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被退休之後的赫魯曉夫同志

50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4日），在一場不流血只動嘴的宮廷政變之後，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同志退休了。

對於蘇共來說，處理前最高領導人的退休事宜是件非常新奇的事。事實上，在整個蘇聯74年的歷史當中，只有赫魯曉夫一個人有過「退休」的經歷，無論是在他之前的列寧和斯大林，還是之後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蘇共歷任領導人都履行了「與崗位共存亡」的偉大職業情操。戈爾巴喬夫倒勉強算是「退休」了，可蘇聯也沒了，喪失了如赫魯曉夫作為「前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奇妙待遇，連個被監視居住的特權都享受不到。

不僅蘇共缺乏經驗，赫魯曉夫更是難以習慣賦閒之後的特殊生活。自1918年加入蘇聯紅軍開始，特別是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登頂蘇共最高領袖之後，赫魯曉夫已經習慣了作為蘇共領導人的顯赫身份。在1964年10月突然被剝奪一切職務之後，赫魯曉夫進入了一種實際上處於軟禁狀態的退休生活，當然，物質上倒算是還不錯，繼任者勃列日涅夫親自為前任落實了待遇標準：有一輛轎車，一套郊外小別墅，還有一筆不錯的「特殊養老金」。

據美國人陶伯曼在《赫魯曉夫全傳》中所說，赫魯曉夫退休後的第一天早晨就非常消沈，吃了安眠藥還是一夜未眠之後，早飯幾乎都沒有動一下。然後，語重心長地告訴他的新任安全負責人（同樣是監視者）：「你得到了一份十分單調乏味的工作，現在我已經是一個賦閒在家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打發時光，你會和我一起在沈悶中耗費生命的。」

可是，赫魯曉夫退休第一天的生活不僅不沉悶，家中甚至又發生了一次「政變」，不過，地點是在車庫。那天早晨，那輛只有蘇聯幾位高級領導人才能享受的「伊爾」牌豪華轎車開走了，先是換成了一輛算得上中高檔的「海鷗」轎車，當天晚上，「海鷗」也開走了，又被換成了一輛再普通不過的黑色「伏爾加」，據說還是二手的。

在赫魯曉夫之子謝爾蓋的筆下，這次神秘換車事件是父親作為一名反特權英雄而遭到的報復。據他在《赫魯曉夫下台內幕及晚年生活》中的回憶，「一位長官回憶起父親曾不止一次地試圖取消或者至少削減專用小車。父親這一小車倡議曾引起各級領導人的強烈不滿。如今輪到他們出氣了」，「甚至有人給我們轉達了某位匿名長官的話：‘他不是想讓我們坐伏爾加嗎？現在就讓他自己來試試吧。’」必須說，這樣一個「虎落平陽被犬欺」的劇情太狗血了。

退休之初的赫魯曉夫很像是一位抑鬱症患者。他最常做的事情是散步，在別墅內的空地上來回踱步，散步時總是一言不發。

有時他會主動打破沉默。據兒子謝爾蓋回憶，赫魯曉夫總會心情沉重地重復說：他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只有人民需要我，生命才有意義，但是現在沒有人需要我了，生命也就毫無意義了」。看到這些話我們難免會有些感動，但也不能不冷血地指出，有時候，「權力」和「人民」幾乎是畫等號的，多少慾望假借人民之名大行於世。

千萬不要高估一位政治老人下台後的所謂堅強與忍耐，無論他在台上時曾有多麼鐵血與冷酷。當赫魯曉夫的一個孫子在學校裡被校長問起他爺爺在退休期間幹些什麼時，回答是「我爺爺在家裡哭」。多年後在被問及同樣問題時，赫魯曉夫的家庭廚師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裡哭，一直哭。」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剝奪了一切權力的終日以淚洗面者，仍然被蘇共新一代領導層看作是「臥榻之側」的巨大威脅。

赫魯曉夫退休後不到10天（10月23日），蘇共在紅場舉行了盛大的航天英雄歡迎儀式。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的家中看了幾分鐘電視直播之後，或許是悲傷地回憶起自己在紅場主席台的輝煌歲月，就嘟囔著出門了，讓司機帶他到郊外別墅散散心。一個小小背景是，去郊外別墅的路一開始是和紅場同一方向的。

於是，赫魯曉夫出門的消息迅速逐級上報。然後，幾分鐘後，全蘇聯的電視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在被耳語之後，突然臉色大變，然後整個主席台上的蘇共領導層都不安起來，沒有人再去關心什麼航天英雄，彷彿赫魯曉夫一來就可以單槍匹馬重新上台似的。當勃列日涅夫他們正在下達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老上級前來紅場「砸場子」的命令之時，最新消息傳來，赫魯曉夫的二手車拐彎了，其實目的地不是紅場。然後，所有人都釋然了。

這件烏龍事件的直接後果是，赫魯曉夫被勒令搬出莫斯科市中心，很明顯，待在郊外別墅的赫魯曉夫更讓中央放心，至少，他沒有那麼快可以到達紅場，或者是什麼其他敏感區域。

在熬過了下台初期的極度不適之後，赫魯曉夫總算漸漸走出了抑鬱症式的狀態：一度熱衷於攝影，常常帶著相機去遠足拍攝自然；越來越積極地料理他的花園，帶領全家人在家中種植蔬菜，小孫子成為他的頭號助手。

同時，赫魯曉夫下意識的抓住一切機會重溫他的領袖生涯。他經常走到附近農場的地裡，對農民們可憐的收成表示出一個領導人式的憂心忡忡，渴望提出他高瞻遠矚的農業建議。他甚至用望遠鏡監視地裡乾活的農民，每當有負責人出現時，他就急忙趕過去提出他的意見。但赫魯曉夫很快發現，這些小領導們完全不把前最高領導人的指示當一回事，這讓他非常生氣卻又無可奈何，按照謝爾蓋的說法，「父親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給他們提出過建議，儘管他對我們不停地抱怨這種亂糟糟地管理」。補充一個背景是，赫魯曉夫在位時十分關注農業問題，但農業產量卻在折騰中持續走低。

儘管當年的黨內同僚對他避之不及，但赫魯曉夫發現，底層群眾們對他還是興趣盎然，也讓他找回了不少當年的核心感覺。赫魯曉夫家附近有一家度假旅館，這些底層度假者們非常喜歡簇擁在赫魯曉夫身邊，和他一起照相，聽他講過去的革命故事。最搞笑的是，當地旅館後來竟然將「訪問赫魯曉夫」當成了一項經常性的促銷手段，而赫魯曉夫也樂此不疲。

在逐步拋棄抑鬱症的同時，赫魯曉夫卻又走向了另外一個同樣高危的身份：不同政見者。據兒子謝爾蓋的回憶，赫魯曉夫對勃列日涅夫的政績表示出了相當大的不滿：他對蘇軍1968年鎮壓捷克「布拉格之春」表示不滿，儘管他自己在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他對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表示不滿，儘管中蘇交惡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他的強大邏輯在於，「如果是我當政」，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像很多驟然失去高位卻缺乏所謂堅定信仰的人一樣，很快，赫魯曉夫從一個勃列日涅夫的批評者發展成了一個蘇聯體制的異議者。比如，他說過一段非常反動的異見言論，「這個國家的大門被關閉了，被鎖鏈綁住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當你不得不將人民用鎖鏈捆綁起來，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社會秩序？有些人指責我幾次打開了大門。如果上帝讓我有繼續執政的機會，我會將大門和窗戶都大大地打開。」一個多麼不堅定的馬克思無神論者啊，下台沒多久，就開始向上帝祈禱了。

作為不同政見者的一大症狀，赫魯曉夫退休後幾乎收音機不離手，特別愛收聽美國之音和BBC這樣的敵台，當然，他在位時還曾指示要干擾這兩個電台；相應的，赫魯曉夫對自己曾珍愛的黨的喉舌表示出相當程度的不屑，「這簡直就是垃圾！」他在說到《真理報》時斥責說：「他們怎麼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是什麼樣的宣傳？誰會相信這些東西？」

赫魯曉夫也開始成為了反動書籍的秘密閱讀者。一次，謝爾蓋帶回來一本在赫魯曉夫手中成為非法出版物的《日瓦戈醫生》（又譯齊瓦戈醫生），他看了很長時間，看過後只說了一句：「我們不該禁這本書。我當時應該自己讀一下，這本書里沒什麼反蘇維埃的東西。」大有當年被蘇聯宣傳部門蒙在鼓裡的憤懣。之後，赫魯曉夫還陸續閱讀了索爾仁尼琴（又譯索忍尼辛）的《癌症樓》、喬治·奧威爾的《1984》等著名反動書籍，不過，他最愛的始終是《日瓦戈醫生》。

足以顯示蘇共寬容大量的是，赫魯曉夫甚至成為了反動集會的召集者。各路不同政見者、藝術家、導演都成為了赫魯曉夫家的座上賓，其中很多人，都是當年被赫魯曉夫收拾和批判過的。

作為一個「不同政見者」的巔峰，赫魯曉夫在1966年8月開始撰寫回憶錄。其間可以說是和克格勃鬥智鬥勇，最後竟然在嚴密的監控之下，偷偷將手稿成功地運到了美國，於1970年正式出版。

幾乎就在回憶錄出版前後，赫魯曉夫的身體每況愈下，彷彿回憶錄是他人生中最後一個使命。在與一位異見劇作家的交談中，赫魯曉夫甚至給自己的一生來了一次蓋棺定論，「我一生最感遺憾的就是帶來的血腥」，「我的雙手沾滿了血腥，這是我內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圖：1971年4月17日，赫魯曉夫在生前的最後一個生日與妻子尼娜·彼德羅夫娜合影。）

1971年9月11日，赫魯曉夫在度過了7年的退休生活之後，去世了。兩天後，兩百人參加了赫魯曉夫的葬禮，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代表數以百萬計從斯大林勞改營裡被放出來的人發言，對赫魯曉夫表示了感謝。

一則神秘主義的八卦是，赫魯曉夫去世兩天後，也就是葬禮當天（1971年9月13日），對中國也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日子，林彪空難喪身於蒙古溫都爾汗；另一個巧合是，赫魯曉夫下台兩天後，也就是1964年10月16日，中國也發生了一件大事，成功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

【注】赫魯曉夫，蘇聯重要領導人，曾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對斯大林展開全面批評，震動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在任期間，推行農業改革，復蘇經濟；策劃古巴導彈危機，幾乎與美國展開核戰；撤銷對中國的援助計劃，導致中蘇交惡。1964年10月蘇共中央全會「鑒於赫魯曉夫犯有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錯誤」解除其職務。1971年9月11日病逝於莫斯科，是唯一死後沒有葬在紅場的蘇聯最高領導。

圖：1971年9月11日，赫魯曉夫病逝，葬於新聖女修道院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