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写不出”：从周作人为尤炳圻译作写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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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苦竹杂记》里有意思的东西很多，实在难以一一概括。周二好多次抱怨自己“写不出”，比如《再谈文》一篇差不多都在唠叨这件事，而《常识》一篇索性说得更狠：

轮到要写文章的时候了，文章照例写不出。……
老实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话已经说得太多，文章也写得太过了。我坐在北平家里天天看报章杂志，所看的并不很多，却只看天天都是话，话，话。回过头来再看实际，又是一塌糊涂，无从说起。一个人在此刻如不是闭了眼睛塞住耳朵，以至昧了良心，再也不能张开口说出话来。(p 254)

这话放在现在说，也毫无违和感；更不知周二老先生如果看到现在各处的话话话和一塌糊涂，又会做如何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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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吐槽中小学教育的话也让我很吃惊，原来三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小学校太把学生看得高，以为他们是三头六臂至少也是四只眼睛的，将来要旋转乾坤，须得才兼文武，学贯天人，用黎山老母训练英雄的方法来，于是一星期六天（自然没有星期以及暑假更好，听说耶已有什么人说起过），一天八点十点的功课，晚上做各种宿题几十道，写大字几张小字几百，抄读本，作日记，我也背不清楚，各科先生都认定自己的功课最重要，也不管小孩是几岁，身体如何，晚上要睡几个钟头，睡前又若干刻钟可以做多少事。……我想这种教育似乎是从便宜坊的填鸭学来的，……（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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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谈土拨鼠》这篇也很好玩。这是周作人为尤炳圻所译《杨柳风》写的序言。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Grahame于1908年出版的作品。周作人《看云集》（1932年出版）中收入一篇《杨柳风》，写作于1930年，大概是国内最早介绍这部作品的文章。周作人不仅介绍了作品的内容，还认为“值得把它译出来，只是很不容易罢了”；“我们自己既然来不成，那么剩下的可走的路只有翻译了”。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而且可能还超出了他的预期。写作《谈土拨鼠》是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尤炳圻的译本已经完成多时了。1936年1月，尤的译本作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之一，由开明书店出版，应该这部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两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3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朱琪英翻译的《杨柳风》；而且这个译本前，正是用了周作人那篇《杨柳风》作为“代序”—-大概是没有求到“实在写不出”他写序，只好退而求其次用篇旧文吧。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先后出版的两个中译本，都用了周作人文章中的译名“杨柳风”。我们是否可以推知，周二先生那篇文章发表后，颇有些影响，他的建议，被不止一个出版社采纳了，仅仅几年之后，Grahame的作品就有了不止一个中译本，大概真的要大大归功于周二先生。

不过，《谈土拨鼠》虽然是序言，却写得有点不情不愿。序言是书信体，周作人以“平白兄”开头—-平白是尤炳圻的字—-接下来又大念“写不出”经：“实在是写不出，想了一回只好搁笔。”但是“前日承令夫人光临面催，又得来信说书快印成了，这回觉得真是非写不可了”（p 186）。但虽然写了，并没有谈及译文如何，甚至没有多谈作品的内容，差不多通篇都在讲土拨鼠是怎样的动物，名字应该写作什么。周作人是否真的不情愿作序，而尤先生的夫人为何有这么大的面子，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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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作人跟尤炳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结束；或者说，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众所周知，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1949年初才得释放。《知堂回想录》中提及自己出狱的经历：“一月二十六日走出了老虎桥，在近地的马骥良君家住宿一夜，可是刚吃过晚饭，马君听了友人的劝，忽然决定连夜趁车赶往上海去了，我遂独自占领他的大床，酣眠了一夜。”

《上海书评》2016年12月25日载谢其章“周作人从横浜桥到太仆寺街”一文，正是以这个细节开篇。谢先生说：“这位马骥良，乃周佛海亲信，于周佛海日记中出现过几十次，……我认为马骥良是与周作人同时释放的，这才有可能在慌急之下邀周作人借宿自家。马骥良连夜赶往上海，也许是担心当局变卦“放了又捉”，马的担心直接影响了周作人，所以老周第二天下午在尤炳圻父子的协助下也赶紧乘火车奔赴上海。”我们于是又看到了这位尤先生的身影。谢文中对尤炳圻的介绍，也一并抄录如下：

南京到上海，车行一天一夜，1月28日暮色苍然，周作人一行三人才赶到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尤炳圻家。尤炳圻（1912-1984）乃周作人学生，兵荒马乱之际，对老师爱护备至，令我“不胜敬佩”。周作人后来说：“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八月十五日这才回到北京来的。”

这位尤先生是谁，为什么他们一家都对周作人这么好？豆瓣某条目下有对尤炳圻生平更为详细的介绍：

尤炳圻（1911—1984），字平白，江苏无锡人氏，1911年10月25日生于无锡。1934年夏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当年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及日本文学，1937年夏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和从事译著活动。1945年迁居上海，在上海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缉椝中学及南迁苏州的河南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后分至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其间也从事了文学研究和译著活动，1984年病逝于兰州。

也就是说，民国二十四年的时候，尤炳圻还在日本留学，不过是二十四岁的青年。我没有找到他与周作人相识的相关记录，不过，1937年1月李健吾的一封信，表明学成归国后的尤炳圻，确实成了周作人身边的学生。《中华读书报》2016年05月04日载龚明德“从李健吾1937年致陶亢德信说起”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二人的师生关系。李健吾1937年1月21日致陶亢德的信写道：

亢德先生：
手示敬悉。本学期校课已结束，当可抒写数行。唯生活沈闷，心与境两恶，难得满意文章为歉耳，略假时日即自邮奉。屡承赠读贵刊，即此并谢。内弟炳圻常有信来，彼得与知堂老人朝夕盘旋，为福无限，此等机遇百不得一也！匆匆并颂
撰祺！
弟 健吾
一月廿一日

尤炳圻正是李健吾夫人尤淑芬的胞弟。龚文后面讲到：

1937年《宇宙风》第32期所刊《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专栏，有尤炳圻写的短文。尤炳圻推荐了1936年即专栏名目中的“二十五年”他的“爱读书”三种，就是日本铃木大拙即贞太郎著《禅》、英国迭更斯的一部著作和日本藤井乙男著《谚》。在具体介绍三种“爱读书”之一的《禅》之前，尤炳圻开头就说“去冬以来，承智堂师数度指示禅机”，稍后又说“这册《禅》也是师所亲授”。
……尤炳圻文字中的“智堂师”是学生对师长的既敬仰又热爱再加上亲切的称呼，“知”和“智”当时的用法是一个字，如“知识分子”时常也被人写作“智识分子”。同时，“智堂”也是周作人的常用笔名之一，1936年10月即尤炳圻与周作人“朝夕盘旋”之初，周作人发表文章就在使用笔名“知堂”的同时也署用笔名“智堂”。
可见，尽管在1935年底，周作人为这位小朋友的译作写序时还显得有点不情不愿，或者说漫不经心，在之后的数年，他们之间确实发展出了不浅的交情，甚至在十几年后，周作人身败名裂之时，尤家父子仍不忘旧交，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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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还想补充一个有意思的事情。1949年年初，周作人到达上海、滞留尤家，尚不能回京的时候，编译了《希腊女诗人萨波》这本小书，据钟叔河的出版题记，“本书为周一九四九年一月出狱后居上海时编译，八月完成。郑振铎极力主张出版。”也就是说，这本小书正是周作人寄人篱下、不得回家、前途未卜的时候完成的。周二的工作主要选译了一本英文的萨福传记，并对其中萨福诗歌的译文，对照萨福原作加以校对修订。

这个工作能做出来并且得以出版，意义可以说很小，但也可以说很大。一来，这样的工作，在之后几十年，是基本绝迹于中国大地的；二来，一个人身败名裂，刚刚被关了三年多放出来，滞留他乡，一时半刻还回不了家，居然有朋友肯在生活和事业上给他实打实的帮助；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没有自暴自弃或是怨天尤人，而是刚获得自由，还没安顿下来，就开始正经干活儿了。

这大概是最令我惊奇和感叹的地方，也是我不嫌麻烦把这些材料堆砌在此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