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我的个人经历(截至2015年))
我叫王庆民,1994年出生于河南省北部县城--滑县。我父母都是县城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工。一场婚姻变故,改变了我未来近20年的命运。在我一两岁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因为父母都不想向我客观全面的讲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内情不是很清楚。据我后来打听,以及对父母双方的说法的分析和去伪存真,主要可能是因为他们二人感情不和、两家人里边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矛盾,以及对我的抚养教育方式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我父母,最后走向离婚。当然,离婚本身并没什么,社会上离异家庭有很多,但是这次离婚事件之后引发的问题却是非常严重,包括做出的一些匪夷所思的决定,对我未来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据我后来了解,因为这个矛盾我父亲一方的家庭为了避开我母亲娘家人的追打(这个我后来问过我母亲,她否认了这一点,其他一些当时的旁观者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和我祖父母、父亲、姑姑一起搬迁去了另外的地方生活。当然我也被带往外地。
在外地生活的大约七八年时间,期间我姑姑因为这件事(她和我母亲娘家人一直有激烈矛盾)刺激有了一些精神问题(近两年轻的多了,那些年很严重),经常性发疯(不是比喻,是真正那种令人恐惧的精神异常情况下的行为。),例如摔碗筷、挥舞擀面杖、菜刀、大呼大叫等这些危险、令人害怕的行为。瓷碗摔烂了只能买铁碗铝盆。这些我都在场看着,这种事主要发生在我大约5-10岁时候。至于对我,她经常瞪大眼睛(那种疯病下的恐怖眼神),或者出言恐吓(把你打死、你个xx、都是tanwei(方言,意思是因为)你xx等话),比较大的时候就挖苦讽刺,或者平常说话时候恶声恶气的说。还有过冲我脸上吐痰,味很大,很浓的痰。我有时候反击,对着吐,但是只有一点痰末,她吐的很多。至于打我的次数,倒不是很多(不多指不是天天打,但是十几年累计至少也有一百多次吧,而且吓唬我的次数比这多得多了),主要是我父亲和祖父母的阻拦,加上太小的时候对具体被打也记不太清,不过对于那种发狂或者吓人的恐惧,现在还清楚记得。打人时候我很小,胳膊腿都没她长,所以她打我时候还用另一只手压着我,摁着我,让我打不着她,她却能打的着我,让我挥着胳膊踢着腿都够不着她而受欺凌,而且此时她还很得意和猖狂,并且以此故意气我。还发生过她发疯时候把我头摁在水盆里“洗头”的这种事。我父亲很少直接打我,但是在我姑打我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拉偏架,拉住我让她打,有时候我姑打我他还喊“好、好”之类,不过次数很少。还有打完吓完之后我姑姑还阴阳怪气的说“哭的还怪痛呢,哭吧”“悻啥呢你悻”。这些事情对我童年时候的心理留下了很多阴影,尤其是形成恐惧感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对后来的学生时代的思想、行为影响也很大。
相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没有接受小学教育。由于去了外地,而且这些时间里又曾经多次变换过居住地,加上我父亲、我姑以及祖父母的别的事情(这些不方便在文中说,想了解的人我可以当面讲),而且根据我家人的说法(怕母亲家人找到我把我抱走什么的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虽然感觉很奇怪,但是后来看到很多父母卖自己的孩子、母亲吸毒把孩子留房间饿死之类,我这个其实也不算太奇怪、太匪夷所思),就没有去当地小学,而是在家里由我父亲教我识字读书,买了一些课本之类,还有以前他的老课本,用半教半自学的形式学习。至于我的意见,那时候我才几岁,既没有独立思想,又没有能力抗拒,自然只能接受。
当然,在那种恶劣的家庭环境里,基本道德、基本行为规范、人际交往能力,日常言行举止这些当然都没有系统全面合理的教,或者有些方面就是空白,连最基本的和人打招呼、还礼这些基本礼仪都不懂不会,清洗个人卫生这些也都不会,也意识不到。
不过,识字阅读方面倒是还好,而且由于没有布置作业之类,还有很多空余时间看了一些父亲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课本,虽然当时大多数不完全懂,但是对后来中学学习还是很有帮助。尤其语文、历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东西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识,还有价值观影响,都慢慢渗透进我的记忆,我的内心。虽然家庭经常吵架,甚至打起来(我祖父母当时60岁左右,和我父亲、姑姑他们之间互相埋怨,争吵,我姑不正常时候摔东西,他们三个去拉住,抱住,总之很恐怖),但是我有机会就去另一个房间,也没有电视电脑,当然那时候更没有智能手机,所以看那些老课本,还有旧杂志、旧报纸,甚至一些小人书连环画,下意识的逃避这些家庭矛盾和恐惧,反倒是在这个过程里认了不少字,有了对阅读的兴趣,也成了我后来比较擅长文科的伏笔。至于数学,当然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自然很糟糕。英语虽然有些老课本,但是同样是因为没办法教,所以也是到了初中上学之后才正式学习。在这期间,邻居、亲戚曾经问过父亲及其他家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学校,还有平常出门时候其他在墙根坐着的老人、各家媳妇这些人也都七嘴八舌议论,投来异样眼光。至于同龄人,因为我没有去学校,所以也没多少机会接触,偶尔和邻居或者老家亲戚的孩子一起在他们家看看电视什么的。
这样过了一些年份,后来终于回到了滑县,然后又重新买了房子定居。这时候我差不多该上小学四五年级了,但是家里仍然不想让我去学校,而那时候我自己由于孤立时间长了,对外界其他同龄人也有隔阂,这时我已经11岁左右了,有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就自己的想法而言,一方面极为反感家庭里天天的互相埋怨、争吵(连吃饭时候都一直吵,有时候连着一整天抱怨、争执,几乎不停止。除了互相争吵,家人还经常自言自语,神神叨叨的,这一点后来也被我“继承”了),还有我姑姑的打人、恐吓,还有天天用不正常眼神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以及和以前一样的恶语相加(例如看电视时候,当时她一直按换台换了所有台好几轮上百次,电视一晃一闪的,我那时候小,很怯的说,别按了,按坏了怎么办?她就嗷嗷大叫,还玩命换台,最后把遥控器摔了,这种吓人的事很多)。很想离开家庭,但是又对陌生的学校很有恐惧感,所以也不想去上学。不过年龄越来越大,这时候出门,街坊邻居,尤其是天天坐在墙根聊天的各家的老婆子、各家媳妇,看见我和父亲出门,异样的眼光(就是看一个不正常人的那种眼神)、各种议论、流言蜚语(很多就当面说,这家孩子是傻子吗?怎么不上学,天天跟着他爸屁股后面傻愣愣的之类)就比小时候更多了,因为这时候自己也有了自尊心,也感受到了这种眼光和话语议论的歧视带来的难过。
后来又持续了有两年,因为早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再自学肯定跟不上学习进度了,而且初中很多科目也没办法教,后来就决定要去学校报道。但是因为突然和很多学生在一起,很难去适应,所以就又推迟了一学年,在这期间,为了能够适应和学生在一起玩,结果我父亲和我去了网吧,那里有很多中学生(当时也没有实名制,平常查的也不严格),就通过在一起玩游戏,接触其他同龄人,慢慢能了解、融入学生群体。当然这个做法是很匪夷所思,但是确实是接触很多同龄人的地方,我们那新华书店和图书馆也没多少学生在看,更没办法和他们在那里交友,所以网吧还真是选择。而且因为我当时还没接触过外界,所以我父亲当时带着我去网吧,这自然在很多人眼里也算奇事一件(他陪我去网吧一个原因是希望我适应和同龄人交往,而且也愿意让我离开糟糕的家庭环境,他慢慢感觉我一直在家也不是办法,待在家里天天冲突)。不过后来证明,这样做并没有起到太多好作用,反倒让自己有了网瘾,而且这个事情还成了后来一些混混学生找事的一个噱头和嘲笑我的谈资。
而我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阅读经历对我后来的学习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响巨大。当时开始接触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历史、军事、科技、社会问题的书刊也经常看。后来对于军事和科技的兴趣消退,集中于看政治、历史、社会问题和文学。这些知识以及社会书刊中的价值观对我影响颇深。只是那时候看历史和政治还是主要看科普性的反映具体事件的书,后来到高中才接触更多理论层面的。而杂志对我了解和看待现实社会的影响尤其巨大。虽然家庭环境恶劣,但是也没有接触多少同龄人的娱乐,也没有课业负担,加上为了逃避家庭现实而钻入如痴如醉的阅读中,从这些阅读中有了巨大的收获。
其实无论是去图书馆、新华书店,还是网吧,也是能够有个离开这个天天互相埋怨,吵闹的家庭的机会,而且可以更少看见我姑那种半疯半阴险的脸色和话语。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有反抗心理,矛盾越来越激烈,我从逆来顺受变得有所反抗。这时候,我和我姑姑又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时候我已经13岁了,所以有了一定的反抗能力,于是就发生了对打,面对拳打脚踢,还有拍头(有一个拍头长不大的说法,因为她疯癫,所以这样做来故意气我,那时候很小,也不知道这种俗话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感觉很受辱),我就反抗,虽然力气不大,但是比起以前还是有了反抗能力(以前也挖挠着反抗,但是效果不大),打不过也打。然后一连冲突了很多天,她还用洗澡水、洗脚水(当时我们家没有淋浴,都是在澡盆里搓洗,再用小盆子浇身子,从水脏的程度和泼到脸上鼻子上的味道感觉,应该是用小盆子舀大盆子里的水)泼了我一身,那种脏水特别恶心,我身上也有一些抓伤擦伤。然后我就拿了门口的修房子漏下的碎砖块,狠狠砸了她一下,正好砸在头上,据说后来去了一个医生朋友家里包扎了一下。
这个事情之后,我父亲知道我继续在家肯定有更严重的冲突,我自己也在这次豁出去的反抗之后彻底厌恶了家庭环境,因此我就不在家里住宿了,而是住在外边的小旅馆,从这之后,到现在,大约9年时间,我就几乎没在家里住过,除了因为一些事曾经回去过三四次,其他时候我都在外面,见我父亲也都是在他工作单位或者其他地方,并不在家里。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到了8月份,决定要上学了。由于我没有上小学,自然也没有小升初的成绩,但是又不想说自己没有上小学而引起其他老师和同学注意,所以就找到当地中心学校,撒了谎说是在老家牛屯镇上的学,当时也没有学籍联网系统,中心学校的一个主任后来就根据划片招生原则安排了学校,我就进入了县城的道口镇第一初中就读。然后,中学噩梦般的生活开始了。(其实家庭里还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我还受过很多其他伤害,只是因为时间太久,一些记忆的不准了所以暂时不写入文章,此外还有一些暂时不方便说。而且本文以写我在学校中的经历为主,所以对家庭的很多情况就只简略的讲一下。而且经历了这样的童年后,抑郁症的苗头开始出现。我上初中时候是13岁)
开学之后就是军训。军训期间每天也夹杂着早读以及几节课,主要是预习初一的课本。突如其来的集体生活,一下子让自己无所适从。尤其是各种打闹、骂人,以及学校的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我以前认为课堂应该是纪律严明,同学之间理应很有礼貌和尊重。但是现实却是吵闹成一片,而且老师在的时候和不在的时候很多同学表现差别很大(现在感觉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那时候根本不了解学校,所以对此很奇怪)。而军训时候,要求整齐划一出操,踢正步、站军姿,还有跑步、做俯卧撑等。我由于小时候缺乏身体锻炼,也不习惯这些要求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就开始闹笑话,例如摆臂动作跟其他人不一致,俯卧撑做的动作不标准之类,就有一些同学围着嘲笑,还有人动手动脚,踢人之类。当然更普遍的问题是,平常说话、聊天,还有行为和别人很不同,虽然在网吧那段之后倒是有些游戏可以和同学谈,但是绝大多数话语、行为还是与同学们格格不入。这就开始出现各种嘲讽或者风言风语了。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些同龄人对自己这么做,所以感觉很恼怒。
然后就发生了入学以来第一次很严重的冲突事件。那是午饭之后,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坐在教室里看书,然后有一个混混式人物李飞(据说他曾经上过一届初一,不知道什么原因又重新上了,在军训时候就很不服从教官管理,教官怎么吵他都不起作用,还嬉皮笑脸表现得满不在乎),还有一个小个子学生徐士强,几个人一开始在前面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他们就走过来,李飞就过来拿了个凳子紧贴着我坐着,然后开始说了一些什么话(时间长了忘了),我不想理他,后来就动手动脚,打啊踢(踢我的腿)啊之类,并不重,有半开玩笑半欺负人的意味,那个徐士强还拿扫把挥舞,然后我就很恼怒,然后就回打两下,还没他打我的重,然后还想夺下来那个扫把,然后他就一下子由混子式嬉皮笑脸变成凶神恶煞一样,然后就恶狠狠的踢打,我也还手了,但是身体比较弱,打不过,就把扔了的那个扫把拿起来回击,这时候那个李飞拿起来一块还没安到窗上的玻璃块朝我追过来,然后其他同学把他拉住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快军训时候了,班主任来了,事情暂时平息了。
过了一会,班主任王(王国华)老师把我,还有李飞徐士强叫到办公室,简单问了一下经过,他们当然以“本来是开个玩笑”之类搪塞敷衍,我很恼火,讲他们显然是故意欺负人,王老师说,你气还没下去吗?那就站在这再反省吧。不过也没站多久,后来王老师说,你们互相道个歉就好了,以后还是亲近的同学呢。然后我就道歉(那时候真是认为出现矛盾如果老师要求道歉,自己就应该找自己的问题,诚恳认错,现在些许太天真),他也道了歉,然后回到军训操场。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到了下午军训结束,我正要出门,突然几个女学生拉住我,说让我过一会再出去,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她们才吞吞吐吐说徐士强和李飞找了十几个学生准备打我,在校门外等着,让我等一会再走。然后我就和她们去了实验楼上呆了一会,后来她们说李飞已经被带到了班主任办公室,我可以走了。然后我就出了校门,结果没想到刚走到桥头,就遇见徐士强带了至少十几个人(都不认识,后来据说有初一外班的,还有些是初二年级的),他看见我就说,就是他(忘了具体原话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指认我)有跑步的,有骑自行车的大多数人手里都拿着砖头朝我追过来,然后我沿着河堤跑,好像有人抓住了我,但是挣脱了,最后拐到一个胡同里跑到一个陌生人家里边躲到屋里(这家人是开私人诊所的,现在还能找到,有必要时候可以让他们家出面作证),把这家人吓了一跳,我说有人追我,帮我一下,连谢谢也忘了说。然后这家主人就到大门口,然后那些人围着门口还让这家人把我交出来,然后这个主人回来大概说了要不你跟他出去什么的,我说他们都拿着砖头块,我出去会有什么下场,然后他就出门对围着的那些人说,你们这些人要再不走就报警了,这时候班级里的班长来了(后来听说是她知道他们要打残人怕出大事所以才赶来劝),后来也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反正又等了很长时间,这些人才走了,我也回了住处,我父亲也来了,还往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第二天去了学校,学校的厉主任负责处理这个事情,他让我父亲还有我大概看了下徐士强写的“交待”,徐士强大约说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傻X东西,就是想弄个套子戴他头上,拿砖打他一顿”,可能是他那时还小,不知道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吧,所以直言不讳的这样说了他的做法和动机。另一个主谋李飞,因为当时被班主任直接叫到办公室,所以没有直接参与打人。当时我还提到其他班学生也参与了,厉主任说那没有证据,而且那么多人也没办法处理,我说当时的班长还有几个女同学都看见他们了,厉主任说那个班长说她昨天什么也没看见,也调查了其他学生,都说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很显然,她们不想惹祸上身,得罪那些混混,不过到现在还是感谢她们当时给我通风报信,还有阻止打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最后结果是,徐士强被“劝退”,因为刚开学,其实想转到其他学校也不难,而且没有学籍问题障碍(那时候至少河南很多县城的初中还没有联网学籍注册这类东西,最多有个学生信息登记簿),李飞被“留校察看”,违纪卡记录40分(45分就要劝退或者开除,当然后来他各种其他违纪加一块都有上百分了,也没有开除,其实那种积分处理学生的规定实际上很虚,不会严格执行,意义不大),其他参与者就完全没有处置,而且“法不责众”,加上并没有造成伤残的后果,所以就一律不究了。
因为这个事情学校“劝退”了学生,算是很严厉和比较实际的处理,而且我又去了派出所报案,所以暂时震慑住了那些混混学生,后来在这个学校的半年间未发生大的矛盾。但是其他冲突还是时有发生。例如一个叫张士鹏的学生,平常就喜欢打架斗殴,个子不高但是出手比较重,目光凶狠,军训时候就趁教官不注意故意踢过我,而且是很用力的踹。至于原因,也不外乎因为我新入学,各种举止行为不合群,而且形单影只,所以锁定我为欺负对象。虽然自从徐士强被开除,这种学生对我收敛了很多,但是还是时不时有冲突。我虽然个子高,但是那些年一直缺乏锻炼,所以打架上不占便宜。但是在这里的半年间,耳闻目睹了很多打架、欺负人事件。因为我不合群,所以相对来说不是十分了解其他学生,尤其在校外的打架斗殴(这些其实很普遍,但是我很难看到),即使如此,我在班里以及校园里还是目睹了数十次严重的打人事件(四个初中加到一块)。
当然后来我上的其他三个初中,也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某个学校的独特的“特点”,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至于这四个学校哪个比较严重,哪个轻一些,因为我也没专门统计过,在各校呆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不同班级班风还是有很大差距,所以只能说各校普遍都比较糟糕,不方便具体排序。比较严重的往往是都是一群人打一个,基本都在教室最后一排后面那里,一群人上来拳打脚踢,想跑就被拽着衣服摁着打,尤其下脚乱踢时候,被踢的人很难看清谁参与踢的(慌乱加上得护着头,敢抬头看当然更狠狠打),也不清楚谁踢得最狠,这样起来之后也没办法记具体哪个人的仇(虽然实际上被打的也知道谁是主要参与者,但是本来就不敢报告老师、家长,所以这样模模糊糊被一群人群殴,就更加难以具体找谁“算账”了,因为这种责任分担效应,而且法不责众,告那么多人等于得罪那么多人,也不可能开除这些人)。还有更恶毒的一点,就是往往挑着周末或者节假日放假之前那天,往往是上完最后一节课之后,这样打一顿人,正好学校放假,即使想去告老师也找不到班主任或者政教处的了(而且那时候手机也没那么普及,我们那里当时学生本人有手机的也就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吧),所以被打之后很委屈想告状也一时半会找不到人,只能等开学,结果开学了已经过了至少两天(当然长假往往就有一两个月),被欺负的人气就消了很多,再权衡利弊,老师又不会因为这开除人,很多家长也不管,反而告了之后还会被打击报复,遭受更严重的殴打或者其他虐待,而且(至少在我们那里)因为这些欺凌而找老师告状是一种令人很不齿、让人看不起的事情,所以时间的消磨加上权衡利弊,加上受欺负的人在性格上原本就怯懦胆小,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告了,哪怕在放假前被打的很惨。
除了群殴,当然还有单独的欺负,往往就是一个流氓式学生一边倒的方式打另一个人。另一方大多数时候不敢还手,即使还手也打不过,反而换来更严重的殴打。而且虽然有时候打人的是一个人,但是他往往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狐朋狗友,狼狈为奸。当欺负人的人没遇到反抗,这些人往往袖手旁观,甚至为霸凌者起哄叫好,但如果被欺负的敢还手,他们就会适时的围上去,轻则对被欺负者辱骂恐吓,围成一圈对被欺凌者形成巨大压力,为欺负人的人帮腔,重的那就等着被群殴吧,或者出了校门遭受更严重的殴打或者羞辱。
很多时候打人的同时还有严重的人身侮辱,例如骑在对方身上(和开玩笑那种完全不同,有时候一些霸凌者用屁股压在对方头上),还有在厕所里打人,受欺负者在脏的、有尿渍的地上爬滚还是轻的,看看现在一些新闻报道的国内外一些在厕所或者寝室打人事件,还有让被霸凌者喝尿或者在那种肮脏环境里下跪之类的。当然我个人没有亲眼目睹这种行为(因为我和其他人冲突经常告老师那,他们做这些当然避开我,最多只在走廊上看见过把人拉扯到厕所里面打,具体里边还有什么行为没有可能目睹),不过根据现在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类似事件,很能给大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一个参照。这些打架事件里,徒手的占多数,但是有时候也会有板凳、笤帚、鞋子、书这些打人砸人,更严重的有用砖头、水果刀的,还见过有的拿类似警棍(可能是某些保安用的吧)对着课桌狠拍来恐吓被霸凌者的。当然,打架过程中发现有什么东西,往往也会随时抄起来用。
除了长期性霸凌,偶尔霸凌有些也很严重。像有一次,一个平常属于“旁观者”那波人里的一个同学在操场上值日区扫地时候,看见乒乓球台上不知道谁放的一本书,拿起来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谁的书,突然寝室那边来了两个人,上来就夺走了那本书,还拿书狠狠扇了他的脸(绝对比打耳光狠的多,声音很响),然后扬长而去,他也不敢去找老师。本来他也没想拿那个书,但是校霸上来就狠狠打了他,这就是“飞来横祸”,平常小心也避不开这种霸凌。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学校、家长又为什么不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些情况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以当地户籍学生为主(尤其是在市区的重点中学)的学校比较罕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对我所说的很多情况不能理解,不知道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学校环境。但是在内地县城或者乡村中学,以及大城市郊区、城中村地带以外来打工者和当地村民的子女为主的学校,这种校园暴力还是相当普遍的。
当然,说普遍,并不是说大多数学生都直接参与了,而是基本每个班级都有类似情况,当然程度轻重会有所不同。就以我们那里为例,一般来说,一个大约60人的班级,那种流氓混子式的学生不超过10个(基本都是男生),特别喜欢打人、找别人麻烦的往往也就2-5个,而经常性被霸凌的人约有3-5人。其他的40多人,往往是扮演旁观者角色,不过有时候这40多人里边,个别人偶尔可能欺负他人,一些人偶尔又被别人霸凌。关于发生校园暴力的理论性研究,这个我就只铺垫一点,以便于结合来谈现实,不去讲太多了,可以参考一些书籍、论文或者像维基百科这种工具,尤其是台湾,韩国对校园暴力的研究,我主要就谈一些直观的认识和感受。
首先,在内地尤其县城和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学生家长)受教育素质、职业结构与大城市差异很大,社会文明程度和对个人(尤其学生)权益的重视程度也非常不足,所以学生家长本人的素质、教育方式,看待校园暴力等事情的态度存在严重的问题。农村家族械斗这些年虽然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家族之间、家庭内部的暴力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经常发生,“一言不合就动手”并不少见。毫无疑问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成年人之间打架斗殴解决恩怨或者争议,还是长辈(父亲、叔伯之类)“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方式,或者干脆就是发泄式的直接对子女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直接打人,还有长时间暴力恐吓,吓唬孩子),或者对妻子等其他家庭弱势成员的暴力对子女产生的耳濡目染,都让未成年人(尤其是10-18岁的男孩)的思想埋入了暴力的土壤,他们的行为也因为上述这些“示范”而变得暴力化,而且因为心智严重不成熟,往往比成年人更加不注意尺度,不考虑后果,以比谁凶狠当成一种荣耀,做出比成年人更加残忍极端的暴力行为。
而且由于他们父辈受教育水平有限,接受的教育从内容到方式也都很糟,并不在意子女的施暴或者受虐待的校园暴力,认为这些就是“小孩子玩呢”,按我们方言说是“小孩geqi”,不觉得多么重要。不认为校园暴力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养成、个人尊严和权益有多少损害。他们很多人甚至还鼓励以暴制暴,或者认为小孩的事小孩自己解决,当然也有家长直接找到霸凌者打一顿的,但是显然都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而且说句半个题外话,很多这种地方(前面提到的区域)环境里的家长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就缺乏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意识,生活在麻木和混沌之中,或者习惯了强权、关系户、地痞恶棍威压,认可弱肉强食,对皮肉之苦和精神侮辱麻木不仁,或者既压抑又暴怒,自然很难去应心解决子女在学校的那些问题。而且被霸凌者的家长往往因为外出打工,或者忙于干农活等其他工作,平日很忙,或者父母就对他实行家庭暴力,亲子关系糟糕,所以在学校受欺负时候并没有家庭为他撑腰讨公道,甚至家长可能还不分青红皂白,不和孩子讲理,认为在学校打架(不管你是不是受欺负)就是惹事,在学校挨打,回家说了这些又挨打,那还不如不说(例如我知道的刘X凯、许X宙、曹X等人)。而施暴者家庭有些往往也是父母关系不和或者离异,或者教育方式粗暴,或者干脆鼓励儿子去欺负人,或者放任自流,不认为自己有约束儿子不去欺负其他家庭子女的责任,甚至出了事还为儿子狡辩。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那些混混头目往往家境(主要指物质条件,他们家庭倒不一定和睦,推测起来应该是不和睦,才养出这种儿子)还不错,例如后来和我发生矛盾的李治、周震,还有前面提到的李飞,从其他人只言片语里对他们以及他们家庭情况的描述,还有他们平常的消费等各方面看,他们的家庭在县里可以说是中上等条件了。可能恰恰由于这种物质条件相对充裕,才能笼络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一起打架闹事。(当然农村中也有非常多的温顺、善良、淳朴的学生,我接触过非常多出身于农村的善良守纪、德行良好的同学,而且农村也是好学生占多数,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家庭的学生,县城和农村的学生违纪包括参与校园暴力的情况明显较多)
至于霸凌的具体原因,往往并没有什么很合理的理由。“看不惯”、“好欺负”,基本就是这两个笼统的理由,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具体借口或者打人的导火索。觉得你言行举止比较特别,不合群,或者个人行为不合这些混混的心意,那就欺负你。觉得老师不喜欢你,不待见你,家里没有人撑腰,在学校没有“帮手”,大多数旁观的同学也不待见,打了之后没有后果,没能力报复,所以就欺负你。当然很多时候两个理由往往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如果你“好欺负”,必然找个看不惯你的行为或者做的事的理由来打你,时间长了被霸凌的人行为更扭曲,更卑琐,那就更看不惯,更加打你。天天被打,畏畏缩缩,学习成绩下降,老师更不喜欢他,其他多数同学更疏远他,更看不起或者看不惯他,当然这个人也变得更加“好欺负”,所以如此循环往复。
至于具体“导火索”,往往就是故意找个茬,或者先挑衅一下。例如一个范xx,坐在一个校霸旁边,那个校霸因为一些原因被老师批评不高兴,就起身时候故意把范xx在桌子上立的书还有水杯、文具什么的都一股脑推在地上。结果他不敢吭声,自己捡起来放桌子上,但是校霸后两台还是心情不好,又直接踢他发泄,他忍不住反抗,结果打了他。总结起来就是,校霸不爽就找好欺负的骂人或者挑事,被欺负的忍了小的可能暂时安全,但是校霸还会得寸进尺,如果反抗,就大打出手,如果告到老师那里,厕所或者校外就有一批混混在等着。当然也有一些被欺负者自身行为、语言上也有做的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往往和普通学生的这些方面的不足没多少差异,而且也不应成为遭受比这些小过错或者不足严重几百倍的校园暴力对待的理由。而且一旦欺凌一个人没什么后果,而且此人很软弱,就会变成长期持续性的欺凌,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欺凌此人就会成了习惯,一直到分班或者毕业。所谓“人善被人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合理的调解机制和保护措施,一个人示弱的后果就是被变本加厉的欺负,变成一种常态。
除了直接打人这种霸凌行为,骂人、骚扰、恐吓当然也有。这些混混学生不爽了之后看见好欺负的随口就骂,有普通骂人话,也有更难听的或者根据名字或者平常一些表现夹杂的侮辱性称呼。例如叫某人XX狗(权字改称)、或者名字前面加个傻x之类。拉长音、改语调用侮辱性口气叫人也比较多。骚扰例如过路时候拨一下其他人头、上课窜位置坐在其他学习的同学中间交谈。当然这些有些是有意骚扰,有些就是客观上影响别人。还有我后面提到的投东西和跟踪吓唬。还有不给钱让别人给他打饭、买饭时候强行威胁他人插队的。此外还听说过有学生在外面上网,被强行要钱(其实就是抢劫嘛),而且这种事也没办法告(因为你在网吧被别人要钱,自己就得被老师批评处分,数落你为什么去那地方,而且你举报了,说不定还会被打击报复,因为他们敢“要钱”,就有能力报复和对付)。
对女生有时候也会欺负一下,把头按桌上或者强行挤过去。不过有时候这些和开玩笑的不能完全分清,毕竟面对这些发生后,一些女生最终只能笑一下或者不吭声来避免矛盾,否则以后更麻烦。这些究竟和那些很明显是开玩笑的能不能算成一回事,这个其实很争议,不好评价,但是这些不是发生在相互嬉闹时候,过程里女生也没表现出高兴,反而看起来很反感、想躲避,和明显是开玩笑的不一样。当然还有更严重的性骚扰,不过我只见过一次。就是在课堂上有一个学生(这个人和王若斌等人关系也很近,也是流氓势力一员,不过没得罪我,此文读者如果公开此文,最好删去这一段)xxx扯开一个女生(她同桌)的衣服,还把裁纸刀塞到她胸部,然后还动手动脚,然后这个女生大哭。因为我当时被孤立,加上一堆矛盾,精力很少注意其他人被霸凌,尤其这种骚扰。所以对这些事情了解的不很多,而且他们做这些尽量背着我,我只能看到课堂上的其中一部分。我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吧。究竟这类情况是否普遍,应该结合其他上过内地县城初中的人了解一下。
至于威胁,很多都是成群结队一起威胁,例如为了不让被打的人告状,就十几个人涌进寝室或者教室的位置,围着被打的,这些人本身就形成一种压迫力,加上紧接着的恶语相加,例如威胁以后天天打你、打残废你、在学校外边上哪个网吧我们也会找去等等。当然中间也有人唱红脸,夹杂几句“好言相劝”之类,如果被欺凌者想离开,他们就上去拉着扯着摁住,这样软硬兼施(主要是硬的)让你服服帖帖,弄得受威胁者某种程度好像还得感谢他们(尤其唱红脸的)放过他一样。平常和班里其他人包括外班人发生冲突,也是如果一个人说话没用,就一群人上去威胁,或者一言不发跟踪或者围着对方。
至于背后传播别人坏话、散播谣言或者夸大其词的攻击别人缺点、诋毁中伤(当然也有以看笑话或者嘲讽的态度陈述、评论并不夸张的事实的),这些反正寝室包括餐厅还有教室都经常有讲,这种事当然尽量背着我,不过有时候他们议论其他人还是挺多的,我在被窝里也能听见。后来在高中时候,我就看见过QQ和微博上有直接说我的(关于高二年级时候发生的事),还配有我的照片,内容就是“精神病患者”、“傻逼”、“赶快呼叫心理医生啊”之类。而且这还只是看了两三个人的QQ空间和微博,其他一些人的QQ空间根本进不去,说的什么反正他们自己很清楚,无非也是这些或者更难听的。当然并不是一个班全体学生都这样,但是推算估计有至少十几个人是类似会有这样的内容和评价吧。包括我转去了其他学校为什么很快这个学校就知道了以前我的情况,毫无疑问就是有人在迅速散播一些东西,唯恐其他人不知道。而且这还是在5-8年前互联网不太发达的时候的事情。背后说这些,自然更没什么办法阻止了,如果你阻止,表现的特别在意,只可能让对方认为这样可以让你愤怒、痛苦,然后更来劲,更激烈,更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些可以参考当今微博、论坛、贴吧里的类似情况。当然,无论你怎么对待,是不理睬还是暴跳如雷,对你名誉的损害已经形成而且不可挽回了,而且这种损害由背后的风言风语会影响到其他人当面对待你的态度,虚拟世界的攻击会让你在现实生活里的人际交往受挫、对正常工作学习造成冲击,至于影响程度轻重,那就看传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初期和中期有多少人发起或者转发、会产生多大舆论影响、最终有多少人接受这些东西的传播。
至于学校、老师对于这些现象,其实很难处理的。首先,对学校霸凌这些需要证据确凿。当时监控录像还不普遍,打人当然往往都在学校阴暗角落,教室里的已经是很“公开”的环境了,厕所、寝室、楼后这些地方打人、怎么打没人看见,校外的更不用说了。而且施暴者往往矢口否认,或者巧言令色,避重就轻,千方百计狡辩,如果被打一方没有明显伤痕,很难办。而且即使有旁观者,也几乎没有人作证。其他旁观学生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招惹那些混混流氓,不想因为作证惹是生非,所以即使看见了严重的情况也一律说不知道,就像我被十几个人拿砖追的那次,班长都矢口否认看见过谁参与追我。而且有些旁观者还和那些混混流氓关系比较好,包括一些女生,他(她)们不觉得有义务阻止或者举报这些罪恶,也不认为有向老师说出真相、在处理校园暴力中作证的责任,甚至还看笑话,幸灾乐祸,或者同情被欺凌者但是没有达到去仗义执言的地步,或者也是看多了,对这些麻木了。
而且面对这些校园暴力,很多老师也已经司空见惯了,除非做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例如打老师、打伤打残其他学生、多次领头带人打群架等等),而且这个学生家里在县里没什么地位,也没什么钱和硬关系,学生本人也不是小型黑社会性质的那种混混组织头目,才可能被“劝退”或者“开除”(而且往往更在乎后者--这些学生的背景,而不是违纪严重程度处理学生,还有老师对学生个人好恶对如何处理违纪学生影响也很大,这些情况我是听说和估计,具体究竟是不是这样有能力的媒体和机构可以调查)。否则可以通过关系摆平,而且按规定确实九年义务教育原则上不允许开除学生的,所谓“劝退”“开除”的学生往往会通过关系或者交钱去另一个学校。如果被开除,他们更方便肆无忌惮的在校外报复,殴打举报的(以前有冲突的)学生,这更不好管了。还听说过学生去政教处反映被霸凌,结果老师有事出去了,把他暂时留在政教处,然后那几个打人的知道他来告状,还冲到办公室里打他的事,这种也没有开除。
此外,老师、学校管理人员也害怕过于严厉处置学生,导致下班之后在路上被打一顿,然后还找不到人。我上的第三个初中的校长据说就曾经在学校放长假时候被不明人员袭击(这个事情只是听说,应该是真的,也不排除传言有夸张成份),而且也没抓着人,但是可能是本校学生做的,此后(至少我在的那段时间看见过),每到放假,学校广播里要求所有男老师都集合起来维持放假秩序,他自己还找了两个年轻人(不知道是社会青年还是学生会什么,看着凶神恶煞的)在晚上他巡视寝室时候跟着他。总之,严重的打架事件和持续的霸凌行为很多,但是真正劝退或者开除人的极少,至于批评教育、记过这些方式基本没有什么用,最多被老师训话之后老实几天,然后该怎么违反纪律还是我行我素。留校查看处分相对来说比较严厉,有一定震慑作用,但是也就那么回事而已,可能会让他不敢去做太大的事,但是对于一些学生油子,这种处罚意义也不大。有些经常违纪的学生油嘴滑舌,明一套暗一套,对老师阳奉阴违,看人下菜碟,找更弱的,或者对老师不待见的学生欺负,包括上课影响别人、逃课,还有其他违纪也都是看情况看老师是不是在,是哪个老师,是什么性格的什么科目的,这个老师发现自己违纪会什么反应,和其他的老师发现有什么不同(例如数学老师在讲课时候,当她回头对着黑板写题时候,就有人在她背后拿后面的黑板擦砸到黑板上,当然这种很严重的情况不多,不过背着老师上课乱传东西、窜位置、骚扰其他学生很普遍);以后打架怎么吓唬对方不让告诉老师、怎么打人才不留证据、找逃课或者不交作业用什么借口方便狡辩、对那些“不听话”的弟兄怎么惩罚……。
所以很多纪律处分和老师的批评教育因为教育方式不合理和教育内容的偏颇或者不足,并没有通过它们让他们真正去改恶从善,遵守纪律,而是让这些违纪学生越来越狡猾、说谎、虚伪、阴险、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见风使舵、见人下菜碟,这些不仅影响学生们的学习阶段,他们以后工作、生活也一样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做人做事,这些青春期形成的价值观和引发的行为会对学生的终身发展产生影响。(关于校园暴力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具体的详细的讲述了校园暴力问题)(而且这只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情况描述,而辍学的12-20岁青少年在校外的社会上的暴力比这些要严重很多,而农村地区尤为严重)
回过来再谈我后面的经历。由于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其他的校园暴力,所以开始出现恐惧感和焦虑不安,不过这时候还不严重,但是很希望换一所更好的学校。一初中六个班级,我在普通班二班,1234都是普通班,由于我以前在家零零碎碎看了很多中学课本,尤其文科的历史地理,所以虽然很不适应学校环境,但是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一直在班里居于前五名,到了期末竟然得到了四个普通班第一名的成绩(主要是政史地比较好,而且当时期末考试是按各科都是100分计算)。虽然由于学习成绩提高,相对来说自己在学校还比较安全(老师会比较照顾成绩优秀的学生),一些老师也比较喜欢我,例如数学、英语、历史老师。不过还是想换一个更好的环境,于是通过考试考入了另一个学校,也是第一初中对面的学校--道口镇抗大初中(以下简称抗北)(北校,和南校不是一个学校系统),一所公办但是民营的,收高价学费(如果和大城市比也并不高,但是对于当时的县城和农村居民,这个不算少了,尤其和免费的义务教育比起来。2008年时候学费的收费在每学期300-1200左右,按成绩交费(大多数人交的是1200),其他书本费之类杂费另交),成绩总体较好的中学。而且由于这所学校学习紧张,从早上6:00早读,晚自习上到22:00左右,中午还有午自习写作业,从12:45-2:00/2:30之间不允许在教室外或者寝室外走动,所以决定住校。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转学竟然导致了更加糟糕的后果。
抗北虽然在学习纪律要求方面要比一初中严格许多,但是实际的学生纪律,并不比对门的好,尤其在学生之间的欺凌方面还要严重一些,包括是歧视、排挤。来到了由郝老师为班主任的七「五」班之后,我就和好几个学生有了一些小的冲突。因为以前在家时候根本没有注意过个人卫生和整理内务问题,所以很不注意洗脸、洗澡、换洗衣物这些杂事。当然此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没上小学,刚入学半年,仍然是和其他人言谈举止都不一样,自然不合群和招人攻击,人际交往能力也差不多还是空白状态。
在一初中时候,由于那次打架事件处理了学生,我成绩也比较好,加上学习不太紧张,因此一方面自己平常会注意点洗漱,还有坐的位置旁边的几个学生也都不错,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所以因此导致的歧视比较少,至少不很明显。但是在抗北,就遇到几个素质很低下的学生,有一个叫王若斌的学生就公开在课堂上当面辱骂我,说“傻X”、“恶心”之类(当然不止针对我个人卫生方面,一些人还谈论其他行为举止,以及以前和父亲去网吧、在隔壁学校的过往等事情),他还有一些其他学生还含沙射影的骂人、通过一些夸张的言语或者行为表达歧视(例如提到名字拉长声音怪腔怪调的、几个人在我路过时候指指点点,在脊背后不提名字的说一些脏话)。
不过这种歧视也并不是对我一人,对其他他们不喜欢的男生女生也往往也公开或者背后表达歧视,说一些侮辱性言辞。例如对一个叫唐xx的女学生,一些男生觉得她长得难看,五官有点像猪头一样,就动辄取笑,很多时候还当面说歧视性言语或者当面说闲话、哄笑,甚至在老师提问她的时候起哄、嘲笑。平常聊天时候,例如讲到小说里丑女,也会说“长得估计像唐xx”等等,夹七夹八的骂人、讽刺。另一个我后来去的八「一」班的叫肖X的女生长得就我看来也没什么特殊,也没听说有什么“劣迹”,但是可能人缘不好(被歧视对象基本都是孤立一人,歧视又加剧了孤立,孤立无援则又更容易被歧视,如此循环),或者其他人眼光和我不一样,许多人看见她就像看见屎一样感觉恶心,进行歧视、排挤,被老师提问时候、在走廊走过一群聚堆学生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异样的眼光、喧哗、嬉笑。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男女生也有被歧视的遭遇,不过她们是比较突出的被歧视者。这种歧视和平常同学之间开玩笑完全不同。善意起哄和恶意起哄还是很明显可以区分的。她们并没有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就是因为长相、举止、没有朋友或者说“帮手”,而成为歧视、孤立的对象,成为其他人排解学习压力、发泄在家庭、学校老师或者其他同学那里受的气而转移来的恶意恶行的承受者。
对于这种女生基本就是言语和行为上的歧视,而对于男同学,除了歧视之外,如前面提到的,当然还有直接的拳打脚踢了。被霸凌的男生基本都是比较矮小、瘦弱(不过也有不少“小胖墩”被欺辱),就像一个叫刘x凯(前面提到过)的学生就因为比较矮,又很胖,还有点“傻气”,就经常被其他人吆喝(很不礼貌的像叫狗一样的叫他)、恐吓,有时候还会被打。还有像齐xx、梁xx、张x、曹x等人也都是类似被欺侮的对象,当然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不过由于前面提到的为什么被霸凌学生不敢反抗的那些原因,他们很少去告老师(个别时候被打急了会,但是也没处理谁,也没避免再次被打,还多受一次因为告老师而导致的报复性殴打)。
而我开始没有搭理他,但是后来他又骂,然后这一次我把那个王若斌的桌子上的书全都推到地上,抓住了他衣领差一点打起来,但是后来被拉开了。不过各种报复很快到来。首先,各种挖苦讽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到初二重新分班之后,而且越发严重。他在新班级和我又分在了一块,这个班里正好又有几个特别凶狠的混混,例如李治。他们有时候就故意课间时候在眼前晃悠,不提名的骂人,或者阴阳怪气的提名但是什么都不说,说话阴阳怪气或者摆出一副“我就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当然,我也很看不惯他们,尤其看不惯他们耀武扬威,欺负他人,所以也是导致关系僵化的原因之一。这种环境让孤立无援的我感到了比那次十几人拿砖追我更大的恐惧。因为那次只是一时有人找麻烦,而现在则是持续不断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无法躲避的矛盾。有时候我瞟一眼他们聚在一起说话,王若斌就冲我大喊一句:“别斜楞眼(看)”,七八个凶神恶煞一样的校霸混混有事没事都到处晃悠,而他们欺负他人时的凶恶,让我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还有像平常很多人骂人说脏话,其实或许其他人不觉得严重,但是我在家里虽然经常听互相吵骂,但是因为都是直系家人,很少有用脏字骂的(当然我姑发疯时候例外,例如骂什么“X了个血X”,但是我小时候也知道骂人不好,不好意思这么骂),自己也不会(到了高中才开始会骂),所以对此极为反感(现在不那么激烈反感了,因为见多了。当时觉得这些很不好,但是其他人不以为然。就像我去县教育局反映那些学生找麻烦,有个女职员就说“我们小时候谁没骂过人”,但是我在上高中以前还真没用带生殖器官、父母家人那种话骂过超过三次)。
至于背后的诋毁中伤,那更多了,我听见过他们议论很多其他人,自然也会议论我非常多坏话,究竟有没有、说的多恶毒他们心里最清楚,他们敢发毒誓否认吗?这时候心理恐惧,加上唤醒了以前在家遭遇的恐吓,估计就是这个时候,心理开始迅速扭曲,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心理疾病也是这一段时期逐步形成。除了言语上的讽刺和恐吓,更严重的是开始有人在后面投东西。例如一截粉笔、一个笔盖、小碎石子、书或者作业本之类的东西。往往在课间写作业或者午自习趴在桌上休息时候,突然扔过来这个东西砸在头上,回头一看又看不到谁扔的,就非常的恼火(当然只是针对恶意的袭击,对于不是有意的我不会反感。就像有其他男生女生在玩耍或者递书过程中有粉笔砸我头上身上,或者作业本落在身上,我不会发怒,有两三次这样的情况,我都不会在意,因为很明显知道不是故意的。这一点我还是能区分开的。当然也有部分时候没区分开)。这种骚扰不胜其烦,有时候砸的还很疼,不过这是次要的,主要危害还是导致没办法集中精力学习,连休息一会都不安宁,心里一秒钟都静不下来,总怕后面有人投什么东西骚扰,就像睡前的人等着楼上的人在扔了一只靴子之后扔第二只,第二只不落心里一直不能安生。而我则是被用这些小东西扔了一次又有二次,又有三四五六……次,有无数的“第二只靴子”,这样神经一直高度紧张,心神不宁,思绪混乱,加上那些恐吓,整个人精神有些不正常了,疑神疑鬼,个人卫生更不注意了,天天走量低着头无精打采的,学习上也开始走下坡路。
当然,除了外界这些欺负,因为我个人不适应学校集体生活,被孤立,形单影只,没有特别好的朋友保护、替我想办法或者排解恐惧,加上心理承受能力差(如果上过小学,对骂人、投东西、推搡、起哄等各种挑衅习以为常,往往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不会那么敏感和反感),所以也使得这些恐吓、骚扰对我的影响比同样加诸在其他人身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严重的多。当然,这个过程里我也激烈反抗,例如告到老师那,但是没有监控,而且这些也够不上开除,老师也没办法。我又反映他们抄作业、上课说话、吸烟这些问题,现在想想很幼稚,我那时候这样做只是想打击敌人,让老师惩处找我麻烦的人,因为又打不过一群人,又没有各种坏手段,缺乏其他反制措施,只能用这种方式打击对方,但是也没什么实际效果。结果这些行为反而让我更加不合群,其他和我没矛盾的人(但是可能也吸烟抄作业,虽然没举报他们,我只针对得罪我的人,而且一共也没举报几次)也对我很厌恶,自己越发孤立,行为也越发极端,即使有个别和我没矛盾的混混学生平常表现一点点善意,我也厌恶的走开或者一脸鄙视,还恶声恶气的说话,有普通学生和我打招呼我都不回应,这样树敌更多了。
我父亲也来过学校找老师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家长和老师都解决不了,也不可能天天在教室保护住我,所以自己在环境和心理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做一些极端的事情。(现在想想根据有些事情比较后悔,例如其他人吸烟什么的和我也没有关系,其实那也是他人一种自由。尤其我这样容易在客观上波及没有得罪我的人,导致矛盾面扩大,很不好。但是话说回来,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又如何学会正常的充满友善的人际交往能力呢?这种冲突不仅本身影响我的学习或生活,还让我失去了正常的学习他人交际能力、正常为人处世的能力等人的基本生活能力。就像个人卫生问题,如果有良好的环境和劝导,我很快就能改了这些毛病,而充满恶意的环境只会让我逆反的拒绝一切批评,包括合理的和善意的)(其实有一些就是开玩笑性质的,但是自己因为分辨不清哪些是开玩笑哪些不是,加上前面遭遇过的一些校园暴力,让自己防备心太强,疑心太重,过于敏感易怒,导致自己有时候把并不是太恶意的事当成敌对行为,我也有很大责任)
因为打不过他们那么多人,而且单挑也打不过(前面说过了我体弱多病),所以我就把带尖的圆规和小裁纸刀当成防身工具。在这种恐惧和压抑之下,我曾经有一次在做操时候拿着它对着王若斌站的挥舞了很多下,当然并没有真刺,还离了一些距离。我想通过这样震慑他不让他再投东西或者骂人,但是并没有效果。相反,寝室又出了问题。他为了报复(也可能是其他同党学生做的),在放假那天中午,我回了寝室发现我的被子被扔在地上,还踩的带水、泥土的脚印,上面估计有人泼水,特别湿。我就特别恼怒,问寝室里是谁干的,他们都不说话,我去教导处反映,结果那七八个混混竟然一路跟着(而且是紧贴着,还互相递眼色,有时候围拢在我身后,有时候一个跟一个像跑操一样站成一队跟着)到了教导处门口,站在外面向屋里看,什么话也不说,我去了值班室打电话,他们又跟到值班室,我回教室,他们又跟到教室,还是一语不发,显然是在威吓我,我回寝室,他们又这样跟回去,不打你但是让你心惊肉跳,又没办法对付(觉得这事不严重的,可以想想如果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在学校或者放学之后被这么跟踪吓唬,就算没有动你儿子或女儿一根汗毛,你会不担心不害怕吗?他(她)还能安心学习吗?)。这时候有学生说是曹x做的,那个学生平常也是经常受欺负,其实只要冷静一想就知道,但是那时候我正在恼怒,脑子短路了,就把那个曹x的被子从床上拽下来把水杯里的水泼上去,然后气冲冲走了,还去告诉了老师。结果下午回寝室,发现我的被子上也全是水,彻底湿了,估计是用盆子倒的特别多的水,而且寝室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去值班室打了班主任和校长的电话,他们都说已经放假了,过两天开学再说吧。开学了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知道肯定不是曹x做的,而是七八个混混之一,但是没办法,这种事也没证据,其他同寝室的人也都沉默,所以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处置任何人。
然后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泼水事件(而且是在期中考试前一夜,反正还是有人在寝室找事),反正床铺湿了没办法住,当天晚上去了另一个寝室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睡在一块,不过关系也不是太近,我只贴着床沿,蜷缩着在一角迷迷糊糊睡了一晚上。后来我要求调整寝室,老师同意了,换的这个寝室除了一个本班的,都是其他班的,基本还好。结果这次反抗失败之后,更加精神异常,脾气暴躁,和其他班一个比较瘦弱的学生吵起来我还动了手打了对方两下,这是我迄今唯一一次打一个弱者,现在还一直后悔。
然后我又找了政教处马主任,还写了一个短的信塞在窗户里,给她说解决八「一」班这群类似黑社会的混混集团问题。结果到了晚上,有一个叫周畅的学生,拿着一个手机给我拍照(那时候因为我习惯上没有注意个人卫生,加上每天因为这些事急得更没空、更没心情注意个人洗脸洗漱,不过我知道自己脸上一块块的泥污,黑乎乎很难看),所以非常恼火,就大喝让他放下手机,他也摆出来一副凶神恶煞模样吓唬我,还故意按键拍下,结果我出了教室门看见马主任和班主任苏老师在,就说你们解决不解决这些找麻烦的学生,然后从衣兜里拿出来裁纸刀对着自己的手比划了一下,结果可能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或者被恼怒影响了判断力,本来想吓别人的动作真的削了自己的手,手指头一下子冒出血来,后来发现直接削下了指头肚的一点肉。当时是在班级门口这么做的,所以很多同学都亲眼看见了。两个老师赶快带我去了附近诊所,他们说这个外伤需要缝合,他们干不了。然后又坐出租车去了县医院,缝合了好几针才止好血。
这次事件之后,我和大多数同学彻底疏远了。虽然因为这个事件那些混混学生被震慑了一段时间,而且老师和教导主任亲自来对那些男生讲以后千万不要跟我发生冲突,暂时终止了投东西和骂人的行为,不过更多同学把我当成一个对他人与极大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来看待。尤其一些女生,看见我就跑,在教室里远远躲开,在楼梯、走廊里遇见我,也是极为迅速的跑步躲开,面部表情有着夸张式的恐惧和嫌弃。包括很多外班学生也把我看成怪物,远远的躲避着,往往还互相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这种歧视是极大的侮辱,让我从那些恐吓骚扰的悲惨境地里又进入无处不在的异样的眼光的包围之中。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也在这段时间更加恶化。我很多时候都是贴着墙根低头走路,不敢去接触他人,连和父亲见面都不想站走廊里被别人看见,而是在挨着厕所的角落。当时的每天极为逼仄、尴尬和畏缩的生活状态显而易见,自己精神不断受到打击,精神状态极差,处于精神濒临崩溃的状况。
那时候,感觉世界充满了恶意,到处是不友好的目光和闲言碎语。而且谁知道那些流氓恶棍会不会展开新行动,例如群殴之类,我对他们的动向和背后密谋、诋毁一无所知,而我却是孤身一人,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其他同学自然也不会把这些人准备干的坏事告诉我,而却可能把我平常一点一滴的表现,各种话和表情都告诉其他人。而我又听说和目睹了很多严重的校园暴力,看见和听说过很多被群殴或者被长期殴打、追打、欺凌者使用木棍或者板凳砸的被欺凌同学的惨状。这些事就像前车之鉴,就像预告,我随时也可能被这样欺凌,只是因为前面我的激烈行为暂时震慑了这些流氓恶棍,使其暂时不敢这样,但是谁能知道以后呢?一旦示弱对方会反复欺凌。所以我时时刻刻处于精神极度紧张、恐惧之中,就像一个落单士兵走在敌国一个有很多狙击手控制的城市的街区,四周都是敌意,不知哪里的一颗子弹就能要命,防不胜防。这些很快把自己推向了更危险的举动之中。
这期间我还曾经找到校长希望转班,但是却没有成功,甚至被试图转去的班里的学生写联名信“上书”反对班主任接纳我(这个事听过同学和校长说过,那个同学可能出于好意,或者是以此警告我不让我转去他的班。而且学生和校长都提过,说明是真的,而且从道理分析也完全可能。所以这个事肯定是真的)。这也可见我的“知名度”和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恶棍学生以及其盟友在背后诋毁我的能量之大。不仅这个班级,连学校其他班级乃至其他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对我充满敌意和戒备。
当然,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紧张的精神状态,加上对初中校园生活缺乏适应,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做的也有不当之处,例如对无意的别人的影响也容易大发雷霆、用非常夸张和激烈的手段对付一些并不是太严重的事情等,这些行为失当也让自己树敌太多,将一些可以和睦相处的同学也推到自己对立面。不过在那种恶劣环境下,自己孤身一人,又没有人教我怎么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是前面六年根本没有经历过学校集体生活,怎么有能力去适应环境呢?面对很多故意的敌意和无意的冒犯,自己只可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付,把很多人都看穿恶人,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无法及时改正自身的诸多缺点和毛病,尤其像个人卫生问题(当然我当时那种状况也让很多好心的同学不敢与我沟通,不敢提合理意见,以至于恶性循环)。
当这架势过去一段时间之后,那些被震慑和老师训斥过的混混学生又开始不安分,又故意投东西试探一下我(对他们来说,有时候你越反抗他们越来劲,越想治你,或者挑逗下想看看你什么想法),我忍了两次,他们反而决定更进一步,在期中考试时候的午自习期间(下午还要考试),李治隔着好几排座位拿了一本书狠狠砸了我头上一下(当然也不排除是他的同伙袭击我,他出头找事),这次他没有在后面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故意到了我旁边把掉地上的书捡起来拿回原位,这就是赤裸裸直接的挑衅了,这时候他也有准备,好几个狐朋狗友在后面坐着,我直接去质问肯定被打,所以决定下午找老师。
我又给班主任苏老师和教导处马主任说,她们早就对我告状司空见惯,本身也都烦了,所以只是说会去问的这些套话。后来我又去反映了好几次,她们开始说李治不承认(发生后面说的那个泼水事件后校长亲自问他,他承认了),后来我一直要求处分他,让他签违纪卡,结果苏老师竟然弄了一张假的(只是卡片是违纪卡,她自己写自己签,按说应该是违纪学生本人签字的,也没公章的)来敷衍我,我又找马主任,结果曾经经常和李治在一块的一个外班学生(不知道名字,但是看见过几次他和李治在一起)还跟在我后面,在和马主任说话时候(在大院里),他一直站在侧面凶恶的盯着我,还听我和马主任说了什么。平常耳闻目睹了很多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一些同学被群殴,一群人乱踢,有时候还拿板凳砸,每次看到听到这些事内心就恐惧。越是恐惧越激动,越想解决问题但是无果。这种跟踪就是可能要袭击的前兆。
因此我就极为恼怒,也知道找老师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只能自己解决。加上这些天受的歧视,以及又重现的投东西骚扰,我准备了一块砖头和一杯开水(一是为了壮胆,二是防身),在课间直接站到讲台上,当时大概说了要李治承认投东西砸我,还有王若斌投东西、骂人,还说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些话,然后李治就冲上讲台非常凶恶的看着我一步步逼近,女班长段xx还喊了一声他的名字让李治下去,但是他反而更狰狞着瞪我,步步紧逼,我拿开水泼了一下,他躲开了,我拿起来那半块砖,他还把头伸过来说,来来来朝这砸,我当时一胆怯,没敢真砸下去,就说,我去找校长,很狼狈的要走,这时候才发现刚才那一下泼的开水浇到了正在下面给其他同学讲解的女英语老师头上,而且烧伤的很严重,不过我当时脑子一团乱麻,加上李治的恐吓,所以直接去楼下校长办公室了。这时候王若斌还在后面怪叫着大喊一声:“还不回班”,整个教学楼都能听见,那声音大的放在人民大会堂不用扩音器全会议室也能听见(一点不夸张,绝对能),即使我这样做了他还如此嚣张。
我头也不回的去了办公室,大概讲了一些前因后果,王校长让我坐在屋里等着,过了一会,苏老师和那个英语老师一块下楼来了办公室,她们就都哭了,尤其那个英语老师看来烧伤不轻,我一下子给她跪下来了,说不是故意的,我是想对付李治(如果烧了他我绝不会跪,道歉估计都不会),还要磕头时候,她们赶快把我拉起来了。然后我父亲也来了,在学校商讨了这个事情,有一个其他班的班主任说,你这种应该送到拘留所关上十天半月,其实如果按法律规定是够了轻微伤甚至轻伤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那个老师和他们家人连经济赔偿都没有要求给,我现在还一直特别愧疚,很后悔这个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也让我一直背着这个烧伤老师(而且还是女老师)的罪名,到现在还背负着这个污点,一直为此担忧和痛苦。这个事情之后我在这个学校实在待不下去了,所以主动离开,又去了第三个学校。这时候是2009年初了。
我初中上的第三个学校是道口镇第二初级中学。初去学校时候,好几个老师都很热情,尤其看见成绩单知道我成绩在抗大一个年级600多人里排到前50(还是因为以前看过中学课本,虽然有这些骚扰恐吓,但是又没有其他玩乐分心,甚至用拼命学习逃避其他,所以长期排在前100,最高考过前30名),所以也比较喜欢我。虽然对我为什么转校有些疑虑,但是还是比较轻松的入学了,班主任闫老师甚至还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靠前的座位,把原来坐的那个人调到后面。一开始我很注意个人卫生,还有言谈举止,想珍惜住这次机会,洗心革面,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避免再和他人发生冲突。
开始一个星期基本没啥事,但是一个县城,我在抗北已经出了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这个班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以前的事情,一些人对我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尤其是那种混子学生,他们很快就对我产生了戒备或者说敌视。一些琐碎事情又让自己心烦意乱,例如那个为了我腾了位置的学生经常坐到我同桌的位置上,还在早读或者自习时候吹吹唱唱,手舞足蹈的,我因为前面的那些经历,就比较敏感,很反感这种不正经的行为,尤其影响学习环境很不好,所以就给老师反映了下,不过为了不得罪人,我当时特意叮嘱老师千万别批评他或者处罚他,只是旁敲侧击好生好气说一下别让他再这么做就好。但是后来老师还是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顿。后来没出什么报复事件,但是这事加上那些传言,自然和一些同学有了隔阂,虽然歧视没在抗大初中那么严重,但是或多或少就有了一点。
这时候,班里又转入一个新学生,叫文海川。这个人非常凶恶,不仅说脏话是家常便饭,还喜欢打人,手的力气非常大,一捏其他人的肩膀或者胳膊,像钢钳一样,那人就痛得很还动不了(他上了两个月左右就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顶撞和威胁班主任。后来回教室收拾他的东西时候还顺手打了一个平常很温顺的同学一巴掌还是拧了一下),也这么按过拧过我的肩膀,感觉非常的痛。结果调座位时候他坐在了我后面,动辄狠狠拍打我,还不给钱情况下让我去给他到食堂买饭,不答应就抓住我胳膊怒目而视,所以我想换个位置坐。
这时候老师就比较反感了,一方面她可能听说了我在以前学校的事情,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加上我第一次来学校已经挑了个座位,又换位置也不合适。但是我特别恐惧反感文海川,很想调座位,结果就找了好多次闫老师,老师后来说,那我问问谁愿意跟你做同桌,结果因为我在以前学校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传言,加上自己比较敏感而告的那一状,其他人因此不愿意和我做同桌,事情就暂时僵着了。结果这天晚上,班干部张琼突然来了我的寝室(他是住在另一间寝室的),还命令其他人把寝室门关上,我看见他不怀好意的来,我想出去,他就说“坐着别动”,还伸出胳膊阻拦,让我坐那。然后就跟训犯人一样,板着脸问“你几岁了”,我说15了,他就瞪着眼大怒说,(大概意思,原话记不清了)你15了不懂得规矩吗?你一直去烦闫老师干什么?别看你个子这么高,我高个子低个子的都打过,像你这样的,我打你几个都没问题。我说以前抗大学校是按成绩排位,他说(大概意思)你别提什么xxxxxx,在这个班就得服从这个班级的规矩,然后还更靠紧我的位置坐了坐,还问,听到了没?以后不要再找闫老师,xxxxxx(忘了具体说什么,反正类似威胁性质的话)。然后才大摇大摆的开门出去了。
被他这一恐吓,我一下子想起来抗北的那帮混混,不过他这个是明目张胆当面威胁,而且一看外表就知道是那种很凶狠而且说得出做的到的人。我拿着盆子假装去接水池洗脸出了寝室,乘人不备赶快跑下楼,正好在楼下看见程校长,于是我大概就说了下这个情况。他要我去办公室,又具体写了一下,然后把张琼叫来,批评他不应该这样管理班级、不应该这样对待同学,不应该威胁人。我当场就讲了我执意调座位的原因,主要是那个文海川一直骚扰,找麻烦,张琼也听见了。后来班主任也知道了这个事情,说和了一下,看起来是没事了。不过很快就有报复。
因为什么原因(具体忘了,反正不在这个宿舍楼了),我们寝室要调寝,换到其他铺子里,结果搬到了一排通铺屋里(就是人挨人那种,一溜7、8个人挨着躺而非一人一铺),张琼负责安排具体铺位。前面提到了我当着他的面说过和那个文海川有矛盾,结果他就故意把我安排到文海川的旁边。那种铺子本来就挤,中间连隔挡的栏都没有,要是住了那还不得天天被欺负,被打。我从这个事看到一些人真是十分阴险的动物,你在他面前讲了自己怕的事,他却故意制造这种事让你痛苦,为了整治你,连底线都不讲,你怕什么就故意给你来什么。
我想调换铺位,但是前面刚调过座位,再说这个也不方便,然后我一直磨磨蹭蹭畏畏缩缩的在办公室还有院里等着闫老师有空或者心情好,一直没敢说。闫老师看出来我找她可能是铺位问题,对我爱答不理(后来她跟我还有我父亲说了当时她看出来我是找她调铺位,还说“我看着你磨磨蹭蹭站在我旁边那就是‘又’有事想说”,“‘又’不满意什么了”。这种麻烦事使得我和她都尴尬)。结果我干脆不去学校上课了,还让我父亲去找闫老师商讨一下,最后结果是,挪了一下,我和外班的一个大寝室(好像是仓库改造的,能住30多人)的一些同学住在一块了,不过也有几个本班的。
在学校,得罪一个人,往往就等于得罪了他的一群朋友,尤其是那种流氓混混式的学生,他们就靠这种遥相呼应、抱团欺负人、“有事”时“互助”得以在学校立足和强横霸道。在抗北的李治、王若斌、付康等,还有一些他们认识的外班的是这样,二初中也一样有这种情况。学校里有一个叫周震的学生,和张琼关系很近,而且他是本校一个老师的儿子。一开始入校时候,他和我没有任何矛盾,还曾经聊过几次天。但是自从我在抗北那些事情传扬过来和张琼冲突事件之后,他还有其他有些人对我就有了很大改变。平常走路遇见他和几个人,眼神、动作跟以前在抗北时候遇到认识我的那些混子学生差不多。不过还没演变成直接冲突。后来,我打开英语课本,发现上面被人用彩笔写上“傻蛋”之类的侮辱性话语,书里边还有人用彩笔画的类似侮辱人的图。这种情况更没办法解决,我总不能一天不离地方的看守着这些书吧。而且因为被孤立,其他看见谁涂画的同学也不会告诉我是谁干的。
然后又发生了两次投粉笔事件,和以前一样,虽然一共就那两次,但是又不是定时扔,谁知道什么时候脑袋或者背上挨一下,所以精神又开始紧张、思绪混乱,心神不定,听课、看书、写作业时候总在想背后什么时候扔过来个东西砸头上。除了这些矛盾的搅扰,还有进入初三学习日益紧张,各种要求整理内务、例如扫地叠被子什么的事情夹杂着,本来就不习惯处理一些内务杂事,结果哪一件都没干好,还因为这些事被刁难(例如自己吃了个方便面袋扔角落,值日的没看见,结果检查的看见后批评了,然后值日的好几个外班的就一大通难听话,也是气势汹汹。还有叠被子非要多么整齐,按规定的特殊格式叠,我并不是懒,而是本来就不会这个,不知道怎么才能那么整齐没有一点褶皱,也反感形式主义,稍微窝个角有点褶皱都被批评指摘,非要人重叠,叠不好就再继续重叠,得折腾好几遍,虽然这些是小事,但是也是焦头烂额。)。然后更忧虑更干不好,整天陷入痛苦当中。这时候更没兴趣关心自己卫生了,几天不洗脸不洗手,衣服也没空洗。
我因此产生强烈厌学情绪,后来发展到上一段学休息一段,断断续续的开始休学,想通过这样逃避矛盾,减轻痛苦。但是即使这样,总有去学校的时段,也必然要和那些有矛盾的人经常见面,和其他各种异样眼光歧视和主观客观上孤立我的同学呆在一块,虽然也有个别同学比较友好,例如借给我书、卷子,或者聊个天,冲我笑一下,但是也仅此而已,并不能在出现矛盾时候替我说公道话,或者告诉我谁写在我书上那些脏话、谁投的粉笔。后来一个和他关系很好的学生于xx还故意在遇见我时候朝我吐痰,吐在我身边,嘴里还鼓鼓囊囊说脏话,而且看我的表情就是很反感和敌视,完全摆出一副故意吐痰恶心我的架势。好像除了他是周震本人还是别的一个人,也这样在我面前吐过。周震还当着我的面和其他同学说我告状和他被程校长叫去谈话的事,虽然没直接提我的名,不过还骂骂咧咧的,具体脏话时间太久就记不清了,好像有这货、这玩意、2B什么的。那几个人和他关系比较好,我当时也不敢说什么反驳。在这种环境下,我整个人都快要被逼疯了。当时精神崩溃,烦躁不安,不想学习,有时候大半夜睡不着,干脆从学校大门上扒出来,像幽灵一样在街上游荡,有时候真希望大半夜在路上的汽车撞死自己,但是又犹犹豫豫不敢这样。初中二年级时候,无论是在抗大初中还是二初中,整个哪一年是上学以来最痛苦的一年,几乎就在死亡的边缘。
后来就发生了投剪刀事件。我坐在靠窗位置,周震本来就和我有矛盾,坐在中间四排里边,我开了窗户,他就让我前面那个人关上窗户,我后来又开了半截,他出门从外面用力把窗户关上了,我又拉开,他又关上,我后来拿了一个裁纸刀在自己桌子上划,和他怒目对视,被老师叫过去了批评了一顿。后来班里又调座位,周震坐到了我后面三排。结果没过几天,就又有一个东西投到我背上,不是粉笔,而是剪刀,虽然不是尖端直接对着后背扔的,但是剪刀锐利的那半截还是砸在我背上,非常疼,然后旁边一个女生看见异常,赶快捡起来这个剪子,周震从后面过来从那个女生手里拿走剪刀,又给了我侧前方坐的张琼。
我坐在靠窗的那边,张琼是在中间四竖排,离我很远,如果是正常传剪刀,即使扔的准头再差,也不可能从张琼那块地方偏到我背上,怎么可能扔到我这里,而且这种比较大的利器怎么能随便扔呢?而且怎么正好是他们两个和我有矛盾的人传剪刀砸着我?所以自然是故意刺伤我,身体倒没有多大伤害,但是这显然是直接又阴险的挑衅,当众用剪刀砸你,就是要“治治我”。我不反击,那就受这么大的气,还当众丢人,天天难受痛苦。反击了肯定会被抓住手,而且他们两个我谁都打不过,再像抗北那样伤人更不合适,也比较怯懦,最后还是找了闫老师。这时候一个是她已经很知道我在抗北发生的那些事,估计还有一些夸张变形的传言,以及为了座位、寝室铺位、学生矛盾多次找她解决,她早就对我反感厌恶了,所以很敷衍的说去了解一下。我后来又催她,她说你还学习吗?天天考虑这个事。我说谁知道他以后再投什么东西,而且被扎一下天天还得和他见面,不敢吭声,天天这种环境怎么学习。后来她当然还是把对方的解释给我说,就是递剪刀扔错地方了,其他同学也都不愿意出来作证,都说没看见,包括那个捡剪刀的女生。而且还说我“就你事多,就你特殊”,我说这种事应该在学校通报批评(那时候比较幼稚),她说那你以前做的事呢(指在抗大初中自残、泼水烧了老师的事),应该全县通报批评。
其实如果只是投剪刀这一个事也就罢了,但是前面和张琼、周震的冲突,还有因为这些矛盾造成的歧视、孤立,加上休学了一段还不能安生,周震在和我在老师面前对质时候也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以后上学天天还要面对这些欺负人但是还趾高气扬的脸,天天见面看见他们几个还得躲开,又没能力像其他拉帮结派的人那样打群架报复,单挑都打不过,那时候感觉人生就毁在这些个(这三个学校)的不讲理、喜欢找事、欺负人的流氓混混手里了,学习也学不进去,天天担心再找麻烦,背后投东西,又时不时看见他们在那议论,不提名字骂人,女生也是异样眼光看着落魄如此的我,所以决定不管怎么样也要出这口气。
既然打不过,老师校长又没办法处理,我当时觉得教育局比学校大,于是就去了中心学校(负责管理全县初中的)和教育局,结果他们都说这个还是让学校自己解决吧(其实在抗北上学时候就因为处理找事学生和调班找过县教育局和中心学校,包括找过教育局副局长李xx和纪检书记马xx,但是没什么用,学校的事还是学校内部自己处理,涉及到的是学生不是教职工,教育局也没办法,但是当时就觉得谁官大就找谁,让官大的压他,现在想想很幼稚)。不仅没能影响到他们,反而周震更嚣张了,他让另一个学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冲我吐痰的于xx)给我说班主任在教学楼下面一个拐角那有事等我,我当时就奇怪为什么不在办公室,结果去了之后看见周震和几个可能是外班(反正这些人都不认识)站在那,他看见我立即冲着那几个人说话,对我指指点点。很明显其实意思就是恐吓,就是说我找了一些你不认识的人认一下你的脸(以后打你就方便),本来他可以把那些人拉到教室外面直接认我,但是却把我叫去楼下,这显然就是公开恐吓了。后来我给闫老师说了,她找了周震,周震也承认了,不过他说他这样做是想找我谈谈,但是当时我出现之后他也没叫住我谈什么,一个字都没说。
面对各种不定时也不知道具体可能有什么形式的找麻烦的情况下(主要是出于可能被攻击的恐惧和被对方威胁却无法反抗的愤怒),我那时候又犯了幼稚病,加上那时候可谓走投无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和发泄委屈,就坐车去了两次安阳市教育局(滑县属于安阳市管辖),还写了两份反映问题的材料,要求很过分,很夸张,要求处理“不作为”的老师和校长,还要求召开学生大会处分周震等人,这是2010年初的事情,一共也就去了两次,后来也没什么下文了(因为我后来也离开了这个学校,原告都离开了当然后面就没什么处理),不过现在感觉不了了之倒是合理的,也是个好事,毕竟自己不会在当时就变得在全国知名,搞得像唐慧一样,而且我这个确实是小事,这样做对自己名誉损害最大。此事之后,我一下子变得更知名了,无论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很多老师和同学全知道了我的“大名”。
现在想想很后悔。其实那时候对这些学生,老师确实也没什么办法,没有直接打人,没办法开除谁,而且事实上前前后后他们也为我做了很多事,闫老师从入学时候给我排座位、后来考试又关心成绩、开始出现矛盾时候也尽力帮我解决,在出现一系列事情前也很和蔼,以前我在其他学校时候的事情传过来,他们也没让我退学,校长也很耐心的给我解释为什么没办法开除这些人,还和颜悦色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正常上课学习,包括还批评其他学生,不管有没有用,但是至少他们都做了,已经尽其所能了,何况这个校长据说都挨过那种流氓恶棍学生袭击过,等于比我的事还严重的多,他们也没因为这些个事情生气的不干工作了。而且他们又不能24小时看着我,保护我,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尽到应有义务了,我告的状要求处理他们,这确实无理,还闹得沸沸扬扬,地覆天翻,尽人皆知,从市教育局到县教育局、学校领导和师生成百上千人都知道了(一个15岁的学生拿着打印的自己写的几千字的告状信去市教育局,确实比较惊世骇俗的,尤其在中部县城)。除了让别人更认为自己神经不正常,让自己更被歧视和面对异样眼光之外,还给老师、校长抹了黑,伤及无辜,也没惩治住那些学生,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给自己和其他人都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一直后悔到现在。
但是想想,那时候也没有其他方式解决了,或许因为这一告,加上前面的反抗,包括反映到县里教育局还有校长那里,让他们不敢群殴我,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因为不知道我可能把事情闹得有多大,不知道我还会有什么激烈或者匪夷所思的反应,可能会想,真打伤了我,会不会去市公安局、省教育厅反映什么的(要真被打了,那真有可能去)。可能起到了这种震慑作用吧。而且周震是学校教师子弟,他们确实庇护他不受处分,还把扔到我背上的大剪刀说成是“指甲剪”,避重就轻。还有后期老师很不耐烦说“就你事多”,“就你特殊”、“你恶人先告状”之类,还有一些其他难听话,态度变得强横恶劣了些,所以那时候也是正在气头上,当局者迷,不打压敌人的气焰就过不下去,而且也没其他解决办法。而且很多学生都会见风使舵,看老师的眼色行事,如果老师不待见我,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的欺负我,很多处于旁观者行列的人也会加入其反动阵线,或直接当面或背后讥讽攻击我,或以嘲笑的态度冷眼旁观我的窘境。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求助更高层级的教育部门人员来缓解这种危险的冲击。而且看不惯周震张琼等人那种一副满不在乎嚣张跋扈的样子,所以非得治治对方不可,就算处理不了对方,也得恶心一下他们,给他们以及他们家长造成一些麻烦,以反击他们对我的各种攻击。这样做显然恶化了和老师的关系,而且还是没解决问题,也把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彻底搞砸了,看来这样也没什么用,我干脆彻底休学了。
我上学这好几年出现的这几次激烈的反击如泼水、告状、扎人、站桌子上吐痰等(除了前面提到的,后面还有),除了因为对方特别可恶,打不过对方、对方人多势众坏心眼多,加上自己不适应学校生活不知道对各种具体冲突如何合理应对、长期处于受威胁和恶劣环境中精神紧张容易举止极端之外,自己也缺乏与这些流氓恶棍长期慢慢斗争的心思和能力。如果天天想方设法对付别人,肯定影响学习(有些人或许能做到学习后对付他人两不误),而且很多学生根本不怕小打小闹,你和他对骂或者平常告小状他们根本不在乎,而且你这样他们更来劲,根本遏制不住他们的攻击和挑衅。只有用特别激烈、特别严重的行为才能一定程度震慑这些流氓恶棍或者其他威胁、侵害自己的学生,让自己有片刻的安宁与安全。
很多长期被欺凌的学生很多都是比较懦弱,欺凌者吃准了他们不敢真的激烈反抗,所以才肆无忌惮的谩骂、殴打。他们知道绝大多数人不敢彻底撕破脸对抗流氓恶棍,而且没有殊死一搏的勇气和破罐破摔的魄力,哪怕自己是破罐,被欺负惨了也不敢反抗。这些流氓混混见多了偶尔回骂、还手或者告到班主任那的反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他们早就不怕这些了,对这些小打小闹的反抗满不在乎。而且只要被欺凌者做这些,最终一定会被报复,只是在当天还是在放假前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多数都在过一两天或者放假时候)报复而已。这些隔靴搔痒的反击不仅不能制止欺凌,他们会更加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尤其当他们看到被欺凌者投诉无门、反抗力量不值一提,往往会手舞足蹈十分高兴,嘲笑被欺凌者的弱小,更想办法捉弄、谩骂和殴打弱者。就像一些校园暴力视频中一群人踢打一个人,看被打者无力反抗、抱头躲闪却无处可逃而兴奋的爆发哄笑一样。
他们认为我势单力孤,怎么不了他们,制不住他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无论是欺凌者还是旁观者,看见被欺凌者的软弱表现,不仅不会同情,反而会认为其“怂了”、“没本事没能耐”,加以各种嘲讽、调笑,被欺凌时的惨状也只会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没有人为此感到义愤和仗义执言。你理性平和的去讲道理,别人只会觉得你是“傻蛋”,觉得你好欺负、胆小畏缩,而不会因此尊重你,更不会帮你解决问题。所以我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特别激烈特别强硬毫无回旋余地和完全不能退缩而且后果非常严重、这些人往往想不到的方式、极具震撼力的方式反击,才能把这些不怕告小状、不怕偶尔回骂和还手的敌人暂时的震慑住。我只有干他们以为我干不出来或者不敢干的事,只有做出超出这些流氓恶棍预料的反抗方式和程度的事,才能对他们产生实际的反抗效果,否则他们不会有任何痛感和损失,也不会收敛。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真正受到损伤,让老师和他们家长给他们施加压力以使其有所收敛。
而且在那种一个班七八个流氓恶棍,和他们剑拔弩张时候,只要自己放松和软弱,对方必定得寸进尺、挑衅试探,所以只能一直采取高压态势,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坚决反击,锱铢必较,只有一直保持强硬才有一线生机。只要自己示弱,这些人以后就会天天欺负你,有事没事都来找你麻烦。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不敢把用在其他被欺凌者身上的方式100%用在我身上,才以一己之力打退数人乃至十多人的猖狂进攻。否则我跟其他的那些被欺负的人的状况就差不多了,就变成这些人随时可以欺负取乐的倒霉蛋。尤其看到那种流氓恶棍学生摆出一副“我就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说你了欺负你了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的嘴脸,就格外愤怒,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作做激烈的事。当然这也会带来巨大副作用,具体的恶劣影响前后都讲了。不过既然你示弱或者逃避也换不来同情与帮助,采用激烈手段反击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了。此外各种孤立、歧视、当面或背后诋毁,也让自己内心充满愤怒,在这种冰冷的环境中,我有什么选择呢?那些认为忍忍就过去了的人可以经历下被全班绝大多数人当神经病对待、女生看见之后就跑的远远的、满脸夸张的厌恶表情、眼睛里充满嫌恶与鄙夷的这些情况,在这种环境下,不逼出事才是奇了怪了。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恶劣环境中,善意得不到回应,只能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尊严,才能把各种恶气稍微出一点。
后来就住在了外边旅馆,因为不希望其他人(包括家人)知道我在哪(当然也不希望被那些和我有矛盾的人找麻烦),还用了假名登记(那时候我们那小旅馆还没有互联网登记那些规定,当时很多也不查身份证),然后就浑浑噩噩的看电视,或者到处游荡。自从上初中离开家庭,很少再回去。我住在外面也是一种对长年拘禁在家的一种逆反。我一秒钟都不想在那个拘禁我十多年的家庭呆了,哪怕后来家人做出了一些弥补。只要不住在家里而是外面,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不再受各种管制和束缚。当时心里满脑子是仇恨和不安。
这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我见到了我母亲,并且在她家住了些日子。这差不多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和她交谈了很多天。不过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习惯等问题的隔阂,关系并不融洽,她丈夫也比较排斥我,我暂时住在她另一个儿子屋里时候,晚上冷的时候连开个空调都不让,夺过来遥控器立即关上。但是后来她儿子回来,立马就打开了空调从早到晚天天开着(只要他在的时候)。之后让我搬到了一个杂物室,里边什么取暖设备都没有,弄了一个小床(类似医院陪护买的折叠床)和一些其他人用过的老棉被子(那种老式的很重的棉被子,和他们盖的完全不同)凑合着。我不计较物质本身好坏,再苦的日子都曾经有度过(例如小时候经济拮据时期,一些内容现在不方便说,以后采访可以当面讲),我对物质没有多少要求,一天吃一顿饭两个馒头一碗汤,穿破衣服、在没空调暖气的屋里冻得腿疼,这些都没关系(这些都经历过),只是愤怒于这种差别对待。
他们四口(我妈和她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和我住在一套房子里,但是却有这么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能够如此厚此薄彼。而且生病了加上父亲去外地有事一时没有钱,我找她借钱也很不愿意。虽然挺难受,有时候比较愤恨,不过这些也能理解,毕竟突然来了一个“外人”“入侵”这个家庭,影响了他们三口之家(大儿子上大学平常不在家,一般就他们三个)的幸福生活,还多了一份饭,每天进进出出各种不舒服,连提一下我父亲工作单位的名字,我母亲就赶快说让我小点声,别让她丈夫听见,这种环境当然不可能呆太久(不过话说回来,除了我妈,其他陌生人也不会收留我啊。即使有不公但是总是给了我吃住)。
当然她也给了我一些帮助,给我又找了一个学校(抗大南校,和我初二时候上的学校是两个系统的,虽然名字是南北校之分,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地理上挨着),还送了些衣服,有新的,也有我表哥穿过的。有时候说话上也很关心,还托一个有亲戚关系的老师照顾我。在这个学校呆了两个月时间,我比较谨慎,而且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和我母亲很熟,部分学生也知道,所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是因为前面那些事,一些知道前情的学生当然还是拿有色眼镜看我,自己也因为前面的经历比较敏感多疑,还是有了些冲突,后来感觉怕再闹到以前学校的地步,干脆不上了(例如和一个学生有矛盾,而且又是结伙成派的,我害怕报复不敢回寝室,说肯定有人等着我来找我的麻烦,老师还不信,后来那个照顾我的英语老师带我回寝室,果然发现那个我告的学生坐在我寝室里,还有其他几个和他关系近的人也在这个寝室坐在好几个铺位上(他们本来都不住在这个寝室,平常也没见过这些人一起来这个寝室),他们看见我旁边还有老师所以才没敢威胁或者其他进攻滋事)。
然后,我一直休学到中招考试,等于中招前的三个月左右都没有上学。这期间,还是住在外边旅馆里边,精神还是紧张敏感,噩梦连连,基本都是学校打架的事情,还有那些嚣张的面孔。中招时领准考证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见以前的同学,所以领证时候还一直拖着不去,最后等其他同学都坐车去看考场时候我才找到老师偷偷拿准考证,老师还一直埋怨怎么这么晚来,其实我早就来了,只是想等其他同学走了之后再领,省的别扭。在中招考试时候,我还带了比较长的水果刀进考场大院防身,要是有人趁机骚扰我我就真的会用刀刺甚至杀了对方,结果竟然没有人找麻烦,对我是一种幸运,对那些有趁这种考试关键时刻骚扰袭击我的想法但是没付诸行动的人更是一种幸运。最后中招考试,因为前面长期休学,物理化学没怎么学,当然考的很糟,不过还是通过了滑县第六中学(仅次于一中的县级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虽然一直想去外地学习,但是分数不太高,加上还是想在本地试试,看看高中是不是有好转。
结果,高中还是那些人,每天都能看见很多以前认识的人,包括那些流氓恶棍,暂时还算平静,毕竟刚刚开学,这些人还没筹备好怎么发起攻势,还有一些熟悉或者陌生的同学对我很有善意,各种偏见还没形成,很多事还没传播,所以还凑合。其实在那大概一个月里,还是有很多人对我有善意的,毕竟刚开始,很多同学还不知道我以前的各种事情,加上自己注意了一些外部形象,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例如我母亲正好在六中教学(虽然并没有仗她势力干什么,和她关系一直冷淡),而且恰巧教的我所在的那个班,一些同学知道这一点,暂时没想找麻烦。所以一度在班级里还比较和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一定了,以前以及后面很多学校都是一开始很好,慢慢就出了各种问题)。但是初中那些事在脑子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总想着当初得罪的那些人必然会报复,结果军训半截我又休息了,等到正式上课才回来。这时候就又看到学校里有学生被威胁,我的同桌就因为发书时候给一个人说了一句(大概)“你怎么不早点拿”,说话语气比较重,过了一会就有个膀大腰圆,一看就很凶恶的人,就给他说“你说话不会注意点”“你以后小心点”之类几句话。
这时候又天天能够看见那些以前有矛盾的人,心理阴影越来越强,总是想逃课,又想到中招考试因为这些人考砸了,休学了好几个月,每天到处跟罪犯一样躲藏,我总不能一直这样吧。然后就又走了极端。这时候的心态已经是类似于半个加害者了,很想找机会出以前的恶气。然后和一个叫王xx的学生发生了口角,因为他倚着我的桌子一直晃悠,我就让他别晃了,他一开始说过“不是故意的”,但是后来他还一直这样晃荡,连续几天,我就恼了,在背后晃桌子,还踢了他脚一下,想让他起来,他反而说“你继续晃,太舒服了”,还更加用力用背靠住桌子,故意晃荡挤撞,我写字时候桌子就因此一直动。后来他书掉前面地上他不仅不拾还往后踢,还当着我的面给他同桌说“我以为是王庆民的书呢(所以故意不捡)”。然后我就急了,又想起来李治在班里60多人面前那次把头伸过来,让我拿砖头砸,我没砸结果狼狈的跑了,感觉特别羞辱,非常丢人现眼。还有后来对付王若斌、张琼文海川他们都是告到老师那也没解决问题,而且告状反而被看不起。看不起告状,那我必须自己动手吗?然后又打不过这些人,难道永远这样吗?在前面的几个学校一直都是我退学逃避,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而对方安然无恙,初三时候休学总长达到半年(前半年断断续续休学,后来又从二初中退学,在抗南学校又在中招前休学了两个月),难道永远这样逃避、耽误自己?这样下去还怎么学习呢?
当时心里边仇恨很大,而且由于初中那三年经历的事,在学校一直出于精神高度紧张之中,尤其遇到这种故意激我的时候,情绪就容易控制不住。上次竟然忍了李治的激,这次再忍更是受辱(虽然这个事情一定程度是我先挑起来的),别人更为认为我怂包、滖逼(胆小畏缩)。有些人以为我即使自残也不敢伤别人,非常懦弱,更会嘲笑我。我要让那些料定我不敢动凶器的人知道我究竟敢不敢。自己一旦被吓住,会有更多人欺负。我见过那么多因为示弱被别人欺凌的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前面断断续续退学休学,耽误自己学业,因此非常恼怒,一直憋着很多气。那天下午又想到这些,我就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对着王xx背上刺了一下,还拧了一下,还说了一句“杀了你”,拿起水杯砸了对方。因为那是夏天,王xx只穿了一件汗衫,结果一下子就刺的很重,其他学生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据说后来缝了好几针,还住了一段医院)。
当天晚上,对方家人就来了十几个,把去商议的父亲围住,脏话连篇,差点打起来,还赔偿了一些钱。不过对方也没罢休,据我母亲说,王xx家人又追去学校,他母亲还连续好几天坐在我妈办公室闹,闹得学校中我妈很多同事都知道,最后我妈只能暂时离开办公室不上班(我并没仗她势力,后来我离校,未办学籍,等于类似开除,并没有让我妈利用这个职务和与领导同事的关系包庇我)。
其实这个事明显是我的责任、错误,乃至违法犯罪。和他只是因为一些小事,但是看见对方激我,或者恐吓,总是想发火,又想起李治这种人,就把以前的恐惧带来的仇恨爆出来,想想我挺对不起他的,我做的显然特别过分,而且很大程度是前面事情积压的爆发,是一种迁怒。如果是扎的李治这种猖狂凶恶的人,我肯定不会愧疚或者遗憾,显然我搞错了对付对象,这个事情也一直后悔到现在。而且手段很不光彩,不是面对面刺伤对方,而是在背后捅了一刀,也就是常说的“背后捅刀子”的非比喻情形。这一点我也感觉非常没脸面。其实我做这个事很大程度上是要让那些轻视我、欺负我的人知道,让那些料定我除了告状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肯定不敢动凶器的人知道,我是敢这样做的。只是很后悔没有用在严重欺凌我的人身上,而错用在了仅仅发生口角的人身上。如果有人狠狠打了我一顿,然后我用小刀还击,我不会愧疚。我所遇到的各种我痛恨的人中,有至少30个人远比王xx可恶(而且只是口角,可恶其实也谈不上),我如果在更合适的时候对更值得这样刺的人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如果那样,甚至可能完全不后悔,还很高兴),没想到自己受到那么多欺凌,而自己最激烈的反击竟然没有用在这些极可恶的人身上。
此外,那时候班级内学生普遍对我还不错,至少到我出事之前还没有什么歧视排斥,所以我这样做就更有愧于他们(虽然按照初中那四个学校的情况,过不了多久可能就会传扬各种关于我的丑闻,但是毕竟当时还没发生,而且如果我做的非常好(虽然当时几乎做不到),或许就没有什么歧视攻击了,我就能正常学习生活了)。(而且后来我还去了一所比较好的学校,虽然二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还是有一些关联。所以心里更别扭,一直别扭到现在。感觉好像是我因祸得福,利用他人痛苦成功一样)
这时候我也不想去学校了,反正这种歧视、恐慌、四面受敌的情况我再也不想过了。别人欺负了我,我担忧害怕;我伤了别人,还是我内心惶恐,焦虑不安。这时候我(其实在中招之前)就已经全县大多数学生(县里学生大多数都在县城)皆知了。坏事传千里,尤其是有些人脉(特别是流氓混混这种学生)的没有一个不知道我的。以前那种女生看见我就露出歧视,表现的很恐惧、恶心然后一溜烟动作非常夸张的跑了的情况自然还会再现。这时候我在六中上学还不到一个月。
然后,我就陷入迷茫无措当中。后来想想去外地试试,我父亲出于对我小学没有上导致的这些事而愧疚,所以也愿意拿择校费让我去外地市区比较好环境的学校试一试。过了大概一个月,经过托关系,加上一些巧合,又交了很多择校费,于2010年11月下旬左右去了位于新乡市的河南师范大学附中高一11班学习。这个学校至少就本部而言,校园暴力还是很少的。(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因为与家里的激烈斗争(详情不便在文中说),慢慢得到一些尊重,而且我又是独生子女,所以我父亲慢慢开始给我更多自主,而且长期不住在家里,和我姑也有所隔离。在上学上也给我很多帮助,与小时候有很大差别。)
换了新环境,一开始感觉还行。毕竟在这个陌生环境,一下子少了那么多歧视和冷眼,我也想重新生活,所以尽可能注意个人形象,无论是个人卫生、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学生大多数来自市区,而且又是名校师大附中的本部,成绩普遍很好(基本都是全市成绩前十分之一那一部分里的),所以最初几个月很不错,自己在前面学校积累的经验教训也让我注意谨言慎行,还有注意个人外在形象。
这段时间也是我成绩重新恢复期,虽然文理还没分科,但是我专攻文科,放弃理科学习,语数英加文综的成绩迅速提高到全班前五,最高排到第二,政史地单科成绩也都稳定在前三名,有时还取得第一名成绩(当然物理化学中学那段就没怎么学,初二才开始学物理,化学初三才有,初三我休学时间比上学时间还长,上学期间也处于各种事情中。所以我考这两科时候就干脆不写了,随手写或者乱蒙选择题也没什么意义,虽然也有过蒙题,乱涂选择题,不过多数时候选择交白卷。生物会做一部分)(如果只算语数英加文综,分数要超过一本线不少分。因为高一高二离高考还有距离,所以这个只能参考,不能具体衡量)。和同学相处过程中也交了一些朋友,还有个别的算得上很好很熟的朋友了。开始时候整体人际关系也搞得还可以。即使有些人说话或者行为不礼貌,我也尽量克制。
随着新同学互相熟识,相互认识的更深入,人们之间对其他人开始形成深入而且比较固定的印象和态度。我虽然尽可能融入新环境,但是归根到底,在初中只是学了人际关系的皮毛,而没有长期、深入了解和参与同学之间人际交往的能力。当然,这不仅和没有上小学这个根源性的原因有关,也和扭曲化了的初中学校生活的影响有关。在初中那种歧视、压抑、恐惧的气氛中,很难去学会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即使看了些皮毛,知道些基本的学校生存规则,却无法知道这些规则的细节和如何灵活运用它。例如讨论游戏、电影,自己往往插不上嘴;不会开玩笑,不会用互相开玩笑来融入一个朋友圈;谈八卦、同学之间的事情我更不擅长;平常举止木讷呆板;不了解也不理解其他同学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自己如何在这些关系网里相处;还有像以前的一些观点,就是作业或者卷子不要被别人抄,这个还是太糟,不懂得平衡同学关系。其实如果小学以来都在学校,就知道抄作业甚至参考卷子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我却把这当成很重要的事,虽然比初中时候强了,连自己也抄作业,还看过别人的默写,但是这一些时候还是放不开。
而我与他人爱好和价值观也不同。我因为不擅长讨论游戏、电影、八卦和其他同龄人喜欢的东西,反而喜欢看一些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方面的新闻,例如看《环球时报》、《南方周末》、《大河报》之类的报纸,看一些这些方面书籍,最多在文学作品上和其他人有些交集,而且看相同书籍体会也不一定类似,兴趣爱好大不相同,所以和其他同学很难说到一起。当然不同爱好并无优劣之别,但是确实容易让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一些同学看我的眼神也是很异样,从有的人看我的目光中就很明显看出来很厌恶我。行为举止虽然尽可能注意了,但是还是因为从没上小学,所以可能仪容仪表、一举一动还是有比较“奇葩”的地方吧。可能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都会透出与他人不同。这个我自己还真是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些,因为自己习惯了,所以不知道有些举动别人看见很嫌弃。可能有低头沿着墙根走路、眼神飘忽不定或者其他不太好看的眼神、用手摸嘴唇、楞楞的盯着别人看(主要是当时近视,嫌戴镜不方便,所以还没配镜,隔着好几排看人看不清楚,所以瞪大眼看,还要几秒钟分辨一下,所以可能有女生就误会是故意盯着人家看。
其实还是因为孤立和隔阂导致误会,假如我与他人沟通顺畅、同学关系正常的话,这种误会肯定不可能发生,别人也不会把这当成恶意)、还有有时候看起来傻乎乎的之类(这些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感觉不到)。而且对很多事情纠纷的严重程度,处理问题轻重把握的不好,当然同样也是不适应学校的一个特点。何况初中几年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种歧视、孤立和校园暴力造成的恐惧,让自己更敏感、多疑、易怒、小题大做,对与同学之间更深入的交往总有一种心理隔阂,抑郁症对精神的破坏力也让自己情绪很难控制。而且自从扎了同学那一刀和泼了老师那一下,经常想自己背上会不会被刺,会不会被泼水,洗澡时候摸一下后背,总会在脑子里浮现那种被扎的痛苦,头上浇了开水的恐惧。李治、王若斌这些人张牙舞爪,还有亲身经历或者看到过的校园暴力总是在噩梦里重现。而且我对老师同学隐瞒了原来的经历,还编造了是在另一个城市市区上的初中,没有提滑县,总害怕以前认识、知道我的人突然出现,或者现在学校的同学通过其他途径万一知道这些,并且将那些事公之于众。加上与同学更深的相互了解之后开始出现裂痕、甚至矛盾,自己开始向以前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靠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后孤立到连学校是不是上晚自习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同学通知,不像其他同学互相告知,而且往往有共同群组,我对学校很多放假、开学、作业安排一无所知,只能问老师,结果往往因为这种“周日晚上上不上晚自习(因为有时候上有时候不上,不固定)”、“小长假之后开学是几点到,上午到还是下午到校”之类小事经常给老师打电话询问,结果老师很反感,后来出了事之后老师还专门挑出这个问题在办公室和我父亲还有其他同事说,说我“经常打电话给他,有时候还半夜打(我给老师打电话基本都没超过晚上9点,我印象里半夜(大约凌晨时候)并没有打过,绝大多数都是白天打的(倒是在复读的那一年曾经在半夜因为特殊情况给老师打过两次电话,但是高一高二从没大半夜打过电话)。老师可能以为我故意没事打电话,因为在他们的思维判断中我肯定和其他同学一样收到班干部或者其他同学的通知了)”,对此很厌烦,我则是有苦难言,要是和同学关系都很近,例如加入相关群组,或者和其他同学有联系,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当然,孤立情况主要是高二年级,高一相对还好)。
这样,因为父亲拿了那么多钱,又来了一个新城市的名校,需要倍加珍惜,重新开始新生活,未来考个名校等这些信念组成的心理堤坝开始溃决,滑向日趋糟糕的境地。当时周末放假我往往都是坐车去附近城市旅游,还住一天,而不是静静的待在租住的房里,这个特点从我初中三年级就开始了。只有去陌生的环境,或者在旅途当中才有安全感,在熟悉的环境,四周都是熟人的情况下反而很不安。居住在陌生旅馆或者坐在长途汽车上才能感觉安心舒适,即使它是颠簸的、简陋的。这些年我的开支一半都用在外出旅行的车费和住宿费上。但是这种散心不是永久的,总是还会回到学校,面对各种问题。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事情。一个叫凌霄汉的学生,平常说话很难听,说话声调也阴阳怪气的,脸看起来猥琐又阴毒。说我的作文是“傻屌”写的,上课喜欢起哄,还喜欢动手动脚,出言讽刺,例如说我认为的好的同学名字恶心之类,其他记不清了(当然他也说过别人,例如说女生吃的东西有精子味)。三个月里骂我或者讽刺我至少有十几次,语气和表情都很明显不是善意的开玩笑。反正看见这种人浑身上下极不舒服,然后他看出来我反感他,还故意往身边蹭。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看见我吃红薯,就又跑过来把恶心的脸贴过来,还拉拉扯扯,还故意在我吃的时候表现出恶心神情,我就把快吃完的红薯连袋子塞给他,他一下子恼了,上来就把我摁住打了一顿,虽然他个子低,但是很有力气,一下子摁住我,让我没机会还手。这时候是课间,班里还有七八个人,有个人上来把我拉开了。还有几个女生在旁边看着。然后自己感觉特别屈辱,哭了一阵,就去找了学校的一个值班领导反映了这个事情,想让他去处理。结果他说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和我父亲找了班主任关仲卿老师和副校长闫新全说了这个事(然后还拍了个片子,没有伤筋动骨,有些软组织损伤)。闫校长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告到老师这是小题大做,反而问了我是怎么来的这个学校,还说“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另一个校领导也说过“再打你你也得忍着”),劝告我回去好好学习,拒绝对打人学生纪律处分(后来某次在对全年级学生训话时候,他又提到了一个例子(下面内容是大致记忆的,过了五六年了记不特别准,大概意思是这样),说一个学生被打了,给他打电话,他问“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那个学生说是查114查到的,说到这他还笑起来(下面有不少学生也跟着笑起来),然后继续讲(而且用一种调侃、很不严肃的语气讲),他告诉那个学生,你有打114查我电话这个空闲,应该平心静气去学习,学习时间多宝贵啊,被打了就多锻炼身体,调整心态嘛,生气有什么用,要用好好学习来争气)。而且当我说调监控录像时候,闫校长、关老师和另一个年级领导都表现的莫名其妙,他们的话(例如一个校领导和关老师在场,那个领导说“我劝他别生气了,他说要看监控录像呢”,说话语气就是一种对我不懂事较真的厌恶,文字不好表达,以后采访我可以学着那种语气说说、表演一下那种神情和态度)和表情意思好像是说我这种要求很幼稚或者没必要,或许认为我这样做太较真,他们都讪笑着或者脸上表现一种“王庆民不懂事”的样子。
后来结果就是关仲卿老师批评教育了凌霄汉,还让他家长来了一次道了歉,并没有任何正式的、记录在案的处分。此后天天上课,天天见面,全班都知道我被他打了,平常还要低头抬头见的,过道、教室里走动碰面也是每天好多次。就这样一直丢人,浑身上下不舒服,打架又打不过,本来很想像在六中那次那种方式给他来一下,但是想想来这个学校多么来之不易,花了那么多钱,又进入了这样一个名校的本部(大多数择校生、普通关系户都是去的分校),再这样做也没学校可去,说不定一辈子就毁了,所以就忍着吧。再加上这个班里一些同学对我很好,还让我在自习时候给她们讲课(历史、政治科),我也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干那种惊天动地的事。但是这样遇见之后他一点不惭愧,我还得躲着他走,怎么想怎么憋屈,后来跑操时候又推了我一把还是什么别的(时间长记不清了),然后当场就和他对骂起来,关老师劝解开了。此后他就开始各种小动作,例如我课间从外边回来,他从教室里看见我,故意从里边锁着门让我打不开,我上课回答问题还起哄,后来我休学后的期末考试时候他还在我的考场门口“嗷”、“啊”拉长音大叫或者用那双死鱼眼斜着带着鄙视看我。后来发展到他和其他班级一些他认识的学生站在班级门口指指点点,还骂“傻逼”之类,虽然不指名道姓,但是全都看着我,指点的方向也是我。面对这些小动作,从没上过小学,缺乏应对小打小闹的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应对比较好,毕竟孤立无援,也没有其他同学帮我站台,或者通风报信讲凌霄汉背后都对我干什么,自己也没精力一个个去还回这些小动作,但是本来就被打了,现在又天天受这种腌臜气,虽然知道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是去找了关老师,老师给他父母打了电话,但是他回来之后,又在课堂上明知道我和他这个关系情况下,在后面喊名字让我关窗帘什么的,反正故意凑过来气一下我,还让我没什么理由去反驳。后来在外边又遇到他的同学(其他班的)碰面之后,就骂起来(还是没指名道姓)。
更严重的是,我的课本被人用剪子剪了个大口,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上都留下剪痕。这种事还是没人告诉我谁做的,给老师说了之后,他也没办法。后来还有在校园里走路时候遇见我不认识的学生冲我骂,我当时好像没得罪其他人,或许就是凌霄汉的朋友吧。还有我过路时从楼顶扔下一个饮料瓶正好砸头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扔的,怎么那么巧。关老师批评他时,他还当着老师的面吱哇叫,说话还是一如既往阴阳怪气的,非常嚣张。加上前一段说的那些事,我就越来越不能适应学校了。后来关老师也和我谈了谈,他告诉我说,他也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他也还得继续教学。而且还说,你也知道,学校打架的这么多,有几个被处分或者开除了(后来还听说过附中有在考试期间打老师的)?他说的都是事实,也确实是老师无奈,但是我还是忍受不了这种每天处在被骚扰或者可能被骚扰的阴影里,更缺乏应对的办法,又忍耐不了,也没心思学习。既然怎样都解决不了,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各种不合群、不适应,只能就这么天天拖着,既不能安心学习,也不能快乐轻松的生活,心事重重,压力很大,取得的学习上的进步也慢慢停滞不前了。到了下学期临近期末时候,就暂时休学了。
紧接着高二文理分班,我分到了由方世苏老师担任班主任的高二13班(前面还短暂的分过一次,后来又拆分,不到半个月,可以忽略不计)。一开始还好,但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些纷争。因为这个班级是由本部成绩中下游和分校里成绩较好的学生组成(按9科总分分班,而非3(语数英)+3(文或理)的分数分班,我物理化学直接交白卷,总分可想而知),相对于以前高一,学生素质就又有所变化,里边就夹杂了一些在学习上不太用心,而且不太遵守纪律的学生。和同学相处时因为种种琐碎原因有各种不愉快(例如我上课喜欢回答问题,参与议论,也有虚荣心作怪,许多同学对此非常不满),无论自己还是其他同学都对对方感到不适。这时候就发生了有人从背后投东西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后来发现不是恶意(后来知道是谁了,是一个叫张X的学生无意随手玩的,而且一看这个人就不是那种喜欢找别人麻烦的人),而且是用小纸卷,没有什么危害,只是随意为之,但是由于初中阶段遭受的那些事造成心理过度敏感,尤其对背后投东西特别厌恶,防备意识太强,疑心太重,加上前面那个事比较憋屈,结果就勃然大怒,还认错了投东西的人,还拿镜子照了疑似投东西的人,这样就得罪了一些人,也让自己一下子落了一个很不好的形象。那个被我误认的学生杜邦(或者他的朋友、支持者)此后还故意用瓶盖还是什么的砸我头上一下,这更是有苦难言了,然后内心非常恶心。然后就又陷入以前的那种有人稍稍影响一下--大怒、当场大发雷霆--其他学生看见之后疏远或者歧视我--更压抑和恼怒--行为更不太正常--同学们误解加深--出更大的矛盾的这种循环里。
这时候班里有一个叫王奕的班长,喜欢四处管别人(有些人他不敢管,也是会看人下菜碟。这一点我最反感,他就是看着我一个人老老实实,以为好支使,可以随便对待,可以不尊重。所以我才很恼怒),而且缺乏礼貌和尊重,拉一下投影幕和起立唱歌时候脚放凳子腿上都要管。其实也算一种认真负责吧,但是他意思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听老师的,管理班级方式据说也是在以前班里比较“出名”的,事无巨细,很有管制欲。而且据说他还在一个作风类似,很“知名”(因为个人风格在学生中很有知名度)的班主任教育下上了一年(是高一那一年,他和我不在一个班级),这个班主任对学生也是严厉、强硬,这种作风和其他各班教师比较非常突出,这个张姓班主任(张自发,一些学生称其为“发哥”有调侃也有别的意思)长期强烈灌输和支持王奕的这种管理班级的方式和作风。而且全校很多学生都知道,对此也是议论纷纷。然后我觉得很多管制毫无必要,连在操场站在台阶上都说“你下来”,让别人替他干一些事也没礼貌,像指使佣人一样,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出现了一些口角,不过这些事不是主因,主要是前面那些气就在他又干涉这那事情时候爆发了出来。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总不能像上一年被凌霄汉打了那次一样还休学、退让和忍耐吧。那个事我忍了大半年,一直退缩让步,影响学习,心情也一直糟糕,最后只能休学不上。如果还那样,我要忍到什么时候,一辈子都这样畏畏缩缩的逃避吗?这样其他人没几个同情自己的,反而会看不起,最多露出“关爱傻子的微笑”罢了。
其实还是前面挤压的那些被孤立和不适应学校生活下精神崩溃的发作,加上这个冲突,以及一些其他原因(这个涉及到其他人,很不方便说),我就站在了他的桌子上,还对他的书吐了两口,然后像泼妇骂街一样(年级主任这么比喻我做的事的,其实挺贴切的)的说了几句(但是好像没有说脏话之类(具体的反正很多人听到了,也可能说脏话了),当时骂了王奕还有那个高二8班班主任张自发,我觉得那个班主任那么多学生对他的管理班级方式有意见但是都怕他,我就特别想骂,别人不敢反抗这个老师,还言听计从、对如此专权的老师放纵,我更加想骂他),一些同学和老师以为我要跳楼(其实窗户是关着的,我也完全没这个想法),有些人就劝告,有些人还起哄叫好,大喊大叫(有几个男女生都直接激我为啥不去和王奕决斗,或者说你们两个矛盾影响我们学习干什么之类),有些人就冷眼旁观,还有趁机拍照的。一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班级各位同学的性格、行为特点、说话方式等众生相被展示的淋漓尽致。
后来在老师同学的劝说下,我从桌子上走下来,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晕晕乎乎的就回了住的地方。这个事情我一直很后悔,但是在那种歧视、孤立、被欺凌的环境下不发作才怪。后来我父亲也来了学校,和年级主任以及班主任对话了很久,他们不同意我继续上课,希望我转学离校,而且说很多学生家长联名要求不让我继续在附中学习(这个只是听他们说,没证实,不过很可能是真的)一直断断续续商谈了十几天,最后老师答应在我签了保证书情况下在继续在学校待一段时间。
回去之后,以前就已经有的那种孤立、歧视、排斥变得更强化、公开化了。例如我一开始回去时候方老师还不让进班级的门,我就站门口,有个老师在上课,我说站门口行不行,他说“你自便吧”,然后一个学生立马砰一声把门狠狠关上。其他很多同学也是看见之后躲得远远的,或者在后排或者侧面用有时听得见但是听不清的窃窃私语,各种“你懂得”的眼神、动作,跟以前初中时候一样,像看待一个怪物、恐怖分子一样。至于同情我,跟我关系不差的学生也只能旁观,不方便出来发言站队。后来我还通过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的QQ空间点入其他同学的空间,还有浏览一些微博发言,看见我当时站在桌子上的照片,后面还有配的话以及评论“赶快找心理医生啊”、“我早就想打他一顿”、“这傻xx”、“这xx爆发了啊”“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学啊”、“这么威武(显然是讽刺)”之类。反正到处传扬,学校里估计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班主任方老师态度也改变了很多,以前还比较同情我,吃过一顿饭(那顿饭很可疑,因为吃完之后马上(一个小时之后)就说让我退学了,这是送行饭啊,表示一种虚伪的仁至义尽。而且最后我悄悄在汽车上放了50块钱,那顿饭三个人(还有一个老师)一共也就吃了不到50(2011年时候的羊肉汤、大饼早餐),所以我也不必要承这个情),劝导我好好学习,说话有时候也很动感情。但是经历了这些事,就比较反感,一直想催促我离校,我站在办公室内外几个小时求他让我留下学习,他一言不发,跟没看见我一样,我说想见见王奕家长沟通提提意见(现在想这样是不恰当而且没必要),他说“神经病又犯了?”后来我回去上课,他还在课堂上拿此前发生的“布雷维克”的事例(挪威于特岛屠杀事件)讲“精神病人还不认自己是精神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说话语气充满讥讽(当然他说这事也可能不是有意讽刺我的意思,谁知道呢。反正就恰巧在我回校上课到彻底离校那十几天说的。而且方世苏此人很善于讽刺,还讥讽过其他的学生。不仅讥讽,还喜欢打学生,我在不到半年内就亲眼见过三次,下手很狠,有一次还是用笤帚,还有一次是用试卷还是手打了一个学生的脸(时间太长记不准确),这几次打人原因只是和他或者其他老师顶一下嘴(有两次班里很多同学都看见了,还有一次是在监考考场,本班好像除了我没几个人,不过一些外班的在)。据他自己在课堂上说以前年轻时候作为老师,还打过不少学生,他还以此为荣,洋洋自得,说有些被打的后来和他见面还很亲密(这事全班都听见了)。他没打过我,并不是出于好心(至少后期他对我相当厌恶了),估计怕打了之后我做什么过激行为,例如猛烈报复他、自杀之类)。而且我在方老师面前提过王奕什么都管,连脚蹬在板凳腿上都要让人放下来,结果后来方老师在课间特意走到我的座位,让我把脚从板凳腿架上放下来站好,这算是为王奕出气还是故意气我?那时候其实自己非常迷茫无措,孤立无援,别人背后说我什么、做了什么没人给我通风报信,只能自己体会、靠直接的听和看来体察。想想自从初一入学,四五年学习生涯过成这样,心里很乱,加上如同冰窖一般的环境(虽然也有几个同学比较好,很关心我,接近我,和我说几句话),所以也没真正说珍惜最后的机会。
我又想起来以前那些初中流氓学生在我身后面故意站着搞小动作、比划,还有我走路他们七八个人紧跟在背后一言不发的威胁、去找教导处被跟踪还凶狠的瞪着这些,还有其他目睹的一群学生窜座位威胁被打的学生、上课跑去别人位置上欺负那人同桌之类,结果都没被处分,我就想也在王奕这做一下(现在想想确实不对,但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反正你坏,而且老师不惩罚,制止不了,那我就更坏)。尤其想到前面闫校长和其他一些老师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人打你也忍着”,我就想,凭什么要这样呢?越想越气。而且在想:既然老师和校领导的意思就是谁挨欺负就得忍着就活该,那我也欺负下其他人,试试学校领导和老师是什么反应。结果我就照本宣科也学着那样,站在他后面(他正好坐在最后一排)比划一阵(例如做劈、打的动作,但是并没有真碰着他一根指头,连衣服都没碰到),后来又拿凳子干脆坐他后面,然后做了好几次。
结果有一次自习课时候我正坐在他背后,方老师推门进来了,然后就说,那你走吧,不要回学校了。我当时心想反正也就这样了,就学以前那种耍无赖的说“我站在他背后也没招着他”,方老师问我这样做多少次了,我说“一万次”,然后破罐破摔,继续学以前见过的流氓学生的手段,说“你开除了我反正王奕以后在学校外面安全不能保障”(其实我孤身一人,又不是有一大堆流氓朋友,也没各种阴险恶毒招数,无法做到真的在校外威胁到他人安全,除非自己亲自去找事,如果那样,我肯定进监狱了。虽然当时很反感王奕此人,但是他不算特别坏的,和他没什么深仇大恨,不值得我付出那种代价去攻击他),方老师听到这威胁当然更恼火了,然后我就被停课了。后来还被王奕的朋友(也是其他班级的,是那种看起来正经但是内心充满歧视的那种“好学生”,见过他们在一块)在走廊里骂我“坑爹啊”之类的话。
这时候我又找了一次闫校长,他却不是以前那种对学生打架等矛盾冲突满不在乎的样子了(前面提到过),而是很严厉的指责我,说让我退学,而且摆出一副极难看的脸色,脸上每块肉每个眼神都能透出对我的反感和厌恶。当然像正校长刘校长还是比较和蔼,还说“你现在这样我很同情你,但是你还得找老师协调”。然后我当时想班里同学都对我意见极大,能不能搞一次民意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希望我离校,多少人希望我留下,这样的话我走了也没有遗憾。方老师开始不愿意,最后我说只要有人投票愿意让我走,我那时候绝不强留,也不给学校添麻烦,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也是我在学校最后一个请求,最后他同意了。
结果大多数同学是愿意让我留下的(30多票赞同我留下,十几票反对我留下),虽然并不能说明太多,投留下的也有各种可预测的心态,但至少说明很多同学还是善良的,不至于太绝情,而且在我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还不想完全公开撕破脸皮反对我。我当场对投票让我留下还有让我离开的学生都表示了感谢和歉意。这时候正好是放了寒假。
假期结束以后,我还是想去学校,结果这次方老师直接安排了一个平常非常刺头的坏学生坐到我的座位位置(这个行为我也没办法确定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毕竟没办法穿透到方老师的心里看看他用意是什么,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的,不过这种事以后可以当主其他老师的面对质),而且直接在班级门口讲让我以后不要来了,学费可以退还一部分(还一直讲“按说违纪是不能退学费的,这是照顾你家庭情况才破例”,不过我了解的是附中违纪的学生退学,大多数人都退了学费,说这种话也是虚伪),后来我在楼下二楼楼梯间(当时他的办公室临时在三楼楼梯间,二楼楼梯间是空的,而且挨着玻璃那点是空的通的,上面说话下面能听见)坐着,正好听见(当然认为是有意偷听也可以)他和同事在上面办公室说话,用很兴奋(或者算是对我反感的语气,反正因为看不见面部表情,只能透过声音感觉个大概)的语气说:“王庆民xxx(没听清)又来了,还想上课呢,被我给赶走了”(大概意思是这样,反正肯定说了“赶走了”或者“撵走了”)。这件事以后也可以对质,而且这个很明显他同事都听到了。之前当着我和家长以及其他学校领导、老师的面还说过:(大概意思)“介绍你来学校的关系算个什么”、“介绍你来的那个关系户xxx我也认识”之类的话,言下之意就是我上学时候找的人不够硬,关系比较浅,所以我犯错误没什么依仗的势力,也就是说处理我很容易(反过来也就可以理解为如果我是什么高官显贵介绍来上学的话,可能就能为所欲为了)。我以前也曾经说过他“处心积虑”赶我走(其实前期他并没有这样,虽然一直也希望我“换个环境”,不过没采取什么措施,后来关系恶化了才这样),或者这种话也让老师恼怒,激化了我和他的矛盾。以前我还给他说过与我和凌霄汉和这个班一些有矛盾的人等的矛盾,所以自己不想走学校正门而是从家属院出去,避免和这些人冲突和被袭击,结果他当着我的面对此表示同情,但是对我家长以及年级主任、教导主任等人却用另一种态度转述和评价这件事,把我说的这个事作为我疑神疑鬼、精神状况不正常、不适宜待在学校的借口,不仅不同情,还因为我说的心里话而厌恶我,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其实他可以对我直说嘛,虽然我肯定也不舒服,但是总比欺骗强)。
既然师生关系已经这样,以前的好感也没了,那更没必要上了,而且也上不成了,而且我确实算是严重违纪,所以决定离校。不过我临走还提了个要求,让老师在班里公开宣读一下对我的处分决定,不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走了,而且我应该受什么处罚不能没有文字结论(虽然我没学籍没办法计入档案),不能对我的是非对错没有定论和公开说明,不能像那些凌霄汉还有初中时候那些人做了错事连个正式处分都没。学校和老师开始也不同意,但是我一再坚持,他们还是宣读了处理决定,虽然方老师还觉得宣读的内容措辞不当之类,但是终究还是读了。
此后,我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对几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一一列举名字表达感谢(和方世苏已经闹到这个地步,所以唯独没有感谢他。但为了避免其他老师接感谢信时感到尴尬,所以没有在文中直接写明排除他,只是未把他列入感谢的老师的名单中),复印了七八份,发到好几个有教过我的老师的办公室。此后又写了一封致高二13班同学的公开信(当时也把王奕排除了),写了很多东西,有些内容现在想想比较幼稚,有些现在想想也不后悔,反正表达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这原稿没了,估计有些收到的学生有留存),然后就结束了我在附中不到一年半的学习生活。
平心而论,虽然在附中时候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但是相对于初中那三年,附中的那段时光简直就像在天堂了。虽然仍然有各种不适应、歧视、矛盾,但是至少不像在初中时候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经常性面临各种直接威胁(流氓学生投东西、追打、跟踪、吓唬)以及耳闻目睹各种校园欺凌和天天碰见各种“横着走”的校霸,也不是像那时候几乎处在死亡边缘(随时准备与欺负我的人同归于尽)。其实反倒是初中三年积累的坏经验以及在恶劣环境下扭曲、过度敏感多疑的心理状态拖累了在附中的适应能力。以前那种把同学关系看成敌我矛盾一样的紧张心态被带了过来,以前的屈辱、恐惧和压力带来的后遗症让自己在附中重蹈覆辙。这就导致一些时候小事化大、把一些没有恶意的开玩笑看成挑衅,不能完全清晰的分清善意与敌意。不过前面几年积累的经验教训也让自己至少不是从0开始,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在附中的进步又建立在前面初中几年虽然扭曲但是还是有用的学校生存经验之上。面对一些攻击、孤立、歧视,包括传播各种关于我的负面信息,我大多数时候都选择相对克制,并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行为进行报复。
在附中期间,我还认识了很多关系还不错的同学,而且因为自己在这种市区的区域名校,很多学生家境良好知识较丰富,学校老师素质和知识水平也较高(有几位老师无论是技术性应试教育能力还是真正的学术素养都很高,而且道德品质、传递的价值观也很进步、理性、客观,例如语文科刘国东老师、还有一个当时已年届退休的历史老教师,因为一开始我没在学校,所以没注意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教的却极好),硬件也比较发达,所以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养。而且在本部学习,身边有很多在市里排名靠前的学生成绩的激励和竞争,自己对未来的学习目标也更高了,强化了至少要考211、985院校的决心和信心。
而且平常生活在市区,也比在县城要好很多,除了吃穿住条件更好些,经常买报看报的习惯也是在新乡市生活期间形成,这里的新华书店比县城书店的书的种类和具体书籍都多很多,也有利于我增加阅读量、拓展阅读面。至于心理问题在这期间是变得更严重了,还是缓解了,这个挺难判断的,反正抑郁症主要是在初中二年级形成吧,后来一直就有,平常行为和心理状态有起伏波动,但是抑郁症病理程度多深,没有专门咨询过心理医生,很难自我客观的判断。如果说是心理问题是否在这期间加固成型了,倒可以算是吧。
说到这里,顺带提一下我对被歧视、孤立时的态度。可能大多数学生遇到这种情况就会隐忍,不在乎,麻木或者直说表面装麻木。不过我容易喜怒形于色,容易发急。就像方老师说的我“隔一段发作一下”,确实如此。面带外界的挤压,我当然要反抗,要发泄,而不是听凭歧视和白眼。而急得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不太大的事情。但是发急并不是因为这本身一件事,而是点点滴滴积累的各种令人难过的、伤害到我的事。我既然没办法一一对付,又不像一些学生能够通过一些巧妙的方式歧视、欺凌其他人转移压力,也不想像一些学生或者社会上的人那样通过扭曲自己的思想价值观达到心理平衡,也鄙视阿Q式的自我安慰,总会积压着爆发。当然我有时候也会通过退学方式逃避,但是不能一直逃避吧。我一直逃避只能被认为是懦弱,这样逃避也没人同情帮助我,就像好几次休学、退学,并没看见谁关心帮助我。而且有些流氓恶棍校霸学生发现你遇事退缩,就会故意逼你退学离开。与其如此,还不如大闹一场,给一些欺负我、看不起我的人一些难堪和损失,虽然自己损失更大,但是也比一直忍耐、退缩要好。因为那样别人更看不起我,更加没人同情和关注。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在学校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就像此文前面提到的那些被欺凌者的例子,至于社会上的更多了,只要在小城市、县城、农村生活过(也包括在大城市底层社会生活过)的人,都应该见到听到过这类人。他(她)们面对无道理、无充分合理理由的歧视、孤立、鄙夷、排挤,保持隐忍,但是社会同情他(她)们了吗?因为这种隐忍而尊重他(她)们了吗?并没有。例如在豆瓣、知乎上看到一些关于校园暴力受害者或者旁观者的讲述,一些被欺凌者被孤立歧视,他(她)们一直忍耐,越来越孤僻、自卑,甚至自残,除了让其他人更加鄙视、看不起之外,并没有多少同情,至于安慰和声援就更没有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忍呢?为什么不应该拼一把,向人群怒吼呢?哪怕对自己伤害更大,也比一味忍耐强。只是不应该伤害无辜者,反击程度也不应该超出欺凌者对受害者加诸伤害的程度,要注意有度和节制。当然我的很多行为缺乏节制,也没有注意适可而止。
此后我学习就搁置了半年左右。这期间往往就是节衣缩食到处旅游,一个原因是心里烦躁坐不住,前面也提到了,旅行可以让自己心情平稳些,尤其在陌生环境休息闲逛和乘车奔波,陌生环境没有歧视与鄙夷,不需要看那些异样的眼光,能够暂时逃脱充满恶意的熟人环境。也不会让一些人认为自己碍眼,自己也清净多了。只有在旅途的奔波中,在行进的汽车火车上,才有比固定居所和学校更为清净安宁。远离学校,远离家庭,就感到比较轻松,虽然依然烦恼,但是相对来说好多了。而且住在外面旅馆和旅行也是一种对小时候长期在家里被禁锢的反弹。相对于当年被类似于拘禁于家人天天吵架、互相指责,而且时不时就会发生类似我姑发疯摔锅碗瓢盆、大喊大叫甚至打架之类事,我也时常被她打这种环境,在外面旅馆一个人单独住简直太幸福了。而且越是陌生地方,越是多换地方住,越有逃脱家庭和学校禁锢的感觉,也越有安全感,所以一直在到处在外住。
总之,我很想逃离一切我熟悉也熟悉我的人和环境。当然这代价就是自己更为孤立,鲜有友情爱情(和个别同学偶尔有联系)。有时候浑浑噩噩,有时候悲观失望,心情焦躁,脑子里也是没有清晰目标,有时看看书或者报纸,有时候上网或者看电视,类似逃避吧,但又不想放弃理想(考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改变不公平的社会,让更多弱势群体有权利自由之类),有时又忧虑不安,就像混日子一样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些旅行,而是样子待在家庭或者学校,估计早就发疯了。
到了该上高三的时候,我父亲托了关系找到了焦作市的亲戚,去了焦作市第十一中学。这个学校教育水平(主要指高考成绩)是仅次于市一中的学校,也是省重点中学。由于前面那些年积累的经验教训,尤其在附中那一段还算比较正常(和初中比)的经历,让自己在为人处世、处理同学关系、注意自身形象等方面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加上因为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有了问题也尽可能忍耐或者避开,所以这一年相对没有太多大的冲突,尤其没有了前些年由于不能适应环境和压力导致的那些“惊天动地、全校皆知”的极端行为。还有就是这个学校校风很好,比较崇尚和谐,严禁打架斗殴,如果出现,参与学生都被劝退或者开除。而且学生基本都是市区的,所在家庭基本都是市区的中产或者工薪阶层,学生的家庭和所处环境比较好,所以那种凶悍、暴力、强横的学生很少。
虽然中间也有一些不愉快,例如和个别老师和同学有些矛盾,但是相对来说,是我上学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年。班主任刘连伟老师、历史于娟老师等各科老师大都对我很好,许多同学也和我有比较良好的关系。学习成绩也开始回升并且稳定在一本线下十分到一本线之间,在这个班里多数时候排在前五名(我去的是普通班,一共有七个普通班,此外还有两个重点班),还考过一次第一名(而且这些是在我前面休学了半年、前面还有断断续续的糟糕环境过的几个月的情况下达到的,否则成绩会更好,从后来复读时候的成绩就能看出来)。
不过由于没有办理学籍(当时不想在附中办理,不希望他们知道我以前是哪里的学生,以前在哪上过,学籍上肯定会有各种个人信息,还有家庭情况住址什么的,所以放弃了),所以高考成了一个大难题。但是回原户籍(滑县)考试肯定会被那些以前有矛盾的学生骚扰和围攻,各种阴招,加上各种必然的宣扬,即使围观、辱骂那也不可能考好了,况且说不定会有其他想不到的阴损手段不让我考试好,他们肯定千方百计找我麻烦。监考老师也基本都知道我,初中时候一个校长就说过:“现在全校老师全都认识恁”(意思就是自己因为做的那些事坏事传千里)。而又不方便在十一中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资料(要是暴露了肯定不会像后来那样安然度过了高三那9个月,而且为此还在这个学校用了一个化名),也不能在这考试。所以一直为这个事情焦虑不安,后来把户籍迁往另一个地方,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前前后后花了很长时间,而且还来回奔波了很多路,为此也很忧虑,加上越来越近的高考,学习成绩又开始波动。这时候以前那些事又不断出现在脑海里,噩梦连连。
有时候也很奇怪,就是处于四面受敌,和那些流氓学生对抗时候,因为心理上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有时候想破罐破摔拼了,硬挺着对抗,反而捱过去了,但是当相对脱离了那个环境,到了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但是又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时候,反而感觉恐惧、忧虑、抑郁,心里一直乱七八糟(就像在附中的那一年半时间,因为一直有各种冲突和不和,这种焦虑反而少,因为只顾着对抗眼前的问题,而且内心各种仇恨和怨愤,所以反而没有各种其他担忧和愧疚。甚至在初二至高二期间,想的往往是“你们坏,我要比你们更坏”“你们不要脸,我更不要脸”,而且确实这样做了,并且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但安定之后,某种程度就是,自己过得越好,越容易回忆以前的不快,越自惭形秽和羞愧、内疚、自责)。加上高考越来越近,对未来前途命运的担心,对不能适应社会的焦虑全都涌上心头而且不可遏止。还有就是在生活在相对和谐、安稳、温馨的同学环境中,心平气和的过日子,越是冷静下来理性的想想过去的经历,越感觉自己以前自残、泼热水、扎人、站桌子上等这些行为太极端,自己都感觉以前的自己是神经病,回忆起来就无地自容,而且又不能穿越回去改变那些已经做了的事情。这就让自己在负疚、忧虑、恐惧、急躁的情况下学习,而且这种情绪加剧了各种噩梦和紧张,如此恶性循环。
而且这三年在外地上学都是隐瞒了前面的经历,甚至还谎称是另一个地方的人,为了避免前面的事被现在的学生知道,只能用这样用谎言来掩盖和逃避,为此更是感觉非常苦恼。一方面为说这些谎话愧疚不安,感觉自己不诚实、虚伪,另一方面还怕突然因为什么偶然事情遇见老家的人或者以前认识的人,揭穿了当时的我,把我以前初中的事全都掀出来,大肆传播,让我丢人现眼、再次变得像以前一样被歧视、被当成怪物、神经病,那这样我这几年努力改变自身形象、尽力适应学校生活等这一切努力也会付之东流。所以到了下半学期,成绩很难提升上来,脑子里一片混乱,整天都在前面那些负面想法和想好好学习的思想里拉锯。然后光阴似箭,成绩也有所下降,到了2013年的高考,只考了离一本线差25分左右的分数(在一本线与二本线之间)。不过这一年还是补回了大量高二因为半年没有上学而落下的课程,也为后来复读第一年前半程的优秀成绩打下基础,对后来的学习多有助益。尤其数学和英语,在高三这一年有了有力的巩固,不至于太拉总分的后腿。
对我来说,如果考的比较差,考的是二本及以下的学校,那毫无疑问是个灾难。因为这样的学校相对来说不如名校的那种宽容、多元、安宁、和谐。并不是说这些学校就不好,只是我缺乏适应能力。虽然对于其他很多学生是能够适应的,但是对我来说,由于原本就不适应学校生活,在人际交往、为人处世各方面比不上普通学生,所以如果上这些类型的学校,出现矛盾冲突甚至读不下去、退学都很可能(初高中的学校都是上了四个,最长的才一年半),而且如果再遇到那种横行霸道、寻衅滋事并且打伤我之类的,说不定我会用激烈方式报复,可能一生都毁了。所以我只有上相对更好点的,尤其211、985院校才有机会避免这些问题(至少能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即使碰见这种人或者矛盾,对方也不至于特别无耻、不讲理、凶悍)。而且名校有更好的条件让我在学术上取得进步,和在人文素质方面更优秀的教师、同学交流,进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此外,我不仅不能适应学校,由于前面在家庭、学校的那些经历,让自己对整个社会的适应能力都比较弱。学校里的暴力、威胁、不讲理、拉帮结派在成人社会也会有,而人与人的复杂的关系、虚伪、阴险、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功利主义、察言观色、人分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弱肉强食这些,成人社会例如在工作单位,往往比学校还要严重。我很难适应,一个是缺乏这方面的能耐,另一方面自己还有些残存的正义感,加上这些年通过阅读看了那么多中外书籍,对这些丑恶也很反感,并不愿意参与进去、适应它们。而且自身的经历也让我痛恨不公和强权,同情弱者和中下阶层。而如果考一个差的学校,相对来说以后找个好工作就比较难,而且找工作或者工作之后免不了要拉关系、托人情、寻找靠山(我上学时候有些就用过几次,但是不想再用了,这样不仅欠人情,显然从道理上也是不对的,最主要的是我家里的关系也不多,也不高,托关系上学可以,但是想去沿海知名大学执教、当知名媒体记者或者研究员等,家庭的关系完全不可能有帮助),或者干脆找个差的工作天天忍耐,看见不好的现象就冷眼旁观,自己遇上麻烦摊上不公就认了等等。而我又不想忍,并且前面提到的那些混社会、适应职场的能力也缺乏,像通过做坏事活着都难。
所以我只有考名校,相对来说可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而且有更多机会去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知名机构工作(例如名校(高中或者大学)、社科研究所、著名媒体、律师事务所或者外交机构),和思想更进步的人在一起,不仅比较安全,也免了(或者减轻了)那些厚黑学、混社会需要做的不好的、违心的、痛苦的事情,也少了很多对不公的忍耐,少了和流氓混混打交道的几率(当然,并不是说那种学校环境就出恶棍,无论哪种学校都有各色人物,无论哪种学校都是好学生占多数,但是就我来说,可能更容易适应一些学校而不适应另一些学校,这很大程度和自身情况有关,而非他人的责任)。对我来说,只有至少考上211、985学校,我未来的人生才有出路,才有可能活下去的机会。当然,在这种环境下,说不定可以做更多的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帮助更多弱势群体,尤其了解和帮助更多因为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等社会痼疾而受到伤害的人。这样我也能既实现理想,又能对不公的社会有些力所能及的的改变。
再说,如果我没有考一所好学校,我这些年受的苦难算怎么回事?为了考学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和牺牲,不仅投入巨大精力、耗费极漫长的时间,还遭受这么多耻辱与痛苦。如果只考个普通一本甚至更低的学校,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么多苦痛去各地上学,包括花那么多钱、付出那么多精力,尤其去外地奔波?还有一点,就是凭借我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考上这种学校的,是够名校的录取分数线的。但是考了名校,可能又有其他麻烦(后面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打定复读的主意。其实在高三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复读了,因为即使达到一本线,也不够211、985这种名校的录取分数线。而高考复读学校很多,我的成绩足以免除交补习学费(只交书本费),并且进入补习学校重点班。最终,我进入了济源市第一中学复读。我去的是重点班,也是文科复读班里唯一的一个重点班(集中了济源、焦作以及附近一些县城的优秀复读生,可以说是豫西北复读学校的最精华部分),班里只有四十人左右,老师也都是专门带的这一个班级,六个老师(语数英政史地)都是全校最优秀的那批教师,教学质量非常好(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很明显体会到),这个班级纪律也比较好。
从9月开始(开学是8月,不过我入学是9月),从早上5:40在操场一边读书一边跑,6:10分正式早读,晚上22:20结束,全天除了短暂休息,一直马不停蹄的学习,我的成绩有了快速上升,经历过七八次较大的考试(两到三星期必有)和十几次较小的内部考试(每周都有),从一本线到一本线上20分、一本线40-60分,最高考过超过一本线90分,后来就稳定在一本线上50分左右,在班级内排名在15-20位(这个学校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复读生集中班)。在河南省多年平均一本率只有7%左右的情况下,这个成绩可以排在全省前2%的范围内。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努力学习,还有就是以前平常课外阅读的很多东西,看的各种报刊杂志、关于政治、历史、地理和社会民生的课外书籍作用很大。还有小时候看的老教材起了作用,所以语文和文综即使用三分力气也能得八分成绩,历史甚至完全不学不听都能考好。所以我可以集中时间学习数学和英语,而文综往往在220-270之间(满分300)(考卷难度每次都不同,所以分数上有波动,不过基本文综能排在这个复读班前五,算上全校所有应届班也在前20名。全校文科生大约有上千人)。(这些成绩都能查证的,班主任、任课老师都知道,而且一些成绩表学校可能现在还有保存)(而且这是在我前面面对那么多冲突、高一高二年级累计休学近一学年的情况下发生,而且进入复习班之后一开始就有很多焦虑,否则是很有可能保持在一本线上80分以上的层次的,而且可能有更大突破。如果没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很容易,清华北大甚至香港中文大学都能考上)
这时候在高三年级出现的那种心理又开始出现,对前途飘忽不定,心理开始紧张,以前初中时候的事又一一浮现在眼前。泼热水、用刀扎人和被扎、自残、站桌子上吐痰那几次严重事件总是不由自主的蹦到脑子里,想赶也赶不走。想起这些事自己就感觉自己神经不正常,感觉当年做的那些事太吓人,为此充满愧疚、懊恼和恶心。此外,在极度隔绝情况下过了12年(1-13岁),因为没上小学,个人各方面都闹过很多笑话或者与众不同。以前小时候例如不讲究卫生(例如初一年级时候把鼻涕用手直接抹,然后又用手抹桌子上(被人告诉班主任了,赫老师还亲自带我去洗手),脸上全是污垢不洗,而且不注意洗澡结果周围同学都能闻见很大的味,这些不是一两次或者一两天,而是有很多次很长时间,到高中才没这些,但是偶尔也会有别人反映衣服有味什么的,我洗了好几遍衣服还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举止动作异样甚至奇特或者言谈内容特殊之类闹了很多笑话,这些都成了很多人一种谈资和笑点,结果过了好几年之后想想,感觉自己特别自惭形秽,对以前的形象非常厌恶,更为自己曾经这样而懊恼,不仅别人,连自己都感觉恶心难堪。而因为平常不会打招呼(例如当时不会礼仪,别人见面跟我打招呼我都是不理睬,跟没看见一样,到高中才会)、不会和其他同学正常说话(初一年级基本交际用语完全不知道,和他人没有最基本的日常对话,有时候说话很生硬很难听,和他人言谈举止表现差异巨大,不是一般的异常)等问题也让那时候很多同学对我意见很大,还有平常走路还有军训什么的,包括身体动作在内一举一动都很与众不同,现在想想也是很羞愧。
这些事比一些违法犯罪还难听,又不能穿越回去改变,非常畏缩、难看的形象被别人永远看到和定格了。而且想着如果考了名校,而且又没学籍,到大学必然要说出没上小学以及初高中换了这么多学校的事,必定会知名,顺带以前自己做的这些很严重、很极端、很暴力、很奇特的事也会被爆出来(哪怕是为了反抗),这些都会被当成一种谈资和歧视的话柄。大学不予录取也有可能。尤其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混混学生肯定会添油加醋的攻击诽谤,夸大、扭曲事实,反正他们以前我在和他们上学时候就已经在私下到处传播,弄得学校里大多数学生都知道了我的那些事,名声尽毁,甚至县里很多成年人都知道,我在县里青少年人中的知名度比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大。有些还发到网上(前面提到的)。而且很多围观者也很难有时间分析前因后果,只看你做的这几件事。加上自己一张嘴抵不过那么多仇敌攻击,其他普通旁观学生可能会为了不得罪这些人而保持沉默、甚至随着这些带节奏的人共同传播、议论,到处传扬那些事和进行人身攻击。说不定自己就变成全国知名人物,到时候不仅大学可能会不予录取(最开始的通知书没什么,主要是会有入学之后的复核和正式办理手续。越是名校越会“知名”和产生社会影响。像我这样情况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反响可想而知。而且我在中学就遇过至少两次班级内同学和家长集体要求开除我或者拒绝接纳我,分别在初二和高二,初二曾经尝试转班,结果另一个班里同学数十人(从数量看肯定不止那种流氓混混学生,还有普通学生,也都对我有敌意,此事我听校长、其他同学都说过)集体“上书”反对班主任接纳我。高二那次前面提到了,不仅有学生,还有学生家长,也是很多人。大学新同学听说我这些事之后,说不定也会来这一手,被一群还没怎么结识的同学赶走和上书请愿排挤。
我缺少那么多证件(高中毕业证,学籍档案都没有),早晚将面临录取学校如同审犯人一样的盘问,得一件件把这些难以启齿、非常想忘记和抹除的事情说出,大学审核怎么可能让我通过,以前我上的八个学校中六个学校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领导都曾经说过让我退学、转学,或者委婉的说“换个环境吧”,大学也不例外,肯定会把我看成一个麻烦,而且我确实不能很好适应集体生活,说不定即使在名校也会面临很多与同学甚至老师的矛盾,学校肯定担心我再发生以前的事,而且越是名校这种问题越严重,因为审查越严格,也越容易成为社会热点新闻。除了以前的“劣迹”(尤其两次伤人事件),“精神状况不稳定”、“思想存在问题”之类也肯定会成为拒绝录取的一个缘故。哪怕我完全改正了,学校和他人也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那时候我撒谎也没用,学校还要调查,又不会听我一面之词。我和很多学校的老师同学包括校领导都闹翻了,他们在回答大学询问的时候肯定不会说什么好话,至少也是负面多于正面。再说,我不想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不想在大学弄虚作假。虽然我现在情绪糟糕很大原因恰恰是由于担心这些,但是别人不理解,然后就恶性循环:我越怕这些,精神状况越糟,别人越认为我精神状况有问题然后循环往复,情况越来越恶劣),社会舆论也会让我变得路人皆知,无地自容、寸步难行,正所谓“人言可畏”,“万山不许一溪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比死都要惨,可能真的会生不如死。
我考的好又怎么样,以前至少直接得罪的人加上这些人的铁杆狐朋狗友就有几十人,他们对我恨之入骨,如同“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一样的恨意。他们肯定会团结一致致我于死地。这些人绝对不会希望我学业有成,而是会处心积虑、竭尽全力的将我摧毁,互相通气,交流有关我的信息(就像初中时候一样,而且现在智能手机发达,串联起来比以前更容易了),从名誉到前程,他们绝不会让我过好。对他们来说,能够把我击垮是他们极为高兴的事。如果我人生失败了甚至死去,这些人会放鞭炮庆祝的。他们内部可以“不打不相识”,甚至成年后在一起笑谈年轻时候的事,但是因为我反抗的方式(例如找老师告状)和对他们的态度不一样(性格、思想价值观、行为各方面都很不同,包括对他们一些行为反感),所以他们即使和别人打架,在他们眼里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化解,而我和他们互相看不惯,激烈对抗,属于不同性质的“敌我矛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使我想“一笑泯恩仇”,他们也不可能愿意,哪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其他和我没有矛盾但是不明真相的同学也可能被他们裹挟和蛊惑,共同来对我进行舆论攻击。
在现在的信息时代,想打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很容易,而且也不需要投入多少金钱和精力。现在连大学老师都有被学生举报,中学生“五毛”还有举报中学老师上课言论,结果老师被迫辞职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累,还会把这种攻讦当成一种生活的佐料,为平淡压抑的生活增添激情,甚至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如今网络上各种对个人的人肉搜索、语言攻击甚至波及现实,这些人就是这种心态嘛。在这么多学校看不惯我的人何止几百,上千人是必然的。我作为一个学生又有多少力量抵挡攻讦,而且我确实做了很多错事,并不是别人完全造谣作假。例如我扎伤别人离开了学校,不就是典型的“畏罪潜逃”吗?(现在没发生这些事并不是我预料错了,而是我一直逃避学校,彻底隔绝,一直不上大学才没发生)(虽然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听过个别人评价这些事)我做的事不算太严重,但是我既然高标准要求别人,当然别人也会高标准要求我,我既然激烈指责别人,别人这样指责我也无可厚非。而且我如果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种学校,这些事就算小事也大了。社会公众对名校学生的道德要求远高于普通人,名校学生的道德哪怕有不很严重的问题,一旦曝光,都会代表整个学校的形象被批判和审视。而且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原因,例如“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而且我反抗的方式和其他一些行为很特殊,很容易成为谈资。何况我感觉这些事确实是很严重的,并不是小事。)(而且我当年就是用告状方式告他们,他们自然也会这样治我)(而且就算没人告状或者学校允许我就读,这些流言也绝对会在我大学同学圈里传播。因为我初高中做的事太“知名”了,不可能传不过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即使没人刻意传播,只有无意的流传,最长不出一年同一个院系的同学和老师肯定都会知道我的这些事,对学习和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还有一件事也佐证了我对这种危险出现的猜测。我高一下学期结束时候,曾经试过去新乡一中,当时他们学校正好招收插班生,有统一考试,我当时在学校招生办登了记,但是却没有接到考试通知,而其他一些附中同学则接到了,我当时很奇怪。结果到了高三时候,因为找复读学校又去了一趟新乡一中看看招复读生政策,发现招生处坐的人正好是初二年级滑县道口抗大初中政教导处的马主任(前面提到过),这下子知道那次为什么没通知了,是因为她当时在登记簿上看到我的名字还有手机号码,只是我登记时候她正好不在屋子里坐着,但是后来安排考试的时候她在报名名册里看到我了。我高二时候离初中二年级已经过了两三年,结果她还能因此把我的登记名字划掉,不让我参加考试。如果不是后来去了一次一中,这事还一直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还有人下过这个绊子,还以为是学校无意中忽略了呢。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以前我做的事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生活,不仅影响名誉,还影响实际的考学、工作这种攸关人生命运的事。不信的人可以去调查,看看2011-2013年新乡一中招生办有没有一名叫马X珍的女性工作人员,她也在大约2008-2010年在滑县道口镇抗大初中工作过。这还是插班考试,如果是更重要的学业考试或者工作招聘、职称考核呢?想想都很后怕。而且也印证了自己因为孤立无援,没有朋友通风报信,所以别人坑了我都不知道这种情形。
在初中、高中已经领教了无数次很多人一致的排挤、背后传坏话让其他人都知道我的过往,不仅搞得全校皆知,连外校学生和其他年级学生乃至成年人都知道我的黑历史(目前对我的中学过往有很多了解(包括被歪曲的了解)的人至少有几千人,知道我的“鼎鼎大名”的更多,估计有好几万人吧。不仅认识我,连我父亲他们也都认识。以前在初中二年级,我父亲去学校办公室找老师(我正在老师办公室,我父亲单独经过院子往教师办公楼走过来,但是他们都认识我),正在上体育课的班里的同学都转脸看,和窃窃私语或者高声叫喊“王庆民他爸来了、王庆民家长来了”之类的,我在办公室里边看的听的很清楚。而且所有教我的老师和很多从没教过我而是教其他班的老师也全都知道我和父亲,我父亲来学校解决问题时候(只在抗大初中就至少跑过20次),他们也是议论纷纷,在同一办公室的都用异样眼光看着我和父亲,在远处的老师校领导之类教职工,都能看见他们指指点点、嘴动着,听不见说什么也知道不会是好话。当时不知道在这些上丢人现眼多少次了。每天受到这种“注目”,有多少羞辱可想而知),再加上一些添油加醋的评论和掐头去尾的描述,让其他刚开始认识我甚至还不认识我的人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导致绝大多数人和我并无矛盾但是对我已经充满各种成见、厌恶,自己天天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丢人现眼。此外还有一些学生拍的大量我当年例如站桌子上、表情难看、拿砖头之类的照片(还有很多其他的,尤其不怀好意的那些恶棍学生拍的),他们想传到更大范围的网络上并不费劲,当年已经在一些圈子里到处发了,前面对此已经讲到了,以后发到全民都能看到的环境中,自己连在中国的一块落脚之地都将没有,连吃饭住宿都是难题。
而且自己极为反对校园暴力,痛恨不公和歧视,但是自己却也做过很多错事,自身做过自己痛恨的事,哪怕有各种外界因素,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反击欺凌中做的。我既然对别人要求高,当然应该对自己要求更高,可是按这种标准我做的事情显然应该被严惩,虽然我付出很多代价(例如不敢办理学籍、恐惧害怕、不敢回去联系认识的熟人同学老师,没了正常的人际交往,东躲西藏甚至更换名字、不得不说谎隐瞒导致自己不诚实、尤其复读时候心理上的自责内疚恐惧带来的痛苦导致高考失败等等),但是并没有正式被惩治(那两次伤人事件都至少是轻微伤甚至轻伤)。还有好多事虽然不一定多恶劣,但是特别“奇葩”,名声不好,所以一直不敢面对以前的这些事,总想逃避。而且这些事传扬起来,不仅影响以后,还让我在外地上学这几年的老师知道,他们很多人对我都很好,要是听说了这些,我在这些老师中的形象又是怎么样呢?还有那些曾经帮我联系学校上学的家里边亲戚和其他朋友的关系人,如果知道这些肯定内心里也后悔替我联系学校。
“不能正己,何以正人”,想到这些,更是羞愧难当,痛苦至极,想起以前的一些事就充满罪恶感,完全无法面对过去,无法面对未来必然需要重提旧事的时候,精神状况非常糟糕。而且如果我原谅了自己的错误言行,原谅了自己对他人的伤害,那么岂不是也要原谅其他伤害我的人?但是我无法原谅那些故意伤害我的人。如果我不原谅他们而原谅自己,这样我还怎么达到对他人和自己一致呢?这些担忧和焦虑随着学习成绩提升而越来越强烈,成绩越好这些想法越挥之不去,自己精神状态也开始又向不好的方面发展。加上本来就有抑郁症,这一下又加重了,平日学习也是满脑子这些事,成绩开始下降,还出现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的情况。平日的言谈表现各方面可能也有些异样,给人的眼神或者面部表情可能也会变得无精打采或者呆滞之类。
到了12月底和1月份,就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前面那些表现,加上本身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校园生活的老问题,在互相熟识之后同学之间的看法成型之类原因,一些同学看我的眼光有些异样,平常我有询问作业或者不会的题请教,刚入学时候同学们都比较热情回答,但是现在突然变得很冷淡,爱答不理,甚至起身走开。结果连学习中问布置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班里有什么学习方面的事都没人通知。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结果到了后来更严重,跑操时候我站的位置的前面、后面的人都摆出夸张的“逃跑”的动作,看见我赶快往旁边跑或者往前或后挤,故意离我很远,甚至互相推搡着不想跟我站在一起。在班里或者楼梯处、吃饭的食堂座位那里也是这样,很多同学都想办法离我远点,例如在食堂别人吃的好好的,我坐在那之后,有些人端起饭碗就跑了,而且动作很明显和夸张,眼神和说话也一样。这在前几个月是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一开始入学还有人主动亲近我。这一下子让我想到初中时候那些事,很多女生男生看见我赶快跑,例如上楼梯,看见我过来,七八个人全都跑开或者紧贴着墙,脸色表现的非常厌恶和恐惧。
没想到我适应了好几年学校,在思想和行为举止、日常交际上改变了那么多,结果努力都白费了,竟然换来了和几年前一样的对待,一样的歧视和疏远(虽然程度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以前的直接的攻击和找麻烦,只是疏远和孤立,但是在高四那种紧张环境下,加上自己原本就缺乏处理人际关系和应对矛盾的能力,判断力也没那么敏锐,没有区分开和以前的程度轻重)。最重要一点还是自己不会拉帮结派,没有那种关系很铁的朋友通风报信,所以根本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究竟他们对我的歧视程度是多严重?看法具体有多恶劣?会不会有后续的动作来找我麻烦(如果仅仅只是歧视就算了,大不了忍一段时间就行。关键是也可能像以前一样还有后续的攻势)?这些都不知道,所以很恐惧、很忧虑、不知所措,想改变自己的缺点,去迎合其他同学都没处去改。我以为是以前初高中的那些事情传了过去(这个现在也没确定是因为什么,后来过了很久,高考结束后问过一些同学,都只说了一部分原因,主要是个人言行举止的问题。还有,就是在新乡市的那些事被一些人(例如班里就有两个新乡市的)知道了,而且看到了那些照片,然后传扬开来。此外,也有其他的可能不方便说的原因吧,例如可能怕说了伤我自尊心吧。肯定不止那些(如果并不是有以前的事情传过去,那说明即使不知道过往的人对我仍然有歧视,证明我即使尽力改变还是没有效果,比是因为有以前的事传过去更可怕)。
我当时感觉心里一下子像空了一样,加上前面那些担忧,尤其会不会以前得罪的人趁机来这里(离老家也就200多公里,不算太远,如果有人召集,肯定能来几十个)发起进攻,搞各种破坏、骚扰,精神一下子就垮了,基本就崩溃了。看到这种行为,浑身上下都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头皮发麻,感觉天旋地转,课程什么就基本听不进去了。我也让班主任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语文老师替我打听,可是没有打听出什么,而且老师也说了,你(指我)也明白,学生之间的事普遍都不希望老师知道,也不喜欢老师介入。这确实是实话,以前初中和高中面对校园暴力或者其他矛盾去找你找老师,也是班里同学孤立我、看不惯我,那些流氓混混学生投东西砸我、背后传播坏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问题上寻求老师帮助往往有反作用,那就是让其他人更孤立你,疏远你,因为很多学校(反正我了解的学校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全国不一定都是这)的“潜规则”或者说习惯就是学生之间的一些事(包括各种纠纷、看法、冲突)不应该告诉老师,这是约定俗成,谁破坏了它那就等于“自绝于集体”,集体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但是你让老师知道或者参与,那这个集体就冷落你,看不起你,甚至排挤你。
此外,那时候还有一种诡异的心态。也就是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自己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不安。这即使在以前和他人冲突最激烈最危险时候也未发生过。想起以前种种遭遇,如今却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自己都感觉有些害怕不敢接受,虽然这恰恰是我一直渴望的目标。而且作为一个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幸存者,已经有些幸运了,更多饱受欺凌的学生或者干干净净的同学远比我有资格进入这种优秀学府。在这种即将成功的时候,越来越感觉自己“不配”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以前邋遢、肮脏、恶劣的个人形象差异极大,让我总想毁灭这来之不易的成功。我内心无法接受这种巨大反差,越是过得好,越是光鲜,越是想起以前满脸污垢,躲在厕所旁边避开那些欺凌者和沿着楼梯角落踽踽独行时的落魄样子。在这种撕裂与纠结中一直痛苦着。
这种自卑感、羞耻感以前也有,但是因为现实冲突激烈,没办法顾忌这些。当自己可以自由学习的时候,能够追求到理想的时候,过去这些事都开始难以遏制的从头脑中不断闪现。而且以前无暇顾及的各种担心,现在都集中性的浮现在脑中无法排解。而且高一高二对未来高考以及人生也没有更细致的计划,而到了高三及复读时,也就是胜利就在眼前了,各种以前来不及处理的老账或未来面临的危机都直接摊在面前,而且很多无法解决。我无法面对过去,无法面对很多老师和同学。加上前面那些事,还有高考的巨大压力,精神就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绝望、混乱、焦虑的状态,抑郁的症状前所未有的加深,持续到现在。
此后就休学,经常请假,又开始四处无目的的转,乘车旅行,上网,看书,看报纸杂志,反正就是不学习,逃避现实,在离高考已经只有两个月的时候忍不住这些前面提到的各种压力,干脆就不去学校了,就在自己租住的屋子里看各种书刊,去上网玩游戏,不再去想学习成绩,也不再想学校和学习内容,也不想考虑未来。成绩开始呈断崖式滑落,离校时候成绩已经持续下降到一本线附近,比以前正常成绩下降了50分左右。2014年高考结束,不出意料的,没有过一本线,离一本线差了14分,再次以悲剧收场。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明明能够取得非常好成绩的学生却不敢考好的心情的痛苦,更不能理解在无其他路可走的环境中又无法走唯一的考学之路的痛苦。就像一个快饿死的人,看见一个蛋糕却不能吃,因为有毒,不吃会慢慢痛苦的饿死但是死的慢,而吃了蛋糕一时舒服,然后立马就死了。我自己都为自己长期在这种心境下还没有发疯而感慨。
考完了,又要面对现实,可是我又不想凑合着上普通学校(前面详细讲了原因),然后就又得复读。但是虽然找好了学校,但是却再没有勇气去了。虽然交了相关费用,办了手续,但是还是没有去上。直到现在,都是在自学(或者迷惘痛苦)之中。这次复读之后,精神差不多被击垮了。自高三(即在焦作那大半年)以来已经逐步走上正轨的自己的生活、精神状况都开始倒退,而且似乎比以前更糟糕、更危险。只是由于自己一直独自生活,不至于与他人发生激烈冲突。不过自己又一次陷入封闭之中,与外界又基本隔绝了。
通过复读的这几个月的经历,我感觉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乃至未来的大学,无论是普通班还是重点班,都有各种问题。例如普通班学生问题的外显化(校园暴力,各种欺凌)和重点班学生问题的内隐化(素质还好,很少有直接肢体暴力冲突和骂人,但是由于学习压力等原因也有歧视、排异等),我由于个人种种原因更是很难适应学校生活。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不讲理或者只讲一面理,就有歧视和冷漠。而我,由于小学教育缺失,又曾经可以说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一段时间,加上中学阶段扭曲化的生活带来的心理问题,客观带来的各种糟糕的极端行为留下的“劣迹”,让自己继续校园生活太难了,未来进入工作单位适应社会同样也很难。虽然在这几年学校生活里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很多关心帮助我的老师,对我很热心、善良的同学,也给我带来许多温情,许多帮助,但是一旦遇到那些喜欢寻衅滋事的流氓混混学生,各种“校霸”,哪怕只有一两个,都难以对付。因为自己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找麻烦,具体哪些人和他们是一伙,会用什么方式。
如果有了矛盾,往往就是以一敌多,以寡击众,一个人要对付四面八方的问题,双拳要敌四手甚至更多手。对方知道你的性格和底细,但是你因为没有那么多“铁杆”朋友而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找麻烦的程度会到哪一层,也不了解坏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找麻烦的手段。而且自己也没有心力每天一边学习一边还能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不确定数目的“敌人”。忍耐又学不会,看见他们耀武扬威的故意走过来蹭你、拿眼神动作挑衅你,说风凉话或者指桑骂槐的挑事之类,也缺乏同样的能力回击,或者你回击了就被对方当成理由更加找你麻烦,逼你生气。往往忍的时间长总想爆发,然后搞出来更大的事情,更极端的行为。我不去学校也是害怕自己会再出事,再因为这些矛盾学不进去,然后“发作”,再搞以前的那种行为。虽然现在很后悔以前做的,但是真的到了现实里那种被欺负、被孤立、被歧视的环境,还是忍不住想用这种方式回击、发泄。说不定会因此发生违法犯罪的事(其实以前做的按说也够得上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隔离,就是不去学校,眼不见为净,不在一起就没有冲突。而且如果再出事,还是会给帮助我的老师和友好的同学带来连带伤害,何必呢?
但是自学还是逃不脱以前事情的阴影,除了做噩梦、不由自主回忆以前的事,脑子里往往有恼怒、愧疚、后悔、自责、烦躁,思想一直在挣扎,既愧对那些我伤害过或者没有好好珍惜的人,又想报复那些伤害过我却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人,但是这两点都无解,又在心里挥之不去。“不能正己,何以正人”,一方面看不惯社会各种不公平现象,对别人伤害自己感到愤怒,对遭受的不公十分气愤,但是自己却也伤害过别人,也做过不正确不合理,不符合自己道德要求的事,虽然有很多是迫不得已,但是还是感觉自己的价值观与自己的这些错误言行相悖,所以一直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无法自拔,为此往往精神抑郁、焦虑、失眠,内心怀有极大的痛苦。我不能把自己剥离出应被谴责者之外,如果那样,我和其他那些只讲一面理、只指责别人而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货色的人有什么区别?和那些对自己和他人搞双重标准的人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每一个新学校时候为了避免把前面的麻烦传过来,还得编一下谎言(故意说成是以前在另一个没去过的学校或者家乡),每次撒谎都很难受,感觉侮辱了自己的道德操守,也辜负了信任的人,让自己像做贼一样,而且又不得不这样做,这些都让我特别痛苦,羞愧至极。还有就是前面几段提到的对以后考上大学因为档案等问题带出没有上小学以及中学换了八个学校,又带出以前发生的那些矛盾、自己当年做的各种激烈行为以及其他在很多人眼里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这种恐惧和忧虑下,学习积极性当然不高。虽然按前面各种模拟考试的经历,我考普通的211或985学校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因为这些事,加上因为这些重压而排斥学习,学习时间和精力只是同样情况学生的三分之一不到,导致成绩只能在一本线与二本线之间徘徊,靠“吃老本”来让分数不滑落的太厉害。如果没有这些烦恼和根本无解的问题,根据前面很多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我考入像华东师大、华南师大、中南财经这类学校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时候,我父亲又因为脑溢血晕倒并且住院。我不得不回去并且见到好几年没见到的曾经在小时候打我、吓唬我、发疯摔东西、泼洗澡水的姑姑。这时候她的病看起来好了些,不像以前那么疯,有时候说话还很和气,但是有时候就会表现出以前的狰狞,例如说话低沉的阴森或者大喊的歇斯底里(这倒是和我在学校的那几次激烈冲突时候的说话状态类似)。虽然她四十多岁了,但是还是能打得过我,手劲还是比我大,冲突时候抓住我的手我就挣不脱。县城的医院条件可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好,医护人员的护理远没有大城市全面,端屎端尿、换洗脏单子(自带的垫着,否则医院的脏了要付钱买下来)和屎尿布、喂饭都得家属做。病房里连空调也没有(有些病房有,但是我父亲那个没有,在卫辉的医学院三附院和滑县中心医院都没有),陪护没有床位(在卫辉的三附院),要睡地上或者自己买折叠床。一天三顿饭,打饭都要排着队,每顿买馍、菜、汤都要分开排队,每排一回前面就有十几人,每次买饭就得累半个小时。送病人去做CT等也要家属自己送去。平常输液看护,防着滴完或者针被意识不清的病人挣扎而脱落,这些也是要家属做,每天需要连续看护几个小时。这些都能让陪护累得精疲力尽、烦恼急躁,甚至想去死。无论是病房、陪护睡觉的走廊、餐厅都充满了各种病人和家属的味道,极其难闻,没人想呆。
我这些年一直体弱多病,动不动就感冒发烧,之所以打不过比自己个子低的多的人,也是因为这些。加上从没有护理人的经验,说难听的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压力和抑郁症,导致精神不振,完全没有护理能力。加上我和我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可能一直呆在一块,只有分开少说话少见面才能减少冲突。而我姑对我父亲还是愿意照顾的,然后她承担了这个任务(其中也有一些内情)。虽然她小时候打我吓我给我带来巨大心理阴影,但是护理我父亲这一点我确实要感谢她。在我父亲昏迷不醒、醒了之后长达一年时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期间,不管照顾质量如何,她还是尽力去照顾了。而且还要同时给已经七十多岁的我的祖父母(他们也都已经不能完全自理,我祖母后来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意识不清)喂饭、洗衣服,虽然中间也有些虐待行为(这个可能照顾老人时间长的都存在吧,不过我看祖父母其实真是生不如死,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家庭条件又不太好,受罪太大了,详情不宜在文中说)。
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的生活费问题、上学问题又发生激烈冲突,虽然没大打出手,但是我姑一直威胁断了我的生活费,她还大喊大叫歇斯底里,我也一样大喊大叫歇斯底里。我想拿走部分家里的钱,避免她每个月给我钱时候都要挟、讽刺,但是我父亲不同意(可能是被迫吧,他全靠我姑姑照顾,还有祖父母,所以经常听她在床边数落或者说风凉话(例如说我父亲在医生诊疗时候因为胳膊和瘫着所以特别疼“喊饶了我吧”,完全是痛苦下下意识的话,医生走后她就在旁边恶狠狠说“‘饶了我吧’那是男女之间xxx时候说的话,你恶心不恶心啊”等,语言怪腔怪调,而且还是我在场时候说的,或许就是特意让我听的。还有我给其他人打电话过程中说过“请问”、“谢谢”这类话,她就在旁边讥讽说:“哎哟,这不是还怪(很)会说话的吗?”)也不敢顶嘴或者反对),于是一直冲突了几个月,不过生活费还是给了一些。虽然我也反击的讽刺(还有直接回骂,例如骂“操你妈x”、“傻x”,虽然按逻辑等于是骂她还骂了我奶奶(她是我姑,所以骂操你妈X就等于……),但是越是这样骂越爽气,越不要脸的骂她,不分辈分的骂,我才能泄愤,才能表达我的愤怒,虽然冷静时候想想很无耻,但是需要骂的时候还会这样骂,甚至骂的更难听),但是显然远远没有她会拐着弯骂人、指桑骂槐的讥讽人。而且她40多了,久经这种冲突,骂街惯了,不在乎,而我倒是容易往心里去。2017年10月,还因为她试图打我,我去买了把水果刀,在县医院病房楼对峙,有几十人围观)。
当然,因为她曾经有精神问题(现在好多了,但是偶尔还出现相关表现),以及家里这种病人情况(祖父母长期卧病在床),还没出嫁,所以这两年恢复联系后,对我有时候也比较好,表现出温情一面,可能希望我有出息以后能够给她养老多个保障吧,而且她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家庭血缘的,我还是独生子女。不过矛盾和温情都有,加上以前我小时候她做的那些事给我带来的巨大心理阴影,现在也是态度飘忽不定,所以我没有任何安全感。关于学校的事我说我的不同意见,她有时也是大喊大叫。对她,我是既怨恨小时候打我吓我,给我带来巨大心理阴影和不幸童年,但是又感谢她在我没有护理能力情况下尽心照顾我父亲,还有照顾祖父母,还有担心她以后在家做出什么事或者通过阻断我经济来源,以及不得不和她通话时候要忍受难听话。当然,这件事也说明我不想亲手照顾他人,比较自私,但是我如果有比较多收入的话,我并不会吝惜拿钱给父亲找个好的护理人员,但是亲手每天十几个小时照看确实做不到,真想早点解脱。
按说,18岁以后家庭对我就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我就应该经济独立,自己挣钱。可是我因为早年长期与外界隔绝(不是不出门,而是交往圈只有家里四个人,或者外面偶尔有的亲戚、同龄人,屈指可数),只在家里生活,不仅不适应学校生活,同样不适应社会,没有基本的交往能力和混社会的基础知识。和学校里有老师看管、学校纪律约束下的学生交往还有各种冲突,更不用说去和那些辍学、成年、社会底层的人打交道(没文凭没后门也没有可能去什么“高端”地方打工)。而且我这些年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体弱多病,基本每年感冒发热咳嗽拉肚子这些累计要有几十次(一点不夸张,我身体非常不好,因为缺乏锻炼加上各种生气、压力,心力交瘁),一年至少三四次输液,“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拿重物都费劲,更难适应体力要求高的打工活动。
这些年学习,包括课外阅读,虽然学了很多理论知识,了解了许多社会民情,也知道了社会的阴暗面,但是知道了不等于学会实践和融入(就像大学教授可能通过研究知道矿工、富士康、城中村的生存状态和运作方式,但是他本人真正干这些,并不能适应的了。例如清华大学的教授朱湘,虽然有才学,但是因为抗争而从学校辞职离开后,只能乞讨度日,不仅自己食不果腹,最后贫困的给几岁的儿子买吃的都不够,最终自杀身亡。我当然比不上他的才学,更没有他的风骨,只是说有某种相似性吧。),相反对此很厌恶与排斥,尽力逃避,非常不想去受这些罪。前面也提到了,我连普通白领或者工薪阶层的工作都不一定能适应,何况打工。即使能避开一些矛盾,但面对各种看不惯的事,难免会表现的厌恶和排斥,最终还是不可能融入工作群体中。此外由于一直没有放弃高考,还要学习,很多事都压着,也无法抽出很多时间打工。所以我就是那种“百无一用书生”吧。加上在内地,社会最低工资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之类也很低,低保还不够交房租,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一个自私和无能的人。
有句老话“一升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我和家庭的关系似乎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评断。家人让我经历了痛苦而且特殊的童年,也直接导致了我不能适应学校,后来出现了那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家里还是养育了我,尤其初中之后,衣食住行和学费也都给了,一直到现在。但是由于前面那些事,加上现实里和家人由于种种事情不和,所以冲突不断。而且我父亲还有我姑一直回避没有让我接受小学教育导致一系列后果的责任。他们都不愿意正面承认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巨大伤害。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家庭。虽然有仇恨,但是却又养育了我,而且自从初中之后,总体上对我的帮助比很多普通家庭对子女的帮助还要多。但是又有很多不满,反感,除了前面提到的经受的家庭暴力和其他恶劣的家庭环境的伤害,还有其他一些暂时不方便说的伤害。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家人呢?我一直都在迷茫。想要独立,但是现在情况很糟糕,而且以后我父亲和我姑老了,我是怎么照顾?完全没有能力亲身照看,除非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请人。但是我姑给我那么多伤害,我真想报复她。但是对父亲还有其他家人还是有义务照顾的。虽然有那些伤害,但是还是家人。说以后断绝关系,现实也不可能这样。除非我死了,就不需要有责任了。只不过我暂时还不想那样,虽然现在困境那么多,考上好学校也是身败名裂,考的差了一辈子也没什么希望,以自己的言行、性格,还是会和坏人激烈对抗,想忍也忍不住,就算强制自己看的惯社会上不直接和自己有关的丑恶,也忍不住自己受欺凌,早晚还得在和流氓恶棍一类的基层社会上的坏人的冲突中出事。但是我还是有很多想做的,还有一些理想,不想现在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父亲病情渐渐好转,但是并没有完全康复,而且长时间没有上班,在家休养,家里又有祖父母这两个老人要照顾,经济负担和日常照料的压力都要大病初愈的父亲承担,当然我姑也参与了照料。这种情况下,家庭对我的经济支持已经不可能持续太久了,随时都可能走投无路,我的人生基本没有什么光明大道可以走了。只是,我还有很多话想要说,还有很多没办完的事情,还有很多未曾实现的理想要完成。
因为我经常看各种新闻报道,不仅了解了其他地方的很多校园暴力,还了解了很多和我有某种相似之处的“特殊”人,例如兰越峰、唐慧、廖曜中等(当然我的个人道德品质比她(他)们差多了)。
就像被广泛报道的“走廊医生”兰越峰,她的那种处境我可以感同身受。一个人在受到外界极端孤立、周围的人普遍对其充满嫌恶甚至敌意的情况下,思想、行为都会严重的扭曲,情绪容易剧烈波动,也容易做出比较极端、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或者惊讶恐惧的事情。因为十几个、几十个人的歧视、排挤都用在一个人身上,就算每一份“力量”都很轻,它们的合力也足以压垮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尤其是自尊心比较强、心理比较敏感的人,面对周遭的各种白眼、风凉话和有意识的疏远的情况下,内心极为痛苦,思想在反复挣扎,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候会头脑眩晕以致举止失常、判断力模糊、不顾后果的做事。这时候可能构建过强的心理防卫机制,对外界的善意恶意难以区分,更难以区分事情轻重缓急和不同的人对待自己存在的微妙的差异,越来越“不通人情”,导致对他人反应过激,或者反应迟钝。在追求某种目的的时候也可能会走极端,由开始时候正常合理的要求变成比较过分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而对自己这些行为能够清楚了解却又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会越发羞愧、忧虑、急躁,导致思想更加扭曲和行为越发极端,这又导致四周他人更强烈的反感和敌意,然后循环往复。而这时候,一开始触发的事件(例如我和李治、周震的矛盾对错、兰越峰和医院领导同事的冲突孰是孰非)就已经不重要了,或者焦点已经被转移到了兰越峰(我)的这些反常行为上了。对于不是十分了解内情的外人,往往只看到一个“疯子”、“精神病患者”、“偏执狂”,由对其人反感自然延伸到她(他)的要求、所有思想观点、所有行为的否定。至于她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日常其他正常时候的言行是否正确,往往就没人去较真了,而且在普遍厌恶她(他)的大环境下,谁还去冒着得罪大多数人的风险去花费大量精力刨根究底、替其说公道话呢?一个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孤立无援,屡受打击,往往不是走向麻木,就是敏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一点不奇怪,敏感和麻木是可以并存的,看很多人尤其经历苦难的底层的人就容易一方面逆来顺受,一旦爆发却又可怕,就像古代的农民起义中的各种暴行)。如果有人帮助其融入社会环境,走出矛盾与冲突还好,如果孤立的与所有人都无法沟通了,那后果很可怕。因为这时她(他)已经无法正确分辨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及整个外界的各种事情,有时无法提早发现他人对自己的伤害,有时又会误会他人的好意。当一个人对外界几乎所有人都无法信任之时,加上各种前面的伤害带来的痛苦,很容易令此人心中滋生出仇恨,做出更加激烈的行为,一旦如此循环下去,必然是被孤立的人受巨大伤害,或者一些挑衅者被狠狠回击、一些围观者被误伤,或者被孤立者和外界两败俱伤。
至于像兰越峰做出这种行为的前因后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一开始她和医院发生冲突,院方用比较“缺德”的方式--让他人强行代替她的职务,并且锁上她的工作室,以此逼她离职,而且即使不离职,也因为进不了工作的房间而无法上班,达到一定天数医院也能“正大光明”的以长期不工作为由开除她。她只能通过坐走廊来“上班”,以此保住这个职位,保住基本工资。相对于有权有人强势的院方,她只能如此做,否则怎么办呢?上访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需要金钱和时间投入,所以她必须先用“来上班”塞住医院已经摆下的“自动离职”的陷阱。至于后来的下跪、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包括说一些很极端、夸张的言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因为心理刺激恶性循环的原因之外,弱势者往往也只能通过这种“闹”来争取外界关注、发泄不满情绪、对抗群体压制。
坐在办公室的院长(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领导)因为有权力,有很多手下,还有灵通的消息来源和通畅的向上级或者同事传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当然没必要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大闹来传达自己的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医护人员“众志成城”,以几十人战一人,“眼沫星子淹死你”,在精神上相互鼓励、信息上互相通气,对待兰越峰的行为上保持一致与默契,对外也统一口径,当然也不需要去通过哭喊、叫骂来实现他们的目标,领导们更是可以衣冠楚楚的客客气气惩治你,不用骂街撒泼,足以让人无法立足。社会上很多领导干部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整人,都不需要撒泼打滚就能做到,因为有权力和关系。
至于说兰越峰是不是通过“利用社会对医院的不满来达到私人目的”,这个众说纷纭。但是她提到的医院的弊病究竟有没有和她目的是公是私并不能捆绑定性。外国很多大选里攻击对手腐败或者其他丑闻,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在选举中能够战胜对手,并不是大公无私,但是只要有利于加强监督,让普通选民从中获利,这就是有益的。当使用正常的手段(如法律诉讼、向上级反映、申请工会或妇联这种组织干预等)无效或者久拖不决情况下,弱势者采取的不伤害他人(主要是具体个人,并不包括单位)直接利益或者名誉的一些激烈手段,尤其言辞方面的过激,其实是可以谅解的。一个三岁小孩打一个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男人,打了十几拳并没什么伤害,反过来,这个男人只要用两个手指拧一下小孩,就足以让小孩子十分痛苦,难道要一味谴责“打了很多拳”的小孩子吗。
在医院方面拥有权力优势(背靠体制,任免和处分大权,主要领导都反兰,上级卫生局也是,还有因此带来的财力优势,可以对舆论进行公关)、人数优势(医院绝大多数人反兰,排挤敌视她)、环境优势(在前二者情况下,医院内部运作、财政收入详情、医院工作安排等都可以由多数方来控制、对外解释,各种医院是否合法合规运作的“证据”也能制造,兰越峰则是孤掌难鸣,有口难辩,在这种孤立中更难调查取证)等多种绝对优势情况下,黑白自然可能颠倒,视线很容易被转移,弱势方错误自然可以被夸大,强势方的过错乃至违法犯罪都可能被轻描淡写和掩盖。至于外界部分舆论对兰越峰的支持,其实实际作用有限,因为这些支持并不能有效的渗透入医院的环境,不能真正转化为兰越峰的后盾,而且基本都是口头的支持,自然没有医院的权力有效,况且医院通过各种公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已经让媒体和网络舆论不偏向兰越峰了。
还有就是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兰越峰即使通过这种对抗“胜利”了,恢复了工作,重新当上超声科主任,平常在医院工作和人际交往中也会面临各种有意无意的刁难和各种白眼、风凉话,也很难有同事做朋友,处在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此外还有因此丈夫与她离婚(根据《南风窗》对其采访的文章(《倒叙“走廊医生”》)所述,这些事发生后,她丈夫也抛弃了她,她丈夫离婚前后也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兰越峰伤心,是因为丈夫也相信她是‘疯子’”,“和我相处的时候,看得出他很恐惧”、“(兰越峰自语)(丈夫)这么好的人,为何变得如此绝情”……)、因为过激言行和其他人的夸大诋毁对名誉的伤害,导致出现心理疾病这些,都是无可挽回的伤害,即便“胜利”了也还是失败了,赢了一时一事,输了一生一世。
当然,我的具体情况和兰越峰并不相同,我也不是什么正义的代表,我做的一些事也只是针对个别学生,并不是反对学校。我的不幸经历由于诸多原因,而且个人情况很特殊,并不能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体制(相反,我受教育体制的影响比大多数学生要少,反而是其他处于教育流水线内的绝大多数学生更受教育体制等现有体制影响)。但是在很多时候面临的处境、心理状态、对个人后续影响等方面有些相似之处。面对比自己有暴力优势(能打架)、人数优势(无论是打架那种还是四周的冷眼和歧视)、信息优势(通过人脉等渠道对你的了解、分析)、舆论优势(背后很多人议论你、诋毁你、讽刺你,自己却寡不敌众或者根本不知道谁在何时何地说过自己什么坏话,想反驳都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的对立面,自己同样会有上面分析的那些心理变化,然后做出很多过激行为。
我虽然面对的环境比兰越峰好很多(每个班级内和我有突出的直接矛盾的同学往往也就两三个人,比较公开歧视的最多时候也就20多人,还有一些对我好的安慰同情我的,老师大多数时候也偏向我),而且和冷暴力者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冲突,但是由于自己年龄小(13-20),人生经验更少,面对这些更加不知如何对待,所以和兰越峰的处境差不多糟吧。由于长期被歧视、孤立,结果自己变得神经过敏,对很多人都充满敌意,可能别人无意的冒犯或者一点点小事就会让我以为是挑衅和攻击,于是激烈反击,往往反应过了头,在恐惧中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分不清问题轻重,让自己树敌太多,如此恶性循环。
当然,我并不赞同“我弱我有理”这种思想,自己做的错事我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但是我想通过兰越峰这个例子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一些过激行为,在冲突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出现的事情有哪些可能不被外人了解和体会到的内情。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应该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不应该让双方力量和影响力、话语权的不对等影响了人们对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断力,更不能忽视被孤立者和大众对立时双方所受伤害程度的巨大差别。一个人发出的伤害是有限的,而几十人甚至更多人把自己的暴力、歧视、排挤用在同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又没有朋友来帮助回击、分担痛苦,就等于是恶流的千钧之力,足以让一个人精神崩溃、痛不欲生,甚至由行为偏激变成真的精神病(相反,那些集体欺凌他人的人却可以躲在人群中,利用“集体”的掩护来消解、淡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以“法不责众”逃脱惩罚。从一人一脚踢死小偷或者殴打村里的“疯子”,到红卫兵集体暴力(例如乱踢乱打羞辱老舍、打死卞仲耘)、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集体暴行,延拓到历史上各种战争罪行,都能看到很多人躲在“集体”大旗的掩护下为非作歹却能全身而退。相反,独自施暴的个人鲜有逃脱各种制裁的)。
而且在这种个人与工作单位及同事出现矛盾时,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和普遍较高的国民素质,就不至于变成这样。如果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坚持程序正义和现实正义结合,单位也能够实现职工民主化平等化,而社会风气及国民观念也更重视基本人权和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民间团体互助组织的发展,都能够遏制这种工作单位的集体霸凌,让一个人的去留不受偏见与利益挤压,而是按事情的是非曲直裁决。就像台湾地区的“萧晓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具体情况可检索维基百科,因为内容过长过多,且情况复杂,因此不在此摘录。简单说就是一位中学教师因为业务问题及私人政见还有与同事领导及学生的不和,后来几经波折的维权事件。无论孰是孰非,或者都有责任,但是并没有出现像兰越峰遭遇的这种严重的排挤和拒斥,更不至于把人逼得要发疯和做出异常举止例如坐走廊、在地上打滚哭闹等。虽然两件事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保护每个个体合情合理的利益比以压制个体为代价的“集体荣誉”更值得捍卫。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的权益不仅是前提,还是根本目的。
还有唐慧案,也和我的少部分经历有类似之处。根据现在的很多新证据,证明唐慧在上访中所告的女儿被拐走强迫卖淫的情况有部分不实之处,而她所提的要求判处多名相关犯罪人员死刑的要求也过高。此外,很多政府机构、媒体以及其他和她接触过的人认为她性情偏执、行为激进,四处告状,一直“闹”个不停,当街咆哮,歇斯底里,是一个不知进退、只讲自己一面理的人。在我看来,虽然她确实讲的有部分不是实情,用情感绑架司法判决也不对,行为也确有偏激之处,但是都是事出有因。
首先,她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在年仅10岁的女儿被拐走强奸并卖淫后,除了通过四处上访和激烈言行等“闹腾”的方式来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并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她家里有钱有势,或者还有权,而且家里有厉害的男人,还有一群厉害的朋友,遇到女儿被拐,完全可以通过关系直接找到诱拐女儿的那个娱乐会所,通过施压手段救出女儿,对做这个事的人也可以通过一顿暴打甚至打伤打残来“解恨”,还可以带人去把对方娱乐城砸了出气,或者通过自己在城里的地位和关系让这个娱乐城的老板、包括他的后台一辈子都没机会再发财致富。当然也可以通过扭送对方到派出所并且通过合法渠道要求严判对方(完全可以通过认识的关系或者用钱背地打招呼,而且这种事又合情合理,不需要当众闹,更不需要四处上访),让诱拐自己女儿卖淫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比应有的惩罚更重的惩罚。而唐慧孤身一人,还是女性,又不是什么有权有钱的大户人家,连去那个娱乐场所去找女儿都花了很长时间,更无力扭送罪犯了。而她去找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求抓捕和惩办罪犯也被各种“没证据”、“以后会办的”等等理由搪塞推诿。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通过上访或者其他激烈方式希望得到政府和舆论重视。
第二,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她的女儿就是“掌上明珠”,哪怕她是个平民的女儿。上流社会富家子弟的子女被家长当做自己未来的希望和社会未来精英保护着、宠爱着,难道平民家庭的子女就不值钱了吗?就没有尊严和权利了吗?李天一打人案后杨澜对因为打人劳教他而认为“太重了”,为这样一个人大附中的海淀“精英”而惋惜;驻联合国参赞之子杀害家教……;一些富家女生被强奸杀害后,附近很多高校全体男生被查DNA……他(她)们有尊严、权利,要求以人道主义对待,平民就不能有尊严和权利吗?就不必被人道对待吗?上流社会或者地方强人“地头蛇”之类的人有气性,有有仇必报、有气必出的态度,平民就不能有吗?一些有很多能打架的朋友的人,受一点气甚至只是口角上吃了点亏,就能带一帮朋友去“收拾”对方出气;有权有钱的人被别人谩骂或者诋毁(哪怕是背后骂的),甚至无仇无怨,只是看对方不顺眼,也会用自己的权力、金钱、人脉去整对方,尤其对方和自己是在一个单位的,总会明里暗里给对方使各种绊子来出气。难道他们这些高高在上、横行霸道的人可以这样一直气顺,平民就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了吗?
唐慧只有这一个女儿,对于一个人生走了大约一半的单身女人来说,自己的子女就是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当她听到自己女儿竟然被人拐走并且卖淫,难道不愤怒吗?不难受吗?她当然希望那些伤害女儿的坏蛋受到惩罚,至于具体细节和女儿在事情中的的言行(母亲都不会也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女儿可能一定程度是自己去和这些人交往的,不完全是强迫,女儿也有一定责任(虽然当时女儿只有12岁,对人和事物的辨别能力还没有成熟清晰)),自然容易让情绪压倒了理性。可是诱拐卖淫这个大前提并没有错,而且她告的这几个恶棍平日就是流氓无赖,干这种事的人往往也有黑社会背景,本身就是有很多罪恶的,说不定强奸诱拐了其他平民女性,只是没有像唐慧这样告发,忍了或者已经用钱私了了而已。在恃强凌弱、欺压良善的现象很多的环境下,稍稍矫枉过正一些又能如何呢?至于部分撒谎或者无理取闹(例如状告两个警察强奸她女儿,这个显然不是事实、要求判处所有涉案罪犯死刑、张贴大字报等),除了因为上面说的作为一个弱者只能采用激烈方式对抗、在女儿被强奸和拐卖后极为愤怒和痛苦等原因外,唐慧和政府双方信息力量不对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她没有那么多关系、门路去客观了解整个案件的进展,更没有权利直接调阅案卷、质询警方,一开始也不能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参与强奸和诱拐自己女儿,所以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起诉更多相关的人员(而后来发生在监狱的“秦星(诱拐唐慧女儿卖淫主犯)救人立功事件”后来被爆出是串通起来弄虚作假以减轻刑责事件,也证明了确实有人通过非法手段试图逃避法律应有惩罚的黑幕,等于是证明了唐慧的一些担心)。
而且由于一些人出于一些目的--如南方周末《什么造就了唐慧》一文中提到的“唐慧对公众和媒体的陈述常存在矛盾和失实的地方,但这些事实又被放大关注”--一些舆论过于关注这些被夸大和作假的地方,但是却恰恰忽略了基本事实:唐慧的10岁女儿确实是被诱拐卖淫(而且据警方调查证明被解救前已经“接客”100多人(不是100多次,次数可能更多)),并且据《中国妇女报》披露她女儿经医生确诊因此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精神障碍和性病,并极有可能丧失生育能力;在唐慧报案后警方迟迟不抓捕罪犯和营救她女儿,甚至干脆拒绝立案;唐慧在当地上访维权后被关押30多天、后来还被劳教(虽然很快在社会舆论压力和律师抗争下撤销)。这些事实不应该被唐慧的部分不诚实行为抹除或者淡化。我个人经历和看到听到的一些事就说明了一些学生和老师会因为看不惯某人而放大其一些缺点,以此打击此人的名誉和形象,这样一来,即使此人做一些正确合理的事,也会因为前面的污名化而不能得到合理评价。(后来,我与采访唐慧的记者曾经有直接交流,也看了他写的后续报道,唐慧个人确实有许多问题,其个人所控诉是东西有一定失实,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那些真实的东西)
一个弱者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候只能求助于公权力来主持公道,而且往往会有过激或者不正常的言行举止,对于弱者不合理要求公权力可以选择驳斥和耐心解释,不为这种“闹”所动,不姑息迁就,但是不应该厌恶告状者乃至去抹黑她,更不应当因为她“妨碍稳定”而劳教她。当然,求助公权力次数多了或者告状过程中因为情绪问题而举止过激,会导致他人对其产生厌烦,甚至觉得是“神经病”,心理不正常。那么,那些一言不合就开骂满嘴脏话、因为小事就去打人、砸店铺“教训对方”的地痞流氓等各种“校霸”、“村霸”是不是更算过激、神经病呢?那些在单位看谁不顺眼或者有意无意得罪他,然后就给对方穿小鞋,利用权力和人脉关系整对方的人是不是更有心理疾病呢?
当然为什么社会上对二者看法不一样,其实原因也就几点。第一,地痞恶霸欺负的往往是弱者,而对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不欺负,往往还去巴结、堆着笑脸对待(例如干部、富人以及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因为社会地位、权钱优势、住处治安、家庭教育条件等,被拐骗、强奸、欺凌几率极低,地痞恶霸并不敢去找死),对平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欺负,看人下菜碟,这样其他不受欺负的人就变成冷眼旁观者,甚至认为被欺负的是“倒霉蛋”,见怪不怪,而弱者往往又不反抗,也没有话语权,强弱分明,这样就不会引起谁反对,于是“和谐”的很。而像唐慧这种则是以小搏大,而且不仅得罪了地痞恶霸,还客观上影响了一些官员利益(于建嵘教授讲的信访考评弊端,只看上访数而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来作为地方官员“维稳”成绩的考核标准,导致地方政府全力阻截压制上访),当然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第二,有权有钱有势有人脉的人往往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出气报仇,而且往往有有效又隐蔽的手段,还可以“细水长流”,慢慢的“收拾”对方。而没权没钱没势又缺乏关系后台的人则手段单一,而且报复手段容易突出、明显,而且希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所以提出的要求往往过高(虽然是一次性的)。就像地痞恶霸,他们虽然欺负人,但是一般不会把人打死,最多是打伤,或者往往采用类似城管手册写的那种“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方式打人,让你被打都没证据叫屈和控诉。此外更多采用恐吓或者骚扰手段(弄个刀塞对方家门口、明着跟踪、打恐吓电话、泼漆之类),工作单位的报复也往往用业务问题做为借口,而不是公开说“就是因为你得罪我才这样xxxx”,或者通过造谣中伤方式诋毁对方,慢慢折磨对方,而不是一气治死对方,所以受害者也是有苦说不出,说出来四周的旁观者也没人支持。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普通人更加想象不到的阴暗手段。
而像唐慧,她没有能力慢慢去“治”那些伤害她女儿(或者说把女儿带入邪路)的人,也难保这些恶霸流氓进了监狱几年后被保释或者其他原因提前释放(很多方式可以提前出狱,可以参考新闻爆出的一些通过所谓“科学发明”等奇葩理由被减刑但是后来发现是内外勾结造假的事件),也没有坏人那么多的心机和坏本领。加上即使罪犯被判很多年徒刑,也不能解唐慧之恨,所以她才执意要求判处这几人死刑。如果她有后台和关系能够找人在监狱里“收拾”这些人,或者家庭条件好,这些人出狱对她也没有威胁,她就不一定会执意要求判处他们死刑了,也不会因此到处大闹,到处上访了。而且在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对平常的欺负人、挤兑人整人司空见惯,但是对于弱者通过合法渠道争取权益却不以为然,虽然有部分舆论支持,但是当事人、利益相关方和附近人员(当地和这个娱乐场所有关的人员、唐慧的邻居和老家村民、地方政府)往往是持负面看法的,因为唐慧的“闹”对这些人在实际利益和名誉等方面都会有些损害。难道一个社会可以容忍那些充满私刑暴力、阴险隐蔽而且往往矫枉过正的报仇方式,却不能容忍一个人透过正当渠道积极追求惩罚罪犯吗?
我没有唐慧因女儿被诱拐卖淫而受到的那种巨大伤害,但是实际上感受到的痛苦不比这种伤害低,在处境和个人条件上和唐慧相似。在学校因为各种不适应导致自己丢人现眼、出尽洋相,被当成怪物、“傻逼”对待。如果自己麻木了,真的傻也没什么了,但是自己很清醒,所以这些羞辱非常清楚的印在心里。尤其在自己初中时候,年龄很小,加上长期没有过集体生活,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冲突,无从应对,每天都当成人生最后一日来捱着度过,天天防范各种可能的攻击,把本来比较严重的事情看得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下,加上太天真,没上过小学所以不知道老师的能力是有多大,以为老师和领导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在没有解决时候又气愤,大闹,又跑到上一级机构,把自己名声也搞坏,到现在想起这个事就非常羞愧。如今感觉很对不起老师和学校领导,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根治校园暴力,而且在劝导过程中也尽力了,并没有太严重的推诿或者消极处理。后来又告了他们,是极为错误的行为。但是当时如果不那样做,又怎么办呢?只能退学或者忍耐。虽然最终还是退学了,其实还不如早点退,不去告那一状,何必给老师和校长添这么大麻烦。
还有,我还要再强调一下,举的这两个人的例子并不是想说明“我弱我有理”,弱者就能无限的提出要求,相反我在举例中也清楚的批判了这一点。我只是想说明弱者在这种外界不友好的大环境下,由于话语权失衡,也让旁观者和外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对事件中涉及的人的评判出现严重偏差、泾渭分明的对错被搅浑甚至使黑白被颠倒,以及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弱势一方容易做出极端行为、心理扭曲,以及采取的一些在常人看来并不是太合情理甚至很不合情理的事。此外,也希望人们明白,强势方和弱势方冲突时以及冲突之后,绝大多数情况下弱势方受到的各种直接间接的伤害都比强势方严重。不仅为数众多的群体攻击一个人造成的伤害总量极大,而且平日一个人要防范那么多充满恶意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人会以什么方式来攻击她(他),这本身就对一个单独的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与负担,哪怕其他人不动她(他)一个指头,只是直接间接的威胁就让其在每天的防范中走向抑郁与恐惧,甚至精神崩溃。而且因为责任分担效应,这个总的大伤害是十几人乃至几十人或者更多人分担,所以每个人的责任都会忽略不计了,难以被追责。就像网络霸凌导致的自杀事件,一个人的死是几十万人共同造成的,追究谁(当然往往也可能找到一个始作俑者或者带节奏的,但是事实上责任还是被稀释了)?而这个单独的弱势者稍稍反抗,就可能涉及比较严重的事,因为一个人只能用自己个人的力量反抗,自然责任只能由自己一个人承担。而且群体中的人能以群体为掩护,做事再恶劣往往也能隐蔽在大集体中(就像义和团、红卫兵)难以被直接追究其个人责任,而被孤立者即使有一点小毛病也能被群体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看到,然后公之于众进行群体讨伐。
村上春树说过,“在脆弱的鸡蛋向坚硬的高墙撞去时,即使鸡蛋多么‘咎由自取’,高墙多么‘正义’,我都会站在鸡蛋一方”。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公平正义比扶弱抑强更重要,不能是非不分,而且过度强调扶助弱小可能会导致“装可怜”的大量出现,就像现在一些职业乞讨者。但是人们至少不能恃强凌弱、崇拜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对强势的权贵和恶霸曲意逢迎,而对弱势群体落井下石。就像反右和文革时期,一个人犯错误,其他同事朋友乃至家人都要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对其批判,把“落井人”批的体无完肤,好像这个人一无是处、从批判之日起突然“发现”此人充满各种罪恶一样,这就是追随强权、从众自保的典型表现。让真相和对错不因双方权势大小、金钱多少、人脉多广、“得势”或“失势”而受影响,而是根据事情本身实际的是非曲直进行评价、处理、善后,才是极为必要和理所应当的。
最近几年经常上网,除了浏览国内外新闻,通过一些QQ群、贴吧、微博也了解了很多各阶层国人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和生活状态。自己为了转移学习压力,逃避进退两难的高考,也加入过一些小圈子,以匿名方式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也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许多强凶霸道、阴险歹毒之人,也见识到了国人几个突出的特征:冷漠、党同伐异、缺乏常识、缺乏人味、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看着各色人等说的话以及表现的各种思想,真是感到五味杂陈,让我对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也让我思考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及青少年成长与成人社会的关系。因为个人曲折的经历和大量的阅读,让自己对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非常恼怒和痛恨,而自己比较敏感的心理可能也在客观上对很多好的或坏的事情有更敏锐的认识和体察,而且因此有极强烈的爱或恨的心理。一边是娱乐化、虚无化、戏谑化、盲从化的网络舆论生态(并不是指全体,只是一种大风向),一边又有着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山呼海啸。
“呵呵”、“叶良辰”、“公知”、“圣母”、“肾六”、“xx婊”……各种戏谑符号和盲从的网络行为大行其道,虽然戏谑一定程度可以消解某种权威,但是也破坏了知识的严谨、政治的崇高,削弱了对不平等、生活艰苦的抨击的锐利,将各种不正确、不应当发生的事情淡化。“你过得不好不能怨社会,是你自己不努力”、“你穷你无能还逼逼啥,以为我会同情你”、“别激动,给你吃口翔冷静下”、“认真你就输了”、“生活就像强奸,与其因为反抗而痛苦,不如顺从享受快感”、“我就喜欢看你虽然对我不爽,却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这种社会责任的虚无化、弱肉强食的合理化、人际关系的无赖化虽然不是全体国民都有,但是这些思想的信徒遍布祖国,哪里都有。
同时,各种民族主义也遮盖了社会启蒙和个性解放,比一百年前的“救亡压倒启蒙”还要严重。就像《南风窗》采访的独立戏剧创作人张献说的:“很多人把眼前巨大的罪恶,工农底层民不聊生视而不见,却有一个国族话语”,“在罪恶普遍存在时,我们要区分出什么是大的罪恶,什么是小的罪恶,什么是迫在眉睫的,什么不是那么尖锐的”。人们可以为了国旗五角星的位置、国外运动员出言不逊而全民讨伐,为什么不能用这种团结的力量参与改变劳工处境和待遇(尤其改善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条件)、改善农村科教文卫等方面的质量、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等,来改变数亿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也给予更多人自由、平等、尊严呢?难道南海问题、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当然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但是反对为了这可以抛弃其他的偏激爱国主义)、加拿大女记者“傲慢指责中国人权”等事情真比教师被拖欠工资罢工后被开除;艺考、自主招生中各种权钱色交易、凭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以及孕妇被老板安排搬重物上下楼梯逼她辞职、农村黑恶势力欺压农民、扶贫款没有进最穷困和最需要帮助的农民腰包而是被住别墅开豪车的村干部据为己有等这种民生艰难和社会不公值得愤怒吗?虽然我也是半个民族主义者,尤其一直很反日,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对日本制造而且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在其他地区的杀人、强奸暴行愤慨,是因为他们屠戮虐杀中国人民,侵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自由、正义,而不是为了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站在特定民族立场偏向着说话,更不应该把不同西方国家以及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所有外国人混为一谈、捆绑看待。人应该有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寄托于看似高大上但实际充满偏激、沙文的民族主义上。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对外狂啸,既不需要付出个人的什么经济或者生活代价,又站在某种政治正确的位置上,还能赢得各种掌声,自然很多人都去做。
当然,在追求权力、金钱、美女的时代,理想的空虚也让“爱国主义”成了填补很多人理想空白的好东西。但是这种“理想”,说穿了就是一种非理性、非进步的思潮,对于国家真正走向强大并没有多少实际帮助(甚至把国家推向当年德日走过的老路),相反还遮掩了更急需关注和解决的国内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把民生忽略,把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挤到一边,“爱国主义”还成了那些在现实里恃强凌弱、贪污腐败、罔顾民生的官员的遮羞布,成了靠爹靠妈、锦衣玉食、奢侈挥霍、纵情声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及其子女集体狂热捍卫既得利益体制的大王旗,是城市普通白领和工薪阶层在焦虑于孩子教育、老人养老、买房还贷、看病难看病贵这些焦头烂额的事之时被转移注意力的一个绝佳手段,也是底层平民在受各种不公和欺凌后有个发泄和“扬眉吐气”的由头(发泄完了还是受剥削和欺压,就像《南风窗》中《由游客“打秦桧”想到的》一文中提到的岳飞庙前五跪像被很多平日在基层官员、老板、单位来的各种上级、黑恶势力等压迫下的老百姓,尤其在家里受屈的妇女吐痰发泄,但是吐完了现实里还是受屈辱和压迫,不过吐了之后反抗意识更弱了,因为发泄了一部分,虽然这种发泄只是自欺欺人,并不能给压迫、伤害自己的那些坏人任何实际的损伤,自己利益还是继续受损,很多妇女还是受气和挨打),所以这种“爱国主义”和真正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或者说只是一种扭曲了的理想主义罢了。一个流行弱肉强食、理想主义熄灭、功利主义横行、“拼爹”大行其道、拉关系靠后台、推崇忍耐服从、对上级仰视对下面俯视、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嘴上讲的一套,而现实实践用另一套)、说谎话脸不红心不跳、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并压倒法律法规以及公序良俗的时代,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其实,校园的“小社会”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就是当今糟糕的成人社会或者说相对于校园的“大社会”的预演,以成年人为主的“大社会”的种种现实会通过家庭、学校等载体浸淫校园的“小社会”的社会生态,而现今教育体制以及其内容形式、由师生以及家长共同构建的校园人际关系等形成的校园社会文化也会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成人社会的各色人等的构成发挥直接的“培育”作用。上段提到的当今社会各种不良乃至丑恶现象,难道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当今教育模式以及校园社会各种弊症的产物吗?
虽然每当社会出现一些小到坑蒙拐骗、大到贪污腐败乃至杀人越货,尤其一些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热点新闻爆出后,媒体往往会说“反思教育问题”,但是反思了这么多年,教育状况改善了多少呢(甚至是否在一些时期还有倒退和恶化的趋势呢)?除了一些学校多了多媒体设备、空调暖气以及漂亮的教学楼之外,教育制度、具体的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这些更重要的体现教育内核和目的的东西改变了多少呢?当今社会的80后90后都是受90年代及之后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一类人,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两批人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当然也是90后,也有很多缺点,90后也很多元,但是大多数80、90后的共性是什么呢?我相信现在很多在高校教育过这些批次学生的高校教师尤其人文科学方面的教师又尤其德高望重极具才华和德行的知名教授应该能认识的比较深刻。
当然,8090后在当今社会的表现也可以通过现在社会发生的很多事看到,简单的评价可以说:有好的,有坏的;想复杂的评价,还是让更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人来评价吧。但是当今的教育显然是不乐观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同样,少年愚则国愚,少年凶暴则社会凶暴,少年压抑则国人压抑,少年谎话连篇则中年人诚信缺失,少年蛮不讲理则国民胡搅蛮缠,少年三五成群寻衅滋事则成年后拉帮结派狼狈为奸,少年学生时代不独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维则工作后冷漠因循忍耐服从,少年阴险虚伪则成人狡诈阴毒……可是,这20余年,教育改革了多少呢?鲁迅说的“救救孩子”在如今还有多少回声呢?抑或真的映衬了《狂人日记》里“狂人”的处境,把金玉之声当做疯子的疯言疯语,置之不理,甚至恐而远之了。如果这样下去,梁任公期待的“少年雄于欧洲”何时才能实现呢?
当今社会很盛行“找自身原因”论和“改变不了社会所以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就我个人的经历,由于自身情况极为特殊,确实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和自己特殊的童年状况、自身的自我言行举止有关,我个人要负很大部分责任,但是我并非典型的例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经济、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等问题,有些已经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到过多次了,大环境的问题必然造就一些欺凌他人者、一些被欺凌者,必然出现严重的校园暴力,就像在贫民窟,必然很多人挨饿受穷,必然有很多人贩毒,必然有很多人卖淫,必然有很多人酗酒和殴打妻子儿女,并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真正从底层变成精英的人并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底层变成精英与精英子女继承父辈地位的几率完全不对等,同样在内地县城和乡镇普通中学通过努力考入名校几率和沿海大城市中学生进入名校几率也是非常不对等,虽然内地中学生可能在学校比沿海学生努力非常多倍,付出的学习时间和投入的精力和考试结果并不划等号。
假如财富是一种成功的象征的话,就像马云从平民变成中国排名前三的富豪,确实在某种程度证明了平民可以通过努力走向人生巅峰,但是并不是其他人和他“一样努力”就变成马云那样了,因为马云成功也是有各种条件(就像他三次高考,很多农村的学生复读一次的钱都没有,后来经商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网、抓住互联网时代时机甚至还有些幕后的不为人知的努力以及运气等),并不完全是简单的清清白白只抓业务的努力就行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不管怎么竞争,总是有人走上巅峰,而更多的人在下层,而如果是橄榄型结构,就能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而不会是贫富严重不均、底层民众数量和比例庞大的金字塔社会。而且金字塔社会也有多种类型,一个良好些的金字塔社会应该是中下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有基本且较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条件,兜底的质量比较好,不需要为这些搭上命去工作;在就业时有真实且完善的劳工权利,失业时也有基本救助,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和人格尊严;收入和社会保障能够有较独立自主、遵循自我意愿的生活,也有一定的追求个人理想的机会;有通过较公平的教育进行阶层爬升和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而且也能通过一些手段直接间接的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管理,享受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
而如果比较糟糕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则是不仅贫富分化严重,而且金钱和权力、社会地位能够高度重合,人分三六九等;劳工权利名存实亡、劳资关系严重倾向资方、薪金不仅和贡献不匹配,就这样还经常被拖欠或者克扣、一些工人完全没有工人应当有的五险一金和其他福利,甚至连工会都没有或者名存实亡;人一生只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奔波,为了活着而活着,金钱和精力投入质量不高的孩子教育、低质或者自养的老人养老还显不足,在大城市工作几十年一套房子都买不起;生活的重压让一切理想追求、兴趣爱好被抛掷一边,最多只能靠没什么兴致的拍照式旅游和用八卦娱乐刷屏消遣;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互相不以道德和操守而是以社会地位、权力大小金钱多少来评价;教育差距极大,教育变成加剧社会不公并将不公传导至下一代的帮凶;社会阶层固化,拼爹盛行,靠权力金钱关系门路而非能力获取教育条件和工作职位以及收入和社会地位,至于其他在比较好的金字塔结构国家中的东西,也往往荡然无存。在这种社会里,不是你“努力”、“找自身原因”、“改变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爬上去,所谓“有本事”也不只是指工作能力,还有一些“成功”的肮脏本领,例如谄媚和逢迎、行贿受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巴结上司、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这些行为必然伴随着认人不认理、抛弃理想追求、无视公平正义、不理会或者曲解各种规则与道理、通过排他手段挤兑他人上位、对比自己有权有势的欺负自己不敢反抗,却又找更容易受欺凌的人身上找补、看见各种丑恶现象保持沉默、对各种不公保持冷漠和无视甚至讥讽其他打抱不平的是“多管闲事”……难道这些就是“找自身原因”和“不改变社会而要改变自己”改变出来的“成果”,就是“有本事”的表现?
对于很多人认为不同的人收入、地位、成就和生活质量不同是因为贡献不一样,付出不一样,还要特地说一下。当然我下面讲的主要是比较有意愿学习的,至于根本不想学习或者对学习投入很少的那些就无法算进我说的努力者中了,毕竟这样的人沿海大城市也很多。就以我熟悉的中学教育以及其最重要目的高考为例,像内地中学,即使是班级内成绩处于中等偏下的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从学习时间、投入精力这些)也比沿海大城市尤其三个直辖市的中学90%的学生付出的直接学习努力多,尤其在刻苦度上,中部几个省份远远比东西部要苦。这在另一文中和本文中一些章节已经有详细叙述,为了方便看而不用翻找,那我就重复一下主要的东西。
县中和部分市中是5:30--6:30(冬夏)左右起床(住校是这样,不住校的如果上早自习只能比这起的更早)上早自习,还有一些市中是7:00左右到校早读,从高一至高三都是这样。上午下午各四节甚至五节课(一般有两节自习),晚上晚自习一般上到21:30-22:30,每周基本都是上六天(也有上五天的,高三很多学校三个星期才放两天,还是为了照顾离家远的,平常每周只放半天,“大星期”才放两天),寒暑假三年平均看,只能放一半(当然不同学校会有差别),长期像监禁一样的待在校园内。至于具体学习内容和方式,那更是苦不堪言。早自习是以阅读为主,当然也可以写作业,一直要读或者背诵约四十分钟,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有很多需要背的东西。有时候早上跑操还要一边跑一边读,然后到7:00之后还有一个早读,以读语文或者英语为主,就这三个读背时间就极为消耗精力,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即使这样那么多东西也背不过来。而两个自习和午间则是被几乎写不完的作业覆盖,很难得闲,尤其在高三时候有铺天盖地的卷子需要做,一个人只算高三年级一个学年,做1500张以上的卷子一点不夸张,就像一位衡水中学的女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把做的累加起来有2.41米厚的的卷子拍下和自己“合影”留念。
这种疯狂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是极强的,从课堂学习的时间、强度、付出的脑力体力消耗看,比大多数都市成年人的工作都要累。这些学习历程是一周五天、没有早晚自习、下午早早放学、最多到高三有些校内加课和单独的校外补习的发达地区大城市名校学生所从没经历过,恐怕也不想经历的。而且这些都是强制性的,只要你想在这里上学,就只能适应这些,当然你有辍学的自由,但是没有选择如何上学的自由。当然,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更特殊的“高考工厂”,比普通的中部县市中学学习强度还要大(可参阅南方周末《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超级高考工厂》一文)。(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具体情节,因为本文不是以讲述和分析教育制度问题为主,所以在此暂不详述。)
而这种高强度的劳动量,至少从直接学习上远超过了沿海大城市学生的付出,但是却远比轻轻松松学习的发达地区学生考的学校差,中部各省平均一本率不到发达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整体水平的一半。当然我并不赞同通过立即调整高考录取比例来改变这个问题,因为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虽然付出很多,但是实际学习水平却并不高,也就是往往并没有真正理解学习内容,并没有和分数匹配的素质,而且沿海学生在优秀师资和较进步的理念引导、极佳的硬件设备、优越的家庭条件下较为轻松的学习了很多东西,而且事实上付出的也并不少,只是这种付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集中、明显、在身心上没有直接流那么多汗水和劳累罢了。如果看经济投入数额(人均家庭教育开支和政府公共教育开支)和在课外的间接学习(例如在图书馆、科技馆以及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公益活动)用的时间和精力,沿海大城市学生付出的显然要更多,虽然这种付出往往伴随的不是劳累而是快乐和轻松,收获感比付出感更强。
这归根结底还是教育体制以及大环境导致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问题(这个在另一文中也详细讲述),体制内的师生并无办法突破,不是“自身努力”就能解决的。但是这些能够在沿海考一本的学生只能考二本,能在录取率高的省份考二本,做这些中部省份只能上三本,并不是他(她)们不努力,相反,这些男女学生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远比很多发达地区大城市学生要多,为高考成绩,为中国的教育体制牺牲了更多的自由、理想,用自我禁锢谱写了苦难但不辉煌的篇章,而教师和其他教职工同样“带着镣铐跳舞”,在体制内只能想方设法让学生考好成绩来改变这些学生的命运,除此也无他途,教师们执教的画笔也描绘出了猩红扭曲但又充满光彩与希望的未来图景。
而且更可悲的是,这些学生只能“自相残杀”,在一个省内为争夺固定数量的名额互相竞争,如果都比赛着补课、都玩命死记硬背、都搞疯狂题海战术,可能成绩都提高,那录取分数线也会跟着提高(或者改卷更趋严格以压低分数线),说白了跟没有提高实际作用一样,(一本、二本、三本)录取比例基本还是那个既定比例。即使录取率出现波动,其实和当年考试成绩、学生努力程度也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国家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的既定政策调整,不以学生是否努力为转移。而且高中的应试学习中的学生竞争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竞争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假设比较良好状况下)往往能够“优胜劣汰”,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应试学习中的竞争中中学生往往只是在做很多“无用功”,在不能有真正“产出”的情况下拼命消耗脑力和体力。除了高考这个目的外,这些男生女生虽然不是完全做“无用功”,但是大多数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带来的知识也会在进入大学或者走入社会后忘记,只有一部分知识以后会用到,至于提高人文和科学素养,在这种应试教育下的学习中更是效率低下,在严重缺乏对所学知识理解、运用能力状况下,投入和产出(产生的国民人文和科学素养水平、能力)如果非要量化的话,能有10:1吗?这个问题可以问问对当今教育认识深刻的郑也夫教授。
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些来自中部人口大省的中学生就像古希腊传说中的西西弗斯一样,把石头推上山,石头又自动滚落,然后再推上去,如此循环往复,辛苦劳作但是实际上是在做无用功。对于这个省份整体而言,各种补课、强化学习、题海战术并不能提高整体中学生真正的知识素养,就算死记硬背和反复做题让学生知道了一些东西,在部分科目上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算是一些成就,但是同时还有扼杀学生真正理解、独立思考、多元思维和创新的能力的负面影响,而且占用了大量本可进行广泛阅读和社会实践的时间和条件,学生也不能在这种教育中被发掘独特潜质和正向个性、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更不用说学生在这种牢笼中囚禁的劳苦青春本身的伤害了,所以把利弊相抵,弊病和戕害仍然如冰山般只被融掉一角,整体还是那样可怕。而且这种教育下培养的教条思维、被动化学习方式对大学学习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习带来恶劣影响,中学的应试教育流毒把大学相对开放多元的教育也侵蚀了。但是作为省内一个个体学生,面对这种体制和周围环境,无法打倒它,连逃离它都需要巨大代价,只能去强迫自己玩命学习,和同学竞争总数基本确定的、远低于多数其他省份录取比例的那些名额。那些说是因为莘莘学子们“不努力”所以不能获得和沿海同样情况的学生的成绩的应该扪心自问这样说对得起这些年数千万中部中学毕业生吗?
同样,对于那些普通的产业工人、农民工、个体经营者、农民,以及再扩展后的基层公务员、白领、事业单位普通职工(尤其像我熟悉的很多薪资和教师的社会地位、付出不匹配的很多老师)、没有做大官或者大企业家或者社会“大哥”的亲友或后台的人、没有大城市户籍的人,这些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和我前面提到的这些中部学生一样,并不是自身“不努力”才不能有好的生活条件,也不是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尤其激进“爱国者”们说的是这些人“没本事才抱怨社会”,更不是践行了“不想着改变社会而是改变自己”这个原则就普遍能出人头地了,相反这种社会风气只会让这些通过自身努力勤劳工作、刻苦学习的人更难以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更不易获得与劳动价值匹配的收入、更无法捍卫作为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等的权利。
因为这种风气除了让人民变得更加自私、冷漠、各顾各的无法团结、都去争夺残羹剩饭而非变成平等食客,而且为了那一点点利益能够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头破血流(这不只是比喻,现实里底层民众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利益往往就是用暴力的手段,例如前些天南昌爆出的卖肉摊之间竞争,一些商户就向另一个商户猪肉上、摊位上破泔水、扔垃圾,还直接把各种污渍的脏水泼了女商贩身上。类似事件每天全国都有几万几十万起,在平民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也可以在网上搜,爆出的即使是冰山一角,也不少了。)。即使有小部分人从中出人头地并且拿到分蛋糕的餐刀,也会在“谁受穷谁倒霉,我‘努力(哪怕是用的不正当手段)’我理应分的多”的弱肉强食、蛮不讲理的观念中变成新的剥削者,继续维系不公平的社会。所以我希望那些觉得别人“不努力”和“没本事”所以活该处在较低阶层而自己却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人拍着良心想一想,这样看待广大人民尤其是支撑国家发展进步的工人阶级(当然这个工人阶级比以前范围广了,不止是各种企业的产业工人,而是包括农民工、白领、事业单位职工、个体经营者等在内的庞大的以劳动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受薪阶层),难道不羞愧吗?不觉得这种“不努力”“没本事”的言论很恶心吗?
当然,讲了一面不能不讲另一面。体制和社会大环境虽然可以影响乃至决定了个人命运,但是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体制,然后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在当今社会中,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和空间,人人都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在受到一些限定的大前提下,通过自己的选择、努力来走自己的路,是可能取得一定成就的,哪怕选择余地不多,努力空间有限。而如果认为体制不好,所以可以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乃至杀人抢劫,就应该被谴责并且严惩了。就像南周的评论员文章中提到的海南的一群抢劫犯,不仅抢劫,有时还杀人灭口,还曾经把被抢的妇女拖进车里轮奸,作案具体情节恶劣,还以贫穷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辩护,被法官当场驳斥。在不良的大环境下,人还是有诸多选择的,就像校园暴力的发生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因为学校、家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能欺凌他人还不受惩罚。
例如类似《盲山》中的那家买主,尤其那个强奸女主人公的男主人的父母,都是穷苦至极的人,但是却又千方百计拘禁被拐的女生,老两口甚至还直接按住女主人公让男人强奸她。南方周末《受苦人的强权》一文中的一些话发人深省:“一个人并不因自己受苦受难就天然具备道德优势”、“相对于统治阶级,穷苦民众当然是受压迫者;但民众中原也有不同角色,很多人不乏在他人面前扮演一下压迫者的机会,如丈夫之于妻子、父母之于儿女等等……他们有充分条件,把自身所受迫害转移到别人身上……他们对更弱小者的欺压,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些身处底层的人,一旦掌握一点小权,便会利用此一优势,对有求于自己的人耀武扬威……复制并强化了强权的暴力”。而且由于底层民众整体拥有资源的短缺,底层内部的压迫、暴力往往更残忍、更血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为抢劫几十万乃至几千块钱就去杀人、因为几千块钱的救助款都能出现村干部和黑恶势力去克扣穷的吃不上饭的农民的救命钱、一些农民为了获得有限的爱心车票,各种弄虚作假证明自己家人有病、工资极低(把本来就低的工资说成更低以博取优先同情)等来骗取这价值几百块钱的车票。同样那些碰瓷的为了几千几万块钱甘冒被撞残撞死或者被打被捕的风险作假讹人、职业乞讨的(很多骗子以“坐公交车回家”为借口每次只乞讨一块钱)能够为了每次少则一块多则十几块钱天天厚着脸皮撒谎,说明弱者也会丧失良知和人性,而且丧失的比强者还没有底线。
二战中德国军人对犹太人和各占领国平民、战俘的虐待和杀戮、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暴行一样,不能以“军国主义”制度来逃脱每个士兵个人的罪恶,在军国主义体制的大前提下,每个士兵在战争中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而且实质上除屠杀犹太人外,最高领导层的命令以及其意识形态中也没有要求士兵必须去杀戮平民,至于很多虐杀(例如把人装到麻袋里系上口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把很多人捆起来串成串子绑上手榴弹炸飞。虽然军国主义导致了人性扭曲,但是这些具体的残忍的行为天皇和东条英机并没有让他们这么做,有很强的个人罪恶成分,并不是迫于体制非做不可。相反,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强奸,就更是军国主义体制造就加上个人凶残性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每个参与的士兵都应该被处决而不是因日本政府投降而被豁免罪行。这也就是我主张对于校园暴力中长期欺凌他人或手段恶劣者实行严厉措施惩治的原因。
而且有时候弱者也有折磨“强者”的手段,当然更多时候去欺负更弱者,或者以特殊方式伤害他人。例如很多女性因为在学生时期和成家之后受到各种创伤,心理变得阴暗甚至扭曲。例如被婆婆欺凌,自己也会“媳妇熬成婆”,变成欺凌自己儿媳的人。还有就是妇女(主要是一些农村和县城的妇女)往往通过说风凉话、骂街、拐弯抹角讽刺和摔砸东西、吃饭干活乃至睡觉前都不断埋怨他人、当面诅咒、或者其他气人的方式来慢慢折磨丈夫、公婆或者子女等家人,有时候也以此对付街坊邻居或者关系不佳的同事。很多在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其他服务业工作的人也会把这种难看的脸色和话语甩给来办事的人或者顾客。看看现在基层很多办事员或者干部对待办事群众的恶劣态度,各种刁难敷衍,就很能推测(要是在家里高高兴兴很幸福,还会在外面这么发泄吗?)。尤其在照顾年迈的老人或者卧床难再起的丈夫或者幼小的子女时,往往各种怨气能够充分向这些家人身上发泄。不仅是言语上的讥讽、说难听话,往往会有直接虐待。这也是现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虐待老人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吧。当弱者心黑,往往也会有各种方式欺凌他人,而且也很隐蔽,手段也很残酷(甚至非常残酷),当然危害也很大。当然这在大城市居民中很少,可能大城市居民不以为然,但是这在农村真的很多。而如果女权得到保障,男女真正平权,女性也有自己不受制和依附的生活,妇女不受那么多伤害,能够独立自主,就不会恶婆媳循环无尽、毒妇怨妇满村了。而曾经受伤害也不能成为免除自己的责任,尤其不能传导伤害给无辜的人。不过,想在当今社会的广大人民中形成既意识到体制弊病,又明白自己的责任,既团结起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改变不公的环境,又在自身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真是很难的,当然我也并没有完全做到。更重要的是不仅现实不是如此,反而有很多人在用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和行为来生活,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
虽然我自己本身就有种种问题,按现在流行的话是“没资格”来嫌弃他人、评判社会的。甚至从某些方面,自己还是“拉关系走后门”的受益者(转学时候),上的学校有些也是省内名校(例如河师大附中和济源一中都是省内可以排进前20的名校,河南全省大约有上千所高中),自己大闹时也有某种“强势者”的味道。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去讲,因为我在农村、县城、中等城市、大城市都或长或短的待过,加上通过很多阅读(尤其通过报刊杂志对当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的了解)还是知道了不少东西,虽然没有上小学,少了这个经历,但是却在其他很多方面见到了比同龄人更多的事情,了解了各种善与恶。更不能因为自己可能因为从一些不良现象中受益过就缄口不言,相反应该为此愧疚,并且利用这些手段取得的较优越的条件为更多人发声。
因为我经历特殊,看问题能客观吗?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能清楚的自评。但是,如果我是如同部分从未经历各种平民社会环境的“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娇生惯养的上层青年,就没有可能比较深入的知道平民社会真正的贫困、不公、暴力、虚伪、冷漠;如果我不是长期处在孤立、身体虚弱、精神紧张的状况下,也不能感同身受的理解社会里各种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在受到伤害时的无助与痛苦;如果自己在校园暴力里没有激烈反抗,麻木不仁,慢慢适应、接受了这种有人欺负人有人被欺负的现实,或者完全逃避了事,或者变成旁观者或流氓、“校霸”行列中的一员,也不会有现在还算敏锐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也没有了批判性,而可能把不合理看成合理,也变成自己现在反感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曲折的经历和具有被伤害和伤害他人的双重状况,就不能清楚的体察人性的复杂与恶劣环境对人思想和行为的重塑力。
从小的阅读,尤其是没有功利性引导的阅读让自己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报刊杂志的大量阅读更是让自己在教科书之外能够更多了解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且我小时候看的70年代的老课本之类虽然没有现在的教科书相对生活化,但是却有一种革命性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独特魅力,在独立阅读以及和生活的比对后,会产生一种推倒一切不公的豪情壮志,把公平正义、自由解放而不是现在推崇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当成一个青年的追求。例如鲁迅的《药》、《祝福》,巴金的《家》,夏衍的《包身工》、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等文章或者诗篇,都有这种追求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渗透出来,不像现在很多课文或者做的试卷中的文章看似贴近生活实则粉饰太平、遮掩不公,而且严重的教条化应试化,并不让你独自感悟文章,而是按老师灌输的意思理解内容,为了考试得高分去自动“贴近”参考答案和揣测阅卷人心理(有的老师直接就说平常各种考试训练就是为了要“取悦”阅卷人、写作文要“带着镣铐跳舞”,也就是在约定俗成的写作思路、限定好的价值观取向、几个固定的写作格式下展示“文采”)。
从校园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到成人社会的各种丑恶,这些都需要有人讲述、批判、讨论、解决。虽然自己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严重伤害过他人的人,但是我还是不想因此而去明哲保身、自顾自己,内心还有一些正义感和使命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如果有黑有白,黑的占多少,白的又占多少,都得分个一清二楚,而不应该和稀泥,更不应该颠倒黑白,不分对错。在一个崇尚权力与金钱、普遍认同强者逻辑的社会,总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哪怕这个声音很微弱,哪怕发出这个声音的人自己也“不干净”,但是社会不能缄默,人民不能万马齐喑,不能让物欲横流、厚黑遍地、理想扭曲的潮水吞没。
真正强大的国家应该是维护全体(至少也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和平台,而非变成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裹挟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来为充满着不公与虚伪的大集体摇旗呐喊的机器。引用写有《活着》一书的余华所著的新书书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很能说明中国的现实,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各阶层差距、性别差距,以及前面这些带来的悬殊的贫富差距、社会地位差距,本应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差距不大的受教育条件、经济参与与收入分配的十多亿中国公民,却因为种种非个人努力的原因处在极大的差异之中。这些极大差异形成的原因往往主要并不是个人奋斗的勤劳或懒惰,而是家庭出身、户籍壁垒、生长环境、工作行业、人脉关系、所处阶层(上面几点部分内容相互重合)甚至是幸运还是倒霉等非个人原因的体制性、行政性、代际传承性、随机性等问题导致的。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据统计只有1.09亿-2.04亿(根据瑞信财富报告和中国金融调查得出的两个数据),加上金字塔顶端富裕阶层的一两千万人,也只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这些享受着欧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既得利益阶层就算不去同情大多数工薪阶层以及广大工农的处境,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优越感凌驾于平民的自尊心之上,更不能强行拿自己的生活条件去“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进而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压制人民对于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追求。对于处于更弱势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农民工、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残疾人等群体,因为她(他)们本来话语权就微乎其微,在受到欺凌、剥削乃至虐待时往往很难反抗和摆脱较封闭的处境,悲惨程度可想而知。这样做对得起数十年来因为家庭暴力等原因自杀的数百万妇女吗?对得起因为贫穷导致“贫贱夫妻百事哀”而让女性变成恶婆毒妇怨妇使得整个家庭男女长幼长期处于折磨与矛盾冲突中的千千万万家庭吗?对得起没有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全靠微薄且易被拖欠的工资度日和养家的农民工吗?对得起6100万乏人照看、衣食不济、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甚至时常被性侵的留守儿童吗?对得起因为各种政策性歧视和个人性歧视不能和受和普通人一样教育、工作、社会参与的机会的残疾人吗?
当然,对于弱势群体,并不是要去迁就弱者,一味给弱势群体各种恩惠,而是给她(他)们梯子和安全网,让这些人能够和普通人一样有机会求学、工作,和普通人一样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有选择各种职业的权利和条件,而不是沦落底层,变成边缘人群,也不能让弱势群体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要寄人篱下或者依附亲友或老板乃至黑社会,受尽白眼和欺凌,甚至被用来犯罪(例如残疾人被黑恶势力控制强迫乞讨),给这些人基本都物质条件和法律保障,给她(他)们最基本的人的尊严。马克思说过,未来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个体的幸福才能构成社会的进步、国家的伟大。保护每一个人的权益,给每一个人尊严,无论他(她)是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市井平民,无论是京沪户籍持有者还是内地农村户籍的名下人,都有法律和制度实践中的平等,都有发出自己声音和争取权益和尊严的权利,这才是真正伟大的国家,才是值得去爱和用生命去捍卫的国家。
我想起了初中一年级时候,我们那时是七年级(即初一)才正式学英语,班上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其中有四五个女生英语学的特别好,那一年我们那里有个名校毕业生想实习一下,正好来了我们班,教学能力强,而且教育手段多样,把平日死气沉沉的课堂搞得很有活力,还请过我们吃饭。她讲的很好,一些女生学的也很好,她们多数来自农村,但是英语天赋并不比大城市的同龄女生差,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做题和写作。在只有录音机算是“高科技产品”的简陋课堂中,她们都表现了很强的学习英语的能力和学习欲望,课堂表现也可圈可点。但是后来这个老师也离开了,就如同偏远山区一个优秀的支教老师离开一样,孩子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往往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学习进展了。
多媒体设备和个人电子学习工具的缺少、个人视野受环境限制(与大城市尤其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同龄人接触各种外国文化、英语书刊、和外国人交流乃至出国的优越条件天壤之别)等原因,除了个别学生通过拼命努力、用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日夜学习能够考个好学校,继续攻读英语之外,大多数和大城市女孩有一样天赋和求知欲及理想的农村女生不得不从这扇打开世界的窗棂前转回身去,回到那死气沉沉、破破烂烂的家园里。像丁X、刘X婷、杨X的女生,英语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师资条件、学校基础设施、生活的大环境以及家庭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下,她们只能把学英语当成例行公事一样,为了考试而学习一些,阅读量和阅读面都不能和大城市学生比肩。
对她们这类学生来说,如果很有幸,就考个二本学校,在家乡找个体面的工作或者在大城市从单位的最基层做起,往往也和英语或其他大学专业没有多少关系。而更多的同样情况的女生,可能只能考个三本或者大专,学的英语也早随着大学放羊式教育和与家里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关于人生未来的各种抱怨和拌嘴中忘却殆尽了。甚至有些女生早早辍学,打工挣钱,去大城市从事各种辛苦的工作,然后和同一阶层的人结婚,或者干脆被家人包办婚姻,成为和自己母亲、祖母等祖祖辈辈的女性一样,在破旧而保守的村里每天没有理想和追求的麻木的活着,平日出门最远走到村头小河,眼睛最远也只能看见离自己不到10里的树林。即便偶尔能去集镇或者县城购物和走亲戚,也只能带回大城市早就不流行的款式的衣帽,沉浸在精神生活贫瘠的大包小包之中。至于娱乐,对于很多农村的妇女(男人往往也是),麻将桌是最大的兴趣。即便有了互联网,因为知识与环境的局限,她们在互联网上的关注点也一样非常有局限性,失去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她们,在思想的开阔度上,还不如许多进程打工的男性农民工。她们每天捋起裤腿挥汗如雨的在田里干活,回家又在油烟里忙的要死,在与邻里骂街、和婆婆闹别扭甚至丈夫的拳脚中度过余生。不知这时,她们是否还记得刚开始学英语时候的热情和兴趣,是否还记得自己笔尖划出各种中外知识时心中或许有的一些梦想--了解世界、走出农门、走向新的生活、追求更多生命的可能性;抑或是一些朴素的想法--穿上电视剧里女明星的那种衣服,也和她们一样有气质,走在霓虹灯五颜六色的光映照的大街上,在电视里演的高楼别墅的阳台上穿着睡衣看清晨的阳光,和通过恋爱结合的高大英俊事业有成的男朋友双宿双飞……
真正能实现这些梦想的农村女生凤毛麟角,因为,录取率太低了,学校之间差异太大了,像河南全省一本率7-8%,“三驾马车”省实验、郑州一中、郑外本部一本率达80-90%,很多地市里最好的学校一本率在30%左右,而普通县城一中一本率往往只有不到5%(除了个别名校),其他普通中学往往不到1%。而农村家庭的子女往往都是在县城中学甚至乡镇高中。而越是经济条件好、居住于城市的学生家长越重视子女教育,也越能投入更多钱和精力去提高子女成绩,在小学或者初中成绩好,当然也越容易进入高中名校,这又有利于进名牌大学。一方面,好的物质条件可以让子女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学习,又能在补课、学习工具、课外作业这些上有能力投入,自然成绩较好。此外经济条件好的家长可以交巨额择校费让子女进入名校学习,当然通过关系后门也可以去好学校(我就是这样进的附中)。而农村家庭在这种竞争失败后越发不赞同自己子女通过考学改变命运,因为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子女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学习经费投入,家里边很多口人素质参差不齐同样也无法给子女一个安静、平和的学习环境。而高考改革之后对学生课外阅读量、优秀教师引导等要求更高更重要,城乡教育差距更大。即使考上大学,基本也只能考上二本以下,绝大多数都是三本和专科,而有没有这类学校的文凭对找工作、对工资多少影响也微乎其微。这也是现在农村流行“上学还不如打工”思潮的重要原因。
如此循环,阶层日益固化,有些人上下两代都是老板、公务员;有些人自己是白领蓝领,培育的子女也要去从事这种工作;中产阶级给子女选择名校、体面工作,其实也是自己同样人生的延续;底层农民工的下一代比老一辈除了手里多了台智能手机,衣服比老一代新一些鲜亮一些,职业、社会地位还有个人追求和父母比较并没有太大变化。教育原本是让不同阶层的子女尽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让每个未成年人都有较平等的机会走向未来,而如今的中国,教育却成了凸显社会分层、加剧当下社会各阶层固化的推手,让贵者恒贵,贱者恒贱,治人者恒治人,治于人者恒治于人,虽然也不乏通过应试教育从底层一跃成为社会精英者,但是相对于整体,这种情况并不多。
而且更吊诡的是,据我直接和间接的观察了解(主要通过互联网上一些交流以及各种阅读,现实里也算见过这类人),从底层尤其内地农村通过应试教育考入名校的学生在各种人文素质尤其爱心、同情心、多元包容、国际视野方面还不如沿海大城市毕业生,反而更加自私自利、崇尚强权、更强烈的追逐金钱和权力,倾向于忍耐服从、“听话”,赞同盲目的忠孝节义,反对女权、反对同性恋、反对丁克、反对性解放和不婚主义等思潮,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主义观点而非进步主义观点。例如很突出的一点,许多(不是全部)来自于农村保守思想浓厚的家庭出身的男性,在婚后往往不能给予生长在大城市的妻子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在家庭博弈中往往倾向于父母而非妻子,妻子只能更多的顺从公婆的意志,为了传宗接代而不顾妻子个人自由要妻子尽早生育乃至生多胎、在家相夫教子而非鼓励妻子在事业上有更多成就和给她更多自主生活空间。这样就造就了百万千万嫁给农村出身男性的城市优秀女性毁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按自己意愿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往往考虑家庭就要把工资收入、离家远近、是否方便照顾公婆等放在主要位置)、随心所欲的去旅行、参加社会活动,沦为生育机器和照顾公婆、子女的仆佣,端屎端尿、洗衣做饭,服侍公婆和丈夫,还得听公婆乃至丈夫的各种责骂,尤其很多婆婆会毫无道理或者故意找茬的欺凌儿媳,各种无端责备、侮辱、谩骂和折磨(例如挑剔买的东西、让儿媳把干干净净的衣服在重新去洗,说儿媳做的饭不好吃是故意气婆婆等),甚至有一些女性会遭受这种丈夫的家庭暴力。这些曾经对“质朴”的农民出身、刻苦学习、白手起家挣钱致富的丈夫充满尊敬和爱怜而以身相许的妻子们,最终往往只能在家庭的桎梏中消磨一生。
只能说,这是更深层的悲哀,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封建宗法残余和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加上糟糕的教育和大环境不仅毁了很多人去追寻更美好生活的机会,还破坏了人性、扭曲了心灵,让人变得更加冷漠与无情、虚伪与自私,当农村孩子出人头地之后,反而露出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暴发户的青面獠牙。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中国的区域、城乡、阶层差异能够得以缩小,尤其在关系到一代代新人未来的教育领域,应该通过教育投入的均衡化(而非简单的改变各省的录取率)给予不同地域学生在师资、教育基础设施、教育理念等方面相差较小的教育,培育自由、独立、自尊自爱、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有正义感、价值观正常、思想进步健康的新人。当然,这些我只能说说罢了,没有权力,就无法改变,只希望以前那些来自较贫穷家庭的很好的同学,尤其那些女生,能够有一个好的人生归宿,即使不富裕,也要有些尊严和自由,至少少受些委屈,少受些他人的摆布,有个还算不太差的一生。
无论是在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上了解的社会百态,还是亲身经历的世事艰辛,都让自己充满愤懑、压抑、痛苦和失望。虽然无论自身还是社会,当然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总是看不惯各种不好的东西,对各种无耻的人非常厌恶(当然我自己也有无耻的地方,但是仍然极度反感那些社会上其他无耻的人,当然也对自己的一些错误更反感痛恨),尤其是当丑恶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情况下,总是想去改变,但是自身难保,力量又小,无力去打抱不平或者纠正他人错误的观念,每天越看越气,但是又放不下这一切,也没办法放下,自己的人生不可能与社会大环境切割,没办法完全逃避现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虽然这话说起来很矫情,但是心里总有这么一些志向,去改变不公和惩恶扬善。自己作为一个经历许多坎坷的人,很能体会到弱者的痛苦和无奈,对于强大且邪恶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仇恨,试图去攻击它们、推倒它们,把世界上一切不平的事扳平,把颠倒了的黑白扭转,只是往往力不能及。
至于我个人的前途,似乎已经是无路可走了。虽然这些年学校生活积累了各种经验教训,但是并不足以适应学校生活,也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这些年由于抑郁症带来的各种问题,焦虑、压抑,记忆力减退,思维方面也有些不如以前了,学习成绩很难回到前两年的巅峰状态。失眠情况虽然不严重,但是还是存在,而且最重要是晚上经常做噩梦,即使不太“噩”的梦也往往都是和自己学习或者生活里的经历的痛苦有关的,让自己经常半夜惊醒,睡眠质量很差。而且无论是睡觉还是做别的事,往往都在有意无意的拖延,感觉做什么都提不起精力,不愿意去做,总想逃避一切。尤其在第一年复读时,发现自己经过了多年改变,还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无法清楚有效的判断身边其他人孤立、歧视自己的具体原因、程度轻重,因此也很难有办法去应对,即使最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往往也是反应过敏或者反应迟钝。而且如果以后在大学或者工作单位再次和他人冲突,尤其是和那种拉帮结派、有权有势的人冲突,仍然是没有办法摆平。自己孤身一人,对方人数众多;自己在明,他人在暗;对方做坏事手段隐蔽,我做坏事手段明显;自己的阴险程度不及对方、阴招损招的多少和运用能力不如对方;自己喜怒形于色(例如看见那种欺负你还不觉得自己错,还摆出一副“我就这样你能怎么样我”的流氓,我很可能忍不住一刀杀了对方,反正永远都不会忘,有机会就想治这种人。我在附中也曾经有样学样的摆出这一招,最后也退学了,但是绝大多数恶人都没有因为这种无赖流氓手段受惩罚),往往心里藏不住事,对方则能口蜜腹剑,在背后慢慢找你麻烦;自己说话做事往往不会绕弯,还容易得罪老师,对方则能在老师面前装的很乖;自己不善于撒谎或者至少当面撒谎容易紧张露馅,而对方则能说谎话、不承认做事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别人解决冲突方式“多样化”,我就只能找老师或者领导,要不就是做比较激烈的事猛烈反击……
就像我在初中,七八个人从教室跟到寝室,又跟到政教处,跟在后面吓唬你,结果平安无事,我在教室坐在王奕后面却被劝退学(当然还有前面的原因加上导致的劝退)。别人向我头上背上投东西、把被子扔地下踩、拿刀剪课本或者在书上画写侮辱言语,结果没人告诉我是谁干的,但是自己反击一下,例如拿裁纸刀在桌子上划,马上有人告诉老师说是我挑衅,这就是孤立无援和拉帮结派者的力量对比导致的结果。如果是我干了这些事,肯定马上有人打报告,告诉老师或者那个同学,而且即使没人看见,我想说谎也会紧张而被老师看出来,但其他学生就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否认,还一副无辜模样,或者假惺惺的说句对不起,以后还继续找你麻烦(像凌霄汉)。还有就是那些流氓“校霸”往往会看人下菜碟,并不去惹那些和老师关系好、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打架找事也会看时间、地点、时机,这样往往不影响一些旁观类学生的利益,而我往往是在课堂大闹,反而影响了他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在抗大初中的那几次,还有附中的那两次,都是当场发作),引起更多人对自己反感。
很多老师和学生因为不能完全了解我,在我发作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什么动作,无法判断我后面还可能做什么,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当然还是远远的走开比较好(但是恰恰是我做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才震慑住了那些流氓恶棍学生,因为他们摸不透我的脾气,不知道我在被欺凌或者骚扰之后会如何反击,所以我才没被他们打残打伤或者其他严重的欺凌。而像他们平常欺负的同学,正因为他们摸透了被欺凌者的脾气,知道这些被欺负的人在被欺凌后会用什么方式反击(或者干脆就不反击),所以才能肆无忌惮的欺凌,而且不会有严重后果(就像他们知道一些“受气包”即使被欺负也不会反抗,或者在放假前打一顿,然后过两天开学这个人气就消了,所以才挑准放假时候打人。如果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他们就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这就说明我的反应程度和反抗手段的不确定性给我带来了很大保护,当然副作用就是导致了很多老师同学的误解和歧视,不知道我还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特意采取激烈的和不确定的反抗方式才震慑住了穷凶极恶、人数众多的流氓恶棍学生。他们尤其怕我受严重欺凌之后杀了他们(当然我泼水告状这些也一定程度震慑了对方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只敢小打小闹,不敢更疯狂的进攻)。相反,那些喜欢寻衅滋事、横行霸道的流氓恶棍学生的套路其实对很多普通学生来说还是一定程度可以预知的,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躲避他们,所以反而对这种人不像对我那样恐惧。
还有就是因为学生矛盾而频繁找老师解决,老师就会心生反感,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大多数学校都在我离开前(有些根本没出大事时候)就多次给我还有我父亲说,最好“换个学校吧”,想送客了事,认为我是个大麻烦(例如一个学校领导在我离校之后说过“恁终于走了”,听我父亲说的,忘了那人是什么职位)。虽然其他很多学生也经常违纪,可是由于很多就是小骚扰、小冲突,而且并不告到老师那里,所以老师并不反感这种学生。至于打架闹事的,只要不打出轻伤以上,闹到派出所之类,他们也不担心,但是像我这种告到老师这里,就等于老师要为之负责,还要去处理这些事,所以老师当然不太乐意让我在学校继续上学。当然,他们也确实没能力没办法去解决这些事。
此外,前面提到了,很多人认为“存在即合理”,校园暴力中,很多人认为厉害的人欺负人并没什么,被欺负的弱者就“应该”被欺负,不激烈反抗,也不上告,欺人者站在欺人的“位置”,被欺负者也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这样就“和谐”了,就“没事”了。我一直反抗、告状,与“校霸”之类对抗,然后爆发激烈冲突,一些学校领导、一些老师、还有一些同学就会看不惯,认为这样不正常,甚至可能感觉这是“扰乱了秩序”、“惹出事”。就像现在西方一些女权运动组织的调查,一些举报同事、同学性骚扰自己的女性反而被老师、领导、其他旁观的同事、朋友认为是“麻烦的人”、“容易招惹事”,而对她们进行歧视排挤,受二次伤害(可参考维基百科“性骚扰”条目中“抗议后的报复与迫害”部分)。当然,我有时候反抗过度,反应过激也是一方面。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告到老师那里,往往更容易被同学孤立,因为学校潜规则就是大多数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应该“自己解决”的,而不是去找老师或者家长,认为这样“告状”是无能或者“很坏”的表现,这种做法本身就会被很多同学孤立、疏远、排挤。所以说,相对于那些流氓恶棍式人物,学校更不喜欢我这种人,因为前者做事会看人、看场合和时间(例如在校外、夜间、没人角落),而且做的事可控或者说不会严重影响学校和老师利益(打人不见伤、适可而止,而且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不会去找老师,往往连家长也不知道,对学校来说相当于什么都没发生),而我则容易通过学校正规渠道,等于让老师和学校领导负责,还得让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闹的事往往又是在学校甚至课堂上,而且有时候表现的过激,老师不知道我后续还会做什么更过头的事,比较害怕,所以我比那些流氓恶棍更被看做学校和班级的“麻烦”。就像前面提到的附中闫校长对其他打架事件的态度和对我违纪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状况就是非常典型的。别人做坏事手段比较隐蔽,而我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非常明显,所以更容易令老师和同学恐惧,毕竟眼见为实,直接见到的暴力就能对一个人产生更清晰的印象,至于那些打过很多次人的流氓恶棍,只要没人看见,就能在人前装出一副恶棍绅士的风度,并不招人厌烦。这种情况下,何必去学校给别人“添麻烦”,也给自己“找气受”呢?(当然,在这些年中,因为长期处于对抗之中,有时候会把一些不是太严重的事反应过度,反抗过激。因为害怕自己一旦退缩导致对方变本加厉欺负,所以一直只能以超强硬对强硬,豁出命来对抗,行为自然容易非常过头。而且加上害怕被欺凌者中唱红脸的骗了,痛恨那种打完之后假惺惺道歉,以后还继续欺负的那种情况(在这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都提到过)。所以往往拒绝任何和解,包括对普通同学的调解也抵触,所以处理方式也确实不当。)
此外,一旦和个别人发生冲突,不仅容易得罪和这个人关系较好的一帮人,还容易因为自己情绪失控、判断力不清晰、表现的反击方式激烈等原因和其他普通同学关系也恶化。就像在初中,无论是在一初中,还是抗大初中以及二初中,因为和个别人发生冲突,由于手段过激,一方面别人对我的看法发生变化(例如划手自残事件让其他人看见我就躲开跑),导致很多和我没矛盾的人也疏远我;另一方面,由于和流氓学生冲突,导致自己对其他一般同学也产生戒备心理,甚至厌恶所有和那些流氓混混关系较好的人,就导致自己也对没有伤害自己的其他同学产生敌意(像其他人想参考下我的作业或者试卷,其实让他人看看多好的交朋友机会,但是当时很固执,还捂着不让看,坚决拒绝),还有因为发生矛盾后自己吃亏导致心情不佳,然后对待其他和自己关系好的同学也没有好气,甚至把因为和流氓校霸冲突中吃亏的气转到日常和其他同学交往上,表现的缺乏礼貌、把他人的善意拒之门外等等,例如在附中和凌霄汉发生冲突后,我对班里其他同学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有礼貌了。加上自己交际能力差,不能准确了解其他每个人的心思和对我的真实态度,面对一部分人(假如5个人)歧视、攻击我,可能自己会误会有10个人对我不友好,然后对这些人都充满反感,这种情况下,和个别人的冲突就演变为和很多人都有了芥蒂,加上前面说的一些被孤立的原因,互相作用,然后恶性循环,导致和班级内同学的关系越来越不正常,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这些年虽然试着改善,但是并没有多少成效。结果这样不仅让我自己受到很多额外的伤害,还给其他原本可以正常和平相处甚至成为好朋友的同学带来了不安和反感、伤害,把原本正常的那部分人际关系也搞砸了。
在这种环境下,就会越发敏感多疑,判断力出现偏差,把他人一些正常的举动也看成挑衅或者孤立,这样让自己更难受、对他人更厌烦,逐渐变得难以分清善意和恶意,在和他人普通的争执中反应过激,激化矛盾,自己脾气也变得更糟。而且没有可以完全交心的朋友,也就意味着很少有人能教给我学校里各种生存的技巧,这样对于学校里各种“潜规则”或者说别人司空见惯但是我还不知道如何处置的事缺乏了解的渠道。我也缺乏与其他同学深入交流的能力,我无法了解别人的意图,别人也无法了解我的意图,总是出现各种误会,造成许多矛盾,而这种不良的关系又导致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把很多原本可以化解的非蓄意攻击的小矛盾变成后果严重的冲突。每天都要费上很大的精力去费劲的分辨别人做事的意图和对我的态度,每天对别人的有一定褒贬意义的话都得一句一句分析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就分析这些永远分析不完的东西就精疲力尽(其他普通同学之间判断他人一举一动往往就像吃面条拿起筷子一样下意识和自然,就像算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算数题一样从脑子里不需思考的投射到手上写出,不需要多考虑就知道别人在干什么,而我却需要琢磨大半天),还怎么好好学习和快乐生活呢?想到去了学校就总要面对这些,就没有什么勇气再去,也不想受以前受过的这些罪,不想天天像被电击一样因为别人的冷眼或者夸张的歧视动作而浑身发颤,然后又像行尸走肉一样呆滞的看书,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没了魂,然后自己慢慢变得越发精神异常,自语自笑,变成一个孤独的怪物。在没有外界伤害和敌意下的孤独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孤独和孤立是不同的,孤立是被四周用不友好的方式对待,并且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还有就是自己缺乏各种与流氓式人物对抗的手段。一旦出现冲突,只能还是找老师解决、小发作、大闹之类,甚至做出更极端的事。因为自己没有流氓恶棍的那么多招数,而且也没有精力去每天慢慢和对方斗,加上自己容易生气,长期压抑肯定会爆发,找老师也不能处分他,更别说开除对方了,被欺负还要天天见面,即使想保持心平气和也不可能。前两年一直特别后悔以前做的比较极端的事,例如泼开水、自残、站桌子上、去市里告状,现在虽然还是后悔,但是想想其实那时候也没别的办法或者发泄渠道,投书砸自己、拿剪刀砸自己的人天天在眼前晃,背后各种风言风语、挖苦讽刺,用阴招(前面提到的破坏书、弄脏被子、跟踪、把和我有矛盾的人安排在一个通铺邻位之类)整我气我,又打不过那么多人(里边有些人即使只打一个人也打不过),老师也不能制止,连个处分都没有,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反击,虽然我自己在这种反击里伤害最大,对名誉产生永久的无可挽回的损害。而且对方人多势众,消息灵通,即使找你的事也能让你抓不住对方(找个外班不认识的人打你骂你或者跟踪你,就像初一时候徐士强带了一群外班学生打我,就像李治派人跟踪去见马主任的我一样),双拳难敌四手。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因为自己和有矛盾的人力量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所以往往不知道对方会在何时何地、用什么方式来找麻烦,精神容易过于紧张和焦虑,时间长了会陷入过敏或者麻木状态,更加难以理性、有节的对付各种矛盾冲突。与人出现不和后,只能通过自己的猜测、分析来判断事情,判断对方可能伤害自己的各种手段,自然容易出差错,甚至被误解为“被迫害妄想”。虽然这些年吸收很多经验教训,但是并没有多少新的对付流氓混混学生的手段,同样也没有适应各种乱七八糟的人都有的职场环境的能力,所以即使去了学校,说不定还是会走老路或者做出更激烈的事,给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严重伤害。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去复习学校,而且某种程度刻意逃避考大学的一个原因。
现在通过互联网又了解了各行各业各种人的思想,反正看到了更多社会黑暗面,感觉如果我遇到了这些可能会比以前更忍受不了,尤其遇到对方玩阴招暗中下绊子或者做了伤害自己而不承认、还继续蛮横无理的情况,容易极为愤怒,暴怒下头晕脑胀,吃不下饭,如果在这种环境中不出事可能倒奇怪了。看到那种“反正你也怎么不了我”、“我就这样找你麻烦你又能怎么样”的人,我肯定忍不住发作(我曾经也学过这么做,算是一种痛苦中的逆反),搞出大事。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导致的个人思想、行为的与众不同,现实里很容易和这种人冲突,但是自己实力又不能战胜对方,每天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自己天天被吓唬、歧视、孤立甚至直接被殴打,就是一直对抗,防备对方,更不可能集中精力学习了。像在初高中那种情况一样,像和李治王若斌等七八个人天天对抗一样,每个充满恼怒、痛苦,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天天痛苦的忍受,就是做很极端的事,而且到现今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不做,因为太痛苦和压抑,也没别的解决办法,只能搞出大事。而且由于这些年的经历,只要看见这类人就非常愤怒,普通人侵犯到我的利益到不见得会恼火,但是这种强势的流氓恶棍,哪怕他们稍微影响一下我,我都想把他们碎尸万段。被欺负或者讥讽的时候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会被忍看不起和惹人嘲笑,虽然激烈反抗也会被嘲讽或者歧视,但是总比变成倒霉蛋和可怜虫强。而且无论是骂人、说难听话讽刺,或者下绊子找麻烦,因为我比较敏感,更容易受伤和生气,难受很久。而对方听见我骂或者攻击可能往往满不在乎,脸皮厚甚至不要脸,这些攻击他们根本没往心里去,正所谓“无情者伤人,有情者自伤”,等于说即使表面上我和对方扯平,实际上还是我受的伤害大。如果这样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自然不必要去学校,不必要去找这种罪来受。
此外,别人伤害了我,我很难受,而我如果伤害了别的无辜的人,或者在反击中做的超过应有的限度(如果没有超过限度只是“以牙还牙”对等报复,我并不会过意不去),“防卫过当”,超出了对方对我的伤害,我心里也非常不安,往往会有愧疚悔恨。也就是说无论是他人伤害我还是我伤害他人,都会非常难受和不安,而且一直存留在内心里挥之不去,记很久甚至记一辈子。直到现在我还都清晰的记着那些伤害我的人和我伤害的人。我很希望扯平所有问题,报复伤害我而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人(虽然这个想法恶毒,但是确实是我内心的想法,挥之不去,我没想报复过头,只想让自己因为他们对我伤害的那个程度的等同的还回去),而让我伤害的人通过类似方式伤害我以扯平。但是这些恐怕无法实现。我要是现在找去这些人求伤害我以扳平,别人还以为我神经病,造成更大损害。而且大多数我伤害他人的事情没办法通过暴力直接让对方扳平,因为自己在这些事情中不是用暴力伤害的别人。而且如果自己没有充分的条件去补偿对方,只口头上道歉赔罪的话,别人只会认为自己虚伪和矫情做作(如果我大学毕业有工作和较高收入,我当然愿意用实际行动包括物质补偿来表示歉意,但是现在关键是过不了大学录取这一关,何谈工作和收入)。而且万一对方出恶意,用超过自己曾经伤害对方的程度报复呢?这样我岂不是继续和对方进行复仇循环了?而且如果我继续上学,工作,接触社会,毫无疑问还会重演过去很多事情,制造更多对不起我和我对不起的人,心里会更难受,更抑郁。所以一直逃避现实,逃避人,逃避生活。
总之,一旦进入某个群体(学校,中学或大学或者其他工作单位),必然会给自己带来伤害,而且也可能会对群体中无辜的人产生不良影响,还辜负了群体中对我友好且有很高期望的人(例如对我比较好的老师、同学还有介绍我入校的人,例如二初中的刘主任),让他们感觉很尴尬和烦恼。我现在非常害怕再次让支持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失望,甚至让他们大惊失色、非常无语。所以尽量少接触人,接触的越多就意味着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越高,而且导致对我本来非常支持和赞赏、充满期待而在出事之后非常尴尬的人就越多。现在只要处在有很多熟人在的集体、多人的环境里,就感到各种不自在,无论是周围的人对我,还是我对周围的人,都会有一种排斥,我在场时候我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感觉自己在群体里很碍眼,很多余,全身上下都不舒服。每天我都得费极大的心力去分析别人一举一动对我是善意是恶意、究竟想表达什么(别人可能立马就明白,但是我却要想很久也不一定能搞懂别人的行为究竟代表着什么,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行为究竟是想表达什么),自然也无法及时的做出合理的反应。其他人得心应手的人际交往在我看来比登天还难。别人因为我在而感到麻烦,我也确实容易在与他人相处中产生麻烦。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斗争,各种麻烦会接踵而至,各种烦恼也会不断出现,这也就是我一直以耽误学习乃至毁掉前程为代价逃避学校、逃避社会的原因。
每当想起以前做的很多事,自己本身就觉得自己是神经病,荒唐、离奇,但是如果再次遭遇那些种情况,可能还是会重蹈覆辙,做那些冷静下来的时候感觉非常愧疚、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且又容易激动。而且自己一旦退缩,对方会变本加厉攻击,所以明知道做的一些事对自己名誉有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还是要去做。很多事情(例如扎人、泼开水、站桌子上往对方书上吐痰、站人家背后比划吓唬(包括说狠话威胁他人安全)之类)我明知道不对,但是面对恶劣环境,面对不友善、恐吓甚至攻击,我却必须用这种极端手段保护自己、震慑对方,以此出气,非常违背自己的本意,和内心价值观完全冲突。这令我更为痛苦,也让自己对未来非常绝望。人与人为什么非要互相伤害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呀?
我这些年虽然拼命想改变自己,却还是处处碰壁。就像在复读的第一年时候,我自以为已经改变的能够融入集体生活,但是结果却非常悲惨,自己仍然无法适应。我感觉相对于初中时期,我高中几年已经竭尽全力在行为举止、言谈内容、生活习惯各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变,例如在讲究个人卫生方面,我现在天天洗脸洗手洗脚,有时候一天还洗好几遍。在与他人交往是也很注意措辞、语气和内容,避免冒犯他人或者与人争执。在看到看不惯的事情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离容易发生矛盾的学生远一些,但是还是逃不脱孤立和歧视。可能我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改进,但是很多人连我有哪些问题都不直接告诉我,我又怎么改正呢?一个人先得要知道自己错在哪才能改变,连错在哪都没人告诉我,我怎么改呢?很多毛病我自己确实感觉不到。
很多时候我为了改变不良习惯做出了巨大牺牲,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性,例如养成卫生习惯费了巨大的精力,每天用很多时间去做。至于其他性格上思想上的不合群,我也想办法避免了,但是仍然无用。想讨好别人别人也不会领情,因为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顺其自然不那么磕巴的融入环境和交友,可能生搬硬套的套近乎让别人更反感吧。一方面自己放低身段甚至低三下四去适应环境,另一方面还是没有回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改正自己,才能适应集体生活环境,才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至少能够少一些对我充满恶感的人)。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言行,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有时候自己感觉完全正当的事别人也觉得不正常。
就像我在附中一开始交了住宿费,但是并没有去住一天,结果后来我去找了几次班主任开证明、找后勤科长和副校长签字退费,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后来却成了关老师方老师在我出了站桌子事件后给我家长谈话时说我“性格特殊”的一个例子,说我“(大概意思)为了退几百块钱住宿费这么有毅力,找了那么多次老师和校领导”,关老师还说连他外甥女退住宿费都没退成,他(指我)还非要去退。我觉得既然有流程为什么不能做呢?为啥我合理的去办事也被拎出来讲呢?我确实不能明白这件事究竟怎么体现出我品格或者性格的负面了?跑了很多次明明是因为你们拖着不办,来回开证明,所以才花了那么长时间办这个事,这怎么一下子变成我的问题了?你们一次性就能办好我还来回跑这去那干什么?老师或同学对我的意见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他们觉得特殊,但是我确实感觉不到,我不知道怎么好了,当然如果有人提醒或者提前告知,我会力所能及改变一些(例如如果我知道退一点住宿费钱还有这么多负面评价,我肯定不去要了),但是也没人说啊。就像方世苏老师曾经在我出了那些事之后问我:“你究竟想要怎么样?”,其实这也是我想问其他同学以及老师的,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是想怎么样,为什么在我没侵犯你们利益的前提下这样对待我?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怎么样才能让你们满意?你们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怎么样才能罢休?
在这近10年中,我对不起很多人,也有一些人对不起我。作为一个看不惯他人为恶和反感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人,如果自己做了伤害无辜他人的事,或者反击对方却给对方的伤害远超出其应受的损伤时,就会特别痛苦后悔,恼怒烦躁,脑子里经常浮现那些事情,陷入强烈的自责当中。如果辜负了一些人的期望和没有珍惜好一些机会,自己也会很内疚,虽然有时候可能还会重蹈覆辙。有很多老师对我很好,无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其他方面,例如思想开导上,都给我很多帮助,例如王莉老师、赫秀壮老师、关仲卿老师、何华星老师、刘连伟老师、娄捷老师、王向明老师等(还有其他许多人,就不全部列举了)。还有两个校长(抗大初中(北校)即抗北的王校长和二初中的程校长)都是很耐心的给我讲社会现实,劝导我应该适应学校环境,对问题有正确的看待,虽然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确实也消灭不了这种流氓学生,对我则是做到仁至义尽,还细心开导、教育我,而我则是闹到他们的上级教育局,弄得学校名声不好,也对他们不好,一直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像王国华老师、闫红薇老师、苏连琴老师等人,也都曾经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但是由于我必须要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回击那些找我麻烦的学生,所以只能告状、闹事,包括找她们解决问题、指责她们不处理违纪学生,给她们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这确实是没什么办法的事,以后万一我还能活得好,愿意给她们直接的经济补偿以致歉(不过如果放到现在,面对那些流氓学生,我可能还只能这样做,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很多同学,有些也向我释放善意,但是那时候在天天闹矛盾、精神高度紧张情况下对周围充满敌意,一些同学和自己说话、打招呼没有积极回应,非常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看着对方。像初一时候,有一个叫靳X洲的学生,虽然平常也喜欢和那些流氓混混学生说话,但是对我一直比较关心,还在我和他人出现冲突时候好心劝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对他爱答不理,一点礼貌都没有,这也是我人际关系交往很差的一个例子吧。此外还有一个叫高X程的学生也曾经好心劝我要和同学相处上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好心的,我也没珍惜这种真心的关怀。还有例如李X森的同学,也曾经对我很好(当然还有许多人,在此不一一列举了)。还有自己初中时候喜欢捂着(不是比喻,就是这种具体动作)卷子不让旁边的人看,还不让别人参考作业,现在感觉非常后悔和幼稚,我这样做别人自然会把自己看的特殊和孤傲,甚至认为有敌意。要是小学阶段也上过,就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因为此前从没上过学校,所以以为完成作业、考试这些都是很庄严的事情,不应该有不合规定的行为,后来才发现自己这些做法多么幼稚和怪诞。其实到了高中我自己也抄过别人的作业,也在默写没完成时候看过别人的。但是初中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这些其实稀松平常,而是当成多么大的罪过一样)。在二初中时候也有女生主动给我一些我没有订(因为来得晚)的卷子或者练习册让我看,但是自己也没感谢对方,紧接着又和他人冲突,闹得地覆天翻,自己在女生眼里的形象可想而知了。
后来在高中,也同样有很多对我比较好的同学,就不一一说明了,不过我都没有来得及报答或者说同样的友好态度相还,就因为那些矛盾冲突而让自己在他人眼里变得可怕、可憎了。平常对待一些人也有某些地方的歧视。
还有那个被我用裁纸刀扎伤的学生王乾坤,我一直也感觉很后悔,如果是扎的那种特别可恶、平日就欺压良善的恶棍,我一点都不会后悔(对那些极坏的恶棍杂种杀了都不会愧疚,还会很高兴,如果能亲手处决那些危害人民安全幸福的社会渣滓,我不胜荣幸。如果扎的是凌霄汉那种人,我肯定不会后悔和愧疚),但是对他这一刀远远超过矛盾应有的冲突,他也并不是那种特别坏的人。此外我在这个事件之后休学了一个多月就去了一所比较好的学校(河师大附中)虽然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我早就想去外地上学,不管出不出这个事都会去外地,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总感觉怪怪的,我伤害了他人,自己却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学习,这不是踩着别人肩膀上位吗?我最痛恨这种人,虽然我并不是有意伤害,但是客观上某种程度就是这种样子,总感觉自己很惭愧(虽然因为刺人这件事自己心理和生活学习都已经受到巨大创伤(前后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但是这个别扭还是转不出来)。
而且据我所知(高三时候和我妈又联系上才知道,做那个事之前不知道),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境也不富裕,她母亲把他还有他几个姐姐拉扯大很不容易,而我因为这种冲动就刺伤对方,感觉很对不起他,后来也想道歉,还托以前的班主任捎了话(因为和县里几乎所有人断绝关系,害怕见面引起其他学生找事,或者借机怂恿,所以不方便当面见。如果以后方便,我还是愿意见他,让他用合适的方式报复回来)。要是让他扎我一下或者打一顿还回来(让他忍气(一直没找到我报复,肯定算是忍气啊)好几年我已经很愧疚),我心里才能安宁(当然如果我以后有机会也愿意用自己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再次适当补偿,虽然家人已经赔偿过一次)。
而那次被我热水不小心误烫的女老师(她才在那个班教学不到一个月,我连名字都没记)则是我最感到对不起的人。她没有要求追究我的责任,连经济赔偿都没有要,而她头部被严重烫伤,我心里非常难过,一直想去道歉,但是自己又没有一个好的文凭或者说成就,高考连续失败,有什么脸去看她呢?(如果我还能考上名校,对她我也会进行经济补偿,口头道歉太虚伪,但是得我考上名校并且大学毕业有很多收入)现在经常摸自己的头和背,总是不由自主的设想自己被开水浇头的痛苦、被刀扎的疼痛。或许是过于的将心比心,这种想法经常冒出来,根本挡不住,千百次的想象自己遭受这种伤害会有多么疼痛,连细节都要构思(例如如果我背上被扎疼的难受,上厕所会不会用力也疼呢。开水浇头上把头皮烧坏究竟是什么滋味?头皮留疤会多么痛苦?这些想法让我更能对我用开水泼和用刀扎的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更为自责)因此身心俱疲,极为痛苦不安。
此外,有时候我确实会因为一些小事小题大做,加上在恶劣环境中防备心理太强,容易把一些并不是故意找事的意外行为当成挑衅。例如有两个学生在玩,把书扔到讲台上,我正好在那站着,结果以为又是有人找事,于是告到学校教导处。我这种做法就太过分了。虽然是因为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挑衅以致精神紧张导致的,但是我自己也有一定责任。还有一些口角、说话行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反应过度,用很激烈、很不好的方式对付对方,很明显也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因为这点事告对方,确实会被很多人看成神经病。对于这些我对不起的人,每当想起就特别羞愧难受,想到那时候做的那些事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为此一直懊恼和惭愧,希望这一切都没发生,但有时候又觉得一些事不可避免。
同样对于其他那些想感谢的老师也是因为高考失败而没有去看望,只有一次给一个老师打电话说考上(那次只是分够但是并没有报志愿)xx大学的名义才说了几句话,但是后来也不去联系了。现在高考是这个局面,我有什么脸面去见这些老师呢?他(她)们对我的近况应该是不知情的(长期都没有回老家,加上去外地学习之后,不希望以前的事传播过去,所以刻意不想和老家初中那些人和事再扯上,也没有电话或者QQ微信之类的联系),我也一直感觉羞愧。对我来说,除非考个211、985院校才能不太丢人,而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那种名校才能比较有脸去看望以前教过我的老师。但是现在这些离自己都越来越远了。(这些事有些相当严重,还有一些虽然有人告诉我不严重,但是我还是觉得严重。对于经常打架欺负他人的人可以不在乎比较轻的伤害,但是我不能。我既然谴责校园暴力,自然对自己应该要求更高,每一件做错的事都是污点)(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有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因为防备心太强而在言语行为上伤害过很多无恶意的人,或者对别人的一点小毛病小问题反应过度,也是很不好的。而且有时候在可能控制冲突时过于锱铢必较,不够自重容易做过头的事)(对于那些因为我大闹客观上影响了正常学习的人,我也非常抱歉)。
不过如果一定要在受欺凌和防卫过当之中选择,我还是选择后者吧。我看到的很多被欺凌者,并没有因为不反抗而被欺凌者放过,欺负人的反而更加毫无顾忌的欺负。而旁观者无论男女也并没有去阻止(反而往往是流氓恶棍欺凌者中的一些人会“适时”的劝说不要再打再欺负了,避免打的太重出了大事),也没有谁公开表达同情和帮助(或许私底下也有在内心里同情的,但是也没多少,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些人是倒霉蛋、活该,甚至很多旁观者还对被欺凌者进行嘲笑、鄙视。从这些人看到校园暴力之后的表现,如语言、动作、神情就会知道)。既然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妥协退让、保持理性平和呢?那样别人只会更加把我看成倒霉蛋、傻逼、糊涂虫,把我被欺凌当笑话看,更没有人尊重我,我更加活不到现在这样。那些在大城市里不知道内地县城和农村的社会生态的人对我写的这段话可以无视,继续你们圣母心度小人之腹。
至于那些直接打我我、砸过我、骚扰、歧视过我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甚至还心安理得,不仅对我猖狂,对其他弱者也猖狂,不仅当时一时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他们一直都是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无论平常说话,还是走路和举动,各种行为无不透着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作风。尤其那些例如通过在背后投东西等在背后耍阴招的人,我从来没忘记。虽然现在看不到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现实里还是这样,我看不到不等于没有发生。而且在其他地方又看到很多具体的人不一样但是言行举止、在群体里的地位各方面和以前见过的流氓恶棍没什么两样的人,只是看到了更多种类的阴招和恶行。
而其他没有直接欺负我但是各种歧视和孤立我的人,例如看见我就赶快跑的人(不是比喻,前面说过很多了,就是直接跑,躲开),很多情有可原吧,如果我看见一个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或者看着别扭可能也会躲开,我在学习和生活中对一些人也会有偏见或者类似歧视的情况,只是我一个人的歧视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而一个集体几十人的偏见或者排挤则能产生巨大直接影响。任何人都有权利与讨厌的人保持距离,所以这些普通同学的行为无可厚非。不过有时候完全没得罪对方却被排挤也是很难受,对这些同学我确实不好评价。其实这些同学往往也受那些流氓恶棍或者喜欢翻嘴扯舌的人挑唆和影响,才对我有更深的反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自己也确实有言行不当的地方,不能指望别人都迁就自己、哄自己,这也是错误的想法。经过这些轻重不同、直接间接、有意无意的伤害,自己精神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和扭曲。他们做的事情有些承认了,有些不承认。不过很多事众目睽睽,就像投东西,我很多时候看不见具体是谁,但是其他同学看见了。至于像跟踪吓唬,这些也有人看见。或许也有完全没人看见的事。对不承认做事的他们有种当着所有老同学的面发毒誓吗(大多数他们找事时候都被人目击了,他们敢当着看见这些事的发毒誓吗?)?我就敢发这种誓言。
虽然因为在恶劣环境中精神紧张,有时候存在误会、误判,搞错了一些事,就像附中时候认错了投东西的人,或者把一些不是恶意的人和事当成坏人和恶意攻击,但是绝大多数时候的事都判断对的。我敢做就敢承认,这些人做了不敢承认吗?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敢拍着良心发毒誓吗(如果有良心的话)?不敢在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以及社会公众面前发毒誓吗(具体发什么因为太难听所以不在文中列,不过如果见面对质我可以说出来,例如包括发誓者自己在内全家惨死?这是最轻的誓,还有其他更毒的以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即使他们有些人现在没有,以后也可能有吧。)以及其他他们最亲爱的人作为发誓的内容?)?做坏事即使骗得了老师、骗过所有人的眼睛,也骗不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心。天公地道,人心为秤,那些借口没有录音录像、没有人看见(或者有人看见但是没人敢作证)而否认自己罪恶的人要知道,天地之中自有公道和青天。只要做了,这些言行就永远印在了世界上,不能抹掉。(我说的这些不仅只是针对欺凌我的人和欺凌我的事,还有这些人和他们的狐朋狗友欺凌其他弱者的事)(当然,对我自己也一样,我做的错事我也会永远记着,会忏悔,想办法弥补,以及用以后对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对不公正社会的改变来赎罪)(当然,有些时候的歧视我自己也有很多责任,这个在文章中提到过。有时候自己也没把握好他人的善意,有时候自己把可以搞好的关系搞糟了,我个人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即便一些人昧着良心发誓,其实还是有人看到的,例如投东西后面肯定有其他同学看到,还有跟踪威胁我,像李治让另一个外班的人跟踪我,至少那个跟踪的人知道李治说的真假。真的发誓对质时候我会把他的誓录下来,包括录音和录像(如果他敢发的话),然后发给所有同学以及公开在社会上,看看他在那些知情者面前能不能抬起头来)(假如一开始就进入了比较友善的环境而不是四面受敌,不是一开始就遇到十几个人拿砖追我,不是一直遇到各种欺凌者的挑衅,如果都是善意玩笑和交流,或许我能在没有上小学的前提下较好的融入初中,也就没了后面的那么多事情。)
至于说家庭,虽然我一直对家里决定没有让我上小学导致这一系列问题而极为愤怒和怨恨,也对小时候遭受的家庭暴力例如各种恐吓一直存有恨意,但是自从上初中以来,尤其上高中之后,我父亲还是尽心竭力支持我,找了好几个学校,而且还是重点中学,在经济上做到了有力支持。由于我大多数时候不住校,又加上经常通过旅游散心调节心态,住宿和车费就占了生活费大部分,加上吃饭和学费,我的开支还是很大的。对于一个家里有两三个病人(祖父母长期卧床,我父亲现在脑溢血还没好利索)、收入只是县城中等水平的家庭来说,我的开销已经是一个沉重负担了。此外,虽然我曾经受到家人的伤害,但是家人也强调“一致对外”,在我受到外人例如学校学生流氓的伤害时还是比较积极的支持我并且去找学校老师和领导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对外人伤害到我也比较愤怒。由于家庭对我反抗学校恶霸的支持,我才能与这些学校的流氓恶棍进行长期的斗争。虽然这些也不能弥补前面错误决定(没有上小学和适应家外的环境)和小时候家里恶劣环境(前面提到过)给我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巨大伤害(这种伤害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毕竟我父亲尽了自己的力来尽可能弥补,而不是让我自生自灭、对我撒手不管,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投入(虽然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在缩减)。
此外,在我上高中之后,我父亲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不仅同意我住在离家几十里的学校外面,还不过多干涉我的日常生活,也从没有在学习成绩上逼迫过我,对我个人兴趣爱好也没有过多的干预,当然这也和我想方设法使用各种手段疏远家庭有关,不过这个过程中我父亲总体还是比较开明的,虽然个别时候也做过一些暗中干涉的事(这个也不方便在文中说太多。不过可以举两个例子:我和一个县城的一个亲戚(是我父亲的干妈)说了说关于以前我小时候父母离婚以及为什么不让上小学的事,结果我无意中告诉父亲,父亲就带上我爷爷直接找到对方家里质问为什么给我说过去那些事,把这个老奶奶吓得不轻。还有我在济源和一个语文老师关系很近,我父亲还在我说起这的时候抓起其中一个细节(那个老师在学校外面而不是家里和我谈话,说那个人对我有戒心,以此挑拨关系(虽然我也觉得这个老师应该是这样也戒心,但是用不着家人告诉我,用不着父亲或者其他家人警告我,因为他的目的是不让我对外说家里的事,破坏我在外的关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我父亲给我一些自由,但是包括他在内的家人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还想控制我,从本质上想控制我。所以我只能通过对家里撒谎保护我的自由、保护我的隐私,保卫我的生活)。我为了摆脱干预有时候也会对家人撒谎,不说明学校的很多事情,甚至也不告诉家人我住在外面的哪里来抵触干预。当然我撒谎也有报复家人对我特别小的时候的事撒谎的目的。我报复心比较强,而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离婚和搬家还有不让我上小学的具体实情,而且对造成我如今状况的责任上一直支支吾吾避而不谈。而且现在我父亲和我姑时常还在一些事情上对我撒谎,而且次数很多(这个不方便在文中说,具体可以当面说)。所以我也用对他们撒谎反欺骗,家人相互撒谎,也是一种奇景,虽然经常在我家庭里发生。
我姑虽然小时候给我很大伤害,但是毕竟后来照顾了我父亲,履行了我该履行但是没能力做到的事,所以恩怨还是得分开的。不过她是否在她的工作单位或者和亲戚朋友的聊天闲话中说我的坏话,传播我在学校的事情,这个不得而知。虽然她比较倾向“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因为我和她一直有冲突,我也曾经很多次在外说过她的“坏话”,她在背后诋毁我也不奇怪,说不定以前学校传扬的事也和她有关。而且因为她在家里,我和我父亲即使用电话通话,她也了解个大概,所以更有“料”来爆我的隐私给他人。而且我曾经对父亲或者在她面前说过一些话,她完全可以扭曲、夸张或者用其他方法添油加醋渲染传播,把一些存在的事夸大其词,把没有的事根据我的只言片语进行捏造,然后大肆传播,也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自从上高中就不在老家,对老家不接触太多,不知道具体都有哪些人在背后诋毁我,具体说了什么,只能根据以前在的时候的情况推测一部分(例如前面提到多次的一些流氓恶棍学生以及其他反感我的学生在学生圈中到处说我的坏话,我转学之后新学校老师和同学马上知道了以前的事之类。例如我去二初中,过了不到两星期,全班大多数同学都知道我在抗大的那些事,老师也知道了,甚至其他班一些人都知道。这些前面已经详述了)。她也可能暂时不这样做,因为希望她老了我能照顾她,然后留着这些了解我的隐私当底牌,作为一把“撒手锏”,以后我长大要是不给她养老,她就做前面说的那些诋毁我的行为。就像我现在的这篇文章如果公之于众,而且被她知道,她就可能立即诋毁我以反击(例如在她工作单位或者朋友圈把我的事扭曲、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的诽谤)。除此之外还可能有更阴险歹毒的方式打击我,不过现在还不知道。
至于我祖父母,他们当年也是做出离开家乡并且让我辍学的决定者之一,小时候虽然对我也很好,但是也管不了我姑发疯吓人打人,他们现在都老的已经几乎没有自理能力,连意识也不清了,在家里过着很痛苦(这个不方便在文中说,可以尽情想象)的日子,估计不会过太久他们就会终老了。自从初中一年级之后,除了偶尔回去过,绝大多数时候都没见面,我也没照顾过他们,现在也没什么感情了,虽然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对我的照顾。我姑以前特别凶恶,现在在一些时候对我好无非就是希望她老了之后能够有个为她养老的人,用一些好收买我的心。而我现在为了钱(家里就她身体还利索,我父亲身体还弱得很),为了继续活下去,也不敢在她面前过多表现反感,不能当面指责和追究她以前小时候各种暴力和恐吓给我造成的伤害,还得小心翼翼跟她说话,虽不完全像狗一样“摇尾乞怜”,但是实质上也差不多。其实我和她都是在互相利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得虚伪和不敢表达真感情,我很虚伪和无耻,她也一样虚伪和无耻。为了有生活的费用,为了生活,人就会变成这样。
我和我父亲还有姑姑等家人的关系很类似二战后的中国和日本,日本虽然在二战后给中国很多非赔偿名义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自上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是中国第一大援助国,中国是日本第一大受援国),但是并没有真正道歉认错并以战争罪行及破坏为名义对中国赔偿(只有个别时候会道歉,例如村山谈话,但是日本绝大多数主流政治人物乃至社会都没有这样),始终不愿意认罪,而且更重要一点是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即使各种经济弥补也远远不够造成的损害,而且很多东西无法用钱赔偿。我家人虽然在初中之后在我激烈抗争和其他原因情况下给了我很多帮助,例如找学校和生活费,但是前面我走的那些弯路已经无法挽回,我自己由于特殊童年(尤其没有接受小学教育和与同龄人接触导致无法适应学校和社会)导致后续那些事,各种丢人现眼,继而使名声恶化、名誉毁灭,做了那么多错事乃至罪行,直到如今无路可走,而且未来还是无法适应社会,都不是通过这些补偿能解决的,很多东西永远钉在了我身上,无法抹除,尤其因为这种特殊经历导致自己犯的错误(程度严重、情节奇特(很容易被当成谈资),或者二者兼有)而且对未来学习、工作(如果还能走到那步的话)以及婚姻(同上)导致毁灭性影响,人生已经近乎无路可走,只有等死。如果经历了正常的家庭环境成长和小学教育,就不会出现那些不适应学校、做出那么多激烈、奇特、扭曲的行为,就不会丢人现眼,成为成千上万人的话柄和谈资,也不会到现在还没勇气考学和工作。而且家人一直不愿意正面承认错误决策给我带来的伤害的责任,反而以“保护小时候的我”(例如说要是上学就让我妈给我卖了之类莫名其妙也不可能的理由)之类的理由搪塞和狡辩。而且我姑对我小时候打我吓唬我并不承认,还说“你记错了”、“有录音录像吗?”之类的恶心话狡辩否认。这种态度让我极为恼怒,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暂时还无法翻脸。
这些年的学校生活大多数时候都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度过,由于自己极为激烈的、扭曲化的反抗产生的震怖以及反抗的不确定性,使对方不敢轻易做大事(例如怕我在受到严重欺凌之后杀了他们,其实这个想法当时确实有)再加上在矛盾极度升级后往往选择退学转校,所以没有受到其他很多校园暴力受害者那种被群殴、长期凌虐、用砖头砸、还有各种校园暴力新闻里提的一些高强度暴力(有时候几乎就发生了,但是躲过了),否则就我一个人与他们冲突,他们肯定会恨不得把我撕碎,可能早就被他们打残甚至打死了,至少也会像其他很多同学一样备受长期的高强度直接攻击欺凌。但是避开这种情况附带的巨大代价就是自己激烈反抗带来的和其他很多同学关系的疏远、严重歧视和孤立,和老师关系闹僵,失去了青春年华里正常的友情,也没有了中学时代的种种欢乐和自由(有部分时间段和部分情况下有这些,但是相比起来,那些不幸更多更突出,影响也更大),数年间一直在压抑、恐惧、焦虑中生活,有时候为了避免同学知道以前经历还要说一些谎言(例如以前是在是A市的,结果说成以前在B市上的学,而且为此还要想办法圆谎),在高强度对抗中患上严重抑郁症,身心俱疲,学习成绩总体起伏很大,丧失了和普通学生一样的学习知识、备战高考的条件。
而且我一直在败退,在逃避,出现矛盾往往只能以自己离开为结局,而对方却安然完成学业(除了初一时候被开除的那个,而且实际上也没影响),初中换了四个学校,高中又是四个,无论闹腾的多激烈,最后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自己越是反抗,受到的伤害尤其名誉毁损越严重,并且如此恶性循环,在泥地里打滚,越嫌自己脏越打滚,然后自己更脏。尤其那些非常夸张、激烈的举动和言辞,让自己名声扫地、身心受创,青春年华也被不断的毁坏、耽误,当然很多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往往我的反击对我造成的名誉损害比不反击要大的多得多。在传媒尤其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加上照片、录像这些影像的普及,我的这些经历更容易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充满恶意或者无意从众的传播,各种夸张、误读的宣扬同样会在人前人后四处进行(前面提到了很多了,我在初中时候县里同期学生大多数都听过我的“大名”,我的事早就是一种谈资,后来在其他学校也往往是“名人”,如在附中,尤其通过那一些站桌子上的照片传的很多班级的学生都知道我这个“精神病患者”,然后底下各种评论,难听的,直接指骂的,或者讽刺的,而且我只是点看了个别人的qq空间和微博,其他更多的并没看到),虽然暂时还没在更广泛的区域传播,但是其实考取了一些名校,因为需要开具一些证明和讲述自己过去(没有学籍和长期复读、多次转学,自然也要提及那些“大事”等),自己做的一些事的激烈、突出乃至离奇(就像一个校领导说的“教了这么多年学,从没见过恁(指我)这样的”),此外无论考到哪终究会传回老家还有以前上过的那些学校(大学复核因为我没学籍必然要询问以前我就读过的学校),本身我在那些学校或者同期学生中就是“知名人士”,相关老师同学也会知道,比较清楚了解我情况的就有好几百人,一传十十传百,加上一些“有心人”(和我有矛盾的人,看不惯我的人)故意在夸张和扭曲的添油加醋的有意传播,搞得满世界都知道也不奇怪。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我没有去上大学和接触那么多人,通过逃避、自我封闭和与社会隔离而得到的苟安,但是也耽误了自己。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世界,自己永远都是“双拳难敌万手”。这也是自己高考迟迟没有取得完全可以取得的成绩的原因。我之所以投书南方周末,也是希望南周在合适的时候能够通过详细完整、全面客观的调查取证,理性真实的讲述我的经历,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
如今互联网、新闻媒体报道的各种校园暴力,以及我所耳闻目睹的身边的校园暴力,我个人所遭受的直接暴力是属于很轻的那种。不过受到的其他校园欺凌,例如恐吓、骚扰、歧视、排挤、人身攻击等(具体事例前面都有)却是比大多数人要严重。原因就是上段以及前面其他相关段落所说的激烈反抗等各种因素,所以这些别人的歧视孤立,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而且从某种角度看,我也有加害者的一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件事,还有做一些极端事情时候对普通旁观学生造成的恐惧等,也是我的责任。至于说歧视,我那时候也不是没有偏见,有时候也会说一些现在感觉很不对的话。所以我属于校园暴力中受害者、旁观者、加害者三种情况都存在的人。通过互联网和报刊电视等媒体看到很多人经历比我更严重的校园暴力,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校园暴力以及其他校园问题讲述出来,用一个亲历者的视角给他人、给社会提供一个了解校园生活中不美好的那一面的窗口,让社会更加重视校园欺凌问题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其他负面问题,让广大中学生都能有一个安全、宁静的校园环境,也让中学为大学和社会培育更多懂得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真诚正直、友爱宽和的人。
对于我的经历的讲述,由于时间跨度很大,有些离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七八年,所以记忆可能略有偏差,但是主要内容应该是无误的。当然还有一些我在学校在家庭等地的事情没有提到,有些是忘记了,有些是没必要提,有些在文中不方便提及,如果要当面采访,可以进行补充。对于校园暴力的基本要素、成因、后果以及解决手段,我单独写了一篇文章,随本文一同发出,可与本文讲述的一些内容结合着阅读。
作为一个一些经历很特殊,但又经历过很多中部县城和中等城市中学生普遍经历过的中学生活的人,写下本文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一个“弱者”(只是从一些方面,我并不是典型的弱者)和“边缘人”,一个和集体比较疏离的人,我有责任替处境类似的人发声,并且讲出处于这种弱势和边缘中的人的成长历程、现实处境、思想状态、心理问题。我的一些经历和思想状态(无论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部分)都能给社会一些启示吧。
从群体来说,我很能理解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和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受校园暴力侵害的被欺凌的学生,以及受其他(例如战争中的平民尤其妇女被敌方乃至本方侵害,凌辱、杀戮)强者戕害的弱势群体,理解她(他)们的痛苦、羞辱、挣扎、无助、绝望。从古至今都是强者掌握着话语权,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得以彰显,弱势群体得到很多保护,例如女权运动的发展和残疾人、儿童权益的维护,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强者主导社会的实质,弱势群体利益仍然被严重侵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农村的妇女被强奸、强迫婚姻、买卖、殉葬,中印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农村地区的妇女处境仍旧很糟,家庭暴力见怪不怪,校园暴力同样在不发达地区也不被认为是什么大事。妇女、老人自杀已经是中国农村一大痼疾(南方周末《农村自杀档案》)。
不仅这些弱势者发出的声音很微弱,即使发出了声音,往往也被很多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认为是给国家(或xx地方)抹黑,影响了国家或者当地的形象,还特意挑出发声者的“个人问题”(像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发生后很多印度上流人士指责女生不应该大晚上出门、和男性友人独处之类,还有宗教学者说“即使再凶恶的黑社会分子也不会侵犯品德高尚的女性”,言下之意就是被轮奸的女子品德有问题),让受害者二次受伤害。在各种直接间接有意无意的压制下,弱势群体无法与在经济、政治、舆论等各方面资源占绝对优势的强者分庭抗礼,加上受害后精神受到的创伤以及孤立下的求助无门导致的激烈扭曲行为(如兰越峰、唐慧,我的那个不算,我有些事自己责任比较大),导致强者更有借口指摘弱势群体“没事找事”、有“受迫害妄想症”(在多次受伤害后确实会敏感多疑,对正常的事也激烈反应,某种程度确实会出现“被迫害妄想症”,但是一开始并非如此,而且并不是每件事事情都是“妄想”出来的,相反,很多甚至多数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处于弱势,了解信息渠道不畅,导致易出现判断偏差。当然受伤害之后过于敏感导致反应过激、多疑也是一个原因),让弱势群体更加受压迫,发出声音反而受到更大的羞辱。
还有的时候,强者会把很多人都会犯的毛病用放大镜在弱势发声者身上挑出来。孤立无援的人的错误很容易被挑出来检视,而人多势众的流氓恶棍或者位高权重的恶官或者其他领导则可以利用权力、人脉等避开批评,做坏事能够比较间接和隐蔽,而且往往混入群体之中,不易被发现和公之于众。如厦门大学女教授谢灵,当她举报了校长在食堂“开小灶”并且此事公之于众后,学校就立即报复式的调查她“涉嫌论文抄袭”。其实由于周围大环境和体制,当今大学论文存在各种不规范乃至抄袭并不鲜见,只是平常没事时候很多人都这样,但是一旦你想仗义执言或者反抗强者,这些平日里算不得什么的事就被冠冕堂皇的拿出来当大棒敲打了。而且这让你有苦难言,一方面证明你有污点,自然“没资格”指责别人这这那那,另一方面你又没办法反驳(如果谢灵公开反驳“反正很多人都这样,为什么不调查其他人学术问题呢”,等于把很多同事乃至整个同行都得罪了,而且你又怎么证明呢?自己又没有能力调查。所以这一招的狠毒就是在于让你有苦说不出,有理不能辩)。
更糟的是,很多受欺凌者已经丧失了揭露、反抗欺凌的勇气,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替她(他)们伸张正义。而且由于她(他)们知识的不足和视野的局限让其不知道完全可以不认命,完全可以不受折磨的活着,弱者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活法。在逼仄的环境和服从化的教育中,这些受欺凌的弱者麻木、逆来顺受。就像在农村很多被欺侮的妇女或者受校园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连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或者听说了也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现在大城市存在的一些女权、保护未成年人、残疾人、LGBT等组织和各种相关活动,不知道在大城市户籍居民的弱势群体虽然也受压制,但是却有远比她(他)们更有尊严、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更不了解社会上其实是有很多有正义感、乐于帮助弱势群体的人。在思想上,在大脑里就没有这种讲出自己受欺凌的动机和倾诉目标。
此外,这些受欺凌者总体上相互隔离,即使有些近处的互相知道,但是由于信息所限、其他(例如强者的压迫无法组织起来)也不能拧成一股绳反抗,更无法从全省、全国角度看待自己遭受的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她(他)们只能孤独的面对欺凌,而不能联合起来。这些是更深刻、更可怕的现实。贾樟柯曾经说过:“愚昧就是不知道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但是这种愚昧并不是这些弱者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大环境尤其强势者、特权阶层的有意愚民,是一种“被愚昧”的愚昧,导致这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还有一种不需要必须以欺压与被欺压的人,人们都能相对较为平等的交往和学习、工作的生活。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不仅是这些弱者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国家、社会的悲哀,是时代的污点。作为一个有些类似的经历的人,我写这两篇文章就是想为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身体素质、人际关系、话语权等方面处于弱势的一方讲些公道话、大实话,讲一些她(他)们想说但是不方便说或者没条件和不能这么系统清晰的说的话。
某种程度我是幸运的。当我在一个学校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时,往往有可能逃避,可以换一所学校,可是其他很多被欺凌的学生因为没有家庭和老师的支持,只能忍耐,往往要忍三年甚至更久,不麻木就一直痛苦着,如果在欺凌中变得麻木,往往会精神颓废,得过且过,失去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甚至为未来对妻子或者子女的家暴埋下伏笔,也为社会增添了更多戾气和不安全感。
同样,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老人也无法躲避,例如南方周末《家暴阴影下妇女权益的保护--未能完全翻转的李彦案》中被丈夫用各种残忍手段施虐却求助无门无处躲避,最终杀死丈夫被判无期徒刑的李彦。还有更多的被欺凌者连杀死欺凌者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默默忍受,而我还有逃避的条件,可以独自住在外边的旅馆,与家庭、学校和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冲突有所隔离,也有机会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阅读和思考,考虑自己的人生和分析社会现实,并且思考出一些个人经过思考认为对的道理,想出一些对社会问题尤其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的解决办法。可是以千万乃至以亿计的那些天天遭受欺辱、处于恐惧之中的很多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受害者绝大多数却无处可逃,每天在恐惧与忧虑中被动的“等待”固定时间或不定时的施暴,这种确定要受欺凌却又无处可逃而且还要时时“等待”,比睡觉前等待楼上的“第二只靴子”要可怕百倍千倍。痛苦、麻木、逆来顺受和把不合理合理化,“认了”是受欺凌者的常态。
作为一个有条件逃避部分问题而没有被打击的完全丧失追求正义的勇气、没有随波逐流的人,我更有责任替这些痛苦而无助的人发出声音,为这些可怜的人争一点话语权,让社会知道她(他)们的境遇,进而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我作为一个自己也给他人带来过严重伤害,也有罪恶的人,也应该用剖析自己的方式给他人一个镜鉴,用文字进行忏悔,而不是隐瞒自己的错误,过着和社会上那些做坏事良心没有一点不安、从容说谎和站在自己立场(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上为自己辩护的那些败类渣滓(往往他们不是在底层而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社会上还混的风生水起)一样的生活。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今日,理想破灭,公平正义被当成虚幻,人人都在厚黑,都在玩潜规则,相对主义大行其道,道德被选择性使用。因此,更得有人坚持真理、正义,或者至少有最起码的对错之分,要有良心。
第二,希望通过写这两篇文章,能够让社会更加重视校园暴力问题,更加关注不太发达的地区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推动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做出一点努力,对此在另一文中已经有详细阐述。
第三,我的个人经历无论是从普遍性的经历还是特殊性的,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为他人和社会起到一种启示、告诫,至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负面典型。当然我经历的家庭问题(尤其家庭暴力、家庭内冲突)和校园暴力、教育问题等都能为社会提供一点点借鉴和警示。此外我个人的心理状态,无论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还是趋于病态一面的心理状况,都可以作为研究青少年心理状况的素材,对研究和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虽然我有些个人经历和心理状况并不完全具备普遍性,但是还有很多是有普遍性的。
我以前极力隐瞒本文书写的这一切,但是隐瞒下去除了让自己心理压力加大最终走向崩溃、人生毁掉之外并无意义,而且未来极可能被一一抖落出来,前面已经提到了。与其那样,还不如我通过自述将自己的经历交给媒体和学者,起到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尤其当网络或者其他途径爆出这些时,我希望新闻媒体能够通过调查了解,给我一个公正合理的评判。
我并不希望任何媒体和个人替我洗白,只求客观公正的讲述和评价。当然我并不是说立马公开这些,但是相关媒体采编人员和相关学者(例如青少年问题学者、教育学者)可以先看看(我还写了其他理论性分析校园暴力、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的文章,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到合适的时候再公开,尤其当网络上很多人传播此事时,希望正规媒体能够用客观公正、有价值的报道,既为我个人伸张正义正确的那部分(我做错的那部分当然要自负其责),又借此事件为社会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迪和有价值的思考。
如果我的几篇文章能够为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的经历包括各种作为大众谈资的东西给思考和解决例如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暴力、教育问题、校园暴力、青少年成长、抑郁症患者心理状况等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让我及我的经历、心理成为研究上述问题的一个标本,使我遭受的这些痛苦和欺凌就能有些价值,也算是为我曾经做的错事进行某种程度的赎罪,我会非常欣慰。说白了,就算身败名裂,也让自己的声名败得更有价值,对社会有些积极意义。如果我的声名的毁灭能够让人们对于上述这些社会问题有更客观的看法,哪怕只是对分析和解决上述问题多增添一份素材,我也比现在什么都不做更好些。(当然,希望在报道中不要影响到曾经帮过我的老师和同学,对那些涉及到和我有矛盾的人可以讲,其他没有影响到我甚至还帮助了我的人就尽量保护他(她)们的隐私)
第四,无论自己未来如何,总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我个人的命运现在无法由我自己决定,前途也一片暗淡。我自出生以来20多年中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尤其在学校的几年无论他人伤害我还是我伤害他人,都让自己身心受创,名誉尽毁(虽然我并没做过什么严重的犯罪行为,且均有原因、情非得已,但是因为那些激烈举动,以及正遇上互联网兴起导致的行为被记录与传播,我的这些事加一起,在许多人看来比一个许多犯罪者还恶心,更令人尴尬和鄙夷,一部分过失杀人或者强奸的人还能在监狱服刑后改过自新,重新回到社会,人们还能原谅他们当年的冲动,愿意接纳他们的改变。但是对我这样的人,人人都有戒备心理,不愿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连接触都不愿意,因为我这些事太特别,太恶心,太离奇,我太不可捉摸和不确定,相反那些罪犯倒是还能归类在正常人的范畴,而我则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长年累月生活在扭曲与痛苦之中,没有了很多人都拥有的快乐、幸福,人生近乎毁灭。我要脸就活不到现在,但是我也不想完全不要脸。
如果我能够用我的肺腑之言为解决校园暴力问题、教育体制问题起到哪怕微小的作用,我就算是为社会进步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做出了一点点有价值的贡献。我的一生不能没有成就,哪怕这个成就需要牺牲我的名声,需要我以名誉与生命为代价对他人和社会讲述自己恶的一面来实现。我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却没有贡献、不能对他人没有一点帮助、不能对社会发展没有起到一点点促进作用。即使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至少也要留下一些正义的声音,在这个充满污秽和不公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呐喊,不为强权和众意所屈,坚持并表明自己的理想。
南方周末作为中国自由派媒体的中坚,理念虽然和我的价值观并不完全重合,还有不少分歧之处(例如南周在经济议题上持中右翼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部分社会议题上也持温和倾向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我则在经济问题上持中左翼(国际通用的左右分别而非“中国式”左右派分别)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在社会议题上持较激进的社会民主左翼立场),但是它关注弱势群体、既不被强权征服,也不一味迎合民意,而是相对客观公允、理性求实的报道社会百态,因此我把自己书写的心声交给它,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弱势群体都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其他我信任的媒体也一样,我希望这些进步媒体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客观公允、理性求实的报道给我一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评价,既不夸大我的错误缺点,也不避讳我给他人造成的种种伤害)。
话语权被垄断是可怕的,当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在举国一致的舆论中走上戕害各国人民(包括德日的本国人民)的道路。古拉格不止存在于西伯利亚,它还在无形的万维网中;《一九八四》中的思想禁锢也不止存在于文学作品里,往往也在看似宽松却充满各种软性或硬性有目的性引导的当代现实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并至今提倡的文化方针,多元的舆论才能让各阶层不同群体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
对我来说,在当今充满强者逻辑、赢者通吃的环境中,更有必要为弱势群体呼喊。妇女、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尤其是农村妇女、留守儿童,这些人并没有能够充分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农民工、城市产业工人、较不发达地区教师(尤其乡村教师)、县乡和小城市个体户、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等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并没有充分和合理的分享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济成果,虽然从纵向上是比以前幸福多了,可仍然处于相对贫穷之中,享受着较差的教育、医疗、养老和其他社会服务。他(她)们在社会地位、权利分享、社会参与方面更是与其贡献不相匹配,在公民社会的发展方面和同样经济状况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都相形见绌。
而且更糟的是,这些东西还在进行代际“传承”,下一代仍旧如此。种种社会不公、各种黑幕、旧式和新型的丑恶都在,校园暴力只是社会黑暗面的冰山一角。北大冯军旗的那篇极具震撼的《中县干部》调查论文足以令人感到中国中部基层社会黑暗的现实多么让人痛心而无奈,又多么“稀松平常”和见怪不怪。作为耳闻目睹并且亲身经历过一些残酷现实的我,并不想沉默与顺从。
我的两个同省的文学家:刘震云和阎连科,都以犀利的笔锋描绘了自己的家乡,用批判主义的文字表达着对故乡深深的爱,爱之深,责之切。而《沧浪之水》的作者虽不是与我一省,但是其实小说所描写的很多东西都有中部社会的共性,其中的点点滴滴的描写都震撼人心,看小说主人公,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被社会改变,生于黄河母亲抚育的中原大地,却不能造福家乡百姓,变成一个曾经厌恶的人。我没有这些文学家生动描写现实、把现实融入文学的能力,也没有陈桂棣、冯军旗、于建嵘等人走门串户详细调查、全面分析的能力,只能根据自己所见所感写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写出自己的个人体会。我亲身经受和看到听到了很多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所以希望社会能够关注,能够改变,让弱势群体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对自己的剖析,可能还不那么详尽,还不够深刻,但是我尽可能会讲自己不好的一面,给他人和社会以有益的启迪。卢梭的《忏悔录》就以展示自身的丑恶一面来为社会提供镜鉴,我远逊于卢梭,但是也希望用类似的方式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心声。如以“才如江海命如丝”来评价我虽为过誉,我的知识水平并没有江海之阔,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阅读书籍、报刊杂志,以及通过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了解的各种东西,加上这些阅读形成的思考分析能力,我还是算小有才情吧(我可以不夸张的说,我的近现代历史、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水平要好于普通一本乃至部分重点高校的相关专业学生,我可能在知识系统性、学术性上略差,但是我在广度深度上要好于这些学生)。不过“命如丝”倒是很贴切,心有冲天壮志,命如脚下污泥。原本可以成为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甚至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类名校之星,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
但是由于前面那些原因,自己却自身难保,别人高考成功是金榜题名前途无量,而我高考考入名校后则面临几乎可称为灭顶之灾的危险,人生也可能已经走到尽头。想堂堂正正做人,却污点一大片,永远洗不净;想奋起高飞,却被过去和现在的种种痛苦拉拽,不仅不能飞起,还摇摇欲坠。而且因为很多事是已经发生的,我又不能穿越回去改变一切,连改的机会都没有,如今只能在纠结与痛苦中慢慢走向毁灭。但是我求生欲望还是很强的,我不想自杀。某种程度上我很像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的格莫罗夫,由于自身个人生活的危机和对社会大环境的种种问题悲观导致的双重压力,使自己处于极度忧虑、纠结、恐惧之中。虽然我活下去很难,虽然我有很多错误甚至罪恶,但是我还是想再努力一下,用所有勇气再向大学、向未来进行一次冲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的夙愿--成为当代的鲁迅和中国的卢梭--几乎没有可能,可是在内心总是坚守着,哪怕死了,哪怕因为其他的如上面提的事情“身败名裂”,我心中也永不放弃这样的追求。
还有一点,虽然我担忧很多事,不希望一些信息传播,但是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要挟,不会被一些人掌握的所谓“黑材料”吓倒。想当年我孤身一人力战强敌,挫败内外敌人的联合绞杀,我都没有被击垮。如今我也写出这些经历,因此更不会被这种舆论围攻和破坏而屈服,大不了与那些流氓恶棍黑恶势力组成的反动阵线拼个鱼死网破,即使死了破不了网,也让他们在杀害(包括逼死)我的过程中遭遇各种麻烦障碍,消耗其金钱、精力和名声,让他们沾上我的血污。
自从我有清晰意识起的十几年来,由于以上所述特殊的情况,我受尽了各种欺凌,看到了无数的白眼、嫌恶、鄙视,经历了各种恐吓、排挤、谩骂,丢人现眼的时刻不胜枚举,也遭遇过直接的暴力身体攻击。虽然因为我经历特别,所以我的遭遇自然会比很多一般人复杂和痛苦,但是我所经历的各种暴力与冷暴力,走过的曲折路程,很多其他人也在一些事情上与我有类似之处。我的经历是个人特殊因素的偶然性和一些发生于很多普通人的不幸必然性结合的结果。我希望通过我写的文章,让社会关注一般性的校园暴力问题、教育体制问题、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问题等攸关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并从各方面改善相关问题,让他人不再重蹈我某些经历的覆辙。
我作为一个学生,对于很多教育问题、家庭中未成年人状况等问题能够以一个亲历者、当事人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我作为一个中途进入学校教育、并且与主流教育群体有一定疏离的人,也有一个较独立的视角观察学校教育和学生集体。我前途暗淡,写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拼尽自己所能对社会提供一点点有用的东西,做出微小的贡献,也使内心有些许的安慰和救赎,也算我没白活这一遭。人之穷途,其言也善。幽暗的人生还要照亮社会最后一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会,让自己不一无是处,永远湮没于芸芸众生和历史长河,更不想卑琐苦楚的终结。
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道路可走,无非是早些“身败名裂”还是拖得晚些日益沉沦的区别。但是这个社会是有的,中国是有的,世界也是有的。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当今社会的种种黑暗终究会被摧毁,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真正充满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友爱的社会建成时,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不再受家庭暴力的折磨;身心残障、性取向特殊不受家庭内外、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上的各种歧视与排挤,性别歧视也不复存在;校园暴力能够得到充分遏制,身体较弱和交际能力较差的学生不再被打骂欺凌,不再在各种校内外威胁、恐吓中恐惧的生活;学校、班级中不再是有些人趾高气扬、横行霸道,而另一些人却要小心翼翼、看人下菜碟、明哲保身;师生关系能够真正平等和友好,老师既有威严又不高高在上,师生之间、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不再是充满隔膜和简单冷漠的应试功利关系,而是能够真诚沟通,平等交流,并且去共同建设(学生在学校事务中有真正发言权)全体教职工和全体学生共有的校园;各区域、城乡、各阶层的子女都有相近的教育条件,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被老师一视同仁的对待……虽然,可能这要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数百年才可能实现,我不能看到了,但是,后人会看到的。
当崭新的时代来临,我们回忆历史,对当今社会的观感会是什么?如同当今国人看清末愚昧落后、积贫积弱、脏污遍地的中国?如同今日英国人看当年“羊吃人”圈地运动时的野蛮与殖民扩张的血腥?如同如今美国人看19世纪开拓西部的残忍和20世纪初爵士时代的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物欲横流?希望真有“历史的终结”:在某个时期后,人类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友善博爱、平等团结,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自由自立、有理想有尊严的生活。当然,历史可能不会“终结”于某种具体的状态,但是至少要基于一个让人们有充分的自由、足够的尊严、合理的物质满足和有较高底线的公平正义、平等均富的社会状态,广大人民都能认同和遵守“共同的底线”,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追寻未来无限的各种更高境界的可能。但是,当今的社会,大多数人和这些基础性的维护基本人权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实现它们,任重而道远。我肯定看不到了,但是未来会有人看到这样的世界的。
王庆民
2016年10月14日
共和历225年霞月芜菁日
附:证人名单
这是一份我个人经历校园暴力的当事人名册,包括参与者、涉事者、知情者等。
旁观者、知情者,是指较多目睹、听说和了解关于我的校园暴力事件,以及对我个人略有了解的人。其中有些人比我更清楚我所遭受的校园暴力的全貌。因为我被孤立无法了解百分百的的全部真相,例如一些加害者背地里对我的诋毁和伤害,例如在某些网络空间散布我的照片、发表诋毁我名誉的评论(如污言秽语攻击、造谣、扭曲事实、辱骂之类)、破坏我的书籍及学习用品进行骚扰等。这些我个人很多看不到,但是他们大多数都看到过是否有发生、是谁做的,也能够以非参与者角度更客观的讲述与评价我这个人及我在某些时段的遭遇。
此外,对于我的学习成绩、精神状况、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品行、言谈举止、价值观都有所了解,也可以佐证我这些年发生过哪些变化、以及外部环境对我学习、生活、心理的影响。可以对我所讲的东西尤其个人情况说明中例如我学习成绩的真实性进行证明。
其中的一些人或许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例如害怕校园暴力加害者们打击报复等),可能并不能完全客观中立的讲述与作证,但是即便偏颇之言,也有真实的一面;即便有一些谎言,也可以去伪存真提炼出真相。如果调查和采访这么多人,然后根据这么多不同的人的言论进行汇总、分析、比较,远比听一面之词更接近真相。
其中“旁观者”包括与我关系较好的(至少表面上或在我看来)、差不多算中立的(里边肯定也有表面中立实际上支持欺凌者的,有些人很会伪装),对我比较反感的、以及对我极度厌恶的但是我没发现直接欺凌我的。
按照先重点事件,后次要事件,和时间排序:(其中班主任、校领导等均为时任)
2008年,滑县道口镇抗大初中(北校区)(八一班、七五班):
校园暴力直接参与者:李治、王若斌、付康、周畅、周某某(名字忘了)、李治外班某同学(即对我跟踪威胁的人)、闫忠寒等人。
旁观知情同学:与我关系略好的:陈玉龙、悦连哲、武才懿、段正陵、熊晓晴、申茜
中立:许珂、付莹莹、陈黎阳、谢振飞,耿可飞、唐阳阳、孙超群、张根源、崔兴可、李佳琪、曹林、梁顺阳、范广凯、李敢、周铭、陈淑婷等。与流氓恶棍学生亲近的:玉兴民、文鹏争、张子潇等人。
校长:王明训、教导主任:马永珍班主任:八一班苏连琴、七五班赫秀壮;相对了解、对我的校园暴力事件略知情的任课老师:王莉、胡奉军、吕鹏松、李X伟(名字忘了。英语老师)。此外其他一些如地理、历史、政治老师也有知情的。
2011-2012年,河南师大附中,高一11班,校园暴力直接参与者:凌霄汉及其外班同党数人,班内为其通风报信者牛琮
知情同学:与我关系略好或中立的:杜宗霖、钱琪安、张腾达、李雯、王晨潮、冯天欣、张依琳、司静怡、贵传盛、单鑫、高德培、王立博、马皓月、李琦、郑珂、原一凡、张佳琪、韩江雪等。
高二13班:网络暴力及疑似现实暴力参与者:杜邦、孙启宇等至少数十人。与我关系略好或中立者:周子皓、蔡东伶、赵雅文、郝汉、杨嗣琛、赵佳玮、唐子慧、张涵、明铭、苗亦非、郭梁等。对我非常厌恶的:裴妩珺、张嘉琪(和前面那个张佳琪不是一个人,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李梦涵及其他许多人。
班主任:高一11班关仲卿,高二13班方世苏。知情老师:与我关系略好的:何华星(英语)、王阳(地理)、某位年届退休的历史老师(也是不知道名字)。其他知情老师:刘国东(语文)、白彬(语文)、姚建新(数学)、郭亚洲(政治)、王宏英(历史)。校长:刘黎。主管副校长:闫新全。年级主任:刘新选 教导处主任:李杰明。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学校老师和领导对我的事情也有所了解。
其他学校对我的情况,包括学习成绩、精神状态、个人品行、日常言行举止、价值观等有所了解的老师和同学:
2007年,滑县道口镇第一初中,七二班。校园暴力参与者:李飞、许士强等。知情同学:陶然、许宇宙、靳亚洲、付乙航、马自庚、杨扬、齐拓、门金源、张正莹、田世闯、左健壮等。班主任:王国华 任课老师:李欢(英语)、数学武老师、历史老师(名字忘了)。校长:王德潮;教务主任:厉世扬 年级主任兼政治老师:王冠军。(这些人可以证明我2007年9月-2008年初的精神状况和学习状态,比较一下和在抗大北校的情况,就知道我抑郁症乃至各种心理疾病是从什么时候急剧严重的发生的)
2010年,滑县第六中学。冲突发生当事人、受我伤害的人:王乾坤。知情人:范芮萌、李海龙、马祯昭、胡雅梦、韩鑫等人。
2012-2013年,焦作市第十一中学,高三四班:知情学生:李娜英、史丢丢、张涵、贺莲子、王雅梦、武修平、肖梦杰、康佳森、韩佩轩等。班主任:刘连伟 任课老师:于娟(历史)、郭文娟(政治)、刘世祥(数学)、毋战胜(地理)、郭江丽(语文)。
2013-2014年,济源市第一中学,文七班:知情人:杨雅琪、薛原、乔璐、贾楠、张夏林、赵佳佳等。班主任(地理):王向明 任课老师:娄捷(语文)、徐慧(英语)、于公海(历史),政治和数学老师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她们对我在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的学习成绩非常清楚,可以为我在信中所说的当时的学习成绩、当时的成绩足以考入211、985甚至其中的全国前20位的高校的情况作证,以及后来我成绩滑落的情况)(其中赵佳佳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乔璐就读于厦门大学,杨雅琪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贾楠就读于中山大学,不过她们现在应该毕业了)
教育局知情人员:滑县教育局副局长李长军、纪检书记马效令,教育局办公室二位职员(一男一女)。安阳市基础教育科职员。
我相信大多数知情人都会实话实说,或者一部分人选择缄默。如果问到他们,应该问清他们对我说的事情(例如看到的对我的欺凌)究竟是“不知道”还是“认为没有发生,是我(王庆民)说谎、瞎编”。这二者有天壤之别,前者是知情搪塞或真的当时不知详情不能判断,对这样的人也应该谅解(虽然客观上还是让我受冤屈,但是多数人(除了有责任的,涉及刑事事件必须作证的)确实没有强制义务),后者就是站在欺凌者立场来集体构陷我了。他们怎么说我控制不了,就看他们有没有良心了。我将与我关系恶劣的、关系略好的,至少看起来中立的(这个占绝大多数)都列出来了,除此之外当然无论政府还是媒体都可以选择名单里的任何人或者我没列入名单但是你们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听说我的举报后自愿作证或发言的,都可以采访调查。当然,最好是能够了解多元的意见,无论只听相对倾向于我的,还是攻击我的,都会有失偏颇。
即便个别班级(如高二13班)几乎全体学生都选择隐瞒真相,甚至相互包庇,同学相隐,不指证用东西砸我、不指证对我实行网络暴力的人,那我被几十个人构陷,也可以无愧于心的说是集体迫害。几十个人用谎言、沉默、选择性阐述来毁灭一个人的名誉、精神、生命。这也证明我一个人和强大的集体奋勇抗争过。有种他们互相包庇一辈子,永远不承认当年的恶行,让他们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让他们的子女、妻子(或丈夫)、朋友、同事每天面对一个参与构陷与欺凌他人、参与过丑陋的集体霸凌、参与过21世纪的“零口姑娘”集体杀戮的凶手,也是他们的父母、丈夫(妻子)、朋友、同事。他们无论是撒谎还是缄默,真相还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及旁观者知。伪证者必钉于历史耻辱柱上,后人会了解清楚真相,为我平反昭雪的。(因为纸里包不住火,他们这些年互相议论各种传递,一方面给我名誉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也传给更多人知道,这些痕迹和话语他们没能力彻底销毁、灭口,哪怕口口相传都足以让真相流传而非被蒙蔽)
(这些人并不难找到,只要在网上公开这些人名单、媒体通过学校的名册和联系方式、联系他们的老师和朋友,我也可以提供一些人的社交账号,例如QQ号和微博号,且采用不打扰其生活的合适方式,都可以找到的)
(注1:我个人的遭遇有些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于普遍存在的校园暴力问题,也有诸多复杂原因(见《关于对校园暴力的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一文),当然也更不希望去诘责教育部门的人,我写的这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特定的具体的人或具体学校的谴责。讲述的这些事情大部分是2007-2012年的事情。同样也希望不应把这两篇文章当做对特定省市县的抹黑,只是针对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类似、教育模式和理念类似的较大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有关校园欺凌问题的一些讲述和分析。)我现在主要是希望相关媒体人员尤其我很尊敬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传看一下,让你们更加了解和关注校园暴力、家庭暴力问题,为你们以后调研和报道相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素材和参考)
(注2:我现在并不希望立即发表这些,《南方周末》和《南风窗》内部的采编人员可以内部先传看一下,并且存留这篇自述和另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文章,根据每个人的体会和我所写的东西综合分析,能够有些有益的收获,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发表一些章节,对其他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分析报道起到一种参考、佐证的作用(当然如果觉得没有什么价值那就可以无视,我也能理解),并且对你们研究社会问题,尤其是校园暴力、家庭暴力问题有所助益。不过如果编辑认为很必要刊发或者宣传的话,我也尊重相关采编人员的意见。当然,能让很多思想进步、价值观正派、同情弱势群体的记者、编辑、学者看到我的讲述的东西,本身就是很让我欣慰的了。
我希望这个社会还相信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积极探寻理想社会的构建的人,能够从本文中更了解解决校园暴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南方周末能更多的调查和报道校园暴力问题,为解决国内校园暴力问题提供舆论支持。我并不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报道我个人的经历、惩办我所经受的校园暴力施暴者,而是希望媒体关注那些比我的遭遇糟糕、可怕的多的更多的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境遇,解救更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却无法脱身的人。)
(注3:我并不是特别典型的“弱势群体”,是属于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是由于自己的这些经历,对处于社会弱势一方,尤其遭受过校园暴力、家庭暴力、职场欺凌这种情况的人有更多的感同身受,更多的同情与理解。我写这些并不是想说明自己多么可怜,相反我提到了很多自己对他人的伤害,自己的道德品质也并不好,例如在一些方面很自私和虚伪,在言行举止各方面都有很多缺陷,甚至有些地方比普通人还糟,自己在中学时候做的很多事很有错误,伤害了不少人,而且有些行为比较夸张、激烈、奇特,还会被人当成谈资,但是我不能因此自禁己声。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有责任利用自己的经历、经验教训以及知识为这些弱势者呼吁以稍赎罪愆。
我人生20多年中,经历了、看到了和听到了很多蛮不讲理、以多欺少、拉帮结派、倚强凌弱、强凶霸道、阴险恶毒耍阴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公开场合一套阴暗角落和没人看见的地方又做另一套、只站在对自己有利的立场说话、讲一面理、没有同情心同理心、没有社会责任感等种种恶劣品行的人,看到了很多不公平、不正确、让人生气和愤怒的事,看到了很多麻木、屈辱、无助、可怜的弱势群体,所以希望替她(他)们在一些方面发出哪怕一点声音,替这些人争点道理。虽然我孤身一人,也起不到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尽可能发出能够发出的那一点声音就比不发出要好。我希望社会能够关注、帮助那些真正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以及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例如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受欺侮、排挤甚至暴力对待的那些妇女和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尤其是像农村妇女、留守儿童、女童、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肢体伤残不能独立生活的残疾人、不伤害他人的精神障碍或性格特殊者,例如患有自闭症的人(尤其未成年人),让这些人有基本的尊严,不受欺凌,不被歧视和排挤,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严格来说我不在此列,毕竟有些事是我自作自受,也不是完全无助,老师家长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正因为我所受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属于比较轻、具体情形较特别(我能一定程度脱逃出学校和家庭环境,尤其这些年可以一定程度离开家庭在外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还有家庭在我上中学这些年对我的很大的支持,这种支持比普通正常家庭的还要多)的情况,所以才能“苟延残喘”,加上安静独处有较好的思考环境和思考、分析、写作的时间,所以才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写这些。如果长期处于很严重的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中,而且长期封闭在同一地域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好好学习,所看到听到的知识也有局限,也难以有好的写作能力,也没有条件逃避现实来在一个较安静环境中讲述、思考和分析自己的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等遭遇,经济状况的拮据或者完全被家庭掌控的情况下也无法有经济条件与社会媒体沟通。而且很多长期处在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伤害而且无法逃离又因此视野被局限等,都会导致这些受害者变得麻木、逆来顺受,或者性格扭曲暴烈,而缺乏理性思考自己不幸经历的前因后果、是否有合理合法的手段去改变。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并不只为自己(而且自己的事很多是我个人的过错,我个人的情况中有些起因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与那些极严重的校园暴力案例并不相同。只是既然我与校园暴力“结缘”,又因此走入绝境,那就干脆让自己在绝境中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吧,让名誉毁灭、肉体死亡的更有些价值吧),更为那些受到更严重的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摧残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比我经受的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更严重、更无助的人,这些人远远比我值得关注和拯救。我希望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和解决相关问题,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
(注4:随本文一同发送的还有根据自己对校园暴力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以及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以及与他人交流、看到一些报刊杂志及书籍等的相关文章、相关学者和社会名人的言论等综合分析、思考写成的《关于校园暴力的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一文。)
(注5:对于了解和研究教育问题、校园暴力问题,我写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校园暴力的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一文更有价值。毕竟本文的自述是一个“特殊”的学生,我的很多经历有特殊性,而另一文着重探讨了一般性的校园暴力问题,而且有大量理论分析,并辅以一些校园暴力的具体例子)
(注6:除了文章中讲到的我的遭遇,还有其他的。很多是记忆不清,为了避免说错,所以对我受到的其他一些辱骂、欺凌等但是记得不够准的都暂时不写入文中,这些还有很多。写入的基本都是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多数是当时有他人在场的。以上所说除个别地方因为时间较久记忆可能有一定偏差外,绝大多数都是无误的。必要的时候我愿意和所有当事人进行当面对质,我对我说的这些人和事的真实性愿意负全部责任)
“注1”-“注6”均为2017年及之前加注。
(注7:本文完全可以公之于众。谢谢)
(注8:如果我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发生意外、遇袭(如果我执意揭露校园暴力,公开挑战国内校园欺凌者、要求建立如校园暴力追溯机制在内的打击校园暴力的法案、推动更严厉的惩处校园暴力的立法、打击校园黑恶势力的建议、与多年前有冲突的人重新对质并闹下去,就很可能遭遇这些。当然,就算我什么都不做,以前那些有矛盾的人也可能找我的麻烦,传播以前那些照片上是100%免不了的了)或者因其他因素去世,这些就是遗言。我并不想自杀(经历2018年的一次巨大变故,我很想活下去)。当然,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去世,我都愿意将遗体捐献,用于器官移植、医学研究等所有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相关科研活动等有益的领域。如果数十年内我没有因为这些因素去世,那么当我正常的老去、过世之后,我仍然会捐献遗体。希望接受我的器官移植的病人能够珍爱生命,利用一个人在世间唯一的一次生命,多做好事,推动社会的进步。)
(注9:无论我发生什么事,希望都不要牵连任何曾经帮助过我而没有伤害过我的人,例如那些好的老师和学校领导。他们都是一片好心,如果因为我做了什么事而联系到这些人,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名誉和其他,那太冤枉他们了。)
(注10:全文想表达的内容非常多,很复杂,如果只简略看或者只看一部分,很容易断章取义,误解我的意思。希望读文章的人尽可能看完文章全部,每一个段落都看到)
(注11:本文最早发送往南方周末编辑部,因此文中有些话语会提及相关内容)
(注12:自2016年10月完成初稿,文章又经过多次修改,增删了部分内容,所以不同时间点的接收者看到的本文可能在部分细节上有所不同。此外,这几个月来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记忆力下降,焦虑不堪,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了)
“注7”-“注12”为2018年加注。
(注13:修改主要是在2016年10月初稿完成至2017年年中,2017年下半年至今(2019年7月),仅有过很少的改动。《证人名单》是2018年附上的。)
(注14:本文最后修改于2019年7月3日,主要是将这篇2016年完成初稿、2017年基本增补完毕的文章细分段落。在撰写本文时,我精神状况很差,所以写的时候每段都很长,阅读起来相对困难。有学者接到我写的本文后,提出了相关建议。因此我现在把各长段分成字数更少的段落。除此之外无大的内容改动)
(注15:本文虽完稿于2016年10月、修改于2017年,但主要叙述了自出生以来至2015年的人生经历,其中重点讲述了2007-2014年遭遇的校园暴力等情况,而2015-2016年经历的一些重要事情、2016-2018年的两年多时间内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维权、呼吁和抗争经历不包括在本文内。维权自述另起新文写作,现已写有22万字,但仍未完成(不过已将草稿发给数位学者、记者参考、指正)。至于何时成稿,我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我希望囊括所有我的经历和感想,以及由此延伸的对个人的剖析、对相关社会问题的分析、陋见,因此篇幅会不断扩展)
“注13”-“注15”均加注于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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