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超越时空的相似

刚刚看完了加藤周一的一本小随笔集《何谓日本人》，很受触动。这本书收录的随笔都写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我读的时候，只觉得书里面的很多观察，与当代中国的很多现象有着惊人的类似，以至于直接把“日本”二字换成“中国”也并不无可。这里尤其想要谈的，是本书第三部分《关于知识分子》和《战争与知识分子》两篇文章。

在《战争与知识分子》一文中，加藤提到一个“多数日本人共有的普遍问题”：“思想”与“生活意识”的背离。也即，思想与人格、政治思想与内心的想法、合理性思想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背离。因为这种背离，“思想”成为了某种相对的东西，“像将西装换成国民服一样”，是可以随着现实生活条件的变化而随时改变、随时抛弃的。

加藤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背离，是因为“思想”是外来的。日本知识分子从西方学习了政治、哲学的各种理论，但这些理论只是在智识上被理解，并没有渗透到生活中，也没有与日本的传统价值相联系，因此“思想”就只是“思想”，而生活还是生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加藤指出：“思想源于经历。倘若经历不改变，那么思想也决不会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无法引进的。”——这个话其实可以推而广之，在个人的层面是“经历”，在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是历史，或者说形成某种“思想”的社会历史土壤。因为缺少这种土壤，日本知识分子所习到的“思想”，是脱离了“经历”的、徒有其形的“思想”，是“思想”的影子或曰模型。

而与此相对，日本的社会生活则是具体的、实在的。个人要在日本社会生活，便需要具备相应的“生活意识”，需要顺从个人所属的小集团内部的束缚，而同时也由这样的社会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和舒适。在加藤看来，实际生活的方便、习惯和情感是优先于“思想”的，“思想”屈服于“生活”，也屈服于“日本”这样一个糅合了天皇、权力、国民、故乡山河的笼统的、无法分割的概念。

“思想”屈服于“生活”，意味着不存在超越性的价值。因此，无论是基于伦理情感的伦理价值，还是通过对艺术的感触而奠定的审美价值，或是基于科学和逻辑的真实性，都成了相对的东西，可以根据时间、场合而放弃。又因为“日本”这个概念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天皇、法西斯权力、国家、民族、 “故乡山河”全都混杂在一起，“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既包含了权力机构，也包含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因为没有什么超越性的价值，可以用来判断国家的善恶、国家行为的对错和好坏，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思想”可以超越“对国家的忠诚”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形下，“忠诚”成了“国民的义务”，“忠诚”本身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虽然加藤谈的是战争年代，但混杂一切的“日本”的概念、无法超越的“对国家的忠诚”，这些听起来都熟悉得让人心惊。“中国”这个概念一样与国家权力及权力机构不可分，与国民不可分，与“故乡山河”不可分，与“黑眼睛黄皮肤”、与汉字、与传统节日等等符号也不可分。因其不可分，“辱华”成了不经意间就能触到的红线，而“爱国”则变成了最大、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正确。

对于 “忠诚”这一概念的形成，加藤认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明治以来的国民教育，以及拼命想要赶超西方、要“富国强兵”的梦想。加藤认为，日本不只是在战争时期，而是自明治以来就有对知识分子的动员。这种动员以富国强兵、赶超西方为目标，所以日本的技术人员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却没有时间去为国民制造一台轿车；日本的知识分子只专注于自己工作的狭窄范围，而没有闲暇和心思去听音乐、读小说，或是关心社会问题。加藤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有人根据英国知识分子去西班牙旅行回到伦敦时谈及话题的不同，将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会谈及社会政治议题的，另一类是会谈及自然、艺术、建筑等话题的。而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除了在西班牙旅馆中的麻将输赢以外，他们完全记不得暑假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描述仍然无比熟悉，让人想笑却又笑不起来。

本书收录的随笔写作的时代，正是日本经济腾飞、创造了日本“奇迹”的时代，也是日本打开国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与世界有更多联系和融入的时代，这与当代中国也颇多类似之处。所以本书中的其他章节虽然重在谈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特征，但同样有很多让我觉得非常熟悉而类似的地方。比如加藤谈到1964年奥运会之前东京大搞建设，感叹说“巴黎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在协和广场中央架起高速公路……像日本这样，为了一点点方便和一点点利益而去侮辱、破坏、践踏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所营造出来的美，而且泰然自若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巴黎或许确实想不到在协和广场建高速公路，但我们都知道，加藤笔下的这个日本，并不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