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 | 纪念阿伦特 | 我们必须思考（上）
1975年12月4日晚，汉娜·阿伦特在公寓宴请朋友时，心脏病突发，当场去世。这似乎正印证她自己在《理解与政治》中近乎预言的书写：“世间一切均在变化，正如我们的人生，在现实面前，我们最深的恐惧和最好的希望，都无法帮助我们在无常世界中准备周全。”然而，如果我们沿着阿伦特的逻辑去思考，那么死亡或许也是另一种新生，其中之新意，唯有在后世一代代解读中，不断去释放新的力量。
在后阿伦特时期，我们无疑正在重新理解阿伦特。本文作者珍妮·特纳是《伦敦书评》的长期供稿人，长期关注女性主义、思想史等话题。文中，她为我们梳理了阿伦特的成长经历，将其生活、思想、情感等各个经历，通过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串联了起来，编者在按语中也不多作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特纳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理解阿伦特。特纳将阿伦特置于“边缘女性思考者”的地位进行重释。而她也提到，当代作者吉莉安·罗斯，也在其1992年作品《破碎的中介》中，将瓦恩哈根、卢森堡、阿伦特视作三位具有核心地位的边缘女性思考者。
相较之下，阿伦特本人在其生前极少深入涉及女性主义相关话题（唯一一篇直接谈及女性问题的短文发表于1933年，题为《论女性解放》）。在1968年耶鲁大学的演讲中，阿伦特曾公开说，“我完全没把作为一名女性教授放在心上，因为我对作为一个女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同年，耶鲁学院刚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1975年，也就是阿伦特去世这一年，她依然是普林斯顿大学唯一的女性全职教授。
为何一位受过高等教育、不断探索哲学和政治边界的女性思想家，会如此抗拒回应性别相关的问题？对女性身份“习以为常”背后意味着什么？对当代的我们而言，女性主义视角又能如何帮助我们从不同维度理解阿伦特的作品、思想和人生？重新回顾阿伦特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她所称“习以为常”的女性维度，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的人生轨迹。当年的她未满十八岁，便与年长其两倍的哲学教授陷入一段感情，并在求学期间，换了一所大学，最终完成学业。她的第一本著作关注的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女性——而这位名叫瓦恩哈根的女性在生前并没出版过任何作品。生命中后期，她与不同女性助理、编辑和朋友互相扶持，而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由女性好友整理出版……即便阿伦特生前并未给出答案，她的故事依然在给后人启发。（若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也可以参考东方历史评论的《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女人》以及《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
对于历史如何被反思重构这一点，阿伦特本人或许早有准备：“人类历史中每起发生的事件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启示。”尽管历史学家的“故事有始有终，但故事发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即历史本身，而历史就是一个拥有许多开端但没有结局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对于阿伦特生平和思想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也在留言区一起参与思考的过程。
原文作者 / 珍妮·特纳（Jenny Turner）
原文链接 /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3/n21/jenny-turner/we-must-think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年11月4日
译者 / 何啸风
校对 / 孟竹、子皓、叶葳、王菁
编辑&录入 / 王菁
推特上的阿伦特
2020年6月23日，伯明翰大学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专家林赛·斯通布里奇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自拍，戴着一个口罩，上面写着：
做最坏的打算
抱最好的期待
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
——汉娜·阿伦特
几个小时后，隔着一个大西洋，当时担任纽约州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中心的助理主任的萨曼莎·希尔在下面评论道，“这句话不是出自阿伦特:/”。斯通布里奇回复道，“我知道，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说出自己的话”。
希尔建议，我们不妨引用阿伦特的这句话：“我们不总是需要言说”。它出自阿伦特1964年与君特·高斯的访谈。希尔在推特上引用了阿伦特的很多话，还包括“书写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言说是一种行动方式”、“恶来自思考的无能”。她还在推特上发了阿伦特藏书阿伦特手稿的照片。而那些藏书，用阿伦特前学生和首位传记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话来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里尔克”等等，都是阿伦特的老朋友。希尔在《阿伦特评传》中说，“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站在她的木桌前，站在蓝色的打字机旁，手里拿着银制剪刀和思高牌胶带，像对待文字一样对待图片，试图去理解它们”。
我也引用过阿伦特——我发的推特是一块瓷砖，而不是口罩——我发了一张图片，把它和阿伦特联系起来。在1974年5月的阿伯丁，阿伦特和她的挚友玛丽·麦卡锡拍了一张照片。那个地方离我的学院不到一英里。她们俩跑到苏格兰做什么？阿伦特正在发表吉福德讲座的第二部分（后来成为《心智生活》），却在去讲台的路上心脏病发作。麦卡锡从巴黎赶来帮忙，后来阿伦特长期助理洛特·科勒也从纽约赶来。第二年，阿伦特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后去世，麦卡锡和科勒成为她的遗嘱执行人。
阿伦特崇拜真是个谜
沃尔特·拉克尔在1990年感叹道，“阿伦特崇拜真是个谜”。在他之前，以赛亚·伯林和韩浦夏也如此感叹过。这么一个“没有原创性、深度、系统性”的人，居然备受关注。拉克尔怀疑，这是不是因为女性喜欢阅读女性？因为女性喜欢阅读女性，所以，阿伦特这个“极度情绪化、深受印象主义、浪漫主义、形而上学影响的人”才会赞赏“不入流”的卢森堡？目前来说，学者之所以越来越关注女性之间相互引用的做法，可能正如拉克尔所说。是的，女性的确喜欢阅读女性，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
但是，像大卫·朗西曼在他的播客《谈谈政治》中说的，这种现象也和阿伦特的命途多舛有关。正因为如此，肯·克里姆施坦2018年的漫画小说叫作《阿伦特的三次逃离》。直到1941年，阿伦特才抵达美国。
在此之前，她多次逃离了各种各样的纳粹分子。第一次逃离——1920年代，阿伦特还是个孩子——是躲避一个有占有欲、即将成为纳粹分子的男友。第二次是在1930年代逃离盖世太保的牢房。第三次是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前逃离居尔集中营。阿伦特是少数几个抓住了法国投降时机得以逃离的囚犯，他们“只带着一把牙刷”就离开了。他们明白那些无法逃离的人都经历了什么，也带着这样的了解度过了余生。
斯通布里奇的口罩上的引文的讽刺之处在于，阿伦特并没有“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扬-布鲁尔在《阿伦特传》中说，“一些朋友认为阿伦特是一个过于拥抱阴谋论的人”，虽然这些朋友庆幸自己听了阿伦特的阴谋论。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说，“任何事一旦开了先例，且记载于历史中，这件事就会长期潜藏在人类思维之中，此乃人事之品性。没有任何惩罚具有足够的威慑力量，可阻止犯罪的发生，恰好相反，无论惩罚为何，只要某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复出现的机率就会远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机率”。比起二战后技术发展的破坏潜能，“希特勒的毒气设备只能算是顽皮小孩手中的玩具”。
阿伦特是一位女先知吗？或者是一位高明的占卜师？
在特朗普任期内，在美国媒体一篇歌舞升平中，阿伦特的引文显得尤为瞩目。特朗普政府是不是极权主义？特朗普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我们可以引用《极权主义起源》中的话，“无论我们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在任何情况下，特朗普都不是集权主义者，就像丽贝卡·帕诺夫卡在《哈泼斯》杂志上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total一词。她认为，“特朗普从未真正做出极权主义的举动，让现实屈服于他的虚构世界”。就像帕诺夫卡说的，所谓的“另类事实”，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特朗普的谎言之所以如此成功，一个原因是他能够利用公众信任的缺乏。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中说，“就我所知，从未有人把真诚当作一种政治美德”。在《政治中的谎言》中，阿伦特讨论了《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它所呈现的越战的“另类事实”。
虽然阿伦特关于美国的文章受到广泛阅读和讨论，但是，她的很多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她35岁才到美国，大多数时间跟德国移民知识分子（美国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冒犯了他们，是因为它直白地表现了德国犹太人对其他犹太人的傲慢）和美国左派精英在一起。
打个比方，《论革命》表现了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奇特对比。法国革命是坏事，因为“贫困的存在”启发了它，驱使它前行，并最终葬送了它。美国革命是好事，因为“凄惨而卑微的苦难以奴隶制和黑人劳动的形式遍及各地”，但这没有影响国父们制定出宪法。阿伦特一生致力于把“社会问题”排斥在政治之外。
在《小石城事件的反思》中，“傲慢女士”——阿伦特的对手有时会这么称呼她——看了一眼伊丽莎白·埃克福德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孤身一人的黑人女孩正走在上学的途中，一群充满恨意的白人对着她吼叫。但阿伦特只看到的了“她那不在场的父亲，以及“同样不在场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代表们”，并写道，“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了要孩子来改变或改善世界的地步？我们是否要让这场政治的战争在校园里开打？”
一直到1970年代，学术界的同僚们依然认为阿伦特是“一名记者，而不是一位哲学家”，是一名来自中欧的媒体人士，是知识水平更高的安·兰德。毫无疑问，阿伦特最有名的作品刊登在杂志而非学术期刊上，而且它们被“英语化”了：在《纽约客》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超级面膜的广告、卡地亚钻石发夹的广告、汤姆林森椅子的广告、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广告摆在一起，这无疑是奇怪的。
可是，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1945年11月18日，阿伦特写信给卡尔·雅斯贝尔斯，“这12年来，宁静的学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我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介于历史学家和政治记者之间”。但前一年，即1944年，她刚发表了在《党派评论》上的第一篇文章，有关卡夫卡【 校注：《再评弗朗茨·卡夫卡》】。
流放·情谊·思考
阿伦特会关心她的作品的反响以及反响的好坏吗？
政治理论家玛格丽特·卡诺凡在《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中说，“她最有名的那些著作本质上是内省之物”。卡诺凡认为，“她的著作背后的动机是她自己的理解欲望，而写作就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对于种种对她著作的误读，她基本上也无动于衷”。在卡诺凡看来，阿伦特塑造她的“思想轨迹”的方式不是随意的或马虎的，但也不是苦心孤诣的。
卡诺凡认为，阿伦特的作品是“无尽的思考和写作过程所留下的一部分沉淀，这些使她声名鹊起的著作，就像是大部分沉浸于海水中的思想大陆升起的岛屿”。即使阿伦特最又名、最完善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论证也被旁枝末节所遮蔽了：“她的作品就像中世纪的手稿，龙和狮鹫跳动在字母上，树叶和藤蔓缠绕在单词上：一件珠光宝气的艺术品，但是它很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麦卡锡在1951年4月26日给阿伦特的信中说，“我读了《极权主义起源》，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完全被它吸引了，无论是在浴缸里，还是在开车”。在一顿顿午餐中，在关于政治、性、诺曼·梅勒的闲聊中，在礼物的互换中，麦卡锡和阿伦特的书信发展成一段真挚的友情。
当朋友和敌人都指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麦卡锡为她辩护。她认为，“坦白说，我很喜欢《艾希曼》，我在其中听到了一首颂歌——不是极权主义的颂歌，而是超越性的颂歌，天堂的颂歌，就像《费加罗》或《弥赛亚》最后的合唱。” 而麦卡锡也在她1963年的带有女性主义原型的畅销书《她们》中，嬉笑怒骂地调情， 在书的结尾，迷人的莱基载着男爵夫人奔向夕阳，其他女孩担心“莱基因为她们不是同性恋而小瞧她们”。
最后，在阿伦特过世后，也是麦卡锡负责编辑、翻译其生前最后一部遗著《心智生命》。麦卡锡在《后记》中说，“她不满意英语及其令人畏惧和不可思议的限制，尽管她有语言天赋，仿佛像能用苏语或梵语一般，流畅地、有力地、敏锐地进行表达，但她的句子却是德语式的长句”。
中译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安尼 译，译林出版社
打个比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时加上“平庸之恶”的副标题，说明谎言、草率、技术、后勤“是引发灾难和浩劫的元凶，远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性加总起来更可怕”。可是，这句话竟然放在1960年代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的封面上？或许，这不是引发冷静和理智的反应的最好方式。
“平庸之恶”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唯一华而不实的说法。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的问题在于，把冷静的、严肃的报道与奇怪的讽刺结合起来。被告人像木偶戏中的木偶，“牙齿不太整齐，从头到尾都伸长细瘦脖子”。法庭的德语翻译是“一场笑话”。“笑点在于艾希曼与德语的英勇斗争，且战败的往往是艾希曼”。艾希曼提到“就像拔牙”，“有如尸体般绝对服从”。
虽然麦卡锡很快后悔《费加罗》和《弥赛亚》的比喻，但是，阿伦特认为麦卡锡说得很对：“你是唯一能理解我充满愉悦地写这本书的读者。从那时到现在，我对整件事情感到——二十年之后——非常轻松。”希尔说，“讽刺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而且用一种幽默感揭露了逻辑上的荒谬”。扬-布鲁尔说，“如那些用讽刺的口气写作的人一样，一旦卷入争论，她的话语便极其尖刻，这就使得讨论从仅仅的陈述升级为讥讽”。
阿伦特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延迟的治疗”。她对麦卡锡说，“从那时到现在，我对整件事情感到——二十年之后——非常轻松。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就成了我没心没肺的证据了”。或许，她把沉重的过去抛在了柏林的图书馆、居尔集中营、穿越大西洋的船上。科勒如此形容在美国的阿伦特，“陌生、无家可归、孤独，是阿伦特生活的特征”。
唯一“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阿伦特一直忠诚于他，1970年他去世后依然如此。老友兼诗人兰德尔·雅热尔在《学院即景》中说，“即使康士坦茨也看出，在某种程度是，罗森包姆夫妇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作者本人代入了康士坦茨的角色，而戈特弗里德·罗森包姆和伊琳娜·罗森包姆指代的则分别是吕歇尔和阿伦特。小说如此形容戈特弗里德：“他无意识地接受所有的人，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判断是非常残酷的，其残酷性可能超过因不耐烦而拒绝一切人的行为。那些拒绝别人的人，对人性还有很大的期待。”另一方面，小说形容伊琳娜“漫不经意，或者说毫不关心”，“整天坐在那里，静静地观看”。
思考，或许是阿伦特整天在做的事情，“合二为一”，“我与我自己的无声对话”。阿伦特不仅思考，而且抽烟。正如安东尼·斯科特在评论玛加蕾特·冯·特罗塔的传记时所说，从外部看，思考和抽烟是一样的。我过去认为，吸烟包含了某种康德式的东西。当你吸烟、吐烟的时候，你建立了分析和框架，但是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点。吸烟对于女性作家尤其有用，因为它集中了你的注意力，给你一个烟幕，阻挡了嗡嗡作响的虫子。
麦卡锡说，“只要消防法允许”，阿伦特就喜欢在演讲时抽烟。扬-布鲁尔说，“阿伦特身为一个病人，却十分固执，这令所有人都对她印象深刻。她恢复得很好，但是，氧气瓶刚从房间中移出去，她就开始抽烟，也不注意合理膳食，还如往常一样和喝大量的咖啡，并故意表示出对所有使她平静下来努力的暴躁”。
希尔的《阿伦特评传》的封面图很可爱，是1930年代的经典照片：但是，你可以会漏掉手上的香烟和右下角的玻璃烟灰缸。可是，在书里另一张同时拍摄的照片中，你不会漏掉香烟。这张照片中的阿伦特，有深深的眼袋，脸有些浮肿，双手紧握在一起，香烟叼在嘴里。烟灰缸里放满了烟头，旁边放的似乎是Rizla牌的烟纸。
边缘女性思考者
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汉诺威，是教育良好、无信仰的犹太家庭的独生女。父亲保罗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有大量藏书——她在与高斯的访谈中说，她第一次阅读康德是在14岁。阿伦特的家庭倾向于社会主义，尤其是母亲玛莎。阿伦特对卢森堡的“印象主义、浪漫主义的”赞赏，或许开始于玛莎1919年带她参加关于斯巴达克同盟起义的一次集会。
1909年或1910年，阿伦特三岁的时候，一家人搬回到父母长大的城市柯尼斯堡。因为梅毒，保罗身体急剧衰弱，并于1913年去世。阿伦特不喜欢母亲再嫁的继父，也不喜欢继父的几个女儿。1922年，她因为组织同学抵制老师而被高中开除。她在柏林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阿伦特在与高斯的访谈中提到，“我只能说，我始终确信自己会学哲学。对我而言，这个问题是：要么学哲学，要么放弃自己”。阿伦特听到人们关于马堡大学一位杰出的青年教授的传闻：“思想再次复活了，过去的文化宝藏、曾被认为死去的东西，被人唤醒开始说话”。
于是，阿伦特去了马堡大学，上了海德格尔的两门课程《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柏拉图的<智者>》。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到‘存在’着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一位十八岁的年轻才女和大她一倍的已婚教授——开始了一段两性关系，随后试图结束这段关系。阿伦特先去弗莱堡大学跟胡塞尔学习，后来去海德堡大学跟雅斯贝尔斯学习。在他们的余生中，两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短。麦卡锡说，海德格尔是阿伦特的“伟大恋情”。
显然，当海德格尔1933年加入纳粹党、遵命解雇非雅利安人同事时，阿伦特无比震惊。她与海德格尔多年不曾联系。但是，她似乎在1949年与海德格尔重新见面，并且感叹他的道德和政治判断力太差了：“从前，有个不知狡猾为何物的狐狸，它不仅被困在陷阱中，而且不能区分什么是陷阱，什么不是……他把陷阱建成了自己的巢穴。”阿伦特自己更现象学的作品——《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用人与人共享的世界、人造的空间，取代了人与存在的英勇斗争。她的作品中对“新生性”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批判海德格尔对“向死存在”的迷恋。
1929年，阿伦特与君特·安德斯交往。他是一位年轻的德国犹太作家知识分子。她嫁给安德斯的一个原因是母亲喜欢他，另一个原因是她喜欢他的母亲。安德斯正在法兰克福大学写教职论文，尽管论文受到阿多诺的阻挠（这是阿伦特终生厌恶阿多诺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阿多诺用母亲的意大利姓氏，而不用父亲的犹太姓氏）。与此同时，阿伦特得到一笔资金，开始研究德国浪漫派。这个项目后来成为《拉赫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它在1938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遗失了，最终于1957年出版。
1771年5月19日，拉赫尔·莱文 （Rahel Levin，1814年婚后改姓瓦恩哈根Varnhagen）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接待过洪堡兄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海涅等诸多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书信作家。拉赫尔深深地感受到了当时德意志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以及身为女性所遭受的种种限制，在书信中对这些现状加以批评和反思。汉娜·阿伦特为她写了一本传记《拉赫尔·瓦恩哈根》。图片及文字来源：https://weibo.com/7459918425/Kgf44fUlj?layerid=4638711603791505
拉赫尔·瓦恩哈根（本姓莱温）从来没有出版过作品——在19世纪初的柏林，一个犹太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出版作品？但是，她阅读歌德，写了几千封信，在阁楼的沙龙里让伟大的诗人、强大的外交官、她这样的普通人进行对话，“在腓特烈二世时代，这片阳光普照的土地上给每种植物都留了空间”。
可是，接下来，“世界精神”（Weltgeist）降临到耶拿，风向发生了变化，“人们再次拾起社会偏见，它不断加剧，甚至成了粗暴、野蛮的排斥”。1814年，拉赫尔嫁给普鲁士外交官卡尔·奥古斯特·瓦恩哈根，并且改信基督教，“19世纪的犹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只能成为暴发户”。 可是，拉赫尔过于敏感、沉思、优秀，无法成为完全成功的趋炎附势者，最终在病床前回归了犹太身份。犹太身份这个“我一生都引以为耻的事物”，最终被她视为“我现在最不愿放弃的事物”。
瓦恩哈根、卢森堡、阿伦特是吉莉安·罗斯《破碎的中介》（1992）中核心的三个边缘女性思考者。虽然她们因为种族和性别被排斥在所有俱乐部之外，但是，她们把这种排斥视为“一个优势，无论是在文学或生活之中”。用阿伦特的话说，“它恰恰是一个破绽。通过这个破绽，流亡者可以看到生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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