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與孔子、孟子後裔的交往

1.    佔領下的孔令煜與孟慶棠

此時，住在鄒縣孟府中的是孟子第73代嫡孫，62 歲的孟慶棠（1877-1944）和其子，第74代孫孟繁驥（1907-1990）一家[1]。孟慶棠於1894年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成為亞聖府各種儀式祭禮的主持者，1935年上述職位被廢止後，又從國民政府得到“亞聖奉祀官”的世襲職位。

​一方，孔子家當主，在曲阜孔府內居住的是孔子第77代嫡孫孔德成（18歲）。日軍佔領曲阜前1月2日深夜，在蔣介石的命令下，被山東軍第二〇師師張孫桐萱挾持出山東，護送至武漢。之後孔府的行政和祭禮（代理奉祀官）被臨時委囑于孔德成族叔孔令煜代理。

孔令煜（1887-1955、孔子第76代傍系孫）是第73代衍聖公孔慶鎔的胞弟孔慶欒的後代，在分家中屬離嫡系血緣最近的一支，家住孔府內東院。也是孔府內的年長者。有人望，亦有擔任過山東省財政廳科長的經歷[2]。 

​此期間、曲阜的孔府由孔令煜、鄒縣的孟府由孟慶棠兩位年長者出頭和日軍打交道，為了保護文化史跡、建築、家寶和住民的生命安全，兩位長者都以通過對日軍治安維持面的協力，及社交、文化交流的應酬等，討取日軍的歡心，表面上恭順服從。由於日軍也沒有像在其他各佔領地那樣採取強壓的命令手段，也使他們保持了部分聖人後代的尊嚴。此類人，在歷史中被夾在漢民族的氣節和維持祖宗名譽，保護貴重文化遺產的選擇之間，對統治者面從腹背，有苦難言。其恭順侵略軍的行為，至今仍被成共產黨稱作為“漢奸”。但作為歷史事實，也不應否定他們在佔領下巧妙地利用日軍的尊孔政策，做出的對古跡，住民安全保護的事蹟。

由於統治者的尊孔政策和孔孟後人的協力、配合，曲阜，鄒縣兩地，呈現出與其它佔領地不同的和平景象。 孔令煜、孟慶棠二位長者，亦是教養深淵，擅長文筆的名士，倍受日軍尊崇。在日軍佔領下的七年間，各代佔領者和其他民間人士，都通過對聖人廟堂的禮拜，對聖人後裔的訪問及參加各種尊孔尊儒的祭禮和聖人子孫保持著密切交流。為了乞到孔孟後裔的字句，專程登門拜訪的日本人（包括軍人，學者等民間人）絡繹不絕。今日流傳在日本國內和大陸各地的孔令煜，孟慶棠的大量字句，幾乎都是佔領期間為應酬日本人所書寫的。

據孔德懋回憶，此期間在孔府接待外客的負責人，是擅長交際的孔連舫，“府內和當地日偽政權的具體事務都由他出頭解決，此人過去即在孔府內任招待員，並在七十二師< 二十师？>孫桐萱處供職，長袍，眼鏡，樣子很斯文，很善於交際。諸如：陸軍墓地慰靈祭、新民會籌備會的成立，大日本宣撫班講演活動，縣公署成立，…等等都由他代表孔府參加”[3]。 

由於日軍的尊孔，宣撫政策和孔府內人士的協力，恭順，曲阜城成為佔領地中擁有特權的安全地帶，孔令煜也因為將“城內的老若男女隱藏於孔廟，孔府而受到當地人的尊敬”[4]。 

一方、日軍與孔子、孟子後裔間的關係，也絕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命令，強壓關係。在傳統文化聖地的壁壘前，軍人與文人之間，反而呈現出一種地位“逆轉”的奇觀。當時在孔府居住的孔令煜之子息孔德墉（1927-2022）寫道：

“那時，軍階較低的日本軍人只能到孔府大堂，內宅貼了止步的紅紙條，就不敢進，軍階較高的就迎到忠恕堂，請喝茶。他們即便坐下來，也只待個十分鐘，自己帶綿紙，請我寫個字，還帶糖果等禮物，趕快照個相，捐個錢就走。因為下面還有人等著呢”。“我接待過一位日本少將，他不敢坐在我的上邊，只要我坐下來，他一定選擇下位來坐。當官的坐在他傍邊，隨他來的其他軍官，全部都在外邊站著”[5]。　

此時的孔德墉還只是一個十歲出頭的少年，因為其父是代理奉祀官，所以日本人對年僅十來歲的孔德墉也十分敬重。回憶中出現的這位禮儀端正的日軍“少將”，若是事實，應是旅團長職，推測不是第三十三旅團長田島榮次郎就是從濟寧前來參拜孔廟的第八旅團長長瀨武平。 

2.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

儒學在日本近世以來屬￿漢學的中心，不僅受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的特別尊崇，也是近代宣揚忠君愛國的日本道德（教育敕語）的中心組成部分。田島榮次郎旅團長與福榮真平聯隊長都是明治時代出生的有舊教養的軍人，從小就受到過江戶以來盛行的漢學（四書五經等）薰陶，有一種對孔子，孟子之道自然的親近感和尊崇心。這種經歷，也是他們能嚴格遵守上級指示，對孔子、孟子的廟堂聖地嚴加保護的原因之一。

日軍對古跡的保護，不只是靠現地將校的注意，努力，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來自上級指示。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中稱“中日戰爭期間東京大學一位哲學教授高田真治博士曾上書建議日本軍部說，山東戰爭，如破壞到曲阜古跡，日本將負破壞世界文化遺產的責任”，為此日軍才避開在曲阜作戰。該話是否為真，現在很難判明[6]。但可知道這位東京帝大教授高田真治（1893-1975，支那學）確有其人。盧溝橋事變前1937年4月底曾以“學術研究目的”從文部省獲得600圓補助金視察大陸各地古跡，4月9日到達曲阜，受到2年前“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時在東京結識的曲阜中學校長孔昭潤的盛情接待，10日視察了孔廟，孔靈，11日赴鄒縣視察孟廟。後留詩一首，云：

“万里特来谒文庙，夕阳下马奠祭频。嗟吾生晚三十载，不作闲居侍坐人。薄采芹蘩洙水滨，趋阶瞻庙感怀频。庭连古柏静棲羽，楹刻盘龙欲起鳞。家国盛衰开用舍，古今君相待经纶。真成王道方为急，其奈送津亿兆人 ”[7]。

高田5月5日抵達新京（長春），參觀了滿洲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歸國後向文部省敦促保護古跡，古籍。從此事蹟看，戰爭中在漢學者的立場上對國家，軍部進行告誡之事是一個事實。在軍上層的督促下，下級部隊不得不注意整肅軍紀，促進了古跡保護的實現。 

近代以來、通過促進“文化事業”交流協助推進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戰略，是日本政府外務省的一貫做法。日本民間的儒學者，教育者與中國的儒者和居住曲阜，鄒縣的孔、孟後裔間的文化交流，古跡保護運動等早在日中開戰前就已經開始。1935年4月，日本的孔子廟，東京湯島聖堂的復興工事完成時，作為記念事業之一，民間組織斯文會籌劃舉行了“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4月28日-5月1日）。日本政府外務省以“復興，推進滿洲及支那地區尊孔論”的“文化事業”為宗旨，交付了斯文會補助金一萬圓。用途包括從中國的曲阜、鄒縣邀請孔子、孟子後裔與會的預算。

日本方面希望利用政府資金將孔子的嫡孫孔德成、孟子的嫡孫孟慶棠、顏子的嫡孫顏世鏞三人邀請來日。但​由於“促進日滿支三國民間同文同種之親善”的日本政府的文化事業宗旨，和邀請名單中包括傀儡政權滿洲國代表，其政治意圖受到國內孔孟後裔的警惕，抵制。1934年9月27日，當日政府即將邀請孔德成參加東京儒道大會的傳聞到達曲阜時，孔德成登報聲明“德成及敝族人絕不參加”。並拒絕會見赴曲阜聯絡的日人代表，東魯學校董事兼學監豐田神尚[8]。此帶頭抵制結果，邀請名單中的孔孟後裔未有一名到會[9]。作為代理前行赴日的是孔子傍系後裔，曲阜中學校長孔昭潤、顏子傍系後裔、曲阜縣財政部長顏振鴻二人。

一方、15歲的孔德成也未失禮，為了對民間的儒道文化交流表達“祝賀”之意，代表孔子家向大會贈送了“聖堂復興，光耀東瀛。宮牆美富，禮樂休明。乃饗乃祀，既落既成，斯文丕煥，樹之風聲”的祝辭，並寄贈了如下「綏來動和」一書。著名的漢學者羅振玉也為大會捐贈了商代青銅器五件[10]。

據《儒道大會開催過程經過概要》一文，此會議為“昭和六、七年之交、財團法人斯文會副會長阪谷芳郎男爵洞察時勢所趨”、為了以東亞諸國共有的儒學思想為中心，推進“同文同種的東亞民族之結合”而發案的大會。足可見雖為民間組織，但具有迎合偽滿洲國“五族協和”〔日/漢/鮮/滿/蒙〕建國理念的政治意圖[11]。

大會的邀請者名單中多數是親日派人士，有孔孟家後裔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要人、滿洲國代表、朝鮮代表、臺灣代表和學界、儒教界代表等共46人[12]。借大會開會之機，也同時開始了曲阜孔子廟修繕募金活動。由中國方面的康有為等人立案、受到日本方面市村瓚次郎（國學院大學學長）等的贊助[13]。

3.參拜孔廟和文字往來    ​

在尊孔活動中，日軍不僅張貼告示督促士兵參拜孔孟，還經常組織部隊的集體參拜（圖、第六十三聯隊參拜孔廟[14]）。軍隊的參拜活動並且不局限于曲阜、鄒縣的駐軍，駐兗州（曲阜西20公里）、濟寧（西南50公里）的長瀨支隊（第八旅團）的將校，士兵，也經常專程趕到曲阜參拜（圖為長瀨武平少將參拜孔子廟[15]）。

來到孔府，孟府的拜訪的日軍還有另一個目的是在聖地觀光，撮影留念，或乞獲聖人後裔的字跡，簽名。像前述孔令墉回憶的一樣，來訪的將校等多手提禮品，自帶宣紙，恭恭敬敬地來到孔府，孟府。捐款，獻禮後，請孔令煜（至聖奉祀官代理）、孟慶棠（亞聖奉祀官）等賜書，賜字。 田島榮次郎旅團長從曲阜、鄒縣帶回日本的傳家寶中，有從孔孟兩府求得的兩幅字，至今仍被後人珍藏。其中一幅孟慶棠贈的詩書為以下內容：

 嶧山連泗水， 吾道更誠豪。

五夜神來夢， 三遷母訓勞。

春秋歸嫡派， 仁義破群囂。

氣象知何似， 嚴嚴東嶽高。 

田嶋司令雅囑　孟子七十三代孫孟慶棠 [16]

詩文內容，若有識者都可以理解，是以委婉之語句對日本侵略的批判，和對中國文化(孔孟之道)的禮贊。以吾道（孟子）之“仁義”，破侵略軍之“群囂”，並暗示主宰歷史（春秋）的，最終將是嫡派（孔子，孟子）之學和東嶽泰山（中國）。與日本人周旋，表示恭順的孟慶棠，在共產黨的眼中是被稱為“漢奸”的人物，但從文字中見到的卻是一副對侵略者進行文化抵抗的錚錚鐵骨。被譽為“精通漢學”的田島榮次郎少將，到底是否理解了此詩文之真意？

據田島榮次郎的子孫之言，帶回日本的還有一副是孔子後裔的字。田島歸國後、將兩張字書裱裝到一個兩折頁的屏風上，置於家中欣賞。本人去世後，後繼者兄弟二人在遺產繼承時，又將其分割單裱，各保管一張。“孔子後裔”之書，到底出於何人之筆，筆者未見，推測定是孔令煜書。

 一方、駐鄒縣的福榮真平聯隊長，也從孟府的主事者孟慶棠得到了如下題字。從內容看，文字是對福榮部隊（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向孟廟捐贈香鼎的回禮。以孟子廟職員全體的名義，附帶贈呈儀式的照片，被轉交給福榮真平聯隊長。福榮真平之後晉升中將，戰後因涉嫌虐殺俘虜，被軍事法庭作為戰犯處刑，現該書流落於大陸。內容是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曰“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之耳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17]。

內容是提倡孟子“仁義禮智”的修養。對征服者的日軍，也可以理解是一種委婉的道德面的啟示、教誨。當然也屬￿一種變相的抵抗。

[1] 1939（民国28）年在孟庆棠之后世袭亚圣奉祀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居台湾。此照片来自『歩兵第六十三聯隊史』（369頁），推测由当时日军拍照。

[2] 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联经出版事业(股)公司、2013年115页。

[3] 前出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125页

[4] 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127页。

[5] 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115页。

[6]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95页。关于此论，大陆流传很广，互相传抄，皆未出示过根据。笔者在日本也未查到高田建言的出典。笔者管见，梁容若之说出现最早。

[7] 「本邦人満支視察旅行関係雑件」、JACAR：B05015687900。

[8] 上海《申报》，1934年9月25日，9月27日。

[9] 据说孔德成借故有病，避开了日人邀请（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115页）。

[10]『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斯文会編、非売品、1936年、巻头写真。「綏来動和」之语、来自论语中「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来，動之斯和」一节。以孔子的仁義道德统治天下之意。

[11] 前出『汤岛圣堂复兴记念儒道大会』、1頁。

[12]「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開催ニ付助成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四月JACAR：B05015962500。

[13]「山東省曲阜聖堂重修関係」、JACAR：B05015962600。　

[14]「孔子廟へ参拝する聯隊将兵」、前出『歩兵第六十三聯隊史』、313頁。

[15]「日军団歩兵攻占山东曲阜」、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戦争记念馆蔵。

[16]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05頁。

[17]「孟庆棠书法 水墨纸本」、株式会社东京中央拍売展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