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乾隆為何要為抗清死難者平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那是一個夏天，乾隆皇帝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突然頒布了一則足以顛覆大清朝理論界既有思想根基的諭旨。

如果不是確認這篇文章的確是出於皇上御筆的話，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絕對是一篇足以株連九族的超級反動檄文。震撼程度之深，以至於在第一時間滿朝的理論大師都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接皇上這個飛盤，這在君臣素來一心的清政界顯然是極為罕見的。

不賣關子了。乾隆這則諭旨主要是針對明清鼎革時代的歷史敘述，提出了兩項顛覆性的全新方針：第一，官方史書今後在敘述南明諸王及其他們的幾個「小朝廷」時，不再需要冠以「偽（政權）」的前綴；第二，對於抗清的明朝大臣們，也不應因為他們的反清政治立場，而視他們為「叛逆」。

千萬不要小覷乾隆此次的政治突破。將南明政權及其抗清臣子們視為「偽」與「叛逆」乃是大清朝自立國（入關）以來的一貫國策。無論是順治抑或康熙、雍正，清朝官方在上百年的時間裡，對南明的歷史評價問題始終持一個保守態度，立場未曾有任何鬆動。

即使是此次的改革主人公乾隆，在他執政的前三十年中，也堅守著與父祖完全一致的歷史評價口徑。因此，乾隆在執政第二個三十年伊始的此次政治表態，便意味著大清朝公告天下，正式結束官方對南明史長達一百年的否定立場，正式揭開官方對南明抗清死難者的重新評價乃至「平反」的序幕。換言之，這則詔書可以視作「關於建國以來大清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或許是所涉領域過於敏感，乾隆主導的此次理論突破竟然花了近十年時間方才再有大動作。乾隆四十年（1775年）年底，乾隆在十年前那封諭旨的基礎上，又宣佈表彰南明殉國者的忠節，從批判到平反，再到表彰，算是再進一大步。

這次乾隆是動真格的了。數月之後，大清朝廷便正式宣佈纂修《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並於九個月之後成書。這儘管是一本代表了乾隆此次「歷史重新評價工程」理論高度的「獻禮書」，卻也讓當時大清朝知識界為之一振，視作乾隆對漢族士大夫與儒家價值觀的一種妥協與示好。

問題來了。在我們的印象中，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以「不開明」著稱的一位帝王，但他為什麼成了這一次政治突破的主角，或者還可以問，為什麼不是政治形象比他更為開明的康熙？

陳永明先生在《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一書中認為，在順、康、雍時代，大清政權根基未深，尚需以貶抑南明政權及其抗清運動，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在敏感的政治形勢下，清帝對任何可能引發民間歷史記憶、激起反清情緒的歷史書寫都會心生恐懼。背後的邏輯是，任何企圖重新評價明清鼎革歷史的主張，都可能隱藏著某種不可告人的反清動機。

這也就決定了，即使康熙的確是我們想像中的那個盛主，他也無法超越歷史情境，頂替乾隆來成為這個「歷史破壁者」。

而到了乾隆時代，中國社會的反清情緒已同滅亡時間超過百年的南明諸政權一樣，逐漸淡漠，不再成為清政權迫在眉睫的威脅，考慮到乾隆時代的盛世基本面，對於歷史的恐懼也會更為舒緩。

我個人的想法是，隨之而來，清政權的性質在乾隆時代可能也發生了一些深刻轉變。用現代政治語言來審視，順治與康熙時代的清政權可能更具有「革命」色彩，剛剛完成了明清鼎革的大事業，其政治視野與政治考量也被「革命者」的自我定位所捆綁和限制；而到了乾隆時代，清帝的政治角色很顯然已完全轉向「執政者」的定位，必然也會逐漸與父祖時代的「革命思維」切割，對歷史的觀感與評價，也會更多的從「（利於）本朝」而不是「（防範）前朝」的立場出發。

那麼，重新評價「前朝」南明與抗清死難者對「本朝」與乾隆究竟有什麼好處？當然，這其間自然有回應民間壓力的因素，同時以此完成與「歷史和解」的政治軟著陸。但還有呢？

這仍然要從乾隆的執政者思維出發來解釋。乾隆作為遠離那個戰火紛飛年代的新生執政者，他在思考明清易代歷史問題時，很容易切換到以下的思考模式：何種價值觀更利於我維護這個政權的穩定？很顯然，對於此時的乾隆來說，作為一個執政者，正如他在諭旨中所說的「寵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他更需要的是強烈的忠君觀念，像南明史可法、張煌言、劉宗周這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忠臣。

再說白一點，只有褒獎忠臣，宣揚忠君價值觀，大清朝方才具備了與後世鼎革者鬥法的理論儲備與政治基本盤。這本就是屁股決定腦袋的道理。

這樣的思維自然也不是乾隆獨創。最神奇的是朱元璋，他似乎在登基後就迅速完成了從「革命史觀」到「執政史觀」的轉換。朱元璋上台後，似乎遺忘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反元口號，轉而感恩戴德地說「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同時，不斷強調自己參加起義軍反抗朝廷是迫不得已，是被裹挾所致，總之，不惜犧牲自己反元英雄的革命形象，也要宣揚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執政理念。

不得不說，乾隆的理論轉換升級比自污的朱元璋要高明多了。在褒獎忠臣價值觀的同時，乾隆還在頒定《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時埋下了兩根暗線（保險絲），以免褒獎走火，傷及清政權的鼎革合法性。

首先，乾隆下令擴大表彰前明忠臣的範圍，不僅在書中加入了明初「靖難之變」的殉難者；還在書中收錄了大量死於「不敢從賊」者，也就是對李自成起義軍進行抵抗的殉難者。總之，全書真正意義上的抗清死難者比例只有兩成多一點，由此，乾隆既肯定了南明抗清者的忠節，又極大淡化了《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的抗清色彩，讓這本書成為了一本「宣揚忠臣價值觀」更為集中的健康讀物。

第二，乾隆在大肆表彰明季殉國忠臣的同時，「一分為二」地繼續查禁他們的反清文字。據《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一書所說，大多數受褒獎的反清忠臣文集，都沒有逃脫被查禁的厄運。人都是好人，但書不是好書，乾隆也算達成了理論自洽。

有了以上舉措的保駕護航，乾隆在理論戰線上的創新步伐明顯加快了起來。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頒定後僅一個多月，乾隆又出手了，此時全天下的人可能都明白過來了，這真的是一盤大棋。

這一次，乾隆的大招還是出書。

乾隆四十一年底（1777年1月），乾隆下令開館編纂《貳臣傳》。有了之前的理論背景介紹，我們對乾隆的動機應該不會再有什麼不解了。

在朝廷為抗清死難者公開平反，並在價值觀上大力褒獎忠君價值觀之後，自然就無法逃避地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如何重新評價那些作為對立面的投降者呢？

在此前的歷史口徑中，這些「投降者」的形象是「順應天命」者，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是對大清朝一統天下作出過傑出貢獻的合作者。對於「執政者」乾隆來說，以上的歷史評價都屬於鼎革時代拉攏漢人的「權宜之計」，現在天下太平，是時候對這些「大節有虧」者做一個歷史清算了。邏輯也再清楚不過，執政思維是不會容許「投降者」獲得什麼好的歷史評價的，這豈不是鼓勵本朝臣子在大清發生危機之時繼續「順應天命」的投降麼？

在《貳臣傳》中，乾隆將這些降臣分為了兩類。所謂的「甲編」收錄了那些投降後對大清朝兢兢業業的降臣，乾隆對他們只是在道德上打入另冊，但還算是客客氣氣，有批有褒，以免落下兔死狗烹的涼薄口舌；而「乙編」基本上就是大字報了，收錄的都是品行不端，特別是那些降清後對大清沒有全心全意，甚至仍與前朝不清不楚的人，其中就有乾隆最為看不上的錢謙益。

七年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底，乾隆又下旨編纂《逆臣傳》。《逆臣傳》可謂是《貳臣傳》乙編的全新升級版，收錄的都是如吳三桂耿精忠這樣的「降而復叛」者，或是當年曾先行投降李自成，清軍入關後再次投降清朝的明臣。在乾隆試圖宣揚的忠君邏輯中，投降一次的「貳臣」已很不堪，投降兩次的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

就這樣，歷史學家乾隆冒著否定父祖的政治風險，通過三本書實現了大清朝時代最為「驚險」的理論革新，從鼎革者徹底完成了「執政者」的角色轉換。無論出於何種初心，為抗清死難者平反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