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ccessful failure -《Midnight in Chernobyl》

早前一口氣看完《Midnight in Chernobyl》及《Voices from Chernobyl》兩書，它們都以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大爆炸為題材，前者以深入調查的方式記載災難的來龍去脈；後者則收錄大小人物的口述歷史以反映災難對他們的影響和個人感受，兩本書分別涵蓋了意外中發生的客觀事件及生還者們的切身經歷，放在一起閱讀剛好可以互為補足。本文是《Midnight in Chernobyl》的一些內容與思考。

蘇聯自70年代初已在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興建大型核電站，來到80年代中期核電站已有4座反應堆投入運作，不過這批反應堆先天上有一些設計上的問題，但核電站領導層為確保反應堆能準時投產故沒有理會。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工程師們安排4號反應堆補做一個本應在投產前完成的測試，由於測試期間的一系列錯誤(包括員工交接問題、操作失誤、設備失靈等)，反應堆迅速失去控制，加上反應堆的設計缺陷令爐內的核裂變反應一發不可收拾，高溫之下最終發生爆炸。最初管理層以為只是反應爐內發生火警或微型爆炸，他們並認為在撲熄火災後，反應堆經過復修後便可重新運作，故當時領導層將重點放在救火方面。其後有前線員工指核電站外圍的輻射水平已經急升至平日讀數的100倍時，廠長卻認為該員工只是在「製造恐謊」而沒有理會，被冷落的員工試圖打電話通知烏克蘭及白俄羅斯政府，電話要麼不是被接線生截斷、要麼便被接聽的官員當成謠言而不被採納。在意外發生後8小時，廠長向共黨書記提交的匯報中甚至認為輻射水平只是微升，而且核電站的狀況仍處於受控情況。

前線方面，在81輛消防車、186名消防員的艱辛灌救後，反應堆外的火勢終於在清晨被撲熄，但沒有人知道反應堆核心內部的狀況如何(日後專家估計反應堆內的燃料一直燃燒多天後才熄滅)，更嚴重的是大量輻射已逃逸至大氣層，而進入災場救火的員工及消防員多沒有穿上輻射防護裝備，故紛紛吸入大量輻射並相繼倒下。這時工廠管理層才意會到爆炸已經炸穿了反應堆的保護牆，這不單表示四號反應堆已經徹底報廢，更代表眼下的意外將會變成全國性的環境災難，當下蘇聯政府急需處理兩個難題︰一是要切斷反應爐內的連鎖反應，二是要應對災區內外人民的反應。

對於前者，當務之急自然是制訂救災方案，但一眾專家對於該採取甚麼救災策略竟然莫束一是，這主要因為工程師們在設計該款反應爐及預測可能出現的意外時，他們根本沒有將這種「黑天鵝事件」納入考慮之列，於是蘇聯的專家們沒有針對該類型意外進行相關的研究與模擬推算(如預測意外發生後反應堆內的溫度、輻射強度、核燃料會否溶解等等)，而相關的救災方案自然也是付之闕如。另一方面，高溫、高輻射的現場環境也令前線救災人員沒法探測反應堆內最深處的狀況，結果一眾領導層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只能藥石亂投，各種被認為有助救災的方案都被派上用場。

面對嚴峻災情，蘇聯立時動員大量軍兵參與救災。一支隊伍在沒有保護裝備的情況下走進積滿核污水的地庫，以圖打開閥門排走積水(目的是避免發生蒸氣爆炸)；另一隊人馬則利用建造地鐵的鑽地機試圖開鑿出臨時的排水管道；當局甚至從全國各地緊急徵集液態氮作為冷卻反應堆之用。當運輸液態氮的貨車抵達外圍時，司機因為擔心輻射而不願駛近災場，政府便調派軍隊迫使他們繼續前進。同一時間蘇聯空軍調派大量直升機，透過空投泥沙的方式以圖撲滅反應堆核心內的火災及減慢輻射擴散。行動期間每一名機師均要飛至反應堆上空、並由伸出機身外的士兵以手動方式投出泥沙(後來軍方改以戰鬥機用的減速傘來盛載泥沙、再由直升機投擲，投放的風險才稍有降低)，救災期間每支機組人員平均執行十多趟飛行任務，直升機機身內外及機組人員均沾滿了輻射塵粒，其輻射之強連直升機坪一帶的草地也在一日之間枯萎，而機組人員更是深受輻射之害，不少人在日後漸漸死去或患上各式病患。

在耗費無數物資與裝備(它們被輻射嚴重污染故無法再使用)、在折損無數青春與生命後，十多天後(約五月八日)反應堆核心的溫度開始緩緩下降，這個世界總算避過一場核子冬天，人類也得以繼續書寫文明。

另一方面，更為棘手的自然是民眾方面的安排。作為專制國家，政權的管治向來高於人民的安危，而所謂的政權更其實只有莫斯科，至於基輔則只是個傀儡政府(這種關係香港人非常懂)。所以在意外發生後，核電站廠長第一時間致電的不是烏克蘭而是位於莫斯科的核子能源部，所有方案都必須先考慮政治因素，而所有決定更必須由莫斯科說了算。當烏克蘭的能源部長察覺到反應堆已經無可挽救、而居住於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將會吸入大量輻射時，他向蘇聯的特派專員建議撤離民眾，但旋即被蘇聯官員怒斥為懦夫，並指這會令蘇聯在國際間受辱──對於蘇聯來說︰國體受損自然遠比折損草民生命嚴重。當專家預測輻射塵可能飄向莫斯科時，莫斯科立時派出飛機製造人造雨，以迫使塵埃及早墜落，至於是那個鄉鎮受害便不是莫斯科的關注重點；當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仍然食用著沾滿輻射塵的農產品時，莫斯科則禁止輸入來自災區的食品，甚至設立關卡檢查來自災區的人員(不過基輔也有類似的措施)。在共產社會下，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地位，只是一些人難免比其他人更平等。

訊息管制向來是蘇聯的治國國策。發生核爆後， 蘇聯第一時間便封鎖消息，Pripyat(離核電站最近的城鎮，主要居民是核電站員工及其家屬)市內的電話電報全被截斷，電台電視隻字不提核電站的爆炸事故。一些休假的核電站員工得知內幕消息，但他們擔心自己的言論會受到KGB監聽，故只敢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提醒家人盡量留在室內，而更多平民百性自然沒法得知核電站內的狀況。當被派來救援的紅軍抵達Pripyat時，當地政府因為沒有影印機複製地圖──在KGB眼中，影印機能被用來複製反動材料故需要被嚴格管制，結果員工們只好徒手抄錄地圖。

不過輻射可不會因為資訊被截斷而停止散播。核爆發生當天是星期六，Pripyat的居民如常地享受他們的悠閒週末，有人到戶外享受陽光浴，結果不消一會皮膚便出現奇怪的黑班──那是放射線造成的灼傷。少數知情的人則收起掠曬衣物和關起門窗，務求減少吸入輻射。

一直參與救災的烏克蘭官員終於意識到反應堆已完全摧毀，而毫無遮掩的核電站每分每秒都散發著致命的輻射，撤離當地居民已是唯一選擇，但這一切必須由蘇聯特派員決定。結果當他坐直升機來到現場上空、親眼目睹災難景像後，才願意作出撤離指示，這時烏克蘭官員才可以採取行動。結果在核爆發生後約36小時(27日下午1時左右)，鎮內每一個住宅的揚聲器(蘇聯時代很普遍的裝置，不少蘇聯人甚至認為該裝置有監聽之疑)終於發出廣播，宣佈所有居民將需要短暫撤離Pripyat，他們只可携帶簡便行李(除了減省空間加快撤離速度外，當局亦不想居民帶太多受污染的物品離開)。雖然撤離的決定在星期日宣佈，但官員們早在星期六已著手撤離安排，包括從基輔市內秘密地調動了逾千輛公車和司機待命，最終約有5萬多名Pripyat居民坐公車離開，這批居民大概沒想過下一次回來時已是數個月後，而且大部份人從此將告別Pripyat，並在全新的社區內落地生根，這一天的出走成為他們人生一個重大轉折點。。

正當烏克蘭當局忙於撤離Pripyat居民時，蘇聯及一眾衛星國的大部份人民仍未知悉這宗意外，倒是一向被蘇聯嚴防的西方國家卻已響起警報，因為輻射塵已飄至北歐一帶，令當地的輻射遠高於平日水平。其後輻射塵更遠飛至日本及北美的阿拉斯加，其影響可說是無遠弗屆。為了維持「歲月靜好」，莫斯科決定維持在五月一日於各國首都舉行勞動節戶外巡遊，一眾烏克蘭官員雖然曾力陳取消活動，但卻不被莫斯科接納，結果巡遊活動如常進行(雖然規模從原來的4500人縮減至2000人，時間也縮短至2小時)。當台下的民眾載歌載舞時，台上一些知情的高官只能強忍不安情緒觀賞表演，部份携同兒孫出席的高官更是坐立不安。

五一巡遊過後，輻射塵的影響持續擴大，烏克蘭政府只好將核電站方圓30公里內範圍劃為禁區，數以十萬計的農民被迫撤離禁區。

隨著烏克蘭境內出現輻射感染的人數日益增多，加上種種蛛絲馬跡顯示國內出現各種異動(公車在某天被大量調走、火車站湧現大量人潮、大量軍車出入等等)，烏克蘭政府也越來越難掩飾事件，最終決定在5月6日(核爆後十天)呼籲基輔(當地離核電站只有約一百公里)人民減少外出。消息公佈前，不少取得內幕消息的官員便偷步將兒孫送離首都(不是說要對共產主義有信心的嗎？)、又或買入碘(可以預防吸入過量放射性元素，但需事前服用，所以其時才服用已經效用大減)。消息公佈後，大量民眾趕訂機票或火車票離開首都，銀行出現擠提，恐謊的人民搶購紅酒和伏特加(謠言指伏特加能減慢吸入輻射速度，情況就如2003年SARS人們盲搶食鹽一樣)，當然以上措施只限於經濟能力較佳的基輔人，更多窮困的市民既不瞭解人們為何這麼懼怕這無色無味的輻射，更沒有能力做出預防，他們只能一如往常地吃著本土種植的薯仔、喝著城郊送來的牛奶，畢竟對於很多人來說中輻射毒是遙遠的，饑餓卻是即時的。

儘管基輔市政府一再強調市內的輻射水平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但約兩星期後，當局宣佈為安全計決定將市內36萬名兒童送往國內其他省份，於是市內又出現新一輪的出走潮。災難發生至今已有數十萬人被撤離家園，當中大部份人接獲撤離通知後多沒法(也被禁止)帶上太多細軟便要離開。這些人多被告知只是離開暫避，沒想到大部份人一走便沒法再回到原居地生活，並成為了流離失所的「核難民」。為了協助他們暫渡難關，政府向核難民們發放緊急津貼，但對於一眾家財盡失的人(特別是過開中產生活的Pripyat居民)來說那只是杯水車薪。此外烏克蘭政府亦抽調不少住宅、又或加建臨時房屋以安置他們，但這引來不少輪候單位已久的人不滿，他們覺得該批人是造成核爆災難的元兇(這當然是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想法，更別提該次核災難涉及很多非操作失誤上的原因)，為何還可優先獲得分配房屋？(在香港輪候公屋居屋多年的人應該很能體會這感受)

單是資源分配問題已經令不少核難民成為不受歡迎份子，但更嚴重的卻是人們的歧視行為。那個時代人民對輻射的認知甚少(其實現在可能也好不了多少)，加上資訊不流通但小道消息(解讀︰謠言)總是流傳得最暢通，當地居民懷疑他們身上總是散發輻射並造成污染。某程度這不是空穴來風的懷疑，因為日後有社區樓梯和走廊探得比正常高出百倍的輻射水平，而這些都加深了他們對核難民的恐懼。他們禁止孩子和核難民的子女共用物件或玩耍，亦禁止子女與他們交往，因為擔心日後會誕下畸形的嬰兒。這批Pripyat居民昔日過著人人稱羨的中產生活，但一場災難便令他們變得一無所有，而切爾諾貝爾一詞更成為一個污名化的標籤。如果說因為核爆而令無數人喪失生命已經夠令人難過，那麼這一批核爆倖存者痛失家園且飽受歧視的遭遇更是讓人黯然神傷，這種被排擠、被污名的人生很可能促成為他們心裏不能磨滅的傷口。

另一邊廂，剛剛當完超級英雄拯救了世界的蘇聯政府(?)接下來要處理另一個燙手山芋︰清理核電廠及週邊的核輻射廢料。這趟浩大的工程自然需要動用全國力量才有可能完成，故此在核爆後18日(5月14日)，時任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首次在電視向蘇聯人民公佈該宗災難，消息公佈後共產黨在全國各地(包括一眾蘇聯衛星國)徵召民眾參與救災工作。負責美白政權並操縱輿論的共產黨喉舌《真理報》(PRAVDA)立時以一眾愛國人民熱烈嚮應號召參與動員為題材展開報導，並鉅細無遺地報導一眾消防員如何奮不顧身地衝入輻射災區撲滅火焰，一時之間社會廣傳偉大的平凡英雄故事，全國上下更是眾志城城、並深信能打嬴這一場無煙戰爭(這些敍事手法是否很眼熟？)。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蘇聯人必然能排除萬難，並以行動證明堅韌不屈的共產主義終會擊敗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

清理工程很快展開，大量軍兵及志願兵被派往前線執行各種清理任務。這批數以萬計的清理者當中，有畢生對共產主義深信不疑的愛國老兵、有勇於向險境挑戰的初生之犢、有對大世界感到好奇的青年、有為口奔馳故被那救災津貼打動的父親、有屈服於長官的威迫而(被)志願參加的小市民、有抵達災場才知道任務詳情的入局者… … 這批來自五湖四海的蘇聯人因為不同的原因參與動員，他們以血肉之軀來完成各種清理任務，當中包括︰挖走受污染的表層泥土、捕捉或射殺野生動物(防止牠們遷徙至其他地方造成染污)、護送(=驅趕)居住於核電站30公里內的居民離開、修築一道長195公里的禁區線及加以巡邏、清理核電站內外的核廢料、挖掘隧道、建造包圍整個反應堆廢墟的保護罩(阻隔輻射外洩)… …

其中一批冒著極大輻射威脅的隊伍是被派到三號核電站清理核廢料的清理者。由於三號及四號反應堆距離較近，核爆後大量碎片散落在三號反應堆保護罩頂部，雖然三號反應堆本身未有受到嚴重損害，但殘留在頂部的碎片會持續發出輻射並危害站內的工作人員，故此清理碎片便成為必不可少的工作。由於現場輻射太強，工作人員無法以遙控機器進入現場清理碎片，所以他們只能派出最可靠的「機器」──人類──來執行清理任務。和不少清理者一樣，他們沒有或只有極簡陋的防護裝備，更多是靠伏特加(?)和速度來保護自己，當他們踏離庇護掩體後便全速跑往前線、迅速搬走碎片再奮力跑回起點，全程可能不用三分鐘但卻可能已吸收了普通人一輩子才會吸滿的輻射量。儘管如此不少清理工仍重複執行該工作。經過接近4000人連續12日的拼命清理後，該批敢死隊以及其他清理人員又一次以生命來完成任務，換來的是核電站的1號反應堆能夠在該年10月1日重新運作(2及3號反應堆也在其後重啟)，而工人們換來的是一張光榮証書和卑微的津貼。一名市民比較起參加阿富汗戰爭的士兵和參與救災的清理人員時這樣說︰參加阿富汗戰爭的士兵只要回到家中便知道他們已脫離險境；但這一批悲劇英雄在回家後卻可能是危險的開始，沒有人能預料輻射會否令他們的身體出現變異、更不可能預測變異的影響，他們一輩子終將活在輻射的陰影之下，成為一個個移動的「輻射炸彈」。

隨了清理現場外，另一批人則同樣頂著輻射在4號反應堆外建造一座巨型保護罩。該座宏偉壯觀的混凝土保護罩在核爆後7個月(11月30日)完工。雖然該保護罩欠缺別樹一幟的造型，罩上更沒有華麗精緻的雕刻，不過這座巨大保護罩堪稱是一項人類工程界的奇蹟──這是人類首次在高強度輻射下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築。它那灰白的石牆彷彿凝聚了一眾無名英雄的勇氣和奉獻，並將7個月前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統統鎖進罩內，好讓切爾諾貝爾回歸靜寂。

發生核爆後不久，蘇聯當局便已就意外展開調查，其中矛頭自然直指核電廠的管理層，政治局常委認為他們沒有做好風險管理、沒有嚴密監控核電站運作，以及沒有確保測試是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政治局常委亦認為能源部和相關部門沒有妥善做好監管工作，並且一再忽視核電廠在災難前已經發生的大小意外，間接縱容核電站的工程團隊忽視問題，結果釀成這宗核電大災難。

另一方面，儘管內部調查報告提出反應堆的先天設計缺陷是發生災難的重要原因，但是蘇聯對外公佈的內容中便抽起有關結論。除此以外，調查自然不會檢討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應否肩負起任何責任，報告更不會提起資訊不透明、官員或部門之間互相通報不實資料、有名無實的監管機制、僵化的決策制度、政治先於一切的思維等深層原因，畢竟一旦提出這些問題都必會動搖共產黨的管治基石。不過無論報告是否涵蓋這些制度性問題，這場核子危機已經將蘇聯那外強中乾的國力表露無遺，這個昔日被共產黨宣傳為最先進、最安全的核電站在一夜之間變成全蘇聯人的夢魘，數之不盡的人要為共產黨的失誤而付上沈重代價，其禍害更延續至下一代(甚至好幾代)。任憑KGB如何封鎖本地消息、政府喉舌如何歌頌英雄的偉大犧牲、官員們如何鼓勵人們為國家無私奉獻，這些空洞無力的文宣與口號都只突顯了政府意圖掩飾災難真相和推卸責任的企圖，而蘇聯那千瘡百孔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

某程度來說，切爾諾貝爾的核爆災難及其善後工作是個「成功的失敗」(Successful failure)︰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無數蘇聯人以大無畏的精神(姑勿論他們是主動還是被迫)衝進現場獻出微薄的力量來完成那看似不可能的任務，而無數專家則同樣絞盡腦汁務求想出辦法來抑制輻射塵的擴散，他們的付出令人類避過一場生態大浩劫，並成功在災難發生後7個月將損害降低，這個「成就」恐怕也只有當時的蘇聯才辦得到。但無論該項救災工作如何成功，人們都不應忘記該次災難的破壞力和它造成的沈重代價，更重要的是沒有這場災難便不會造就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和全民總動員式的救災行動，往後人類在感謝無數默默無名的平凡人在當時奮不顧身參與救災工作時，更應銘記災難是如何在一個真相被掩蓋、權力被少撮人操控的社會裏發生。

延伸閱讀︰

• Pripyat的誕生本來就是因為核電站而建，小鎮內的居民多是核電站的相關員工和家屬，他們在當時屬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專業人村，所以Pripyat在當時是個生活水平不錯的中產社區(以蘇聯水平來說)，共產黨更有意打造該城讓它成為全國性的模範城市。30多年後城內輻射水平大幅下降(但仍比正常環境為高，故不宜長期居住)，有旅行社開始安排遊客進入該地參觀，這是一位背包客的遊記，從文字與圖片可以感受到這個城鎮的美麗與哀愁。
• The Atlantic刊登了一些意外發生後的照片。
• 32年後(2019年)，The Atlantic記者再訪現場，參觀了Pripyat以及由歐盟資助建造的全新保護罩──因為舊的保護罩開始老化出現裂痕，故需要興建全新的保護罩來覆蓋它。
• 發生核爆後，切爾諾貝爾方圓30公里範圍被劃為禁區，二十多年來人煙稀少，少了人類干涉的大自然竟然能無懼輻射再現蓬勃生機。The New York Times這篇文章採訪了一位長期觀察該區生態的科學家，見證了大自然堅強柔韌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