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印度创业的中国记者的回乡手记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近四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春节。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准备去旅行。

2015年春节前，规划去刚果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春节。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不真实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2016年春节，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餐。这是我频密的旅行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最近的2017年春节，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中国年轻人的“正常”轨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愿意称那里为家。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重要的意义，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国特色

在我们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读书，就可以像叔叔一样，去国外。”在不少场合，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国外也许并不是美国，还有可能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候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得不打声招呼时，这些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随着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男性角色或许给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年轻人头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父母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她说，就因为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和你不一样，我们女性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压力大多落在女性头上（至于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会解释）。

这次回乡，父母和姨妈似乎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临走时，父亲也只是旁敲侧击：“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清楚，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父母和中国父母

到家当天，母亲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我们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母亲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竟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这两年，我们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不可或缺。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母亲对外国的印象越来越抽象，但也越来越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必须穿秋裤的和不用穿秋裤的。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按照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接受，包办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合适对象，更多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

不止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都回答没有。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母亲会给我找的。

如果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开化。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父母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情况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国城市的父母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在家庭方面，印度父母比中国父母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说话，就好像在通电话。说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当着面挂断了。长时间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很不自在。

不过，春节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母亲似乎永远在厨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鲜蚕豆。四月份收割时，母亲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起下喉。

在湖北老家，春节少不了藕。为了让我们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亲没有去市场买。去年，母亲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母亲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我们好像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式——中国式的对话方式。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母亲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每次离开她，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外婆床头，家长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沟通，似乎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同时，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父母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母亲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1995年春节后，父母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无法填补父母的角色， 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外婆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诉我，她想回自己家里过年，即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但是，如果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过年，恐怕也会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经很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起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过世。 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母亲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着问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他没有犹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认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相关。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母亲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这有对知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馆，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如何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一，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父亲一手张罗的。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春节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父亲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我们村，大堂哥和十几位青年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罢休。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起琐事，打到邻村，把对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地去拆人家房子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担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年轻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如今，在适应了城市节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区经营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运解释。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是我这样乡镇青年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从家乡出发，我不管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区域的科技媒体。这并无本质差异。

或许是因为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级制度。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撰写《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厕所的安徽夫妇，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在班加罗尔，如果你工资超过2500元人民币，就可以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元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譬如，我们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许来自户籍制度，而在印度，仍与敏感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馆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否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至今，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三，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久？”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我常犯难，因为口袋里并没有具体计划，某年某月离开印度。

但提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背后隐藏着一致的假设：印度只是我的中转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国吧。

中国人对印度的盲目厌恶和优越感，则来自印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失控状态的交通状况以及骇人听闻的强奸案件。

中国和印度互为镜像。中国基础设施的进步确实令人震撼。即便我们老家偏僻的湖乡小村庄，自来水、公路已经通到每家每户。父亲说，今年村里会通上管道天然气。

而在班加罗尔，即便市区最繁忙的商业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别说管道天然气，我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做饭，只能买液化石油气。而买一罐新气，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气站申请。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国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想回班加罗尔。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印度受虐症。但不得不说，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让在印度过得远比中国舒坦。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帕拉维·艾亚尔写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给我的回馈远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关系数十年的低谷。自去年6月中旬，两国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对峙，一直持续到8月底。近三个月时间里，甚至今年春节期间，仍不断有人问我：那段时间，有没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尝试解释，印度东北七邦的民众，属于蒙古人种。和我们长相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大街上，很难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没有解释的是，两国关系不在状态，但是我从未因中国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敌意。

在洞朗对峙期间，我从班加罗尔机场去孟买出差，经过安检时，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语打招呼，发现我是中国人后，硬是拽着我，要我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过我。

在班加罗尔大街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中国不一样，一旦出现类似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冲过去搭一把手。

这些在场的观察，捅穿了我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印度依然贫穷，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国尊重和学习。

在印度，我也重新开始打量中国。

两国关系紧张时，也未阻挡中国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当两国外交部宣布对峙结束，腾讯就公布了对印度最大电商Flipkart的投资计划。

阿里在印度的动作更早。Paytm号称印度“支付宝”，目前估值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资Paytm。

不仅仅是阿里、腾讯这些巨无霸，今日头条、滴滴、美团均已进入印度。中国资本和企业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创投格局。

而印度的创业企业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连锁茶饮企业Chai Point。我带着它的创始人Amuleek去参观了三里屯的喜茶店。我们三个人买了六杯茶，Amuleek还把喜茶的杯子带回印度去研究。

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场，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却集体失语。

当资本跨境流动变成常态，中国科技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媒体已被甩在浪潮之后。这造成中国和国外市场巨大的信息落差。在班加罗尔的一年，我清晰看到这个巨大的裂缝，这也构成我创业的基础。让外界了解的科技发展，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价值的资讯。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试一位印度记者时，给他写邮件说，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谈不上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要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