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確回憶錄
我永遠也忘不了2020年的那個春節。
2020年1月21日，臘月二十七，我站在汽車站碩大的候車廳裡，正等待坐上返鄉的大巴。當時我看到新聞裡，之前一直被說成是謠言的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的消息終於被確認。彼時已經臨近除夕，車站裡人們摩肩接踵，臉上洋溢著回鄉的喜悅，電視裡的新聞是如此格格不入，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一場即將席捲全球的風暴正在襲來。
中國人對於瘟疫有一種天然的恐懼，同時也有一種天然的自信。2003年“非典”襲來的時候，我才上小學二年級，當時還因為學校裡出現了發熱病例而被關在學校隔離了三天。我記得當時死了很多病人和醫護，全國上下人心惶惶。當時中國人付出了血的代價，最終控制住了“非典”，也避免了全球性的擴散。但也因為抗擊“非典”的經歷，讓中國人對於新冠疫情嗤之以鼻。所有人似乎都很自信，覺得我們曾經戰勝了“非典”，新冠病毒自然也不在話下，人們對於這個國家的制度有著異常的自信。但就我加入的一些鍵政群的消息顯示，這場瘟疫似乎比新聞上報道的要嚴重得多。當時有關瞞報的新聞還不多，但根據以往對中共的認知，我嗅到了一絲不尋常的氣息。
武漢有一所國內最頂尖的病毒研究所，所以當時有個說法是，“如果武漢都防不住新冠，那就沒有哪裡能防住了”。後面事實說明這話倒也沒錯，因為武漢確實沒防住，全球其他城市也都沒防住。但也因為這所病毒所，有很多人認為新冠病毒是從這裡洩露出來的。在2021年3月的時候，迫於國際壓力，中共終於同意世衛組織的調查組進入調查。調查結束過後，世衛組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們的調查非常順利，並沒有遭到任何的阻撓和隱瞞。但是在離開中國過後，這名負責人又火速表示他們在中國的調查並不順利，他們被全天候監視，病毒所很多區域都沒有進去，很多關鍵數據也沒有拿到，他們只有依靠現有的殘缺數據來寫報告。最後的調查報告顯示，新冠病毒從武漢病毒所洩露的可能性極小。但隨後有醫學工作者表示，報告中的數據並不全，僅依靠這些殘缺的數據並不足以得出最後的結論。在相關消息開始發酵之後，這些科普內容遭到全網刪除。
坐大巴回到老家過後，我每天都在關注新冠疫情的發展，這場風暴的第一個高潮正是1月24日——除夕夜。當時我和家人已經吃完了年夜飯，親戚們還在聊天，電視裡放著春節聯歡晚會，一切都和往年一樣平常。
但微博上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武漢是在23日封城的。匪夷所思的是，有關部門似乎刻意提前三個小時放出了武漢即將封城的消息，直接導致有大約三十萬的武漢人連夜逃離了武漢。也正因為這三十萬人，導致有關武漢的身份信息（尤其是車牌）在全國各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視。
在經過多日的潛伏過後，新冠的症狀在除夕夜開始集中爆發，大量恐慌的群眾帶著發熱的家人湧向醫院。微博上的視頻顯示，人們擁擠在醫院的門診大廳裡，恐慌和焦慮四處蔓延。醫院和政府完全沒有做好迎接那麼多病患的準備，他們既沒有對聚集的患者及其家屬進行疏導和分流，也沒有預備足夠的醫療資源來處理這些病人。換班下來的護士躲在辦公室裡嚎啕大哭，甚至大聲嘶吼著“我受不了了”，物資短缺的醫護只有把垃圾袋套在身上當防護服。按理說這些內容都是不能出現在網上的，因為太“不正能量”了。所以沒有準備好的不僅僅是醫院，中共的輿情部門也沒有準備好，所以才有這麼多負面消息在網上瘋狂傳播。之前逃出去的那三十萬武漢人，他們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沒有人知道。我只記得那個除夕，在獨自一人的時候，我始終都在流淚。
第二天，全國都變天了，不論是現實裡還是網絡上。一夜過後，全國各地的口罩和消毒水一併連同網上的負面內容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母親開始囤菜。她早上七八點鐘便去到超市，但那時的超市就已經人滿為患。她第一次的“戰果”並不豐盛，像是番茄、土豆、黃瓜之類比較耐放的蔬菜早就沒有了，剩下的大多是白菜之類既不管飽、也不耐放的蔬菜。當時的新聞仍然在說著“可防可控”之類的話，並且一直在渲染疫情並不嚴重。既然疫情並不嚴重，為何卻又如此著急地對一個有著一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進行了封城措施？這些問題和微博上的視頻一樣，就擺在那裡，這些媒體卻閉口不談。
但並不是所有的媒體都這般無良。在新冠疫情爆發過後不久，《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便趕在封城前駐扎到了武漢，並在這期間發佈了海量的優質新聞報道。同時還有有著都市傳說色彩的財新。
財新是中國內地當下唯一一個仍然很敢說的媒體。他們時常會發出和主流輿論完全不同的聲音，還時常能挖出很多大人物的黑料，並且經常因此被刪文，也因此在粉紅圈子裡的風評非常差（他們認為財新裡都是恨國黨）。但不同於其他已經被“收編”的媒體，財新既沒有改變自己唱反調的路線，也沒有因此受到任何處理。很多人都認為財新背後有一個至少是副國級的人物作為支撐，但是卻沒有人知道是誰。
在23日的時候，財新便採訪了管軼。管軼和鐘南山一樣，都是因為抗擊“非典”而出名。但他和鐘南山不同的一點在於，管軼選擇去了香港大學，而鐘南山則決定留在內地和中共合作。
這種差異在中國內地是非常致命的。
因為沒有在內地發展，管軼在民間的名聲遠不及鐘南山響亮。而且在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過後，任何有關香港的標籤都會被認定成是反華分子，更別說幾乎就是在和鐘南山唱反調的管軼。鐘南山一直說的是，新冠疫情可防可控，大家不用擔心。而管軼在財新的採訪中卻表示，這個病毒非常可怕，中國的防疫措施做得根本就不夠，後期感染數至少是“非典”的十倍。也正因為這些言論，管軼毫不意外地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很多人對他的言論嗤之以鼻，還說他是騙子、瘋子，是一個想要依靠恐慌言論搞垮中國的港獨分子。當然，最終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
這場疫情從一開始便伴隨著謊言。
根據中共放出的不完全的消息，零號病人應該是在2019年12月上旬出現的。當時人們只能在網上零星地看見有關這場瘟疫的信息，相關的消息並不多，也不真。
根據後續的新聞報導（當然這些報導大多被刪除了），首先發現疫情的武漢中心醫院瞞報了相關的消息。據報導，這所醫院的院長蔡莉是一個十足的官僚主義者。她的服裝和配飾明顯不符合她的收入水平，她對下屬有著不合理的嚴苛，甚至要求下屬在她的辦公室修建一個浴室，而且一定要有浴霸，因為她怕冷。
在發現新冠病毒過後，蔡莉不僅封鎖了相關消息，甚至為了防止消息走漏，還不准那些日常不用戴口罩的醫生戴口罩，因為她擔心病人看見這些醫生戴口罩會產生猜疑。最終，蔡莉的這些做法導致武漢中心醫院三百多名醫護被感染，6名醫生因病死亡。
在這些死者中，最有名的是李文亮。李文亮是一名眼科醫生，被稱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
在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收到了一份病毒檢驗報告，上面顯示武漢中心醫院收治的一名病人感染了一種新型SARS冠狀病毒，隨後，他將這張化驗單拍照並發到了微信群裡，提醒身邊的友人要注意防範。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將化驗單轉發到微信群的行為被認定成是惡意散播謠言，並因此遭到了派出所的傳喚和訓誡，此消息隨後被全國各大媒體（包括中央電視台）發佈。但實際情況是，就在12月30日當晚，武漢市衛健委便向武漢中心醫院發佈通知，要求不得散播任何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消息。也就是說，武漢地方早在12月便知道了新冠病毒的存在，但他們仍然選擇了隱瞞，並且還向李文亮潑了一盆髒水。
李文亮在1月31日確診，2月7日凌晨2點58分逝世。有趣的是，《新京報》在6日晚上便宣佈了李文亮的死訊，隨後又刪除了相關消息，表示李文亮還在搶救，直到7日凌晨才被正式宣佈死亡。對於這個烏龍，民間的猜測是，李文亮在6日晚間就已經腦死亡了，但院方仍然選擇使用儀器維持李文亮的生命體征，直到凌晨。而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凌晨的時候大家都已經睡了，屆時再宣佈死訊，對輿情的衝擊會比較小。
但第二天，網上還是迎來了海嘯般的輿情。大量的用戶在網上悼念李文亮，還有人去武漢中心醫院門口吹哨。再晚些時候，甚至出現了“我們要言論自由”的tag，大量的網友把李文亮之死歸因於沒有言論自由，並且要求中共放權，實現言論自由。總之，當時網上言論尺度之大，是習近平上台過後從未有過的。對於這個情況，有人說這是輿情監管部門沒有做夠準備，低估了人們的怨氣；也有人說，這是高壓過後出現的輿論窗口期，主要用來給人們釋放情緒，避免因為過度高壓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
李文亮死後，在他往期微博的評論區，人們會在裡面給他留言，還有一些人會吐露一些自己平時不願意說的心聲。他的微博成為了一個樹洞，也有人稱其為中國版的“哭墻”。
這種情況必然是中共不願意看見的。李文亮這個身份必然會讓人們想起他們在面對新冠疫情時說出的謊言和做出的各種荒唐決策，亦如那些被刪除的負面消息一樣，有關李文亮的信息，最好是消除得越乾淨越好。他的存在讓中共陷入尷尬，讓人們意識到中共並不總是偉大、光明、正確的。雖然有人會說，犯錯的只是武漢地方政府，這並不是中共的錯。但實際情況是，無限權力對應無限責任，對於一個極權國家而言，責任沒有地方或是中央的區別。當一個地方出現了問題，其體現的必然是整個社會運作機制和政治制度的問題，而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源，正是中共。
用外交部的話來說，李文亮的存在是“不正確的集體記憶”，是需要糾正的。
就在2020年6月19日，李文亮微博下一百多萬條評論被刪除，評論功能被屏蔽，只能顯示評論數量。新浪此舉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隨後，李文亮微博被恢復了評論功能，但無法再查看之前被刪除的評論。再往後，以往評論也被恢復了查看，但無法再按照熱度和點讚數排序。人們雖然保住了這個“樹洞”，但這個“樹洞”也已然不是過去那個“樹洞”了。
李文亮這個人物的爭議非常大。很多人認為李文亮並不配“吹哨人”這個身份，因為他並沒有向社會發出警報，他只是把消息轉發給了他的友人，他的行為只是一個普通人的正常反應，本身並不偉大。但這裡面的問題就在於，即便是這麼一個普通人，有關他的消息也仍然會被封殺，有關他的討論仍然是危險的。所以人們之所以尊敬李文亮，也許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而是那些試圖打壓他的人反而使他的形象變得高大了起來，把他捧上神壇的正是那些打壓他的人。
李文亮是“吹哨人”，他“哨子”的來源，是武漢中心醫院急診部主任艾芬。
3月10日，《人物》雜誌刊登文章《發哨子的人》，這篇文章詳細梳理了艾芬“發哨”的過程。作為最早接觸新冠病人的醫生，艾芬一開始便察覺到了事情的反常。12月30日，艾芬便拿到了寫有“SARS冠狀病毒”字樣的病毒檢測報告，並將其上報了上級，同時轉發到了醫護微信群，李文亮獲得的信息便是從這裡來的。但艾芬並不算特別幸運。2021年1月1日，和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聯的肺炎病患開始增多。1月11日，武漢中心醫院一名護士出現肺炎症狀。艾芬多次向上級匯報這些情況，但醫院上級卻批評道“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樣子）”，並且仍然表示“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控”。“早知道會這樣，老子當初到處說。”艾芬在採訪中表示。
《人物》的這篇文章隨即點爆了互聯網，人們意識到不僅是李文亮不該死，甚至連這場瘟疫從一開始都不應該散播開來。在疫情剛開始時候，就有很多自媒體表示，中國已經在“非典”事件中意識到了瞞報的可怕，也已經建立了足夠的防護機制來應對。但艾芬的經歷證明，這片土地在十幾年裡並沒有任何變化。艾芬的經歷再一次勾起了人們對於“非典”的恐懼和對李文亮之死的憤怒。為了防止這些情緒蔓延，《發哨子的人》不到半天便被全網刪除。
就如同李文亮微博評論區被屏蔽一樣，部分中國人再次開始了反抗。在墻內的互聯網，如果某一篇文章被刪除，那這篇文章就會被放入數據庫。以後如果再有人發佈這篇文章，那這篇文章便會被識別出來，隨即被立即刪除。所以在原版《發哨子的人》被刪除過後，網上相繼出現了英文版、法語版、德語版等外語版本。這些版本因為內容和原文不一樣，所以並不會被數據庫識別，也得以存在一定的時間。隨後各大平台的輿情部門發現了這一問題，便開始著手手動刪除。由於現當代的自然語言比較容易被翻譯、識別，隨後人們又寫出了文言文、篆書、emoji、摩斯電碼等版本，甚至還有人使用了《指環王》中虛構的精靈語進行改編。這些版本更加難以識別，所以刪除速度相對較慢。但最終的結果是，沒有一個版本得以倖存，這篇文章以各種形式分別死亡了一遍。不過萬幸的是，艾芬的生命安全並沒有因此受到威脅，3月16日，艾芬在自己的個人微博報了平安。
艾芬再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是2020年12月，她在網上曝光自己在愛爾眼科治療眼疾，結果自己卻右眼失明。艾芬認為愛爾眼科存在不規範操作和受賄行為，導致自己眼睛失明。隨後經過愛爾眼科自查，認定艾芬的失明和愛爾眼科的手術沒有關聯。
關於這份調查的真實性，我們無從得知，但艾芬確實利用了自己在互利網上的影響力，來試圖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在中國，尤其是自媒體生態發展起來過後，便逐漸興起了一個叫“微博維權”的詞。這個詞的意思是，當你遇到麻煩的時候，找警察是沒有用的，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是將這件事發佈到微博上，讓民間的輿論去倒逼公權力幫你維權。所以艾芬在微博控訴愛爾眼科，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艾芬，在現實裡也會吃癟，因而不得已到微博上進行維權。
至於說為什麼艾芬利用了自己的影響力進行維權，不僅僅是因為這幫她掀起了更大的輿論浪潮，還因為這有效防止了她陷入危險。
2017年12月，一位名叫譚秦東的麻醉科醫生在網上發佈文章批判鴻茅藥酒，表示鴻茅藥酒中含有多種有毒藥材，其廣告不僅誇大了藥效，還惡意隱瞞了鴻茅藥酒可能有毒的事實。2018年1月，內蒙古鴻茅國藥股份有限公司向警方報案，認為譚秦東的文章嚴重損害了公司名譽，要求對其進行抓捕。1月10日，遠在廣東省廣州市的譚秦東被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的警察逮捕，並將其羈押于烏蘭察布市涼城縣看守所。4月，譚秦東因證據不足被取保候審。在被釋放後，譚秦東的妻子發文表示譚秦東被檢查出患有嚴重的創傷應激障礙，不久後宣告此消息的微博被刪除。
譚秦東被捕過後，一時間“跨省抓捕”成了一個熱詞。在事件發酵過後，鴻茅國藥大言不慚地說譚秦東污衊了他們的名聲，對於譚秦東在文章中提出的種種疑點卻閉口不談。即便控告的理由如此荒唐，一名專業醫生仍然僅僅是因為一篇文章便被一群警察從中國的最北端一路追到中國的最南端。當時的輿論有如先前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全國輿論都在聲援譚秦東，但公權力卻不為所動，仍然選擇對他進行抓捕，究其原因可能只是因為鴻茅國藥是烏蘭察布市的支柱企業，所以他們選擇維護鴻茅國藥的利益，哪怕因此公然違法。所以說艾芬為什麼是幸運的？因為她的名氣比譚秦東大，而愛爾眼科也沒有鴻茅國藥那麼大的背景，這才讓艾芬得以在這場維權戰中活下來，甚至還能得到一份調查報告。
在這件事過後，鴻茅藥酒仍然健在，他們的廣告也沒有受到多大的影響。至於譚秦東提出的種種疑點，鴻茅國藥沒有任何解釋。事實上早在2015年，中國便通過了新版的《廣告法》。在新版《廣告法》中，明確了對醫療和藥物類產品宣傳的限制。這些限制嚴格到什麼程度？嚴格到在中國的各大網絡平台，病、症、藥、醫生、血等相關的詞彙都會被認定是敏感詞，在添加字幕的時候需要進行改動。例如人們口頭上常說的“你有病吧”需要改成“你有b吧”，不然“病”這個字被識別出來的話，就很容易被系統判定成“含有醫療建議”或是“含有藥物廣告”的內容，然後被刪除或是限流。於是在墻內互聯網上，“生病”變成了“生b”，“吃藥”變成了“吃y”，“病人”變成了“b人”。但即便規定已經如此嚴格，也仍然限制不了那些特權享有者，最終受到損害的只有普通民眾，以至於短視頻字幕一時間“群魔亂舞”。
相比於艾芬，另一個武漢女性則要“倒霉”得多，她便是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是湖北作協的主席。不同於很多“掛名”主席，方方曾發表過多部著名文學作品，拿過很多獎項，是實打實的實力派文學家。在武漢封城過後，方方便開始在公眾號上發佈《方方日記》，主要用於記錄自己在封城期間的生活軼事。方方生于1955年，是典型的“傷痕文學”作家，也許正是這個標籤，給方方帶來了麻煩。
方方的描述非常樸實。她自己作為一個被禁足在家的武漢人，她的描述大多來自於她的生活本身。在這些日記中，她既不留面子地批評相關官員的錯誤，也絲毫不吝嗇自己對基層人員的肯定和同情。可是在一些惡意解讀下，她的文章被認定成是反黨、恨國、反政府的。方方的存在激起了繼李文亮之死過後的有一次輿論浪潮。支持者認為，方方的寫作是務實的，中國需要這樣的作家來幫民眾發聲，即便她的觀察並不一定總是全面、正確。反對者則完全認定她是一個恨國者，並認為她文章中的紕漏並不是失誤，而是為了顛覆社會秩序而惡意造謠。
不論哪一方說得對，我們都不可否認的一點是，方方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來自公權力的阻撓。不僅僅是《方方日記》被刪，發佈相關文章的公眾號也被封禁。方方一位名叫“二湘”的友人是最早幫她轉發日記的，當時她的公眾號還叫“二湘的七維空間”。這個公眾號每被禁言一次，二湘便會申請一個新號繼續轉發，並將公眾號的“維度”加一。到《方方日記》停更的時候，二湘的賬號已經“轉世”成了“二湘的十一維空間”。
對於網上發佈的疑問，方方曾專門發過文章進行解答。例如為何她的日記能夠如此快速地被翻譯成英文，進而得以在亞馬遜上出版？她是不是和境外勢力有勾結？她的解釋是，她有一位精通漢語的外國友人就住在武漢，她每次寫完文章過後都會交給他進行翻譯，這也是為什麼《方方日記》英文版能夠快速出版。她的解釋還有很多，但是這些用來解釋的文章基本都被刪除了。在這些內容被刪除過後，部分戰狼自媒體便開始了捏造謊言。他們說《方方日記》在外網被買爆，方方給境外勢力“遞刀子”。但實際情況是，在美亞的暢銷榜上，你要往後翻十幾頁才能找到《方方日記》。可無奈方方並不能對這些事情進行解釋，不論是她本人還是其他人，只要寫文章進行解釋，這些文章都會被刪除。到了後期，甚至有人在網上感歎：我以為武漢解除封城過後，民眾會責問武漢地方政府各個級別的官員，卻萬萬沒想到他們最後找上了一個寫日記的。在被隔絕到信息孤島上過後，墻內互聯網上任何有關方方的討論必然都是負面的，人們一提到她，首先檢索到的總是“漢奸”這個詞。所以對於方方的行為的對錯的討論已經沒有了意義，在公權力的介入下，這些爭論就如同在屎裡找屎。
至於什麼是謠言，中共自有一套判斷方法。例如方方在日記中寫到的和現實有出入的地方，這算謠言嗎？算，其中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它失實了，更多的原因是因為它呈現出的是一種“負能量”，是負面的新聞。這樣的內容被揪出來過後，緊隨其後的是海嘯般的討伐聲，而這些人在討伐的時候自然也不會顧及方方寫作的題材和其他內容的價值。同樣的，假如你的謠言是“正能量”的，那這個“謠言”便不會算是謠言，甚至還能得到公權力的保護。我曾見過無數闢謠的文章或是賬號被封禁，而謠言本身卻沒有一點影響，甚至還能獲得流量的加持。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方可成的公眾號新聞實驗室，就是在對戰狼賬號青年大院的“正能量”謠言進行闢謠過後遭到了永久封禁，而青年大院至今仍然平穩運行。
當然，還有很多謠言本身就是由公權力放出來的，尤其是新華社、環球時報、人民日報、外交部等，都是生產謠言的大戶。對這些用戶發佈的內容進行闢謠是尤其危險的，其被封禁的可能性遠大於對民間自媒體進行闢謠。在新冠疫情爆發過後，有關新冠疫情的闢謠工作尤其難做，因為那些謠言大多都來自官媒。這些謠言通常被用於抹黑外國和異見人士，同時鞏固中共極權政策的合理性。所以闢這些謠就意味著和中共的根基——也就是權力——作對，這對於一個極權團體來說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因此闢官媒的謠言之所以危險，不僅僅是因為這種行為會讓他們丟臉，更大的原因是這些闢謠的內容會動搖“國本”。
對於救災這種事，中國人同樣有著一股自信，而這個自信源自汶川地震。在地震發生的當天，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便已經飛抵成都，準備進入汶川災區進行指揮。四天過後，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飛抵綿陽，為溫家寶助陣。我並不清楚他們進入災區過後做過什麼，也不知道他們抵達災區過後是否對救援真的起到了幫助，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作秀。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中共的兩大巨頭紛紛空降災區，對於災區民眾情緒的安撫作用必然是巨大的。他們哪怕是作秀，但也確實達到了安撫民心、加強社會團結的作用。雖然後續對豆腐渣學校的追責仍然沒有結果，但是僅僅是從救災的角度來說，大多數中國人對他們以及他們的救災成果保有的是肯定的態度。
可新冠疫情從一開始便是混亂的。不僅僅是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封掉武漢，讓武漢人斷糧、斷醫，就連全國各地抗疫物資的發放也成了問題。大量的援助物資送到半路便被其他地方政府截獲留為己用，結果送到目的地的時候包裹已經空掉了。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武漢終於開始興師動眾地修建方艙醫院過後，結果工地卻連足夠的雨衣和膠鞋都湊不夠。這場災難有沒有總指揮，如果有，他是誰，我完全不知道。
毫無疑問，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角色，必然不是習近平就是李克強。但事實是，他倆都沒有出面，也沒有發聲。向來喜歡拋頭露面、刷存在感滿足虛榮心的習近平居然整整三個月沒有拋頭露面，直到3月才終於發話，決定視察方艙醫院。但我實在不知道他去的到底是哪個方艙醫院，因為那個方艙醫院有高樓，有綠樹，房子裡還有個大禮堂。而他所謂的“視察”，也不過是站在大禮堂裡和醫護進行視頻通話。隨後，有相關人士分析，他去視察“方艙醫院”的照片可能也是偽造的，因為影子的方向不對，這些消息隨即被全網刪除。然而在面對譚德塞的訪問的時候，他卻說自己一直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可人們既沒有看到指揮，也沒有看到部署，更別說“親自”。以他虛榮的性格，倘若他真的做了什麼，必然會全網到處宣傳，而不是悶著三個月都不露面。也就是說，這三個月他真的什麼都沒做。至於李克強，他可能也啥都沒做，但他也啥都沒說，也許是因為相比於習近平，他羞於這種無端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行為。
後來習近平還去武漢的社區晃了一圈，社區裡的居民站在自家陽台上大聲喊著“主席好”。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一切都是演戲。
在習近平到來之前，副主席孫春蘭率先到武漢來“踩點”。武漢地方官員也不知道哪裡來的自信，居然沒有進行事先預演，便讓孫春蘭進了小區。在聽說孫春蘭來了過後，小區的居民們都站在窗台上大喊“假的，都是假的！”孫春蘭非常不愉快地離去，喊話的小區也受到了懲戒——被社區送了爛菜。然後習近平去的時候，中共便派警察到居民家去，不准居民們靠近陽台。當習近平出現過後，再由那些警察假裝成居民，大聲喊著“主席好”。
緊隨其後的，是全球性的新冠浪潮，以及海外華人群體被迫害的伊始。
2020年3月26日，中國民航局推出“五個一”政策。根據這一政策，中國航司經營的往返任意外國的航線僅保留1條，且每週運營班次不超過1班；外國航司往返中國的航線僅保留1條，且每週運營班次不超過1班，簡稱“五個一”（一航司一國家一星期一航班）。不僅如此，歸國人員還需要準備核酸陰性檢測報告、綠色健康碼等手續，在入境過後還要面對長達14天的自費隔離。
我從一開始便無比反對這一措施。我反對這一措施不僅僅是因為這體現了這個政府對國民的不負責態度，還有個原因是中共過於喜歡“又當又立”。
根據中共對自己的宣傳，中共總是“愛民如子”的，當人民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願意不惜代價伸出援手的。在粉紅圈子裡甚至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中國護照不能讓你輕鬆地出國，但是在遇到事情的時候一定能帶你回家。然而“五個一”出來過後，大家意識到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共之所以推出“五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能夠完全防護境外輸入的病例。他們既不願意花功夫去考慮如何能妥善安置入境人員，也拉不下臉承認自己確實沒有安置所有人的能力，結果就是推出“五個一”政策，假裝自己沒有關上國門、仍然愛民如子的樣子，但實際上卻千方百計增加門檻，讓海外華人無法回國。
而這一切最終的結果，就是海外華人回國成本陡增。在推出“五個一”過後，回國機票頓時暴漲到幾萬到十幾萬不等，自費隔離費用也需要一兩萬。就在今年俄烏戰爭打響過後，很多在烏克蘭的華人都拒絕回國。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回來，而是因為他們承擔不起十幾萬的費用。相比之下，直接坐火車去歐盟不僅花費更低，而且還可以拿到歐盟的難民補貼。而且有時候你即便是有錢也回不來，因為那些航班隨時都有可能取消。就在今年3月，一班從蘇黎世飛上海的航班在起飛前20分鐘被取消，隨行的中國人全部被困在了蘇黎世機場的禁區。除了航班被取消，還有越來越苛刻的核酸報告措施。從最開始要求的核酸報告72小時有效期，到48小時，再到24小時，人們越來越難以獲得符合標準的核酸報告。倘若你需要轉機的話，你還需要在中轉地去做核酸。可是對於那些轉機時間只有幾個小時、甚至連海關都出不了的民眾來說，他們去哪裡搞核酸報告呢？於是大量的海外華人被迫留在了外國，根本回不來。
即便遭到萬般唾罵，民航局也絲毫沒有鬆口，人們在無盡的憤怒中迎來了清明節。
武漢是4月8日解封的，但是在4月4日的時候，中共“網開一面”，允許家庭中派出一個人前往殯儀館領取封城期間逝者的骨灰。在殯儀館重新開放過後，便有民眾開始在網上發佈有關殯儀館的消息。根據他們的說法，在殯儀館現場不允許掏出手機，更別說拍照、錄視頻之類的，並且全程都有工作人員巡邏，防止有人拿出手機。我想不明白，如果不是有什麼刻意隱瞞的，憑什麼不讓別人拍攝呢？事實上對於輿論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能夠渲染悲情、團結群眾的機會——如果他們在數據上沒有作假的話。
根據中共給出的數據，封城期間武漢因為新冠病毒死亡1200餘人。後面通過進一步調查以及修改統計方式，死亡數被確定在了3800人左右。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武漢封城後不久，便出現了類似於“全國殯儀館馳援武漢”的消息。倘若真的僅比平時多死亡3800人便能讓一個有著1200萬人口的大城市的殯葬業癱瘓到需要全國支援，這是否過於誇張了？實際的死亡數真的只有3800人嗎？並且在2021年4月，中國疾控中心披露的數據顯示，武漢市新冠抗體陽性率在6.9%左右，也就是大約有83萬武漢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並且其中82%的感染者都無症狀。照這麼算下來，武漢的新冠死亡率大約是0.46%。如果按照美國對流感致死的判定標準（即流感相關死亡），流感死亡率在0.1%~0.2%之間。所以按照這個死亡率，武漢是否真的有必要封城長達76天？倘若這個病真的嚴重到要封城，那這個死亡率又是否真實呢？就在人們為這些問題感到蹊蹺的時候，有關武漢新冠抗體陽性率的信息開始被刪除，不過中國疾控中心官網的帖子卻一直都在。我想，這大概就是他們不允許人們在殯儀館拍照的原因。
並且更加諷刺的是，在清明節之前，你很難在網絡上見到有關武漢封城慘狀的內容，甚至連表達悲傷的內容都會被刪除。與之相對的，向湖北和武漢的地方政府表達不滿的內容卻是被允許存在的。然而到了清明節這天，隨著一些負面消息的發酵，大家的情緒早已從悲傷轉換成了憤怒，中共反倒要求人們要悲傷，不允許憤怒。清明節的時候中共甚至還搞了全國公祭活動，幾乎是按著人們的頭要求悲傷，而那些表達憤怒的帖子又開始被刪除。所以整個過程中，中共要求你要有什麼情緒，你便要有什麼情緒，別的情緒都是不被允許的。可如果不是他們的無能，那些人又如何會死？結果反倒是由他們搞公祭活動，強行牽著大家去悼念那些因為他們的失職而死去的人，整個清明節的氣氛都異常的詭異。
隨著時間的流逝，新冠病毒的毒性也在減弱。到了2022年，奧密克戎變種出現過後，在疫苗高接種率的地區，病毒的影響已經與流感差不多了。但不論新冠病毒的毒性變得有多弱，中共仍然不肯放鬆警戒。即便已經到了2022年，很多國家已經重開國門了，中共仍然在上演封城的戲碼。而且極為諷刺的是，從1月到4月，因新冠死亡的病例都沒有增加，反倒是因為封城導致的次生災害害死了很多人。當然，可能也是因為覺得會被抓住把柄，中共也不允許使用“封城”的說法。2022年，官媒將深圳封城稱為“慢生活”，而“封城”的說法則被認為是外媒的惡意抹黑：他們說深圳並沒有終止公共交通，也沒有完全禁止人們出城，只是“適當”提升了出行門檻而已，所以算不上“封城”。上海的做法則更為有趣，他們先是將“封城”的說法批成是“謠言”，隨後便開始了“錯峰實行封閉管理”——先封浦東，等浦東解封再封浦西——因為上海沒有全封，所以不能叫“封城”。
在封城期間，醫院是危險區域。為了不讓人們在危險區域聚集，中共想的不是分流，而是直接關閉醫院。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量急診患者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治。2022年1月，西安封城期間，一名孕婦因為沒有有效的核酸證明無法進入醫院而在醫院門口流產。2022年3月，上海封城期間，一名患有哮喘的護士因為沒有有效核酸證明無法進入醫院而死亡；同月，一名老人突發氣喘，因為沒有有效核酸證明被救護車拒絕搭載，患者家屬向急救人員借用AED設備被拒絕，最終老人氣絕於街頭。4月，上海東海養老院被曝光爆發集中疫情，多名醫護被感染後隔離，導致大量老人因為得不到照護而死亡。
在疫情再次集中爆發的2022年3月，內地確診患者增加了5萬餘例，其中重症66例，伴隨新冠死亡2例（均為輕症），因新冠死亡0例。即便如此，中共仍然放出話：堅持清零政策不動搖。就在2022年4月2日，上海突然發佈文件，對防疫工作人員回答居民問題時的話術進行了規範。之所以突然發佈這則文件，是因為同日，網上曝光了一段上海市民和疾控中心專家組成員的電話。在這通電話中，專家表示他們也不認可當下的防疫措施，同時也寫了大量的提案，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專家組也不都是傻子，但我們也沒辦法。”這位專家如是說。隨後，中央工作組入駐上海。有網友猜測，上海之前都是單打獨鬥，並且專家組成員有共存的思維，所以才導致現在確診數暴漲，因而派出工作組入駐上海，打算架空上海本地領導層。
倘若再早半年，人們對共存的慾望也許還沒那麼強烈。在當下，就算是被稱作“素質窪地”的抖音，也開始出現大量民眾要求共存。長期的封城措施導致大量的實體產業被迫關門，人們盡數失業。大量減少的工作崗位和越來越多的應屆畢業生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衝突。就在2021年，中國研究生報考人數還只有377萬，到了2022年暴漲到21%，達到457萬人。在一些較熱門專業，甚至出現第一名的總分還達不到國家線的離奇景象。2019年失業保險金的領取人數在228萬人左右，到了2020年暴漲至270萬，2021年略微下降到259萬。然而在2013至2019年之間，失業保險金領取人數波動均在10萬人左右。根據中共的政策，只有公司倒閉或是被開除的勞動者才能領取失業保險金，並且領取流程極為複雜。所以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並不能代表失業人數，社會上實際的失業人數理應比上述數字大很多。然而根據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調查失業率僅5.1%，，比2019年還低了0.1%。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清零帶來的痛苦，也終於開始反思中共政策的正確性，並開始要求中共實行“共存”。
對於中共主張清零的原因，有很多說法。有人認為是因為中共愛面子，之前把新冠渲染得太可怕，把自己的位置也拔得很高，現在主張共存太丟臉；有人認為是習近平沒有文化，看不懂疫情的走向（也可能是他的信息繭房讓他根本不知道疫情的走向），所以拒絕共存；還有人認為是利益集團作祟，不希望因此放棄來之不易的擴張財富和權力的機會。
我個人比較認同最後兩點。不論是核酸檢測還是新冠疫苗，雖然名義上是免費的，但實際上使用的都是醫保基金。醫保基金既沒有辦法提現，也不能直接使用。但是政府如果使用醫保基金購買醫藥公司的核酸檢測試劑和疫苗，醫保基金便可以流入政府部門和醫藥公司的口袋。而且根據中共習慣的捂消息原則，沒有人知道核酸檢測和疫苗注射的採購價到底是多少，也沒有人知道有多少醫保基金被消耗掉。如此下來，不斷地封城就成了一種財路，大量的醫保基金被套現，而且民眾還覺得這些免費的措施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福利”，認為這是中共政府負責任的表現。
還有諸如鐘南山、王延軼等人，直接利用自己的身份大力推銷自己持有股份的藥品（如連花清瘟膠囊、雙黃連口服液），來達到謀取利益的目的。
就在2022年2月，中國科學院宣佈“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這一消息被多家官媒轉發，一度引發民眾聚集哄搶。根據後續的報導，“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這一結論出自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團隊（也就是接待世衛組織調查團的那個人），其得出此結論的依據，僅僅是因為在體外實驗中，新冠病毒被雙黃連口服液抑制。簡單來說，王延軼大約等於是把病毒泡在了雙黃連口服液裡，然後檢測到新冠病毒死亡，隨後便得出了“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結論。後經企業查詢平台“天眼查”爆料，和武漢病毒所共同得出該結論的上海藥物所曾有多次和爭議藥物公司合作以及進行虛假宣傳的前科，王延軼本身的學歷也存在造假問題。
鐘南山的背景也並不光彩。根據有關爆料，鐘南山就任專家委員會成員的石家莊生物醫藥院士工作站的依託單位是石家莊以嶺藥業，而以嶺藥業正是開發連花清瘟膠囊的公司。根據鐘南山團隊的宣傳，連花清瘟對新冠病毒也只是在體外有抑制作用而已。鐘南山在宣傳這些的時候並沒有覺得有任何的不妥，他作為專家必然知道“體外實驗”有多扯淡，但他仍然選擇以此來宣傳，反正民間的質疑聲最後都會被刪除，甚至有質疑者“人間蒸發”。除了連花清瘟，其餘鐘南山大力推薦的如板藍根、血必淨、貴州刺梨等爭議品牌背後均與其有資金往來。在2020年9月，鐘南山獲得了習近平親自頒發的“共和國勛章”。
在這一前提下，如果我是中共的官員或者寡頭，我必然會跟習近平拼命渲染新冠的可怕之處，讓他不斷地強化防疫措施。這樣下來我不僅能撈錢，還能擴大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而作為只有小學學歷的習近平，他可能本身就支持清零，在官員的蠱惑下，這種思維又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而且，清零策略對他而言也是可以鞏固權力的，他大可以利用防疫措施把中國變成一個“大洋國”，也可以以“抗疫不力”為由排除異己。所以對於習近平而言，他就算知道他的下屬在蠱惑他，想必也不會輕易收手。
內部輿論被構建起來過後，接下來需要解決的便是外部問題。
不知是從何時開始，“投毒論”便在墻內開始蔓延。根據這個說法，在抵達武漢過後，便有5名美軍運動員被檢測患有不明原因傳染病，隨後這5名士兵還未治愈便被匆忙接回美國。在這些“巧合”之下，“新冠疫情是美國人投毒所致”的說法便散播開來。這些說法不僅僅是沒有證據的問題，甚至就連最基本的“如果美國人要投毒，為什麼卻不事先研發解藥”這樣的邏輯悖論都解釋不清。隨後，墻內的各大官媒便開始利用這一理論大做文章，旨在把所有的問題全部歸結給美國，口口聲聲說是美國導致了疫情的擴散，對自己在抗疫早期導致疫情擴散的荒唐作為閉口不談。隨著官媒的“扒皮”，人們找到了真正的“罪魁禍首”——美國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根據中共放出的消息，那5名患病士兵都來自德堡，並且在軍運會開幕前，德堡就出現過“不明原因的”警報和關閉，並因此認定德堡就是新冠疫情始發的地方。但對於這些言論，他們沒有任何證據，僅僅是提出了一些“看上去很巧合的事實”，並且對於為什麼不要求調查其他可能也存在“巧合的事實”的生化基地，而只盯著德堡不放，他們又一次選擇了閉口不談。
我不知道中共的宣傳機器是利用了“投毒論”這個現成的話題，還是說“投毒論”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共輿論構建出來的，但我不得不說他們確實把這些看上去非常不嚴謹的論證過程做得非常有板有眼。
在2021年7月，外交部開始要求國際社會調查德堡。外交部的這一表態被粉紅們稱為“實錘”，因為外交部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十分嚴謹且權威的機構，外交部都發話了，就說明這件事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了，但至於是不是真的有足夠的證據鏈，不重要。就在外交部表態後不久，環球時報便製作了一個請願的網頁，號召人們去這個網頁請願世衛組織調查德堡。這裡討論這個請願活動到底有沒有用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個活動從一開始便是個謊言。請願活動開始後不久，便有人發現該請願網站顯示的請願人數會出現減少的情況。在經過專業人士分析代碼後，人們發現這個網頁每過一小段時間便會讓請願人數自動加1，所以才會出現多次刷新過後，因為時間和數據不同步導致數據減少的情況。並且這個網站幾乎沒有任何身份認證，你在請願過後只需要點一下網頁刷新，便可以繼續進行投票。這些消息曝光過後，這個活動有沒有受到衝擊，我不知道，因為那些數據從一開始就不真實。一個月後，請願活動截止，根據網頁顯示的數據，有超過2500萬人參與了請願。
毫無疑問，這個請願活動在國際上唯一掀起的波瀾，便是人們對中國人無窮盡的嘲笑——當然，這些嘲笑在墻內都是看不到的。
這出喜劇落幕過後，中共並不滿足，仍然在炮製著有關“投毒論”的消息。就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過後不久，中共的官媒再度放出“猛料”，說俄軍在烏克蘭發現大量有美國背景的生物實驗室。這一次，一直扮演謠棍角色的俄羅斯媒體第一次秉持了務實的態度，對中共對俄羅斯的跪舔無動於衷，並且放出了致命的一擊——那些生物實驗室也有中國背景，並且研究的項目是蝙蝠。隨後，中共也顧不上“孝子”的名頭，對這一消息進行了封殺。
在引用媒體消息這一點上，中共的準則可以說是非常明確的：不論信源是否可靠，只要是對我有利的我都發，對我不利的我都刪。在這個基礎上，中共非常喜歡引用俄羅斯媒體的新聞，因為俄羅斯媒體也喜歡通過造謠抹黑西方。另外比較受中共喜愛的是西方的地攤小報。這些小報的信息大多沒有信源，而且還喜歡敘述陰謀論，或是利用誇張的筆法報道一些極為聳人聽聞的消息。倘若他們寫的東西剛好可以達到抹黑西方的作用，便會被中共進行引用，然後加以渲染。而看到這些消息的民眾，他們大多不會翻墻，對墻外的媒體生態完全沒有了解，英語通常也不好。在這樣的基礎下，民眾對這些新聞幾乎沒有任何查證能力，中共說什麼他們便信什麼。
不僅僅是引用不可靠新聞，中共有時候甚至會憑空捏造新聞。有時候，你甚至可以搜索到一些地攤外媒的假新聞的作者是中國人，甚至可能還有黨員背景，這些所謂的“外媒爆料”最終出口轉內銷，被中共拿來欺騙民眾。更多的時候，他們則是進行胡亂翻譯。例如在2020年3月，《自然醫學》雜誌發文表示“很多人認為武漢海鮮市場是病毒的源頭…我們認為那裡肯定發生了什麼，但不會是病毒的發源地”，隨後這句話被新華社縮略成“美國專家認為武漢不是新冠病毒源頭”。在2020年11月，美國多州計劃將吸食大麻去罪化，這篇新聞中的“decriminalize（去罪化）”直接被翻譯成了“合法化（legalize）”。還有在2022年3月的一則有關俄烏沖突的新聞中，新華社直接將原文中的“unacceptable”翻譯成了“可接受的（acceptable）”，直接顛覆了整個新聞的內容。
對於有一定條件的人來說，想要破除這些假新聞並不難。可這裡面真正的問題在於，破除謠言的內容會被刪除，創作者甚至有可能因此陷入危險。在發佈這些闢謠內容的時候，被刪文、封號都屬於比較輕微的懲戒，有些創作者甚至因此被警察傳喚，或是面臨牢獄之災。
2020年1月，武漢封城前夕，公民記者陳秋實前往武漢計劃對武漢疫情進行自主報導，旨在傳達最真實的武漢狀況。在2月7日，陳秋實被警方逮捕，並因此失聯600多天。還有另外一名公民記者張展，也因為私自前往武漢進行報導而在5月被逮捕，並被判“尋釁滋事罪”獲刑4年。有消息人士表示，張展在獄中選擇了絕食抗議，以表自己不認為自己是罪犯的態度。在此期間，張展被傳出被強行插入胃食管進行餵食，並且身體狀況急劇下降，體重不足40公斤。此消息放出過後，無國界記者組織和聯合國人權機構呼籲中共釋放張展，或者至少應該讓其進入醫院治療，但中共均未理睬。對於中共來說，官方輿論以外的內容都是危險的，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計打壓，不論他們說的到底對不對。
另一方面，中共官員開始呼籲教育部門降低英語學習的權重。2021年3月，一位中共政協委員建議取消中小學英語主科地位。在這之後，各個地方教育部門也開始著手考慮英語在中小學教育中的權重。對於這一做法，很多人都認為這是為了加強中共的“愚民政策”。只要大家都不會英語，大家便無法接觸墻外的主流世界，中共的那些謊言也就不用擔心被拆穿。
除了這方面的考慮，我認為還有別的原因。從2019年開始，中共便在全國各地整治“洋小區名”，要求各地小區的名字不得帶有與外國元素相關的字樣。2022年，部分地區還啟動了“英文名拼音化”的運動，例如地鐵站中文名的下方不再標註英語，而是標註拼音。這些運動大約是在2015年開始的，當時提出的目標是要杜絕崇洋媚外、大力發展中國文化。這種思維在低文化水平的人當中尤其常見，所以我認為中共之所以想降低英語學習的權重，不僅僅是為了愚民，還有可能只是因為習近平文化水平太低，不喜歡英語罷了。
截至這篇文章發佈的時候，上海仍然在封城，還有瑞麗、長春等早就已經被封了很久的城市，則是連一點聲音都沒有。這篇文章只是記錄了一些我大概記得的事情，而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必然還有很多我不曾記得或是沒來得及寫的事。華春瑩說：抗疫敘事不容玷污，要給人們留下正確的集體記憶。可我的記憶偏偏就不那麼“正確”，我總能記住很多“不正確的”事，我不僅記住了，我還要寫下來，讓大家都來看。至於到底是誰在玷污事實，歷史自會有公正的評價。
如今，鐘南山還在當“帶貨達人”，“李文亮”已經成了敏感詞；方方和其他越來越多的有識之人已經對這個民族徹底失望，選擇了閉嘴；陳秋實已經被放出來了，張展仍然杳無音信；墻內仍然假新聞遍地，闢謠的工作不僅困難，還很危險，科普號和闢謠號越來越少；中共清零政策帶來的次生災害仍然在繼續，經濟已經一落千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底。當一切都跌落谷底的時候，中國人是選擇再來一次“六四”，還是選擇再默默忍受一次“三年自然災害”？人們似乎已經忘了2019年年底發生過什麼，也對當下的生活習以為常，以至於忘記了以前正常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口罩已經成了人們出行必備的東西，街上似乎每個人都接種了國產新冠疫苗，外國的mRNA疫苗卻因為沒通過政審而被攔在境外。大家出入任何公共場所都要掃碼，但是對於這些策略到底有什麼用，誰也說不上來，總而言之大家就是默默遵守著。有人說口罩是當下時代的創可貼，但我說口罩應該是個傷疤，而且是還沒長好的、一揭開就會鮮血橫流的那種。可傷疤不會一直存在，我們遲早要揭開它，哪怕鮮血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