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人文集的基本知識-明代儒學史(二)

正德朝和嘉靖朝是明代儒學轉型的關鍵時期，我認為有兩件影響學術走向的重大因素:陽明心學的出現和嘉靖朝的大禮議事件，皆對佔據思想主流的明代朱子學形成重大的思想震撼，促成了程朱學者的反省、考據學的萌芽和氣學的形成，餘波所及，晚明至清中葉的學術發展都可在此發現思想源頭。以下提出幾點這個時期我認為應注意的面向:

1.陽明心學的意義:

王陽明對於朱子學的挑戰是關鍵且致命的，針對大學的次序問題、知行先後問題、道德和學問孰輕孰重，這些命題既是整個宋明時代的理學命脈所在，朱子學也提出了相當明確的功夫論和哲學主張，正是解構朱子學的關鍵。然而王陽明從孟子學去質疑朱子的知行和學問次序，強烈地重新強調道德實踐之重要，加上對理氣二元論的批評相當有力。許多同時期的程朱學者對於理氣二元的問題都做出了修整，成為理氣一元論者，並對知行問題有許多的論述，例如關學大家呂柟和陽明弟子鄒守益多次對於知行進行討論，就足以證明這是當時儒者的重要課題。

心學的出現不僅促成程朱學者的修正主義，也進一步促成楊儒賓先生所稱的'氣學派'的出現。儘管'氣學派'的學派劃分存在許多模糊和不確定的空間，但同時期活躍的學者王廷相被認為是此學派的典型人物。這裡不多說他的主張，但王最精彩的比喻莫過於從小與父母分離的子女，長大後即使面對親生父母，也不會自然而然孝順的例子，說明孝順仍需後天學習的想法。儘管許多明代強調理氣合一的儒者認為理需附著於氣才能展現，但王廷相更強調理是附屬於氣的性質。他的想法許多部份接近荀子，可惜沒有更進一步的發揮。

2.大禮議和禮學和考據學:

我對大禮議的看法是儘管該議題在政治上的影響已受到夠多的注意，但此事件對於明代中葉儒學的影響仍被低估，當時所有的重要學者對於這個議題幾乎都有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從政的學者對於此政治爭議皆須有所表態。此議題延續十餘年，導致了嘉靖朝注重禮學研究的風氣，不論是支持或反對者都有必要熟讀重要的基礎文獻，如三禮和歷代帝王的代表性先例，大量的禮學著作出現，間接影響史學和文字考證研究的發展。主要人物如張璁、霍韜接嘗試從經典本身的文字解釋，又或是史事考證，來闡述自己的論點。但須注意的是大禮議本身各派支持者的學術主張與其議禮主張並不一致，一來是政治上的考量，一來確實大禮議並沒有如此觸及朱王之爭的最根本爭執點。

3.學術之爭以回歸經典本文為依歸:

雖然心學者對於經典的研究通常比較貧乏和隨意解讀，這與心學本身注重道德實踐的宗旨有關，但陽明對朱子學發起攻勢的重要武器之一，便是版本學的一個應用，也就是以大學古本反駁朱子對於大學的格物補傳。儘管這種方式被他的對手羅欽順以相同的方式一一反駁，但確實是晚明文字考據的濫觴。

明代中葉是儒學的百花齊放時期，心學的出現既是當時思想界的震撼彈，亦是其興奮劑，不只促成朱學的分化和修正，王學本身也因對於陽明思想的解釋不同而各自建立自身的學派。學術的多元促成許多游離於兩派之間，甚至有些超出理學範疇的學者出現，如高拱、張居正皆建立了與朱王兩派差異不少的儒學見解，楊慎的考據學和經學更是獨樹一幟。他們在明代儒學發展中扮演的腳色該如何理解?朱王兩派的劃分是否合適?以師承或地域來界定學派適當嗎?有所謂的'氣學派'存在嗎?或是有更多的學派分類可能?如何看待個別儒者的自身主體性?如何避免目的論的方式去述說思想史?思想文化史的述說方式是否可能?明代儒學的詮釋仍有許多新的可能，尤其是在思想極度豐富的十六世紀前中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