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3章第Ⅲ節：血染的紅旗

儘管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列寧直到1918年9月才成為俄羅斯家喻戶曉的名字和形象——而且僅僅因為他差點殞命。在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頭10個月裡，他很少在公眾面前露面。元旦當天，他的汽車遭到槍擊，使這位世界革命的領袖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恐懼；此後，他很少冒險走出他在斯莫爾尼或克里姆林宮戒備森嚴的住所。“甚至沒有人知道列寧的長相，”克魯普斯卡婭在談到最初的日子時寫道，“傍晚時分，他經常在斯莫爾尼附近散步，沒有人認出他，因為那時還沒有他的肖像。”【1】

8月30日，一切都改變了。列寧去了莫斯科南郊的米赫爾松工廠，向工人們發表一篇標準的長篇演講，闡述保衛革命的必要性，這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週五下午的慣例。那天早些時候，他得到消息稱，彼得格勒契卡的布爾什維克首領烏裡茨基被社會革命党的刺客列昂尼德·卡內吉澤暗殺了。列寧的家人曾懇求他取消訪問；但這一次，列寧選擇繼續前往。當他離開工廠時，一位名叫範妮·卡普蘭的女人穿過人群走近他，向他開了三槍。列寧倒在地上，而他的保鏢則追捕刺客。當他被帶回克里姆林宮時，他看起來已經奄奄一息。其中一顆子彈卡在他的脖子上，他流血不止。血液流進了他的一個肺部（這並沒有阻止他確定自己的醫生是布爾什維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的生命岌岌可危。但隨後他開始恢復，到9月25日，他被宣佈康復，可以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去莫斯科郊外的戈爾基村療養，那裡有一個莊園被徵用供他私人使用。

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把列寧的快速康復說成一個奇跡。他被譽為基督式的人物，擁有超自然的力量，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拋頭臚、灑熱血。《真理報》的編輯布哈林妙筆生花，聲稱列寧受槍擊後拒絕救助，“在被刺穿的肺還在滴血的情況下”，他立刻回去工作，以確保革命的“火車頭”永不停息。季諾維也夫在一份供大眾發行的特別小冊子中，盛讚列寧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創造了革命”：“他是千百萬人中的天選之子。他是上帝恩賜的領袖。這樣的領袖在人類生活中500年才出現一次。”在槍擊案發生後的幾周內，報紙上出現了幾十篇讚美文章。據說工人們只關心一件事：“他們的領袖”一定要康復。列寧的海報肖像開始出現在街頭。他本人第一次出現在紀錄片《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克里姆林宮漫步》中，該片那年秋天在莫斯科各地放映，以消除越來越多關於他已被殺害的謠言。這是列寧崇拜的開始——一個由布爾什維克操縱的個人崇拜，顯然違背了列寧的意願，【2】目的是將他們的領袖宣傳為“人民的沙皇”。

這種崇拜在某些方面讓人想起古代對神聖沙皇的崇拜。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做法，即對那些在位時過早被殺害的國王進行封聖。但是，對列寧的崇拜是全新的，因為它還融入了民間傳說中反對沙皇的領導人的神話，比如斯金卡·拉辛或葉梅利揚·普加喬夫，他們被賦予了神奇的、基督般的力量。這是農民基督教和異教徒神話的混合物，長期以來，這種混合物將革命與大眾意識中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共冶一爐。列寧崇拜的策劃者有意識地利用了這個主題。9月1日，列寧的一位崇拜者宣稱：“列寧不會被殺死，因為列寧是被壓迫者的崛起。只要無產階級活著，列寧就活著。”因此，列寧成為工人的基督。另一位宣傳家聲稱，正是“無產階級意志”奇跡般地發揮作用，就像一些十字架或他胸口上的一顆鈕扣那樣，使卡普蘭的子彈偏離了方向，沒有造成致命傷。有人發表詩歌，把列寧描繪成上帝派來為窮人受苦受難的殉道者：

你來到我們身邊，是為了撫慰

我們痛苦的折磨。

你來到我們身邊，成為我們的領袖，消滅

工人運動的敵人。

我們不會忘記你的苦難。

你，我們的領袖，為我們忍受痛苦。

你成為了一名烈士……

槍擊案發生後，一本為工人編寫的列寧傳記匆匆出版。這本書的標題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對史達林或毛澤東的崇拜，即《工人革命的偉大領袖》，它把列寧描繪成一個至高無上的智者，一個上帝般的超人形象，深受所有工人愛戴。一本為農民編寫的類似小冊子《農村窮人的領袖——烏裡揚諾夫·列寧》印刷了10萬份。它讀起來有點像農民們最喜歡的讀物《聖徒傳》。關於列寧這位真理和正義的鬥士的各種神話開始在農民中流傳開來。他的照片第一次出現在偏遠的村莊。這些照片經常被放置在“紅色角落“，即農民小屋內的“聖地”，傳統上擺放聖像和沙皇畫像的地方。

刺殺列寧失敗的範妮·卡普蘭是一位年輕的猶太婦女，曾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轉為社會革命黨，她告訴契卡，刺殺列寧的陰謀完全是她自己一個人幹的。她說，列寧背叛了革命，“他活得越久，只會把社會主義理想推遲幾十年”。卡普蘭被關押在盧比揚卡，與英國外交官布魯斯·洛克哈特同一間牢房，布爾什維克也以涉嫌參與該陰謀為由逮捕了他。他描述卡普蘭步入牢房的情景：

她穿著黑色衣服。她頭髮烏黑，一雙眼睛死死地盯著我，眼睛下面有一圈又大又黑的眼袋。她臉色蒼白。她的容貌具有強烈的猶太特徵，並不吸引人。她的年齡可能介於20至35歲之間。我們猜測那一定是卡普蘭。毫無疑問，布爾什維克希望她能流露一些我們認識的跡象。

但她沒有。很快，卡普蘭被轉移到克里姆林宮，在那裡，她幾乎可以肯定遭受酷刑，然後在9月3日被槍決（她的遺體被銷毀，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據不久後成為共產國際書記的安格裡卡·巴拉巴諾夫說，一想到卡普蘭是第一位被革命政府殺害的革命者，克魯普斯卡婭就痛哭流涕。人們不禁好奇，不久後，她是否會為因她丈夫受傷而被殺害的其他千千萬萬的革命者哭泣呢。

雖然卡普蘭一再否認，但她立即被指控為社會革命黨和西方列強效力。【3】這是偏執狂理論的又一個“證據”，即政權被一圈敵人所包圍；如果它要生存，就必須對他們發動持續不斷的內戰。布爾什維克報紙呼籲進行大規模報復。在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大肆吹捧之後，沒過多久，這種熱情就轉化為對敵人的刻骨仇恨。9月1日，發行量極大的《紅星報》奠定了基調：

我們將毫不留情地殺死我們的敵人。不管他們有成百上千人，還是成千上萬人，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裡。為了列寧和烏裡茨基的鮮血，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染紅大地——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契卡副頭目彼得斯譴責卡普蘭向列寧開槍是對工人階級的捍然攻擊，並號召工人運用大規模恐怖手段“粉碎反革命的九頭蛇”。內務人民委員命令蘇維埃“立即逮捕所有社會革命黨人”，並大規模地抓捕“資產階級和官員”充當“人質”：這些人將在“一致宣判”中被處決。這是紅色恐怖開始的信號。

紅色恐怖並非從天而降的。它打一開始就隱含在這個政權當中。正如去年10月份，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警告該党的那樣，恐怖統治必然會隨著列寧的暴力奪權和他對民主的拒絕而出現。為了征服一個他們無法通過其他手段控制的社會，布爾什維克被迫越來越多地借助恐怖手段來鎮壓他們的政治批評者。

列寧一直接受使用恐怖手段“保衛革命”的必要性。這是“內戰”中的一種武器。當然，在公開場合，他小心翼翼地與恐怖機構保持距離——讓其他人簽署死刑令——這有益於塑造這樣一個神話，即列寧是一個善良溫和的“沙皇”，與他親信們的邪惡行為毫無關係。但在幕後，列寧是紅色恐怖堅定不移的捍衛者。1917年10月26日，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加米涅夫提出的廢除死刑的決議。列寧因故缺席，當得知後，他勃然大怒：

胡說八道，沒有行刑隊你怎麼能搞革命？你指望通過解除自己的武裝來消滅你的敵人嗎？還有什麼其他鎮壓手段嗎？監獄？內戰期間，誰會在乎這個？

列寧把恐怖視為對“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手段。從一開始，他就鼓勵下層階級對富人和特權階層展開大規模的恐怖活動，他的口號是“掠奪掠奪者！”“我們必須激發恐怖的力量和威攝性，”他在次年6月寫道。正如我們在前文（第11章）看到的，這種大規模的恐怖給布爾什維克在窮人中奠定了一個強大的情感支持基礎，不管富人和權貴的倒臺是否會給他們自己的命運帶來任何改善，他們至少從中獲得某種滿足感。早期的契卡體系即是由這種大規模恐怖主義的地方舉措直接促成的。

自1917年11月成立以來，契卡發展突飛猛進。當它搬進位於彼得格勒的第一個總部時，契卡只有一小部分工作人員。其負責人捷爾任斯基把所有記錄都放進自己的公事包裡。但到了3月底，當政府遷往莫斯科，契卡佔據了臭名昭著的盧比揚卡大樓（原為勞埃德保險公司所在地）時，它的工作人員已經超過600人，到6月份增至1,000人，其中還不包括安全部隊。省級契卡的發展較為緩慢；但到9月，即正式下達發動紅色恐怖的命令前，幾乎所有省份和大多數地區都設置了契卡分支機搆。

契卡是一個國中之國。蘇維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打擊反革命到發放養狗許可證，幾乎都有它的身影。從一開始，它就在法律之外運作。司法委員會徒勞地試圖將其置於法院之下。半夜敲門、非法拘禁、嚴刑逼供和即決處決——這些都是契卡的手段。用它的一位創始人的話說：

契卡不是調查委員會、法院或法庭。它是內戰前線上的一個戰鬥機關……它不會審判，它只會攻擊。它不會赦免，它會消滅所有被抓到的人。

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頭幾個月，契卡並不像後來那般兇殘。一位元消息人士稱，從12月至7月期間，報紙上共列出884起處決事件。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存在——他們於1月加入契卡，甚至在3月從人民委員會辭職後仍留在契卡中——產生了約束作用。公眾的抗議也是如此，特別是來自工人的抗議，他們的罷工決議幾乎總是譴責恐怖活動。恐懼契卡的公眾生活時代還沒有到來。以莫斯科馬戲團的著名事件為例。毫無幽默感的契卡分子對小丑比姆-波姆的反蘇維埃笑話憤怒不已，在他表演的中途突然闖入，要逮捕他。起初，觀眾以為這是表演的一部分；但比姆-波姆逃跑了，契卡朝他背後開槍。人們失聲尖叫，陷入一片恐慌當中。槍擊事件的消息傳播開來，激起了公眾對契卡恐怖組織的不滿。數百人參加了小丑的葬禮，這實際上成了一場示威活動。

在恐怖統治的早期階段，逮捕往往是隨機的。這源于新生員警國家的混亂性質：幾乎任何人都可能因為敵人的告發或當地契卡頭目的一時興起而被捕。在最初的幾個月裡，形形色色的人擠滿了契卡監獄。2月份，在葉卡捷琳堡被契卡逮捕的李沃夫親王形容他的獄友“魚龍混雜”，從親王、神甫到普通農民，應有盡有。甚至連列寧的表弟維克多·阿達舍夫也在1918年1月被葉卡捷琳堡契卡逮捕並槍決。幾個月後，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才知曉此事，當時他命令一名官員向阿達舍夫轉達他的問候，被告知他已被殺害。看來他非常喜歡自己的表弟。但這份感情落花流水一場空。阿達舍夫是葉卡捷琳堡著名的立憲民主黨人，曾組織過一次公務員罷工反對列寧政府。

在紅色恐怖浪潮中，有兩起里程碑式的事件尤其引人注目：左派社會革命黨起義和皇室家族滅門慘案。

左派社會革命黨起義是革命史上最滑稽的事件之一。它充分體現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天真爛漫。值得注意的是，在關鍵時刻，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可能已經推翻了布爾什維克政權：只是，成功似乎並不在他們的計畫之列。這不是一場政變，而是——同布爾什維克自己的1917年7月起義一樣——一種自殺式的公眾抗議行為，旨在激勵“群眾”反對現政權。由始至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沒有想過要奪取政權。他們只是在“操弄”革命。

在左派社會革命黨看來，12月時將他們帶入人民委員會的理想，到了次年6月似乎已經蕩然無存。蘇維埃的自由遭獨裁政權扼殺。農民的利益被糧食專賣和貧農委員會踐踏。公民自由付之東流，與之一同消失的還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愚蠢的想法，即他們認為通過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可以限制其濫用權力。但最令他們失望的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與左派共產黨人一樣，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認為該條約使俄國淪為德意志帝國的附庸，並喪送了通過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向西方傳播社會主義的唯一希望。在簽署和約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痛斥布爾什維克是革命的叛徒，並辭去了人民委員會的職務，儘管他們仍然留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還留在契卡中。4月下旬，為修復柏林與莫斯科的外交關係，【4】德國大使米爾巴赫伯爵抵達俄國，成為了意圖破壞和平協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恐怖主義威脅的目標。

他們喧鬧的反對運動在7月4日於莫斯科大劇院開幕的蘇維埃第五屆代表大會上達到了頂峰。鑒於這年春天蘇維埃中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銳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擁有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儘管人數沒有他們預期的那麼多，人們懷疑布爾什維克在大會上動了手腳，安插自己的支持者。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聲稱，他們代表著支持“蘇維埃革命”但感到被布爾什維克背叛的“群眾”。該党的兩位主要領導人卡姆科夫和斯皮裡多諾娃曆聲譴責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首當其衝的就是“可恥的和平”，他們說這種和平將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出賣給了德國帝國主義。他們沖皇家大廳高舉拳頭，發誓要恢復革命戰爭，米爾巴赫伯爵象徵性地出席了本次會議。

兩天后，他被暗殺了。這種恐怖行為計畫通過挑釁德國攻擊俄羅斯來破壞和平。它也旨在引發一場反對現政權的民眾起義，就像19世紀恐怖分子的炸彈一樣。刺殺米爾巴赫的決定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4日晚間做出的，當時蘇維埃大會結束後，他們顯然無法贏得改變政府親德立場和反農民政策所需的多數席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不信任動議——旨在贏得左派共產黨人的支援——被否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了會議。斯皮裡多諾娃——儘管她看起來溫文爾雅，但從不缺乏恐怖主義的勇氣——策劃了謀殺米爾巴赫。她招募雅科夫·布朗姆金及其攝影師尼古拉·安德列耶夫來完成這一血腥的行動。布朗姆金剛好是一位負責反間諜活動的左派契卡特工。6日下午，他們安排與大使會面，藉口是討論羅伯特·米爾巴赫伯爵的案件，據信此人是他的一位親戚，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雙方簡短交談過後，契卡特工掏出左輪手槍開火。他們的子彈沒有打中，米爾巴赫拔退就跑。但布朗姆金在他身後扔出一枚炸彈，造成了致命的傷害。兩人隨即跳窗而逃，布朗姆金腿上中了一槍，然後乘坐一輛等候已久的汽車躲入契卡戰鬥支隊的波克羅夫斯基兵營，該營房由契卡中另一位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党人德米特裡·波波夫指揮，成為起義的總部。列寧立即被傳喚到德國大使館為這起謀殺案道歉。在外交史上，從來沒有一位俄羅斯國家元首受到過如此的羞辱。

當天下午，捷爾任斯基來到波克羅夫斯基兵營，要求交出布朗姆金和安德列耶夫兩名兇犯。但契卡戰鬥支隊反而逮捕了他，並宣佈效忠起義。叛亂分子隨後佔領了位於盧比揚卡的契卡總部，抓住了捷爾任斯基的臨時繼任者拉齊斯。這不是一次街頭起義，而是契卡內部的宮廷政變：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布爾什維克不可思議的疏忽。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被允許填補契卡委員會20個席位中的7個。捷爾任斯基任命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亞曆山德羅維奇為自己的副手，並允許他把戰鬥支隊建設成完全屬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單位。根據斯皮裡多諾娃的說法，亞曆山德羅維奇對謀殺米爾巴赫的陰謀一無所知，他只是在6號晚上才加入左派社會革命黨起義，接管了叛軍的指揮權。

此時此刻，幾乎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奪取政權。他們在首都擁有2,000名裝備精良的部隊，而忠於政府的士兵只有700人。拉脫維亞步槍兵是唯一一支布爾什維克在首都可以依靠的精銳部隊，其大部分人一直在首都郊外的霍丁卡操場——1896年末代沙皇加冕時的災難現場——慶祝聖約翰節。由於大霧彌漫、傾盆暴雨和雷電交加，拉脫維亞人無法返回莫斯科。列寧陷入了極度恐慌當中：他沒有軍隊來保衛自己的政權，就像十月革命時的克倫斯基一樣。負責政府防務的拉脫維亞指揮官瓦采季斯回憶說，午夜後，他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宮，那裡的“氣氛就像戰場上的前線”。列寧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同志，我們能堅持到明天早上嗎？”

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表現出要發揮其軍事優勢的意願。與其說他們對奪取政權感興趣，不如說他們對呼籲民眾起義迫使布爾什維克改變政策感興趣。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這次起義的結果毫無概念：他們樂於把這個問題留給“群眾的革命創造力”。他們是“革命的詩人”，和所有詩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是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關係的各個階段，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被後者玩弄於股掌間；即使是現在，當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時，他們也很快落入下風。左派社會革命党領導人沒有向克里姆林宮進軍，而是去了莫斯科大劇院，那裡正在舉行蘇維埃代表大會。斯皮裡多諾娃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演講，以其特有的歇斯底里方式批判布爾什維克政權。然而，在她唾沫橫飛、侃侃而談的時候，負責大會安全的警衛包圍了大樓，封鎖了全部出口。布爾什維克的代表被允許離開，但所有其他人遭到逮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自投羅網，束手就擒。

當晚晚些時候，布爾什維克重新奪回了盧比揚卡。然後，淩晨時分，瓦采季斯的部隊攻克了波克羅夫斯基兵營的戰鬥支隊。瓦采季斯得到了布爾什維克獎勵的1萬盧布和東線的指揮權，以表謝忱：9月份，他被任命為整個紅軍的指揮官。然而，與其說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被他打敗的，還不如說是被他們自己打敗的。正如他們自己的黨員同志斯坦伯格所言，他們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的領導人不夠勇敢，而是因為他們的目的根本不是推翻政府”。

幾百名反叛分子被逮捕。亞曆山德羅維奇和戰鬥支隊的其他12名領導人在7日被立即處決。其他大多數左派社會革命党領導人被監禁，並在11月受審，鑒於當時的氣候，他們得到了極其寬大的判決（一些布爾什維克根本不想懲罰他們），事實上後來被赦免了。斯皮裡多諾娃被判處一年監禁，隨後獲得特赦，但在1919年2月再次被捕，被宣佈為瘋子，關押在克里姆林宮的軍營裡。但她很快就贏得了看守的同情，成功越獄。布朗姆金也設法逃脫，後來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作為一個政黨，左派社會革命黨在7月起義失敗後就完犢子了。它的活動家不得不離開蘇維埃，轉入地下。數百人被監禁或處決。其他一些反對七月起義的人則脫離組織，成立了一個名為“革命共產黨”的新政黨。隨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被清洗，一波新的恐怖浪潮又開始了，因為只有左派社會革命党人曾對契卡無法無天的行為起到抑制作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考慮到他們參與了契卡，左派社會革命党人成為契卡第一批的受害者。

1917年3月退位後，尼古拉·羅曼諾夫（他現在的名字）及其家人和隨從一起被軟禁（或者說罷黜）在皇村。除了行動受到限制外，他們幾乎沒有遇到什麼煩惱：由於擔心引起公憤，他們所有人高昂的飲食費用均未向外界公佈。他們在這幾個月的生活與愛德華七世時代的家庭聚會沒啥區別——唯一不同的是，“客人”被限制在特定房間裡，而且不能像平常一樣打獵，想鍛煉的話，只能在警衛的監督下到花園裡散一小會兒步。

尼古拉並沒有流露出真正失去權力的跡象。從他的日記來看，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擺脫了一直不勝其煩的辦公室負擔，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朝思暮想的資產階級私人生活方式。克倫斯基曾多次前往皇村（皇后堅持稱他為克德林斯基）探望前沙皇，他後來寫道：“所有在他被囚禁期間拜訪他的人都一致表示，尼古拉二世似乎總體上心情很好，好像很享受他的新生活方式。仿佛一個沉重的負擔從他的肩頭卸落，他大大松了一口氣。”在這段寧靜的日子裡，尼古拉與家人一起玩多米諾骨牌遊戲，朗讀《基督山伯爵》，園藝，划船，打網球和做禱告。他以前從來沒有睡得這麼香。

8月中旬，皇室成員被疏散到西伯利亞的托博爾斯克市，他們被囚禁的第一個階段結束了。克倫斯基很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憤怒的人群可能會闖入皇宮，對前沙皇進行野蠻的報復，這種危險一直存在：早在3月，一群來自彼得格勒的士兵就曾試圖這樣做。七月革命之後，這種危險似乎有增無減。最初的計畫是將沙皇及其家人送往英國，尼古拉的表兄喬治五世於3月邀請了他。但彼得格勒蘇維埃堅決反對這一想法，堅持認為前沙皇應該被囚禁在彼得保羅要塞。此外，喬治五世因擔心得罪工黨而撤回了邀請，儘管此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羞愧的溫莎所掩蓋。【5】因此，政府決定把他們送到托博爾斯克，一個遠離革命影響的偏僻省份，在那裡，他們在前省長的府邸裡過上了相對舒適的生活。除了套房裡眾多的女士和先生外，陪同皇室成員的還有兩名男侍、六名女僕、十名僕役、三名廚師、四名助理廚師、一名管家、一名侍酒師、一名護士、一名職員、一名理髮師和兩隻查理士王小獵犬。

在1918年最初的幾個月裡，前皇室成員的待遇急轉直下。他們注意到，警衛們越來越粗魯無禮，對他們的行動百般刁難，黃油和咖啡等奢侈品也無影無蹤，而在此之前，他們還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這些變化與附近工業城市葉卡捷琳堡的局勢有關。2月份，在那裡舉行的烏拉爾地區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布爾什維克常委會，由老牌布爾什維克、斯維爾德洛夫的朋友菲力浦·戈洛謝金領導。葉卡捷琳堡的布爾什維克以激進著稱。他們對沙皇迄今為止被關押的相對舒適的環境充滿敵意，決心將其轉交給他們自己控制——有些人是為了監禁他，有些人是為了處決他。

戈洛謝金懇求斯維爾德洛夫把沙皇交給他，聲稱在托博爾斯克危險性更大，他可能會逃跑。當時有各種君主主義陰謀的傳言——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想像的，有些是捏造的——旨在解救皇室。斯維爾德洛夫沒有拒絕——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不是那種胡鬧之人——但實際上，中央委員會下令制定了一個秘密計畫，要把沙皇帶回莫斯科，托洛茨基正計畫以路易十六的方式對他進行一場偉大的審判，由自己擔任首席檢察官。托洛茨基提議：

一次公開的審判，將展示整個統治時期的情況（農民政策、勞工、民族、文化、兩次戰爭等）。訴訟過程將通過廣播向全國公開；在鄉村，每天都會有人宣讀關於庭審的報導，並發表評論。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4月初，斯維爾德洛夫命令政委瓦西裡·雅科夫列夫將尼古拉和他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話）活著帶回莫斯科。【6】雅科夫列夫被告知要途經葉卡捷琳堡，以免引起當地布爾什維克的懷疑，如果他們發現了其真正任務，就會綁架並處決前沙皇。事實上，烏拉爾地區的蘇維埃在4月份通過了一項決議；葉卡捷琳堡的一名政委紮斯拉夫斯基準備伏擊綁架沙皇。“我們不應該在羅曼諾夫一家身上浪費時間，”紮斯拉夫斯基在抵達托博爾斯克時對雅科夫列夫說，“我們應該幹掉他們。”

從托博爾斯克到葉卡捷琳堡一路上充滿了艱險。春天剛剛開始解凍，道路被淹沒；兒子阿列克謝的血友病最近又復發了，他病得很重，無法移動。莫斯科方面告訴雅科夫列夫，讓他把家裡的其他人留下，單獨帶著這位前沙皇出發。但亞歷山卓不願意與尼古拉分開，【7】最終，他們兩人一起出發——除去四個孩子（他們稍後會跟上）——乘坐敞篷馬車前往170英里外最近的鐵路樞紐秋明。途中他們經過拉斯普京的故鄉波克羅夫斯科。亞歷山卓在她的日記中寫道：“在我們朋友的房子前佇立良久，看到他的家人和朋友從窗戶打量我們。”

他們在秋明登上火車後，雅科夫列夫就對當地的布爾什維克產生了懷疑。他聽說一支騎兵分隊計畫在前往葉卡捷琳堡的途中襲擊火車，綁架皇室成員——他在給莫斯科的密碼電報中稱他們為“貨物”。所以他繞道從鄂木斯克往東走。這加強了葉卡捷琳堡布爾什維克的懷疑，認為他正策劃營救沙皇，也許會把他帶到日本。一場電報大戰隨即展開，雅科夫列夫和戈洛謝金都敦促在莫斯科的斯維爾德洛夫將前沙皇的獨自控制權交給他們。斯維爾德洛夫這次向戈洛謝金讓步了，命令雅科夫列夫掉轉頭，繼續前往葉卡捷琳堡。看來，戈洛謝金關於皇室夫婦不會受到傷害的保證足以說服斯維爾德洛夫，讓這位權勢熏天的黨內領導人最終就範。“已與烏拉爾人達成協議，”斯維爾德洛夫給雅科夫列夫發電報說，“他們將採取措施並提供保障。”雅科夫列夫同意了，但預言性地警告說，如果這位前沙皇被帶到葉卡捷琳堡，他可能永遠也不會活著離開。斯維爾德洛夫沒有回答。

沙皇夫婦于4月30日抵達葉卡捷琳堡（其餘家庭成員于5月23日抵達）。他們在車站遇到了一群憤怒的暴徒，並被關押在一座白色的大房子裡。這是前一天從退休商人尼古拉·伊帕季耶夫手中徵用的。布爾什維克稱之為“定制之家”——羅曼諾夫夫婦將在那裡死去。這所房子裡的制度既嚴苛又屈辱。在它周圍建起了一道大柵欄，以防止與外界聯繫。後來，窗戶被塗上了油漆。警衛們很不友好。他們陪同皇后和她的女兒們去洗手間；在牆上塗抹污言穢語；並對囚犯存放在花園棚子裡的財物下手。除了吃飯，囚犯們都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間裡。為了打發時間，尼古拉生平第一次閱讀《戰爭與和平》。

就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決定處決所有被俘的羅曼諾夫家族。直到最後解體，蘇維埃政權一直堅稱，這起謀殺是由葉卡捷琳堡的布爾什維克獨自發起的。但後來從檔案中找到的證據確鑿無誤地證明，該命令來自莫斯科的党領導層。事實上，西方人從托洛茨基1935年的日記中知道了這一點，他在日記中回憶謀殺發生後不久與斯維爾德洛夫的一次對話：

和斯維爾德洛夫談話時，我隨口問了句：“喔，是的，沙皇在哪裡？”他回答：“全都解決了，沙皇槍決了。”“他的家人呢？”“他的家人一起搞定了。”“全部嗎？”我問，露出明顯訝異的樣子。“全部！”史維洛夫答道：“有什麼不對嗎？”他在等待我的反應。我問：“誰下的命令？”“我們在此一起決定的，伊裡奇[即列寧]認為我們不要讓白軍有依靠的目標，特別是在目前這種艱難的處境之下……。”我不再追問，覺得事情已經告一段落。

新的檔案證據只是填補了細節。6月底，戈洛謝金抵達莫斯科參加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他認為應該殺死羅曼諾夫一家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他與列寧進行協商，原則上接受了這個想法，但沒有確定具體日期。7月16日，戈洛謝金返回葉卡捷琳堡後，通過季諾維也夫給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發了一封加密電報，通知他們“由於軍事情況緊急”，必須立即執行死刑。捷克軍團已經包圍了這座城市，由於只有幾百名赤衛隊可用，當地布爾什維克認為安全撤離皇室的機會很小。當日晚些時候，莫斯科通過彼爾姆確認，處決將立即進行。這一確認很可能直接來自列寧本人。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會改變主意，推翻了他們早先在莫斯科審判尼古拉的決定，繼續執行死刑呢？與許多歷史學家所說的相反，軍事上的考慮當然確有其事。7月25日，也就是謀殺發生8天后，捷克人佔領了葉卡捷琳堡；但他們本可以很輕鬆地提前幾天做到這一點，因為城市已經被包圍了，而且他們的兵力比紅軍多得多。但是，無論是他們，還是任何一個白軍，都不會願意讓尼古拉這樣一個可悲的、不光彩的人物成為他們“活的旗幟”。對他們來說，一個殉道的沙皇比一個政治上已經死去的活人更有價值。鄧尼金和高爾察克都很聰明，意識到1917年後復辟君主制是不可能的，儘管他們的顧問中都有君主主義者。也許布爾什維克並不瞭解這一點。也許他們是自己宣傳的受害者，以為白軍人人都是君主主義者。

但即便如此，毫無疑問，這起謀殺也還涉及其他原因。在這個階段，党的領導人對審判是否明智有了新的想法。這並不是說真的有希望證明前沙皇是無辜的。托洛茨基是政治審判的大師，正如他自己1906年在法庭上所表現的那樣，他無疑會用精彩的邏輯證明，作為一個聲稱有權親自統治的獨裁者，尼古拉本人應該為其政權的罪行負責。前沙皇也不可能享有能幹的律師為其辯護的權利：俄羅斯的馬勒舍伯和德塞茲——路易十六受審時的律師——在當時不是已經入獄就是正在流亡。更為根本的問題——即聖-賈斯特（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袖之一，雅各賓派專政時期任公安委員會委員——譯注）法庭提出的反對審判路易的問題——是把被廢黜的君主送上被告席，根本就是預先假定他可能是無辜的。而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道德合法性本身就會受到質疑。審判尼古拉斯也等於審判布爾什維克。認識這一點是理解他們從法律領域進入恐怖領域的關鍵。歸根結底，這不是一個證明前沙皇有罪的問題——畢竟，正如聖-賈斯特所言，“人不可能無辜統治”——而是一個消除他作為合法性競爭來源的問題。尼古拉必須死，這樣蘇維埃才能繼續存在。

7月4日，當地契卡接管了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看守羅曼諾夫家族的任務。指揮行刑隊的地方契卡頭目雅科夫·尤羅夫斯基是列寧最信任的副手之一——無情、忠實、聰明、冷酷。他的兄弟說他“喜歡壓迫人民”。殺害沙皇的兇手也是一名猶太人——這個事實將在未來讓猶太人付出代價。在謀殺案發生當晚，7月16日至17日，大約淩晨1點30分，尤羅夫斯基叫醒了沙皇的醫生，命令他喚醒其他囚犯。淩晨2點，他們11個人全部被帶下樓梯，來到地下室。尼古拉抱著兒子，後面跟著皇后和她的女兒們，還有沙皇的醫生和其他隨從。阿納斯塔西婭抱著查理士王小獵犬喬伊。在他們的要求下，為皇后和阿列克謝搬來了兩把椅子，阿列克謝剛剛從出血中恢復過來。他們似乎都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他們被告知鎮上發生了槍擊事件，待在地下室較為安全。幾分鐘後，尤羅夫斯基帶著行刑隊進入房間——六名匈牙利人（通常被稱為“拉脫維亞人”），還有五名俄羅斯人。每個人都被指派射殺一位特定的受害者，但當他們進入房間時，發現他們無法面對正確的人，而且房間太小，兇手和受害者幾乎臉對臉站在一起，根本沒有調整的空間：正是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隨後的混亂。尤羅夫斯基宣讀了槍斃羅曼諾夫全家的命令。尼古拉要求他重複一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什麼？”。然後開始射擊。尤羅夫斯基用柯爾特手槍向尼古拉近距離開了一槍。皇后也當場死亡。一時間，屋內子彈橫飛，硝煙彌漫。幾分鐘後，槍聲停止，阿列克謝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尤羅夫斯基朝他的頭部連開兩槍，結束了他的生命。阿納斯塔西婭也還有生命跡象，她被刺刀刺了好幾下。

根據所有已經公開的證據，羅曼諾夫一家中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在這場劫難中倖存。【8】謀殺發生後，屍體被裝在卡車上運走，丟棄在附近一排礦井中。結果發現這些礦井太淺，無法隱藏屍體，第二天就被移走了。但在前往更深的礦井的途中，卡車陷入了泥潭，於是決定將屍體埋在地下。在他們的臉上澆上硫酸，以便在被發現時掩蓋屍體的身份。事實證明這完全沒有必要，根本用不著。直到蘇維埃政權垮臺後，這些墳墓才被發現。1992年帶回英國的這些屍骨的DNA分析結果足以確定，它們毫無疑問地屬於羅曼諾夫一家。

第二天，在人民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列寧得知了處決的事。當斯維爾德洛夫帶著這個消息進來時，人民委員們正在詳細討論一項關於衛生保護法令的草案。沙皇去世的簡訊引起了全場集體沉默。然後列寧說：“我們現在開始逐條審閱法令草案。”

7月19日，《消息報》發佈了官方公告。它只提到前沙皇的死亡，聲稱“尼古拉·羅曼諾夫的妻子和兒子已經被送往一個安全的地方”。布爾什維克似乎不敢承認他們殺害了那些孩子和僕人——畢竟他們都是無辜的——以免失去公眾的同情。但事實上，公眾的反應非常平和。洛克哈特指出：“莫斯科民眾以驚人冷漠的態度接受了這個消息。”關於其他家庭成員被殺的傳聞幾乎沒有激起任何波瀾。只有君主主義者被感動了。布魯西洛夫，一個內心深處的君主主義者，一個有頭腦的共和主義者，拒絕相信傳聞是真的，每天晚上都為“失蹤的羅曼諾夫一家”祈禱。這個謊言一直持續到1926年，直到索科洛夫根據高爾察克成立的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在巴黎出版了《謀殺皇室》一書，才使這一說法不攻自破。但與此同時，誕生了另一個傳說，即也許並非所有羅曼諾夫家族的人都死了。這個傳說至今仍然存在，儘管有大量的證據反對它。所有這些只表明，虛構比歷史能俘獲人心，更有利可圖。

為什麼謀殺羅曼諾夫一家在革命史上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說，他們只是區區幾個人，而革命則關乎數百萬人的生命。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論點，他們傾向於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主要事件的一個小插曲。例如，E·H·卡爾在他的三卷本《革命史》一書中只用了一句話來描述它。但這是為了忽略謀殺更深層的意義。這是恐怖主義的宣言。這是一個聲明，即從現在起，個人在內戰中將一文不值。托洛茨基曾經說過：“我們必須徹底結束天主教徒和貴格會教徒關於人類生命神聖性的胡言亂語。”契卡就是這麼做的。謀殺發生後不久，捷爾任斯基告訴媒體：

契卡是革命的捍衛者，就像紅軍一樣；好比在內戰中，紅軍不能停下來詢問是否會傷害某些人，而只能考慮一件事，那就是革命對資產階級的勝利，所以契卡必須保衛革命，征服敵人，即使它的利劍偶爾會落在無辜者的頭上。

布爾什維克在處決了前沙皇後，又謀殺了羅曼諾夫家族的其他人。【9】第二天晚上，舊王朝的六名成員在烏拉爾北部的阿拉帕耶夫斯克遇害。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死亡現在只是紅色恐怖的一小部分。

恐怖主義最可怕之處是它的隨意性。午夜的敲門聲幾乎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布爾什維克為恐怖主義辯護，說它是一場反對反革命的內戰。但他們從來沒有明確說明那些“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誰。事實上，恐怖主義是由政權本身的受害妄想狂所驅動的，即他們認為自己被一群暗中勾結、陰謀顛覆的敵人所包圍——從這個觀點看，卡普蘭刺殺列寧也屬於社會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反對派、白衛軍的反攻、協約國的干預、薩文科夫在雅羅斯拉夫爾的叛亂、【10】農民起義和工人罷工的一部分——幾乎人人都可以成為“反革命分子”。在這個意義上，恐怖主義是政權對整個社會發動的一場戰爭——一種恐嚇社會使之屈服的手段。“恐怖”，恩格斯寫道，“是恐懼的人所犯下的不必要的殘忍行為。”

參觀一下契卡監獄會發現形形色色的人。一位曾在莫斯科布特爾卡監獄的囚犯回憶說，他遇到過政治家、前法官、商人、店主、官員、妓女、兒童、【11】神甫、教授、學生、詩人、持不同政見的工人和農民——總之包括社會的各個階層。彼得格勒女詩人吉皮烏斯寫道，由於紅色恐怖，“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沒有人被抓走、帶走或失蹤”，對於她所處的圈子來說，概莫例外。

許多契卡的受害者是“資產階級人質”，他們在沒有起訴的情況下被抓捕，隨時準備因一些所謂的反革命行為而遭到即決處決。當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就不是“資產階級”。抓捕行動過於粗暴，有時只不過是在被契卡警衛封鎖的一段街道上隨意逮捕人而已。人們僅僅因為靠近“資產階級煽動”（例如槍擊或犯罪）的現場，或者作為“資產階級”嫌疑人的親屬和熟人而被捕。一位老人被逮捕，因為在一次大搜捕中，契卡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張穿著法院制服的男子的照片：那是19世紀70年代拍攝的一位已故親戚的照片。許多人被逮捕是因為有人（一個就夠了）指控他們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這樣的指控往往源於瑣碎的爭吵和私人積怨。例如，軍事教官亞科夫·霍爾森於11月被捕，當時他正在排隊等候觀看莫斯科歌劇，有兩個人跳到他前面。他們大喊“無禮！”並向門衛抱怨說，霍爾森和另外兩個人插隊了。契卡被叫來，逮捕了霍爾森。同月，一名小官員尼古拉·科查金，因與一位同事發生爭執而被捕，這個朋友用偽造的優惠券償還他的借款。科查金去找契卡申訴，結果第二天就被逮捕，因為他的債務人舉報他交易偽造優惠券。

在外省，任意逮捕俯拾皆是，當地契卡頭目基本上都是他們的“自己人”，推行他們自己的恐怖內戰。但列寧所宣導的原則——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走一個敵人——確保了大規模和無理由的逮捕成為該制度一個司空見慣的正常現象。佩謝霍諾夫是克倫斯基政府的食品部長，曾被關押在盧比揚卡監獄。他回憶起與一名囚犯的談話，後者來自弗拉基米爾，是一名工會成員，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捕。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來到莫斯科，住進一家旅館。“你叫什麼名字？”另一名囚犯問。“斯米爾諾夫”，他回答，這是最常見的俄羅斯名字之一。

“那麼，這個名字就是你被捕的原因，”一個男人向我們走來說。“自我介紹一下。我也叫斯米爾諾夫，我來自卡盧加。在塔甘卡監獄有七個斯米爾諾夫，據說布特爾卡監獄還有更多……在塔甘卡，他們不知怎麼搞的，發現了一個叫斯米爾諾夫的來自喀山的布爾什維克，帶著一大筆公款失蹤了。已通知莫斯科，並向民兵發出命令，逮捕所有抵達莫斯科的斯米爾諾夫，並將他們送交契卡。他們正試圖抓住喀山的斯米爾諾夫。”

“但我從未去過喀山，”弗拉基米爾的斯米爾諾夫抗議道。“我也沒有，”來自卡盧加的人回答說。“我甚至不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打算加入布爾什維克。但我還是進來了。”

閱讀受害者家屬寫給捷爾任斯基的信，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每次逮捕背後的人間悲劇。11月5日，埃琳娜·莫什金娜寫道：她的丈夫沃洛佳，27歲，是莫斯科蘇維埃的一名工程師，被作為“資產階級人質”關押在布特爾卡監獄，因為據說他屬於業主聯合會的成員。沃洛佳代表他的母親加入了該聯合會；但自從她的房子在1911年被賣掉後，他就辭職了。埃琳娜懇求能替丈夫坐牢，因為他們有兩個年幼的孩子要撫養，全靠沃洛佳的工資維持生計。他們無法支付當地契卡頭目要求的5,000盧布贖金，此人承認他們沒有對她丈夫不利的證據，他只是“富人的人質”。埃琳娜的信石沉大海：它被用紅鉛筆標記為“存檔”。

11月18日，柳博夫·庫羅帕金娜寫信給捷爾任斯基。她的丈夫帕維爾被“作為資產階級人質”關押在普斯科夫。儘管他的沙皇軍銜是下士，而且年事已高（68歲），他所在團的士兵仍兩次選舉他為軍官，一次在二月，一次在十月。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他曾率團在普爾科沃高地阻擊克倫斯基的部隊。為此，士兵們允許他保留自己的積蓄——5萬盧布，後來他把這些錢捐給了紅村的蘇維埃。1918年4月，帕維爾患上瘧疾，夫婦倆退休後到普斯科夫附近的一個村莊，在那裡耕種一小塊地。他在第一次收割之前就被捕了，他的妻子現在只能獨自養活七個小孩和她年邁的父親。她有兩個成年的兒子在紅軍服役，還有一個作為戰俘在匈牙利失蹤了。“我自己的健康狀況一直很差，我不能從事體力活，而且一直擔心丈夫的安全，這讓我心力交瘁。我不能走60英里的路去克霍爾姆監獄探望他。”她的信也被標記為“歸檔”。

另一位給捷爾任斯基寫信的是娜傑日達·布魯西洛娃。8月13日午夜過後不久，布魯西洛夫被捕了，關押在盧比揚卡監獄。他的公寓肯定已經受到監視，因為那天晚上早些時候，科穆奇的兩名特工找到他，向他提供一大筆錢，讓他跟他們一起去薩馬拉，幫助領導剛剛起步的人民軍。布魯西洛夫拒絕了；但這並不妨礙他被逮捕（也不妨礙科穆奇特工被槍斃）。在搜查過程中，契卡沒收了布魯西洛夫所有的勳章：過去已經破碎，再失去這些最後的殘片對他來說肯定是一種折磨。布魯西洛夫從未被起訴。娜傑日達被告知，他甚至沒有被逮捕，而只是被“俘虜”，以防止他落入政權的反對者手中。“他的名字太受歡迎了，”一位契卡告訴她。捷爾任斯基親自向布魯西洛夫解釋說，他之所以被拘留，是因為他們有“證據”表明洛克哈特計畫在莫斯科發動政變，並宣佈將軍為“獨裁者”。布魯西洛夫回答說他從未見過這位英國特工，捷爾任斯基坦率地承認：“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冒這個險，人們會團結在你的名字後面。”【12】當布魯西洛夫問他能做些什麼來加快他的釋放時，這位契卡領導人再次坦率地說：“寫下你關於前軍隊的回憶錄，並且辱駡舊政權。”這位老將軍終於在10月獲釋，並被軟禁在家中。即使是這位偉大的愛國者也懇求逮捕他的人讓他和家人從俄羅斯移民到“某個中立國”定居，這足以說明他在沒有任何藥物治療他受傷的腿的情況下經歷了怎樣一種痛苦。

契卡監獄的條件通常比沙皇時期的任何監獄都要糟糕得多。例如，1918年10月，政府對莫斯科塔甘卡監獄進行了檢查，發現牢房過度擁擠，沒有水源，口糧和供暖嚴重不足，院子裡積滿了污水。1,500名囚犯中有近一半患有慢性病，其中10%患有斑疹傷寒。在牢房裡發現了屍體。彼得保羅要塞，這個沙皇監獄國家的偉大象徵，現在是一個更加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1896年身陷囹圄的孟什維克丹，在1921年春發現自己再次鋃鐺入獄。以前是一個人一間牢房，現在是兩個或三個人；而且第一次有婦女被監禁在那裡。丹與其他數百名囚犯一起被關押在地下室，那裡以前是食品儲藏室。四個人共用一間小牢房。牆壁上“水滴成河”，沒有燈光，囚犯們每天只能吃一頓飯，從來不允許外出運動。與此相比，舊監獄制度下的要塞簡直就像一個度假營。1917年之前，大多數囚犯可允許從親屬那裡獲得食物、香煙、衣服、書籍和信件。

契卡許多最惡名昭著的技術都借鑒自沙皇員警。使用臥底、密探以及行刑逼供來獲取口供和告發的方法，就是直接從奧克瑞納的教科書上學來的。【13】這並不令人驚訝——不僅僅是因為，用福樓拜的話說，“每個革命者身上都隱藏著一個員警”。布爾什維克在沙皇的監獄裡坐了很多年牢。自然地，他們已經從內部學到了這套系統。現在他們變本加厲地使用它。捷爾任斯基在成為契卡頭子之前，有一半的成年時間是在沙皇的監獄和勞改營裡度過的。如果他打算把自己當年所遭受的殘酷行為同樣施加在他的受害者身上，就不足為奇了。仇恨和對人類苦難的漠視在不同程度上深深根植于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心中——這無疑是他們牢獄生涯留下的部分遺產。

契卡酷刑手段之巧妙，唯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才能與之媲美。每個地方的契卡都有自己的專長。在哈爾科夫，他們採用“手套戲法”——將受害者的雙手放在沸水中灼燒，直到皮膚起泡可以被剝離：這使受害者的雙手血肉模糊，而施刑者仿佛帶著“人肉手套”。察裡津契卡將受害者的骨頭鋸成兩半。在沃羅涅日，他們把赤身裸體的受害者放進釘滿釘子的桶裡滾動。在阿爾馬維爾，他們用一根帶鐵螺栓的皮帶擰緊受害者的頭，壓碎他們的頭骨。在基輔，他們把裝有老鼠的籠子綁定在受害者的軀幹上，並對其加熱，這樣被激怒的老鼠為了逃生會啃齧受害者的內臟。在奧德薩，他們把受害者用鐵鍊拴在木板上，然後慢慢把他們推入熔爐或沸水罐中。冬季最受歡迎的酷刑是將水澆在受害者的裸體上，直到他們變成活冰雕。許多契卡人更喜歡心理上的酷刑。有一種酷刑是把受害者帶到他們認為要處決他們的地方，結果發現是向他們發射空包彈。另一種是將受害者活埋，或與屍體一起放進棺材裡。一些契卡強迫受害者觀看他們的親人遭受酷刑、強姦或殺害的場景。

毋庸置疑，契卡中有許多虐待狂。他們把酷刑當作一項比賽，相互競爭，以實施最極端的暴力。一些受害者回憶說，契卡站在一旁笑著看他們受刑。甚至還有“狩獵人類”的情況。大多數施虐者都是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被戰爭和革命摧殘得冷酷無情。許多人爭相證明自己的“硬漢”形象。還有證據表明，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不是俄羅斯人——波蘭人、拉脫維亞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因為他們在契卡中所占比例奇高。列寧當然贊成在契卡中雇用他們，他聲稱俄羅斯人“太軟弱”，無法執行恐怖的“嚴厲措施”。然而，契卡的許多酷刑方法讓人聯想到俄羅斯農民殘忍的殺戮方式。婦女也不例外地參與施虐暴力的行為。例如，在奧德薩，維拉·格雷本尼科娃被指控兩個月內殺害了700多人，其中許多人是被她徒手殺死的。在阿爾漢格爾斯克，麗蓓嘉·普拉蒂尼娜·邁塞爾殺害了一百多人，包括她前夫全家，她在一次野蠻的報復行動中把他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這種無情的暴力造成了如此殘酷的影響，以至於不少契卡最終變成了瘋子。布哈林說，精神失常是從事契卡的一種職業風險。許多契卡通過酗酒或磕藥來麻木自己的神經。例如，哈爾科夫臭名昭著的虐待狂、“手套戲法”大師薩恩科，即是一個可卡因癮君子。為了粉飾暴力，契卡還發明了一套類似黑幫的俚語，用來取代動詞“殺人”：他們談論“射殺鵪鶉”，“封口”受害者，或給他“哢噠一下”（模擬扣動槍機的聲音）。

處決是這台恐怖機器的最終產物。內戰期間，數以萬計的即決處決是在庭院中和地窖裡，或在城鎮邊緣的荒野上進行的。在一個城鎮被白軍佔領之前，契卡會“清空”所有監獄。到了晚上，市民們伴著槍聲難以入睡。然而，布爾什維克自己不會因此失眠。1919年，在一次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列寧寫了一張紙條，遞給捷爾任斯基：“我們在監獄裡有多少危險的反革命分子？”捷爾任斯基潦草地寫道：“大約1,500人”，然後把紙條還給他。列寧看了看，在數字旁打了個叉，然後把它還給了契卡老大。那天晚上，捷爾任斯基一聲令下，1,500名莫斯科囚犯被槍決。結果證明，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列寧根本沒有下令執行死刑：他總是在他讀過的任何東西旁邊畫一個十字，表示他已經知道並記下了。由於捷爾任斯基一個簡單的錯誤，1,500人失去生命。

紅色恐怖引發了社會各界廣泛的抗議。大牧首吉洪叱責布爾什維克製造暴力和恐懼氣氛，並引用聖馬太的預言：“玩火者，必自焚”。反對黨在其地下報紙上大肆抨擊恐怖活動。著名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克魯泡特金親王的女兒于1918年8月被捕，【14】9月17日，他奮筆疾書，給還在從卡普蘭的子彈中康復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義正辭嚴地批判恐怖主義：“為了保護其領導人的生命，把國家推向紅色恐怖，甚至逮捕人質，這不符合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政黨所為，並為其領導人感到恥辱。”工人們也譴責打著他們的旗號進行的血腥恐怖活動。9月份，全烏克蘭工會委員會高呼：“血流夠了！打倒恐怖！”。“紅色是真理和正義的顏色，”科茲洛夫的鐵路工人宣稱。“但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它已經變成了血的顏色。”

作為“革命的良心”，高爾基是迄今為止對恐怖統治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成百上千的人，從詩人到農民，都給他寫信，懇求他幫助拯救他們的親人。高爾基感到一股強烈的道德責任感，要為他們所有人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他告訴葉卡捷琳娜。這時，他身上的人道主義精神戰勝了革命精神：他更關心個人而不是任何抽象的事業。他向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發出無數封信件，要求釋放契卡監獄中的無辜者。信的語氣也變得越來越暴戾。“在我看來，”1919年3月，他寫信給季諾維也夫，抗議逮捕一名學者，“這種逮捕不能以任何政治理由為藉口……過去幾周你們在彼得堡犯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使政權蒙羞，激起了對其懦弱的普遍仇恨和蔑視。”次年10月，他寫信給捷爾任斯基，呼籲釋放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托科夫教授：“我認為所有這些逮捕都是野蠻行徑，是對這個國家最優秀人才的蓄意破壞，我宣佈，通過這些行為，蘇維埃政權已經把我變成了敵人。”

高爾基的一些抗議矛頭直指列寧。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他最鍾愛的作家從革命熔爐中拯救人類靈魂的努力採取了寬容的態度。他甚至為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了干預。例如，在高爾基和列寧的共同努力下，作家伊萬·沃爾尼從奧廖爾的契卡監獄獲釋。但列寧不會接受高爾基對恐怖主義的原則性批評。例如，在回答有關托科夫被捕的問題時，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承認“有一些錯誤”。但他接著為以預防方式逮捕像托科夫這樣被懷疑“與立憲民主黨關係密切”的人的一般政策辯護。列寧在信中詳細闡述了他自己與高爾基之間的區別。這也是布爾什維克和民主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一種手段和目的的區別：

讀到你對這個問題坦率的意見，我想起了你[過去]的一句話：“我們藝術家是不負責任的人。”沒錯！你說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憤怒之詞——關於什麼？關於幾十個（甚至可能幾百個）立憲民主黨和與立憲民主黨關係密切的貴族在監獄裡呆上幾天，以阻止威脅到成千上萬工人和農民生命的陰謀。這真是一場災難！多麼不公正。為了防止成千上萬工人和農民被屠殺，知識份子要在監獄裡待上幾天，甚至幾周！“藝術家是不負責任的人”。

黨內也有批評者，他們並不是對恐怖本身，而是對其過度行為提出批評。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奧裡明斯基領導了對契卡濫用權力的抨擊。實際上，他們是在繼續7月份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司法委員會中的工作，試圖將契卡置於國家之下。他們的運動在11月達到了高潮，要求廢除契卡，由一個直接受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控制的新恐怖機構取而代之。但是黨內的“硬漢”——列寧、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堅決支持契卡。後來為緩和契卡爭端所做的努力，如《1919年2月法令》，都收效甚微。雖然隸屬於司法委員會，但契卡繼續像以前一樣運作——作為國中之國——繞過了對它的控制。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以及從1919年開始的政治局，才對契卡擁有唯一真正的控制權。列寧本人對契卡的工作非常關心，並保護它免受批評和改革。

在列寧而不是史達林的統治下，契卡成為一個巨無霸的員警國家。它擁有自己龐大的基礎設施，從執委會主席團到集中營，雇用了超過25萬人。這些都是布爾什維克的特轄軍——暴君伊凡雷帝教人膽戰心驚的爪牙。內戰中，正是他們在所謂的“內部戰線”上確保了蘇維埃政權的生存。恐怖主義成為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沒有人知道這些年被契卡鎮壓和殺害的確切人數。但是，如果包括所有在其營地和監獄中的人，以及那些被契卡部隊在鎮壓罷工和叛亂中處決或殺害的人，那麼肯定有幾十萬。雖然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但被契卡殺死的人可能比在內戰中死亡的人多得多。

【1】列寧的第一幅官方畫像直到1918年1月才出現。

【2】根據邦奇-布魯耶維奇的說法，列寧不贊成這種崇拜（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否定任何個人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並在他康復後對此進行了制止（邦奇-布魯耶維奇，《列寧的福音》，337-40）。

【3】後來，在1922年的社會革命黨審判中發現，卡普蘭被社會革命黨戰鬥組招募，這是一個地下恐怖組織，與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沒有正式聯繫（其中大部分成員在1918年8月前已搬到薩馬拉），但得到了一些留在莫斯科的成員（如戈茨）的支持。6月20日，戰鬥組暗殺了布爾什維克政委沃洛達斯基。它還試圖在托洛茨基前往東線的路上謀殺他；但他在最後一刻更換火車，計畫流產。

【4】蘇維埃俄國此時在柏林設立了它的第一個外國大使館。

【5】因此，在許多讀者看來，英國王室因為羅曼諾夫家族被謀殺而在接下來的75年裡拒絕訪問俄羅斯，這似乎包含了大量典型的英國式虛偽。

【6】直到最近，雅科夫列夫的角色還是個謎。有人認為他為布爾什維克工作，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計畫營救皇室家族的白軍秘密特工。現在，新的證據表明他作為莫斯科特工的角色不再有爭議，儘管7月份，當他在東線指揮紅二軍團時，確實叛逃了白軍（見拉津斯基，《末代沙皇》，第11章）。

【7】這對皇室夫婦害怕他被帶到莫斯科，被迫簽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他們認為布爾什維克應該需要或想要他的簽名，這一事實說明他們已經離政治現實有多遙遠（見威爾頓，《羅曼諾夫家族的最後日子》，206）。

【8】唯一確定的生還者是查理士王小獵犬喬伊。

【9】 6月份，尼古拉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遇害。

【10】在科爾尼洛夫事件中，克倫斯基的戰爭部副部長伯里斯·薩文科夫於7月6日在莫斯科北部的雅羅斯拉夫爾鎮領導了一場軍官起義。它獲得了當地工人和農民的支持，並短暫地蔓延到鄰近的穆羅姆和雷賓斯克鎮。7月21日，蘇維埃軍隊收復雅羅斯拉夫爾。他們槍斃了350名軍官和平民，以報復這次起義，據說這次起義是社會革命党、白衛軍、捷克人和協約國的共同策劃的。薩文科夫的地下組織“保衛祖國和自由聯盟”與支持志願軍的莫斯科國家中心有聯繫。它還收到了捷克人和協約國的資金援助——他們都誤認為薩文科夫的唯一目的是組建一支新的俄羅斯軍隊，重啟對同盟國的戰爭。沒有證據表明協約國與薩文科夫推翻布爾什維克的陰謀有關。

【11】1920年3月，政府對莫斯科監獄的一次檢查發現，17歲以下兒童占監獄人口的5%（《國家監察報》，1920年4月：7-10）。

【12】布魯西洛夫的兄弟伯里斯也在這個時候被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另外三位家庭成員。他們被當成“人質”，如果布魯西洛夫加入反布爾什維克，就會命令處決。伯里斯患了流感，簡直就是從病床上被帶走的。他被捕幾天後死在監獄裡。在關押期間，他沒有得到任何治療。

【13】20世紀80年代，克格勃仍在用奧克瑞納手冊訓練新成員（見卡盧金，《揭密盧比揚卡》，35）。

【14】她是在前往英國的途中，在楊堡被捕的，她與那裡的工會運動有著良好的聯繫，以便為俄國的饑餓兒童籌募糧食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