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牙科背后反映了哪些中国式问题？

在我的眼里，这件事情其实更像一种病态，生病的是公立医疗系统而非医生个人，但也并非单一因素。患者对于这种病态表达质疑和吐槽很正常。我认为，必须把这种病态的机制弄清楚并且向民众敞开，要想解释透彻，绝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我今天想开诚布公地来谈，这或许是缓解医患关系的最佳途径。

我最初回复时写过以下评论，“以前，只有种植科做种植牙，现在什么科都在做；以前，只有修复科做烤瓷牙，现在什么科都在做。为啥什么科都不想拆桩，应该不难解释吧。找个靠谱的民营诊所，自主收费，这都不是事儿！”（医院溃败还表现在权力的失控、医院公信力缺失，继而自上而下蔓延到各个科室，甚至已溃烂到最基层的医务人员：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科室各小团体相互斗争、医院底线失守，医患悲剧和医医悲剧不时发生，对医院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并且整个医院潜规则盛行，利益至上。）

为什么呢？挣钱的项目大家会抢着做，不挣钱的就绕着走。“拆桩”这个项目不挣钱，是因为技术含量低吗？并不是，相反，某些纤维桩粘接强度极高，尤其是后牙纤维桩，需要一些昂贵的配套器械，更需要医生的技术与经验积累，为了提高拆桩的成功率避免损伤牙根，特别需要医生的极端细致操作与时间投入，有些病例拆桩过程比根管治疗还费劲，同一个科室也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会拆桩。（当权者和医疗系统权贵颠覆了医疗公平正义的本质，以利益、物欲为诱导，以绩效（效率）作为医院的最终目的，把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教育”成只信奉简单的原始物欲信条的群氓。一个靠权力和绩效控制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医院，只会令我们更厌恶和更恐惧它，因为这意味着它能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手段压制我们的权利。）

但是，三甲医院的拆桩项目怎么收费呢？16元！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也许会诧异，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收费标准！不同的医院可能稍有差异，基本上差不多。但可以肯定，最终收费肯定不是按这个标准，而是适当添加了一些其他项目收费，但你怎么加也加不了多少，而且还容易被患者拿着收费详单质问是否乱收费。收费本不高，还容易惹一身骚，于是就开始推诿尽量不接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所以当权者和医疗系统权贵衡量医院管理的所谓尺度不是正义，自由与合乎人性，而是赚了患者多少钱，医务人员用所谓的技术能拿多少钱，打击独立思考和质疑的人，扼杀他们的创造性。）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定价如此畸形离谱，种植烤瓷为什么可以定高价？这基本上问到了中国医疗的最深痛处，医生的价值从来都不是通过技术与劳动来体现，而是以材料器械来曲线救价，这种顽症已经病入膏肓。（人都是拿工资的，而且他们的工资标准不是由公平正义，也不是由职业经验决定的，而是由指定位置决定的，就连这点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他们的大脑已经被诸如“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春天”这些宏大而空泛的道德词汇充盈着，他们更愿意沉浸在一堆像他们一样的人一起编织的美好童话里，根本不愿意提及监督啊、公开啊、透明啊这些东西，更不愿意谈论医院管理的黑幕、制度的漏洞、责任的缺失，毕竟这些东西太枯燥太麻烦太难理解太没有人情味儿了。）

（以材料器械来曲线救价，导致一些人认为是药品耗材器械设备基建等方面的腐败把医务人员贬低为见利忘义的生意人，将本为仁术的神圣医学贬低为“赚钱术”，但实际上在这个金字塔型的滥权腐败体系中，当权者和医疗系统权贵的作用最为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权者和医疗系统权贵是滥权腐败的第一推动力，医院的一些中层干部难以摆脱对权力和经济依附的命运，只不过变成趋恶共舞如同跗骨之蛆，准确的找到自己和体制的结合点。如果不存在有良知医患等人员有组织的英勇反抗，剩下的作恶交由制度惯性即可完成。因此，一些医务人员也无须转变成 ” 恶魔 ” 才会造就类似纳粹的灾难，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极权管理中保持一点点睡意，就可以看见现在医院的溃败以及医疗行业的悲剧。）

民众对牙病治疗复杂性的认知缺乏，也是一个侧面因素。大家可以接受高价的种植牙，因为解决了吃饭问题；可以接受高价的瓷牙冠或正畸，因为解决了美观问题；可以接受高价的根管治疗，因为解决了牙痛问题；甚至可以接受高价拔智齿，因为解决了炎症问题。然而，拆桩，不能带给患者任何直观满足感，拆完以后牙齿还是原来的牙齿，既没有补也没有修复也没有拔，只是清除了一个路障，患者很难接受它值一个高价。（好像不少患者对种植牙和烤瓷牙的高价也非常不满，可能只是还没到死人的地步才忍气吞声；根管治疗是写入了教科书，与无论有无炎症都拔除智齿的意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想仅仅以治疗复杂为由就定高价，这个在中国口腔医疗体系基本不存在，公立医疗定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某些项目的健康发展。类似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拆桩上，还有根尖倒充填，iroot-bp盖髓术，甚至美学树脂修复，等等，有些是体现技术的活儿，有些是因为材料招标入账麻烦不能立项收费，于是，各医院业务开展状况有差距，少数医院有自主定价权可能略好点，有的则是另立名目收费，有的则是凭公立医院的情怀或早期科研需要去做，有的则是挑选患者，有的则因为做的少技术也欠缺，干脆就不开展了，时间长了，收费低到底是因还是果，已经说不清了。（价格的高低不是关键问题，真正的关键问题没有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保证这些价值和尊严不受权力侵犯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不过，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医院某些领导等人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医院的实际运作，对整个医院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

微博上有人问，“拆桩属于公立医院的诊疗范围吧？患者也是花了挂号费的吧？为啥就因为不挣钱，患者被拒绝诊疗呢？公立医院还是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机构吗？”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其实，口腔科作为各医学专科中最市场化的专科，公益性是逐渐淡化的。第一，牙病不影响生命，牙科诊疗是非必选项，医保投入少，体现不了多少公益。除非是牙科急诊可以不计收益走绿色通道，否则都会与效益挂钩。第二，全国公立医院口腔科大夫全部是以工作量营收多少来发放奖金（不是部分，而是全部），这种绩效管理模式既正常又科学，一旦成为大锅饭模式，就没有多少人做事了。（其实患者真正的问题是：说的是社会主义那一套，怎么做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滥权只能靠谎言维持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管制加高压，以及经济利诱可使大多数医务人员和患者相信谎言或者假装相信谎言，长此以往，必然毒化和败坏人们的心智与头脑，造成整个医院精神世界的荒芜。）

其实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上面的各种原因分析只是让医生看了感觉比较解恨。虽然公立医院存在这种客观因素，但这并不是站得稳的理由。毕竟更多的拆桩病例还是正常完成了，并没有这种踢皮球式遭遇，那么，该病例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呢？因为患者属于转诊病例，而且是令牙医最头疼的“烂摊子”病例，有潜在的治疗失败风险。（这是说的大实话。不过，普通医务人员、患者的坏和蠢只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的坏和蠢，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医疗改革失败的代价。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者（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绝对的愚蠢，这种愚蠢会完全超过你的想象。它们的愚蠢不是来自自身的智商缺陷，而是来自权力和制度缺陷。）

那么类似这样的患者，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啊，比如吐槽，我相信这个病例再去北大口腔应该可以解决，但这并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产生它的多因素土壤并没有改变。（是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但是不要忘了那些宝贵的、需要我们去守护和值得为此抗争的东西：弱势者的尊严；媒体的独立和言论自由的保障；对掌权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在面对他人遭受侮辱和伤害时，需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站出来为此发声，而不是旁观和无动于衷。）

其实，最佳的方案一直有，只是业外人士并不了解，那就是，找到靠谱的优质民营牙科，一站式服务，有自主收费和充分的医患沟通为前提，这些都不是事儿。（估计很难，因为对医务人员可行能力的剥夺以及对患者合理权利的剥夺，是目前医疗系统很普遍的问题。患者是否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医疗资源的救治，医务人员是否能够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医院的收入补贴用在何处，政治任务是针对哪些敌对势力，政治任务的合理合法性如何，这些都与是否真正享有了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密切相关。说个题外话，目前公布的腐败分子大多在党内，难道党外就没有腐败分子？）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党委书记：袁英红

党委书记：袁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