表达（且不说政治性和社会性）。但如果企业家精神，只是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新一代的互联网和科技巨头们可能并未失职，他们创造了远远胜过前人的商业巨头。

马云可能是其中唯一的异类，他曾是官方宠儿，出席各类国家活动，同时也喜欢发表各类引发争议的言论：比如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对六四的谈论，对2018年宣布退休引发政治猜测的自信回应，以及不久前的炮轰中国金融体系。只是这一次，退休的马云，终于面临了真正的泰山压顶。但是几乎没有企业家和公共媒体，敢于和乐于声援马云，除了官方的惩罚、新反垄断法的如箭在弦，舆论上，则充满了对“资本家”、996福报、以及马云从前各类“嘴炮”言论的讨伐，“阶级斗争”的幽灵，仿佛若隐若现。

但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否真的是想回到那个“工农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前两年，声援深圳受难工友的大学生的残酷遭遇，或许可以作为现实的参考。因此，中国肯定不会回到那个年代，民间也许有“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叫魂阴影，但在各类官方文件和行动中，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自上而下的主流价值。

但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的多数大学生价值观，也许是SOHO小报的叙事；五年前的价值观，是互联网和科技创业的叙事；现在，则带着浓厚的阶级叙事倾向——在诸种不同叙事的选择与取向背后，有多少是来自“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的亲身心酸、现实绝望和阶层固化；有多少背后站着国家制造的阴影？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到底是什么，是否沦为一具空壳；其背后站着的，是否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巨大投影？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原型故事”，还是“企业家精神”，他们或许在最初，真的具有某种价值观的内涵：无论是科技进步主义，还是保守自由主义，有的老一辈企业家也真的向往一个更加自由、法治、公正的社会、并行动和付出过惨痛代价，新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也确实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但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叙事充满矛盾，且内核空洞——

财富自由和创造未来的叙事，真相是加入“996 ICU”，巨头们视劳动法如无物，“打工人”做着被异化、无法产生“共鸣”和意义感的工作，成为巨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互联网思维下的企业发展模式，全面改变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遭遇“衣食住行”的日常暴雷（“蛋壳租房”即为最近一例），并且加剧未来的风险（互联网金融所鼓吹的：预支未来，“美好生活”）。

而被指控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在面对来自一般员工和民间的问题时，他们并不在乎，蒙眼狂奔，甚至像拼多多一样，屡次“硬刚”众怒，市值不跌反升；而一旦面对国家阴影下的“资本家”指控时，他们又会陡增殷鉴不远的历史恐惧。这也导致事实上，它们无需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价值观”，为国家强盛的加速发展服务，或许才是其本质。

而深度参与国家和企业发展的绝大部分“打工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农民工，也事实上无法指望国家的救助，国家或许会惩罚巨头，但无意成为“打工人”的救世主。“打工人”身处不同的工种，拥有不同的消费生活水平，规划不同的、很难实现的人生，或许觉察到诸种叙事的自毁与破产，但又无法选择退出，纷纷困在系统内，没有光明的未来。

4 加速内卷还是退出竞争：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

我在某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时，遇到过一件让我愤愤不平的事。那是一个国内外多家公司的联合工作事务，当在某个周五深夜，我将层层工序下被审订好的文件发给欧洲同事时，欧洲同事颇有怨言，她直接电话过来告知我，“在欧洲，没有人会在周末工作的”。然后可能出于善意，她给我解释了诸多欧洲人的周末生活和游玩习惯——而这更令我愤然不平，周六在家处理工作事务，对中国员工人来说是太正常的事情。凭什么在同一家公司，本国人要低人一等？

所以，当我在阅读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 ）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和《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两书时，对他所论述的“加速社会”、“异化与共鸣”，一面感到所言极是，一面又觉得他身处欧洲——许多中国人眼中的“福利养懒汉”的社会——心理不免太过脆弱，如果他知道中国当下的流行语“打工人”、“内卷”、“小镇做题家”，知道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所发生的惊人丑闻，不知会作何感想，又将如何论述。

罗萨的观点是，在现代社会中，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而维持竞争力，不是人们自主规划人生的手段而已，而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新异化的诞生》第一章第2节）

因此，在这样的剧烈变革中，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就成了“一个只有通过加速才能维持自身稳定的系统”，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来说，则是“我们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同上）不同哲学家/社会学家对“异化”的论述颇有不同，罗萨的论述则是，“异化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描述一种境况，我们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即使我们能’自由’的选择如何为自己而生活，也没有明显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压迫。我们感觉到被强迫着跟上现代生活的脚步，尽管这样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林云柯：“快速”还是“加速”？——“加速批判理论”作为视野》）

而这样“新异化”的高度竞争社会，几乎完全符合四种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判定标准：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压力；人们无处可逃，所有主体必然会受其影响；它无所不在，影响力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单个或几个领域；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对抗它。（《新异化的诞生》第三章第12节）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可能和所身处的世界有“共鸣”可言，“共鸣”是指人和世界彼此相互回应的关系，在共鸣的关系中，人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和支配。共鸣关系让人身处世界，不被世界抛弃，也不用退出世界——而那个全面支配着自己、冷漠地毫不顾忌自己、静默不语地不理会自己的人和世界的关系，则是“异化”的关系。

可是罗萨毕竟不生活在中国，也并不理解中国“打工人”的“内卷”现象，远远超过了他所论述的“加速社会”。毕竟，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都还在不停用“电子邮件的发明反而让人们更忙碌”来举例说明。如果他是个中国人，应该知道我们拥有无时无刻在线的钉钉、飞书、企业微信等一系列更加速的办公软件，随时宰制着中国“打工人”，而那些绕过苹果App Store隐私审核机制的内部办公软件，则更可以无时无刻窥探员工的私人行为。罗萨还在书中谈论加速社会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似乎满足了极权社会的特征，而在中国这无需更多谈论，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随时高悬着巨大的国家投影。

在这样更甚的加速内卷中，中国的“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们，即便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主流叙事被现实不断击碎，仍然会倾向于加入其中，无法逃离，更谈不上任何意义上与公司或世界的“共鸣”。偷偷摸摸、小心紧张地上班“摸鱼”，也许是身处其中唯一的“反抗”，而事实上，这是西西弗斯意义上的“想象自己是快乐的”，远远没有成为加缪所论述的“反抗者”。

那么，一走了之，退出这场竞争，是否可行？从个体的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可行的。然而同时，数量极少的个体退出，没有任何意义，系统是自行加速运转的。项飙为《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一书所撰写的导读中，最后写道，一部分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要想象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敢于在“在不占有（房产）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也许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革命。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如果延伸到他关于“内卷”的访谈，那便是，年轻人要敢于在“不内卷”的前提下，过好每一天，也许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革命。然而问题在于，“我革命”不会对互联网和科技公司造成有意义的影响（连猝死、自杀都不会），国家要高速发展的巨大投影，也不会因为“我革命”者的逃离而消失。那些“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打工人”，也许会在“把自己作为工具”的人生中，将《把自己作为方法》视作加速“内卷”生活中的高级安慰品，但不会把“我革命”当成真正严肃的人生考虑，因为那要付出的现实与心理代价，也许实在太昂贵了。

当然，如同所有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一样，罗萨也只是提供充满启发的批判，从未在书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只是认为，要么我们找到逃离加速的方式，要么我们会在巨大的生态或政治灾难中，被迫停下来。所以，也许阿多诺确实道出了真相，“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