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下台的内在政治逻辑

对二十大人事变更的判断，早在五月份我就得出了结论，此后就再没有动摇过。请看我5月17日回答境外一位投资经理的一席话：

“我花点时间跟你多说几句。首先，中共党内本来是有惯例的，即每一个最高领袖只能续任一届，两届走人。此规矩从江*民时代开始，虽然江很恋栈，最后也不得不离任走人。X这个人虽然修宪，但自己到目前为止尚未明言他将赖在台上不下来，社会上所有的那些“预期”都是人们对他的某种“预测”，因为他修宪了。但是他的当年修宪肯定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破例”。这个前提条件可能就是台湾统一这类理由。很显然，现在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台湾并没有梧桐的可能。他的野心的暴露主要是在上一届党代会上没有确立接班人。但是现在看来，他完全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他的权威也不如我们预想中那么强大。中共党内那些老人一旦集体否定了他的想法，他也就没辙了。其二，中共党内还有一个惯例，就是“七上八下”，六十七岁可以担任常委，六十八岁就得下来。比如王*山，2017年十九大的时候，他满了六十八岁，虽然他才做了一届常委，也不得不下来，最后X给了他一个国家副主席。可见年龄这道坎是硬邦邦的，不是可以随便突破的。这两条惯例决定了X的最终命运。虽然他在十九大的时候没有设立接班人，妄图蒙混过关做三任甚至更多，可是一旦被那些有决定权的老人否定，他最后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事实说明，中共党内精英决策层还是有一定的“票决民主”，并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可以一个人完全说了算。何况他也远远达不到毛的威望，以及毛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中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百年老党，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机制，毛之后已经没有人可以一言九鼎、为所欲为。所以说，这次换人是有着内在的政治逻辑的，并不是由某一个偶然性决定的。李*强的上任，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十九大时没有确定接班人造成的，因为仓促之间，没有更合适的人了。”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依据就是两条。其一就是李*强四月下旬的“高调”亮相。那时正值上海封城期间，全国上下对疫情之恐惧，可以说是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而李竟然不带口罩，到处侃侃而谈，口气之大，于他本人可以说是一反常态。须知，李在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谨慎做人做事，这种“高调”说明后面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光靠这一点还不能就此确定人事变化必然发生。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信号”，这就是其二，我在5月13日的《影响你三代》笔记文章中这样写道：

“昨天上午，打开电视机想借看剧消磨难熬的封禁时光。结果电视机打开后跳出的一个现场节目是中宣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标题是“中国这十年”。我第一时间产生一个“古怪的念头”——给现当局念“悼词”的时间开始了……是啊，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盖棺论定，是到了该下结论的时刻了。”

两条在我看来极其重要的信息基本让我确定人事变化已经发生，需要等待的仅仅只是时间而已。这两条信息可以说人人皆知，并不是什么内幕消息。我在境内生活的时候，从不翻墙，一来因为技术不行，二者也不太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到了境外，也几乎不浏览那些所谓的网站或“渠道”。我一般都不太在意这类东西，它们除了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之外，别无益处。过于注重那些本就经不起推敲的“细枝末节”，往往反而会忽视最重要的大道信息。

五月中旬得出结论以后，针对一些传言，比如天津市委书记带头刮起的“崇X之风”，还有新华社社长的“三个一分钟”（无耻之极！文革以来绝无仅有！），我也对朋友作出过解释：一是因为这些人可能都要跟着下台，“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也算是某种“忠诚表达”（人身依附的表现）；二是不排除北京当局为了政局的稳定和权力的平稳过渡，可能刻意营造某种“不确定性”，让外界无从揣测。

我在7月3日针对一些朋友的疑问如此回答：

“最近很多朋友又在担忧包子“复活”。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还是缺乏本质的了解，很容易为一些表面现象所左右。在我看来，包子的下台走人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悬念。需要理解两个概念，一是“到站下车”，包子并不是因为政治失败下台，而是任期制的结果。他下台后或许会对他的一些做法进行纠偏，但不会对他进行政治清算。第二个概念就是“礼送出境”，中国文化从来都熟捻这一套手法，只要某个政治人物离开政治舞台，放弃权力，为了权力过渡的平稳，可以尽量给予适当乃至必要的礼仪，让其极其同伙安心离去。了解这两个概念了，很多现象也就明白了。”

中共这几十年来政治层面几乎唯一可见的进步，就是“任期制”的推行和稳固。如果这一点都不能坚决守住的话，那它这么多年真是白活了。这个成果绝对不能葬送在X的手里！

9月4日我在回答一位台湾裔美国人的问题时，进一步明确：

“这里再说几句。中共算是一个百年老党了，它一生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一、不能再有终身制，二、不能再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那一套。这两条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Ｘ的离去是一种必然，跟他个人的对错关系不大，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即使他做的再好、再完美无缺，他也得走人，何况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很多人对他的必然离去还将信将疑，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共以及中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缺乏根本的了解。”

说到底，对终身制这类东西，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反感甚至是厌恶。在去年的中国牛年开启之际，我在一篇《牛年初一感怀》（2021.2.12）的笔记文章中写道：

“其实嘛，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念及生死也不算坏事。最怕的是那种对生死毫无感受、不顾死活的人。这种人非常可怕，也非常可恶，政界居多。你看俄罗斯那个普京就是这么一个不识生死的东西，还有同文同种的白俄罗斯卢卡申科也算。他们这种人实在是属于失去人类灵性之流。昨晚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谈到这些，我说我很想看到这些人的最后归宿，看他们最后怎么收场？老邓这个人，现在也是众说纷纭，不能一句话下判断。但无论如何，也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中国现代的政治人物任期制雏形是在他手里搭建的，功不可没。老邓可能算是想明白了的那种人。记得二十年前我对那时候的江头深恶痛绝，心里恨得牙痒痒的，一者因为他是吃最大的人血馒头上去的，二是此人的“闷声发大财”论调，直接领着一大帮官员“名正言顺”地大肆贪腐、为害社会、人心……今天的局面正是他直接间接造成的。那时候看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让我极其反感，心里起码骂了他一万次。但是因为任期制，他总有下台的一天，所以就还有期盼。虽然跟着上去的胡也不怎么样，颇似一丘之貉，但毕竟还是出了一口恶气。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管处于何种体制何种时期，时间久了都会形成一定的社会怨气，需要定时清除，降低社会运转的风险。西方国家这方面就比较聪明智慧，通过定期的选举和轮流执政，有效地让社会怨气得以宣泄，给民众某种期盼。虽然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社会面貌仍旧一如既往，矛盾并没有得到化解，但是“泄洪”就是“防洪”，社会心理得到了某种修补，才能有所谓长治久安。现在的这一位在我看来就比较愚蠢，跟普京卢卡申科一样缺乏“人类灵性”。或许是因为所谓反腐得罪人有生之年怕遭到报复。但一个人既然投身政界，就应该与常人不同，所谓“失身事小，失节事大”，怕死不当某某党员不能仅仅挂在嘴上，政客们没有这点节操是得不到好名声的，无论是哪个党的人。”

回望过去的这五个多月时间，各式人等纷纷登场分析预测，其中不乏境内外的所谓“中国政治学者”、“党史专家”，甚至自以为身居高位、要职的消息灵通人士。但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够做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大致准确的判断呢？见微知著这样的洞察力也许才是真正的“功力”所在，可惜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功力。除了对过往历史的全盘理解以及必要信息的充分掌握外，可能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天分”。洞察力的具备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天分”的。

（吴菊生2022年10月10日写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