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中国传统智慧拯救了疫情下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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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蚕法”是由意大利养蚕人兼探险家G·B·卡斯塔拉尼在150多年前提出并系统介绍到西方的。桑蚕起源于中国,从六世纪开始传入中亚和欧洲,16世纪以后在法国、南欧等地普及开来。到了卡斯塔拉尼的年代,欧洲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农耕国家。欧洲采用的是更现代、更工业思维的养蚕方法,而中国则沿袭传统。

“虽然武力可以征服、毁灭、创新和改变(中国),但它对于揭开一个过去比现在还要先进的国度的奥秘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那时候还几乎处于蛮荒时代。”

—— 意大利养蚕人&探险家 G·B·卡斯塔拉尼

“中国养蚕法”是由意大利养蚕人兼探险家G·B·卡斯塔拉尼在150多年前提出并系统介绍到西方的。桑蚕起源于中国,从六世纪开始传入中亚和欧洲,16世纪以后在法国、南欧等地普及开来。到了卡斯塔拉尼的年代,欧洲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农耕国家。欧洲采用的是更现代、更工业思维的养蚕方法,而中国则沿袭传统。

150年前的中国养蚕现场。

但是,卡斯塔拉尼仍然在中国的传统农耕中看到了独特价值,并希望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相互结合。

他的实践与观察始于一场震动全欧洲丝绸业的“疫情”。

一、180年前的“疫情”

19世纪40年代,首先出现在法国家蚕“微粒子病”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年一年不断向外蔓延,最终席卷整个欧洲。

在当时,家蚕微粒子病已肆虐多年,重创了地中海沿岸的养蚕业,而意大利产丝量的大幅下降,致使意大利在地中海盆地丝绸生产的霸主地位一去不返。对抗蚕病的唯一出路,就是前往还未传染到微粒子病的养蚕地区购买健康的蚕种带回意大利培育。

人们不得不前往更加遥远的蚕乡,去寻找那“失落的蚕种”——有人去了土耳其,有人去了伊朗,还有人去了远东。

《海上钢琴师》的作者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有一部小说《丝绸》,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退役军人荣库尔,受法国丝绸商人所托,跨过欧亚大陆,远赴幕府时代的日本获取蚕种。

文中提及的两本书。

二、意大利养蚕人的中国之行

1859年1月1日,一支大规模探险队在意大利东北部的的里雅斯特湾扬帆起航,驶往东方,并定于十个月之后返航。

这支探险队由G·佛莱斯奇和G·B·卡斯特拉尼两人带领。贾科莫·卡内瓦担任了探险队的摄影师。卡内瓦是当时一位“网红”画家、摄影家(后来拍摄了中国最早的盐纸照片)。

探险队的两位领队,左为《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作者卡斯特拉尼。

除了寻找并带回健康蚕种,探险队还有第二个目标——对东亚地区的养蚕业进行深入的科学调研,从中国沿用上千年的传统养蚕法中研究出应对欧洲蚕疫情的解决之道。

探险队在3月9日到达上海,4月14日前往杭嘉湖平原的丝绸之乡,4月16日入驻一座寺庙,并开始50天的养蚕实践与观察。

探险队居住及养蚕的寺庙。

三、比《四千年农夫》还早半个世纪的生态记录

一般认为,F·H·金有关东亚传统农耕的著作《四千年农夫》是现代社会最早的生态农业思考(1909-1911年),并在其后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变革。

实际上,卡斯特拉尼在“中国养蚕法”中的生态记录还要早半个世纪。他在书中做了以下记录和描述:

桑基鱼塘防洪

“农民经常从水田中挖取泥土堆到边上,越堆越高,形成高高的平地,在上面可以种植桑树……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割了平原,河岸两边的高地种着桑树,可以防止雨季的洪水毁坏堤岸。”

土地利用

“中国栽培桑树有不止一种形式,有田间地头散落栽种的,有整齐排列栽种的,有房屋四周栽种的,有沿路栽种的。中国人不会把桑树培养成灌木形式,因为树下的泥土会变得无法再做利用。”

如今,我家也是在种了番薯、大豆、南瓜的狭长河岸上栽种桑树。

套种

“虽然桑树间的距离很短,可是中国人却懂得利用这些肥沃的土壤来种植蔬菜、油料的豆类、大蒜、洋葱,有时也有蚕豆和烟草。”

在桑树下套种榨菜在嘉兴已有90多年历史,形成了著名的斜桥榨菜产区。

土壤保育

“他们从不在意桑园的桑树是否要种植得均匀对称或是要保持树干笔直,但每年都会对土壤进行几次的翻耕和施肥。”

不用落叶剂

“他们从不使用落叶剂,每年都是根据需要来修剪桑树,从两个主干上剪去前一年抽出的枝条。”

卡斯特拉尼也观察到了中国人用粪尿做作物肥料:

“房子的围墙外放着各种尺寸的赤色陶罐,类似我们种植柑橘的陶罐,有时也会放在门口的两边。这是粪缸,存着人们的粪便以用作农田施肥之用。人们一定是对粪缸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感到麻木了,因为这些缸即使是放在露天场所,散发的气味仍然会令人作呕,人们根本不可能长时间站在那里。曾经有人认为,恶臭会让家蚕染病甚至死亡,也有许多人至今仍相信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蚕一定已经在中国灭绝好几个世纪了。”

我也用蚕沙、剩桑叶做杭白菊肥料。

四、顺应自然的养蚕法

卡斯特拉尼认为,与欧洲的方法相比,“中国的方法更加自然”,并以小蚕阶段的人工加热与否为例。

通常而言,蚕的一生有四眠五龄。眠是指蚕生长到一定时期,会进入休眠阶段,表面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实际在为蜕皮做准备,蜕皮结束就长一龄。出蚁即一龄,第一眠、即蜕一次皮后变做二龄。

欧洲的养蚕法,用炉火加热,“三龄的过程一切正常,但是到了第三眠,情况突然恶化……有的入眠太晚,有的无法好好蜕皮,有的蜕了皮却不能进食。”

四龄蚕。

上面讲的三龄正常,是指二眠以前;而进入三眠开始恶化,指的是转变为四龄蚕的过程不顺利。

中国的养蚕法,不用人工加热,一、二眠时,会有蚕死去,但“蚕过三眠后,我注意到,虽然我们起初拥有相同数量的蚕……(中国方法)却比我的更健康、更有活力……收获的蚕茧几乎是我的两倍。”

在今天,因为温湿度计的广泛普及(因此可以更精确),中国蚕农也会在小蚕期采用人工加热。但仍然会存在两种状况,即一些人始终加热,一些人根据自然环境而适当调节。

养蚕专用温湿度计。

五、石灰养蚕:传统与本地知识

熟石灰是养蚕中常用的物质。我本以为这是科学普及之后源自西方的方法,出乎意料,在卡斯特拉尼的记录中,这属于“神秘东方力量”。

在他来中国之前,从未知晓,熟石灰(和稻碳)可以被运用于养蚕之中。

我正在养的晚秋蚕沿用了传统石灰操作,这是撒了石灰的二龄小蚕。

熟石灰能够吸收多余的水分,帮助蚕蜕皮;对于休眠期的蚕,石灰可以作为消毒剂,防止它们呼吸的空气遭到病蚕的污染。此外,石灰的气味能驱除老鼠、蛇和昆虫等动物,保护蚕免于外来伤害。

对于卡斯特拉尼来说,获得这一宝贵的本地知识,是至为关键的。因为这涉及到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寻找微粒子病的蚕疫情解决之道。

一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老蚕农曾向他提及,45年前看到过微粒子病——而其并未在中国蚕区肆虐。

“这就表明中国人的养蚕方式使蚕有更多的抵抗力,不易受到伤害。”

卡斯特拉尼最后建议欧洲当时的“现代化”蚕农:

“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人工加热使蚕变弱,石灰使蚕变强壮,如果我们谨遵这两个法则,就有可能防止它们患上萎缩病(微粒子病)。我无法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中国人用石灰,大家都言之凿凿,这是多年以来的标准程序。如果说中国的养蚕业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繁荣,那么在我们意大利则相反,我们的养蚕业与中国相比完全是新手。然而意大利蚕的情况恰恰与中国人的相反,这自然而然地令人联想到不同的结果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六、人、神、蚕的共存

卡斯特拉尼还观察到了大量的养蚕仪式与神祇。用以辟鼠的蚕猫剪纸被到处张贴——在墙上、在供奉祖先的祭台上、在蚕架的立柱上。为了对抗邪恶,蚕架上还会插一些桃枝。农历的12月12日,都会举办盛大的连皇帝也要参加的全民庆祝,祭祀马鸣王等在内的蚕神娘娘。

桐乡洲泉镇的蚕神马鸣王庙。
蚕神年画。图片:网络

对于人与蚕的亲密关系,卡斯特拉尼虽着墨不多,但描绘生动。他注意到中国养蚕人会“持之以恒地,有时甚至过分细致地,倾其所能地照顾蚕。”

在浴蚕种的水中加入一些花,好让蚕感到愉快,“正如你用花来取悦你的女友一样”;而添加蒜瓣,则是某些爱好大蒜的蚕农,希望让尚未孵化的蚕提前适应其未来主人身上带的浓烈味道。

为了不伤害小蚕,养蚕人用鹅毛管来移动它们。

实际上,江南养蚕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神话传说和文化艺术,无不与蚕紧密相连,而成为了某种集体无意识。

七、最后的传统养蚕人

今日中国主流的养蚕业已经和大众想象中的大不相同——它正在经历工业化思维的改造,就像180年前的欧洲养蚕业一样。

让卡斯特拉尼欣喜佩服的“中国养蚕法”正在快速消失。

今年,传统丝绸产区浙江桐乡的春蚕预定量比去年减少10%,延续20多年来的直线下降趋势。据2018年的一次抽查,嘉兴秀洲2个镇6个村20户养蚕户,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也有52岁,小于50岁的一位也没有,养蚕人的平均年龄60.8岁。

晚秋蚕则更少。据“桐乡发布”,崇福镇自然村谢家角今年晚秋蚕,只有4户人家养,总共3.25张蚕种(张,是蚕种的计量单位,一张约为3万颗蚕种)。谢家角有42户人家,原来家家户户养蚕,现在“养蚕率”不足10%。

传统的中国养蚕法的消失,根本原因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养蚕人不得不放弃传统农桑及其生活方式。

而晚秋蚕的锐减,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异常气候的频发,今年夏天长三角的异常高温天气,使得桑树大量减产。

今夏极端酷热,桑树焦黄,叶芽不发。
原本主要在旱地生长的桑树,也不得不实施漫灌救灾。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桑园四周的水田被大量集中于规模化经营的主体上,如承包大户、农业公司等,他们会在夏秋季节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与原有的单人喷洒相比,无人机喷洒的浓度更高、范围更广。农药波及到周边桑园,导致蚕无法食用。

丝绸行业、政府与学界正在力推饲料养蚕、工厂化养蚕,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上述问题,颠覆“5000年传统养蚕”。这个议题涉及面较广,也较复杂,我们不在此展开(以后另辟专文探讨)。

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即不管主流的蚕丝生产模式如何改变,中国传统养蚕法仍有其独特价值,应当设法予以保留并持续发展。

八、11年的返乡之路

与丝绸业界主流观点的差异,源自我们的返乡动机。

我和妻子都出生在卡斯特拉尼造访的这片土地,即杭嘉湖平原的传统蚕乡。后来大学毕业即在北京工作。我们的大学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也都与丝绸行业无关。

工作几年后,因为对于自己农民身份和农村状况的探究兴趣,而辞职参与了“社区支持农业”的志愿者工作,进而在2011年底返乡。

返乡最初2年,也都在进行“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地探索。直到2013年的春蚕季,才将重点转移至本地的蚕桑传统,并基于此开始了“梅和鱼”的实践项目。

2019年春天,我和自己养的蚕茧合影。
我的太太梅玉惠在手工剥茧。图:《故乡与世界》

但是,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即我们没有把农业仅仅看作是一个产业,或者经济要素;我们把农业、把蚕桑视作自己的身份认同。

从身份认同出发,通过返乡,我们建立了对于自己所出生并成长的文化的自信。

与别的行业相比,丝绸的产业链显得尤其长。从农业开始,且包含农业的两大类别,种植和养殖;到工业的缫丝、织布、印染等;到第三产业的设计、零售等。

站在下游工业和服务业的视角,上游的农业只是一个蚕丝原料提供方,是遥远而面目模糊的。

而站在传统蚕桑的视角,种桑养蚕绝不仅仅只是提供蚕茧,养蚕人的生产、生活、社交与信仰全部围绕其展开,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梅和鱼”全家出动采桑叶途中,奶奶走在最前面,两个孙子跟在后面。
“梅和鱼”祭蚕神。

这个秋天,我们再次逆风而动,尝试养晚秋蚕(本地人也叫桂花蚕,因为正好是桂花开放的季节),并且每日早、中、晚在“梅和鱼”视频号不定期直播,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传统养蚕的日常,进一步了解江南蚕丝背后的文化、生态和人。

我为这批桂花蚕制作了可视化的养蚕进度图表,每日更新并记录。

(点击“此处”阅读)

因为我和150年前的意大利人卡斯特拉尼一样,相信传统的价值不只是表面的非遗博物,其所蕴藏的生态、经济、传统知识等应当被投入实践,并与现代价值有效结合。

期待在国庆期间的直播中与你相逢。

晚秋蚕“公共养蚕项目”的海报和直播二维码。

如无标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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