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的瑞典虽然没有参战，但经济仍然受了不小的影响，不过电影制作相对比较兴旺。因为战争，来自国外电影的竞争大大减少，战争带来的消极情绪又使得人们比和平时期更需要一种娱乐来消解，于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反而更为频繁。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没有在瑞典发行上映的外国影片渐渐涌入，竞争突然变得激烈起来，不过本土电影的发展还有些后劲：瑞典本国电影产量在1948年达到顶峰，电影院的观众人数在1956年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一路下滑。

与此同时，娱乐税给电影业带来的负担越来沉重。不仅如此，政府还发起了一项针对瑞典电影产量需求的公开调查，于是瑞典电影制片人协会（Sveriges Filmproducenter）宣布了瑞典所有电影制作单位的总罢工。1951年上半年，瑞典几乎停止了所有正式电影的拍摄和制作。这六个月里，瑞典的电影业只制作了一些商业广告和少数前期基本完成而没有受罢工影响的影片。例如，英格玛·伯格曼为肥皂制造商Bris拍摄了7部广告片，阿内·马特松（Arne Mattsson）为北欧有声电影公司拍摄的《舞动的夏日》（Hon dansade en sommar/One Summer of Happiness，1951）。

在与政府机构双方达成妥协后，罢工结束。之后瑞典电影进入了一个颇具创造性的时代。快节奏和高强度的制作看来对导演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伯格曼在1946年拍摄了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危机》（Kris / Crisis）和《带雨伞的男人》（Det regnar på vår kärlek / It Rains on Our Love，直译为《我们的爱情里下着雨》）。汉塞·埃克曼（Hasse Ekman）也执导了一系列质量颇高的影片，其中以《第三排女孩》（Flickan från tredje raden/The Girl From the Third Row，1949）和《风信子女孩》（Flicka och hyacinther/Girl with Hyacinths， 1950年）为代表。阿内·苏克斯多夫（Arne Sucksdorff）则因其短纪录片《城市交响曲》（Människor i stad/symphony of a city，1947）获得奥斯卡奖。另外剧情片和喜剧片也都很受欢迎，青少年犯罪电影和黑色电影开始繁荣起来。

50年代的瑞典福利社会制度还在发展阶段，青少年犯罪电影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些影片涉及与毒品、暴力、帮派、小流氓、意外怀孕，以及对上一代人、社会规范和习俗的普遍反感。即使放在全球范围来看，瑞典的青少年犯罪电影也是出现极早的一种典型，伯格曼的一些早期作品便是这一类型，但由于他的其他作品过于深入人心，今天很少有人记得他拍过“蛊惑仔电影”。

汉塞•埃克曼，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他是默片时代和有声电影早期的著名演员约斯塔•埃克曼的儿子。这位导演善于拍喜剧片，与同代的英格玛·伯格曼相比，他的名气小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作品“不够严肃”。这也是电影史至今一直存在的现象，留下大名的导演中大多是拍摄所谓严肃电影的导演，纯商业片导演往往因为题材问题而显得不那么有地位，但现实中，往往后者的作品更有观众缘，更为大众喜闻乐见。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伯格曼和埃克曼之间常有互动，他们并没有高低的成见。伯格曼请埃克曼在他的影片中担当主角，比如《监狱》（Fängelse / Prison，1948），这是一部把现实生活比喻为人间地狱的影片。埃克曼在片中扮演一位对现实不满的电影导演，他反社会的武器便是拍摄电影。这是一部电影中套电影的作品，因为埃克曼在影片中导演的正是《第三排女孩》。在1949年，他也真的拍了《第三排女孩》。在伯格曼的《小丑之夜》（Gycklarnas afton / Sawdust and Tinsel，又名《裸夜》，1953）中，埃克曼扮演的是片中的反派——花心演员弗兰斯。这部影片是柏格曼探讨逝去的爱、存在的虚无与背叛的羞辱等主题的一系列情爱关系作品的开始，也是与摄影师尼克维斯特合作的首部电影，更是他本人非常满意的第一部作品，因为他对自己这部影片的评价是“狂野却不失控”。但本片在瑞典上映时却遭遇口碑与票房的惨败。

埃克曼自己导演的作品，除了喜剧和轻喜剧外，也有一些有深度思考的作品，如两性关系和同性恋的问题在影片中的呈现，《风信子女孩》中便包含同性恋主题。而且这部影片有着极为典型的战后黑色电影特征，后续文章中用这部影片来阐述瑞典的黑色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