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角批判反思中国互联网

这件事的起因，是昨天晚上我正在对量化作业中变量逻辑关系冥思苦想的时候，一个过去在互联网工作中对我最有启发的男性leader给我发了条微信消息，他说他快出海工作了，会用到英语，所以咨询我一些学习语言的经验。

量化学习非常有趣，如果这周做完堆积如山的事情还有时间，我会专门写一写。

量化作业中，我需要确定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而这种关系和产品方法里面流程图的逻辑推导过程很像，所以我时不时会在脑中想起过去在中国工作的事。

我在中国认识的男性，大部分微信都被我删了，我不认为我未来有必要和那群人打交道，也不认为它们会对现在或未来的我有什么用处。

但我没删这个leader，是因为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带给我更多的记忆是和知识有关的，与其说没删他这个人，不如说是保留了一个过去向他虚心学习过、获益过的自己，的瞬间横截面。

所以，尽管在女权觉醒后因为我频频在媒体上发表中国男性眼中势必认为过激的言论，以至于这个男性领导像众多其他男性一样，出于各种考虑对我屏蔽了他的媒体动态，我仍然保留了我们之间的在线好友关系。

男性联系你的目的通常很明确，对于关系不是特别熟的人，一番寒暄不重要，重要的都是利益驱动的，他联系你，势必是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从别处不容易获得的信息。

然而，昨晚的对话结束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值得写一篇文章单独讨论的经历。

首先，我们聊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他一开始对我说他的诉求是要像“native speaker”一样。

我对他说这很难，因为你在中国没有练习的环境。Native speaker不仅是需要对语言字词、句子关系本身的理解，还需要理解正确的文化语境。   

然后，他的诉求突然又变了，他说，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能在工作中流利沟通、不那么尴尬就行。我对他说那这很简单，因为仅限于某一行业的职场场合，需要理解的语境和记忆的词汇是有限的。

通过这种态度的前后变化，我发现他对语言的认知很模糊，他不太清楚“母语者”和“工作中无障碍沟通”中间存在多么大的gap。

举个例子，一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他可能理解每个词语表面的意思，但一旦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他就不理解了。他能理解“喜庆”是什么意思，能理解“羊”的含义，他从中文课本中可以学到这些。但他不明白这两个毫无关联的词为什么可以组合起来。如果理解词汇表面的意思和基本语法，一个外国人可以和中国人完成商业交易，但这不代表他真的能理解生活中大部分的常见文化现象。

然后，我们聊到语言学习的方法。

他说他愿意为此花钱，但是更可能通过交一个外国朋友这种免费途径来学习、练习外语。

他的底层逻辑：1. 可以免费达成的事没必要花钱。2. 我的要求不高，所以不需要最好的资源来让我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普通的外国朋友通常不能给你提供建设性的语言学习意见，因为每个人都能说好自己的母语，对于你来说，学习第二语言时所遇到的困难，对方并不能很好理解，因为对他来说，语法这么运行，是一件如吃饭喝水般平常的事情。

第二，更好的老师通常意味着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提供更科学的解法，我瞎举个例子，比如，阐释同一个理论，清华北大的老师能够深入浅出地阐释复杂理论，而某个三本大学的老师把简单的理论讲得很复杂。此时你作为一个自卑的学生，觉得自己没有学习过于复杂的理论或不需要达到太高的水平，因而不需要一个很好的老师，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好的老师在你花同样功夫的情况下，会节省你的时间，提高理解知识和学习的效果。

我当时耐心把这个观点和他解释了一番，最后他接受了我的观点。他说，我给他提了一些“干货“型意见，很有帮助。   

我显然不会对每个人都这么耐心解释，我这么耐心的时候很少，当然，这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把那些可能烦我的人全都删了，所以从数量上能真的打扰我的人不太多。

此时，我不禁对他感慨，我说，过去在互联网公司他对我的指导也很有帮助，他在那段时期是对我最有帮助的一个人。

我们由此聊到了下一个话题。

我说我现在在美国读博。

他说他知道，我写的文章他都有看。

我说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新发现。

他说，学界并不比业界更好，他有认识的人做了科技领域的教授，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在研究科技前沿创新，但实际上他们自己认为和业界的人一样都是打工的牛马。

他说，你现在回到学界，归零。

然后我们谈到我当时离开中国互联网的选择。

他说：

“你离开那个环境是因为手头业务环境不好，如果当时遇到更好的业务，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只能说中国这个环境不适合你。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业不景气）要活下来，需要努力social、和上层打好关系。”

我把微信消息和作业文档最小化，然后去卫生间稍事梳洗了一下，意识到这段对话非常奇怪，且我没有义务继续对此容忍、隐藏自己的感受。

我反驳“归零”说法：   

如果你以物质财富或人脉资源的积累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归零，我认为带有一种互联网人的狭隘。至少对我来说，我认为今天读PhD的我，和当时master刚毕业的我截然不同。

他立刻否认：

“我没有通过物质财富判断，且非常厌恶这种评判标准。我的归零指的是一个人知识的更新、刷新。如果字词冒犯了你，我说道歉，但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现在我要去吃饭，你似乎也还有作业要完成，你先忙。”

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当他说“在我们看来… 学界的人似乎高大上，实际上他们也是牛马。” 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意味着他认为我和他有相同的视角、和立场阵营。这是一种把自我的意识当作中立客观意识的表述，并在这个过程中弱化他人的思想，认为自己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然而，我和他有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他认识学界的人，也仅限于中国科技业的学界而已。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批人和中国业界的互联网从业者，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甚至，他们的身份经常流动，本来就是同一批人？而这批人是怎样的呢。出身苦寒，希望借科技/互联网的时代红利实现阶层跃升，对科技本身并不一定有那么高的兴趣，对行业的选择主要出于对工资前景的信心，并在校招生竞争中顺利脱颖而出，进入了行业，然后的确在这个行业中领着较高的薪水。这部分人可以代表社会的全部意见吗？

如果以人文社科作为比较，情况则极为不同。这里聚集了很多不需要通过科技来实现跃升的精英阶层。他们选择学习，纯粹只是出于兴趣和自我实现。或者说，这里的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相对牺牲了一些市场考虑。

这群人的用户画像，显然和那种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投身科技业的人是有所区别的。人文社科是一个认识自我并表达自我的学习过程，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机会，就像我的教授们一样，他们每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写的书和拍的电影，通过这些途径来发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理论与思想。而不是像工科那样渴望做一个拯救世界的发明。然而，其他行业的人并不是不需要发现自我和表达自我，只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不是人生的优先事项。   

承认，获得了一个教职，在学界的工作，本质上仍然是扮演工人的社会角色。但我想不管是对人文社科还是自然学科，大部分人都在发现一些新的规律和理论，这种喜悦心情，是很难通过阐释让学界以外的人理解的。抱怨容易被外界听到，然后外界就以为这是学界的全部了。但是发现知识的喜悦感受却很难对大众解释。

至少在我们追求真相或发现创新办法的过程中，一直在追寻内心自我那种真实有力的声音。而在业界围绕着市场追名逐利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是为了你自己，或者是为了真实，你只能是为了商业效果。你是产品经理，你做的产品属于公司，你离职后，它就不属于你了。而你在产品工作中所积累的方法论，也不是一些目的为「认识你自己」的方法，而是一些理解大众、刺激大众、制造爆点的方法。

可以理解为向内和向外的区别。

而我没有办法通过我的解释让他明白这一点，因为，他接下来把我的选择草率归结为了兴趣，对学界更有兴趣，而不是对互联网行业更有兴趣。这似乎听起来是一种极其随机的个人偏好。

我几乎很难相信曾经教过我一些我认可的方法论的人，能得出一种如此肤浅的结论，通过自己对寥寥几个中国学界朋友的观察，就得出了“天下所有职业都差不多”这种结论，一系列观点，既没有量化的数量与程度，也没有质化的深度。

然后是我当年离开中国互联网的事。

“只能说中国这个环境不适合你。你离开那个环境是因为手头业务环境不好，如果当时遇到更好的业务，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业不景气）要活下来，需要拼命social、和上层打好关系。”

他对我的理解可以说非常简单粗暴，因为我个人境遇遭受了挫折/业务环境不够理想，所以对这个行业持悲观态度，然后个人性格不喜欢/擅长社交，所以无法在这个行业中「生存」。   

如果只是业务不够有活力，完全可以通过跳槽解决，比如我后来跳槽到了一家非常有前景的大厂明星项目，但我仍然选择了离开。如果只能从一个行业里面的业务着眼来评价，那只能说明他这个人和终日把头埋在地里耕作的农民一样，无法跳脱固有思考模式。

要说业务，到底什么是好业务？大部分市面上的产品，多一个少一个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随便举一个金融类或汽车类用户社区交流平台的例子吧。同样的产品框架，服务于细分再细分的用户群体，服务一小群人。也许有很多东西是创新的，至少这个用户群体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使用场景和功能诉求。但是实际上，这个社区在设计的时候，参考着市面上的主流社区，比如豆瓣小红书，大部分的功能形态都没什么差别，不需要产品经理有什么创新，细微的功能因为用户群的不同而微调一下。也许社区产品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比如推特、ins，那是一种大众媒体的变革性创新。但是后来的同类产品不是了。

但是不管是产品还是研发，打工人在里面都非常精神满足，虽然我服务的人少，但只要我能提供好的服务，我的产品就是有意义而且独特的。可是，因为它的同质化程度非常高，技术和产品上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壁垒，很多时候抢占市场的原因只是因为在时机上占了先机，如果说没有你的产品，别的产品很快也会问世。或者说，没有你这位产品经理或研发工程师，其他人也能胜任相同的工作，结果不会有啥区别。因为用户市场总共就那么大，他们总会对做这件事的人反馈需求。最后你和潜在（没做这件事的人）收到的诉求都一样，解决思路和结果也都差不多。然后你觉得你解决问题了，你觉得你创造独特价值了，你觉得你自我实现了，这是一种假象。这是一种说服你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价值的资本主义谎言。把你束缚在晋升、职级、绩效，这种没完没了的愿望当中。

但是，职场中对女性的不友好，比如男性不经意间开的歧视性玩笑，还有那种我前面所说，由市场商业驱动的工作本质，叠加中国的性别、权力结构等落后文化，过度的工作压力和正常化的加班（代表着工人话语权在这个环境中的削弱），这些才是降低我的工作体验，以致最终选择离开的真正原因。而当然，很多问题他感受不到，首先他作为男性，就不会感受到和性别有关的任何糟糕氛围。其次，自己整天工作和加班的情况下，尽管人们总是在抱怨，但也容易因为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思考，而认可这种「多劳多得」的底层逻辑，忽略「人多导致不必要的恶性竞争」这种结构性问题。   

说到性别，最令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这样的。我的leader是个聪明人，他是知道我不喜欢、且不擅长社交的，作为产品经理，其实比起那种市场类角色，我们出现在酒局的次数已经算很少了。在我有限的应酬里，那一次，大老板带着全组的人和合作方一整个组晚餐，当然，领导都是中年男性。

我是新人，跟他们都不太熟，为了打破尴尬，我的leader对其他领导描述了一下我、另一个女性实习生、和合作方公司的女性设计师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三个关系非常好，Cloudy每天都跑去设计师的工位，设计师就像一个大姐姐，一边要和Cloudy打交道，一边要和实习生（产品）打交道。

然后，合作方公司的领导喝了酒后笑了。他让我想起了童年时父母酒桌上的那些长辈。区别在于他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秃顶瘦男人，而我记忆中家乡的男性长辈都是大腹便便的。

他把我们三个的关系开玩笑地形容为三角恋，女设计师是夫君，我和另外一个实习生分别是大房和二姨太，大老婆、小老婆。然后他们觉得特别有趣，几个人哈哈大笑。

当时的我也在写作，也有这个公众号，但并不能以今天的知识与眼光来反思和叙述这件事情。他在提到这种畸形的封建关系时，“二姨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词，就像你提到卫生巾的时候，不止说了卫生巾、护垫，还说了“侧翼”、“侧漏”。

在我心里，我和女设计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是被父权制笼罩的互联网底下难得的女性互助。我们从彼此不认识，到误解，到彼此理解，建立了ge命般的友谊。毕竟，很多和业务相关的事情，其他不知道的朋友很难理解里面产生的情绪、感受，或者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么美好的一种关系，却在男人的凝视下以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方式被扭曲误读。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必须承认，我的leader在这件事中不是最讨厌的那个人，他几乎没做什么，他甚至一开始说这件事的时候也很正常。而且他就算也觉得那个人那么说不合适，以他的立场和职位，也不可能反驳我们的合作方男性领导。   

可是很明显的是，这种男权笼罩的社会文化，我leader是感受不到的，他不是受害者、不具备敏感性，因而也无法理解我对中国职场厌恶的深层次原因。

最终选择离开互联网，这个决定是综合性的，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在具体产品业务层面的经历或兴趣，这很狭隘。我这么选择，是基于我对“在市场上工作”这件事的体验与理解，作出了回归学生身份的决定。我想要通过这样的决定，减轻对自我时间的标价出卖，而就算未来可能再次工作，在他们看来“结果是一样的“，但至少我人生的一大段青春时间用来了学习，而不是创造价值。我相信相比工作，有这样一种另外可行的方案能让我获得相对更大的幸福。

而且，中国的职场、学术环境显然与西方也有非常大的差别，同样是学者，在中国和在西方任职的感受也有不同。他说中国的职场环境不适合我，我认同这一点。但是如果你要仔细考究，那究竟什么样的人适合中国职场呢？农民耕作，是因为他们天生性格就适合耕作吗？很多现状，只是因为没有选择。如果我没有选择，我也会留在中国职场尽量获取利益，如果我作了那样的选择，他今天显然不会说“中国不适合我”。

在他的表述中，他说：“如果在当时要活下来…” 。在我看来，这种叙事充满了个人底层逻辑的预设，而对于这些预设，我并没有与他达成共识。他把留在互联网某个项目组称为一种生存，而被迫离开则是死亡。这种逻辑首先预设了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自己、想要留在那个地方。可是对我来说，我当时并没有如此努力，想要在竞争中得到领导认可，我在一边工作的同时，一边已经在不停质疑我在这个职场继续工作的必要性。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所谓的「存活」是重要的。

他对「归零」的事后解释，在我看来是一种诡辩。因为他其他的话语中已经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如果说归零意味着一个人知识的打破、刷新，那我似乎每天都在归零。那么在他的逻辑下，这个词似乎可以同时代表我每天的日常状态，以及从互联网到学界的人生改变。那么「归零」在那种语境下是一个合适的、足够定义清晰的表述吗？除了诡辩，很难为他赋予一个什么别的解释。   

现在，在批评了很多之后，我想要叙述一下我认为过去工作中他对我有帮助的部分。

那时我是一个刚从澳洲毕业的硕士生，来到这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厂，一个人负责一个体系庞大但架构极为散乱的产品。刚开始那一个月，我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我去的第一天，组里的核心前端工程师就急切地找到我，给我讲了一个极其细节的功能bug，并要我提出方案，告诉他怎么fix这个bug。此时，我对这个产品知之甚少，不知道它的受众是谁，设计理念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似乎同事已经给我颁布了一个看似非常紧急的任务。我都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其他同事也纷纷对我抛出各种问题，测试那边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给方案，运营那边有什么问题…

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

那时，我刚去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手足无措，于是问我的leader该怎么办。身为我的leader，虽然我已经很忙了，但他看上去似乎比我忙十倍不止。他要管理的人和事都太多了，而且总是在为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担责和挨骂。我总是想，他那么聪明和懂得战略战术的人，每次都能想出我想不到的巧妙办法，为什么老板还会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呢？

他经常在更大的老板那里挨完骂之后，回过头，却和颜悦色地和我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担心领导把自己的委屈、恼火发泄在下属身上。但是我的leader从没有这么做过。

更大的老板有时也会骂我，然后他会温和地安慰我，并对我解读老板简单一句话背后的情绪，告诉我老板的担忧是什么。总之，他似乎始终是温和的那个人，就算有时候批评我，也是一种温和的、希望我进步的批评。比起那个从未让我认可过的大老板，那时我对我的leader是真心有过敬意的。

尽管他很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和我聊了聊。每次他和我聊天，都不会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一开始，对他的提问总是非常细节，比如工程师问我什么，我不知道（其中可能有一些专业术语），然后我就把同样的问题抛给leader。他不会顺着我的思路说话，而是根据我的表达，通过自己的思考，判断着我目前正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知识领域的问题、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   

对于工作方法和工作关系上，他也教会了我以同样的全局思维判断每个人在业务中的角色，以及谁提出的需求更重要和紧急，哪类需求可以暂时搁置。

对于业务问题，他总是不直接告诉我答案，却莫名其妙给我讲了很多有关这个产品的设计思路和背景，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因为我掌握了全局，所以我就可以把遇到的小问题放进这个全局中对应的位置，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件事的脉络，原因、重要性和紧急性，自然也有了解决思路。

比如，他教会了我：“思考用户提出的产品需求背后的本质”。用户说想要一匹跑得快的马，实际上他的需求不是马，而是便捷的交通方式。由此，汽车可以更好地解决他的需求，却不是用户需求提出时的样子。解决问题需要创新。

在我当时的工作中，举例，一个用户想要“支持无手机号登录网页”的功能，理由是有的老年用户没有手机。我的leader告诉我，也许理由并不是他表面说的那样，而是他想要做一个游走于法律之外的网站，比如色情网站，而色情网站的用户通常不希望在这样的地方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因为手机号可以定位到身份证。因此用户希望可以不通过手机号实名登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用户，他们不可能告诉你真实的理由。

在一个需求面前，哪怕用户说的很着急、说的很可怜，作为产品经理需要统筹考虑风险影响有效性是否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受细节和破碎的现象所支配。例如研发的诉求、测试的诉求，各方的诉求常常是矛盾的，产品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决定。从我今天的知识体系来看，其实这也体现了一种集中管理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在产品工作中才是有效的，民主，低效、无法实现创新。

这些产品设计的哲学与方法论在当时对我非常有帮助。在我离开了互联网之后，依然在用这些理论举一反三，时时提醒自己关注事物背后的本质，根据本质，我可以推导出什么思路，而不是被局限于表面的现象、冲突与诉求。

尽管这些所有的方法论，在我master degree的课程中全都学过，但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能真的把那些理论对应应用进现实的工作场景。而我的这位leader就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我实习的时候遇过几个非常糟糕的leader，总是在否定我，使我频频质疑自己的工作能力，但是这个leader似乎和他们都不同，他总是在鼓励我，总是绕着圈子回答我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却都是对我极有帮助的。   

他对我的态度一向很好，他是那个行业中对我最好的人，我经常见到他对其他人施加压力或嘲讽，但他却从没对我这么做过，由于我是他的直系下属，大家评价他向来是一个很“护犊“的人。当研发工程师质疑我，而我没有头绪解决的时候，他也经常亲自出面为我解围。我认为当时我在那个行业中表现得愚钝的时刻比聪明的时候要多得多。

他的各种解法至少在当时那种情境下是有效的，所以就算他有别的目的，我也不在乎。

我认为在那种语境下，他的产品哲学是成立的。的确解决了我当时遇到的问题。

所以，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和蔼只是一种表象，事实是，我只是他工作中的一个可以被放弃的士兵，他对我描绘的蓝图，是为了振奋我的士气，实际上作为将军，也许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业务未来会有起色，他和皇帝之间总是在谋划，总是在作出取舍。大多数时候，他必须鼓励我，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领导集团的损失会更大。

我知道这其中有很多黑暗的考虑，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我知道他在后来的事情中对我感到轻微的歉疚，但我并不因为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而怨恨他，我理解他在那个角色上的无奈。因为我只在乎我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这对我来说是知识，知识令我快乐。而我认为他这个人，对我的思考和知识是有帮助的。

要问我离开互联网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学界对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是因为我可以像现在这样思考和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有趣的发现。而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些经验是属于我的，可能会出现在我的著作和主张中，而不属于某个公司。

当时，是他教会了我大局观。我现在却从大局观上反驳他。   

我对工作这件事的看法，不止取决于我微观的有限的个人经历。而是取决于我对社会更深刻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整个社会运作方式的哲学思考（经济、政治、文化）。将之与我自己的个人目标进行比较，最终作出了今天的选择。

在这个leader手下工作的时候，他那时说也许我更适合去国外的学界。我那时从没有那样的想法，以为自己这辈子会产品经理做到头。但他当时说的话后来成真了。

另一个同时说我适合学界的人是至清，她说，business（业界）为了迎合大众需要装蠢，政界为了迎合大众需要装聪明。只有学界相对最追求真实，而我是一个始终学不会掩饰的人，总是不介意对立场对立的人暴露自己的观点和信息，所以最适合学界。当然，我不希望读过这篇文章的任何人神化学界，或认为我在神化学界。人类的争斗在商界、政界发生，自然，学界也不会幸免。但至少对我来说，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我像至清或其他精英家庭一样有选择，那我会选择一个也不加入。

在互联网以外的社会问题上，曾经教会我那些哲学方法论的那个人，却不能跳脱出他的行业限制来看待这些问题。他只能在那一个行业中如鱼得水。他透过互联网人的标准与思路评判其他行业，透过他认识的有限的学界科技领域个体来理解整个世界，由此自我安慰：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他的那些方法哲学，和对互联网用户与市场的理解与敏感度很好，我至今记忆犹新。

可是他的哲学只能成功应用于他的专业领域。只要离开那个环境和行业，他没法对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发表任何经得起考究的有趣观点。他的思维受到了太大局限。他对世界的理解就像他对语言学的理解一样，一知半解，以为在工作场合英语流利就和native speaker很接近，可以说他的理解和大众没什么区别，他只在自己的狭隘专业领域称得上是精英。

受影视媒体的影响，精英总被塑造为邪恶的，导致大众非常仇恨他们。影视总是在讲述着平民如何揭露fu败挑战权力的故事，激起观众的同情。而这却和现实中有所分离。因为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有相对扮演精英的时候，精英总是相对的。平民也不总是那么善良和有能力。   

这就导致很多人一边害怕放弃已有的利益，一边义正严辞地憎恨更大的权力。而互联网人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一边社会达尔文（相信适者生存并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一边犬儒主义（无法影响统治者的决策因此悲观消极）。一边骂着加班一边认可加班带给自己的好处，一边仇富一边害怕自己因为露相对的富被平民网暴。

媒体文化塑造了这些矛盾的小康和中产阶层，从物质上，他们的生活看起来还不错。从精神上，他们仍属于缺乏知识的大众。

而我过去之所以在工作中觉得他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是因为我那时刚从学校走进社会，对社会没有任何理解，且对于自己所处的行业非常骄傲。我对媒体与大众缺乏理解、对民主的弊端缺乏理解。我当时像其他所有校招生一样为自己和同伴自豪，觉得互联网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高校毕业生，觉得互联网前辈的思维就是最聪明最牛的。但他们不是，本质上他们只是一群吃了时代红利的打工者。校招生们对于领导方法论的深信不疑，使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都越来越统一化、像我的leader那样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疆域。

最后，他对我说：你先忙你的，我不想继续讨论了。

我其实知道自己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他认为我太过固执于“归零”的字词含义，这是吹毛求疵。但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以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反驳他。我曾经被太多领导pua过，相较那些pua，这个leader是程度最轻的一个。但哪怕我只感到一点点的不适，我在今天都有必要准确抓住，并且提出来。我们不再存在上下级关系，我不需要容忍，我不需要忽略。

“你先忙”这几个字一瞬间让我不得不提到性别，这几乎是一种专属于男人的虚伪。不管是恋爱关系，还是朋友，还是不那么熟的人，那些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中国男性总是热衷于假装体贴。明明自己有事或者希望结束对话，却要一副为对面女性好的口吻，来展示自己在为对方考虑。我真的厌恶极了这一点，几乎对这种情况过敏，我过去每个男性伴侣都爱说这样的话，一些过去的男性朋友，以及一些根本不熟的人。相较而言，女性通常理解什么是真的体贴，因而不需要通过这种虚情假意的方式来表达体贴。   

我们的对话就是这样，最后一句话让我的反胃感达到了顶点，我点了微信删除。

在这篇文章中，我几乎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分析了他对我说的话，这在意识形态不同的人眼里必定是一种过度解读。

作为一个有一些知识的一线城市中年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会因为一篇文章轻易被别人说服，越聪明的人越难被说服，因为他们掌握更多信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他们一定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与方式，来解读同样一段对话，并且他们的逻辑一定是从头到尾自圆其说的。因为每种意识形态，就是一套连续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意识到我和他之间之所以沟通如此令人不适、如此无效，是因为我和他的意识形态相差太远，有太深的鸿沟，他离当年并没有多大意识上的改变。变化的人是我，我和硕士刚毕业时，对世界的看法相差太大。我的思维模式变化太大，因此没法像过去一样单向接受、认同他的观点。如果对方说的每句话每个字你都不认同，根本无法以朋友或类似朋友的身份开展一段非正式有效沟通。这种沟通的基础，起码我们有一部分的意识形态是统一的。但不管是性别还是政治，我和他都相差太大。

在我的phd项目中，作为学生，也许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差异很大。我发现我没法和其中任何一个人真的成为朋友。每个聪明人互相之间都很戒备。我们也许对于知识、权力、政治、性别、国际关系、环境、全球化… 等各种议题上有着完全相悖的观点和主张，但我们聚集在这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在发现新事物时的喜悦。或许还有一种，正在追求各自心中的正义。

如果让我们自由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例如性别或政治，我们随时可能大吵一架。我们的和平只是表面和平，随时可能破裂。每个人都不敢谈论深入的话题。

大众不谈论深入的话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知识和看法，而精英不谈论，是因为他们非常深刻地知道彼此之间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   

对知识的渴求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人文社科不是在发明创造一些赚钱的东西，而是发明创造一些理论，用来解释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些现象。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理论从自己生活中举出不同的例子。

我意识到的另一点是，没必要通过联系过去认识的人来缅怀你们过去的感情。这没有用。因为我们过去的互相认同或良好的沟通，只在当时有效。对今天的我来说，联系过去的人，透过他们的只言片语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只会让我意识到我自己走得离他们有多远。就像我出生的那个县城，就像读书时期的中产阶级同学… 所有人。

过去认同过，现在不再认同。如果联系，只会加剧这种不认同。但你不能否认过去“认同”的存在。我是一个很喜欢记录过去的人，所以这导致我总是很难和过去的很多事真正告别。我觉得删掉他，就像是我对过去某个人生阶段的一种告别，这意味着，我宣告“不认同”的立场对今天的我更加重要。而我活在今天。过去的经验已经通过一种不需要当事人再参与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当事人在不对的时间再参与进来，不会使记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