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香港夜展社工：游离于人性和职业身份之间
午夜时分，万籁俱寂，就连平日被视作灯红酒绿不夜城的香港也会悄然睡去。城市血脉的港铁停止运营，只剩下24小时便利店星星点点的寂寞光亮。
此时，一群年轻人却肩负着使命感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结伴出发，温和地走进这个注定不凡的良夜——他们是专门从事「深宵夜展」（Overnight Outreach）的香港社会工作者，负责接触午夜流连街头的青少年群体，并提供专业辅导和指引。
今年26岁的大男孩天朗，便曾经是这群默默耕耘的夜展社工的其中一员。
吊车尾的逆袭
我和天朗的相识源于共同的好友Lucy。Lucy是我熟络多年的网友，目前正在岭南大学就读文化研究硕士。当我在为期末作业愁眉苦脸时，她主动提出牵线搭桥可以采访她的同专业part-time同学天朗。随后，我们约在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或许不那么适合深度采访的地方见面——重庆大厦，只因当天他需要在重庆大厦进行一个关于少数族裔的课程调查。
出生于1994年的天朗一头短发，戴着大大的眼镜，让人不禁想起一位他的同龄人、恰好也正是他同校同门师兄的罗冠聪。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天朗讲国语的语速不急不慢，偶尔在不会的地方夹杂粤语和英文单词。他与年龄不符的柔和视线与腼腆微笑，毫无我先前想象中对于香港年轻人「西式精英」的刻板印象。随后的闲聊中我才得知原因所在。原来即使在内地主流视角下，天朗也可以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吊车尾」。
「高考前选考科目的时候，我并没有确定以后要做什么，但是那时便想好了以后的工作一定是和人打交道的。因为无论是和整理文字还是数字相关的工作，我都是完全不擅长的，所以当个社工、导游，甚至是去职业学校学做剪发师都曾考虑过。高考出分后，我的成绩完全上不了本港任何大学，所以之后读了两年专上学院的社工副学士（Deputy），毕业后才升去教大念的健康教育本科。」
香港高考DSE文凭试竞争激烈，每年只有不到两成的学生拥有升学八大的资格。天朗在内地视角下，恐怕可以算是一个成功逆袭的专升本学生。但如果是在内地，像他一样的落榜考生，恐怕不但会被打上差生、大专生的戏谑标签，还会面临着未来道路的艰辛抉择。
内地的社工教育发展仍有差距，更没有拥有足够生存空间、能获得充足薪水的机构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2018年上海一份全国社工发展调研显示，在中国内地社工的平均月工资仅为3975元。除了求职难和严重的人才流失外，大部分内地持证社工主要分布在民政系统、基层街道等团组织，他们面临着「社工正在沦为政府变相雇员」的批评和透明度的质疑。
但在香港，这里专业性的社工职业教育和体制为天朗打开一条生路。社工被看做是一种和医生、律师一样的专业人才，提供服务的从业者必须持证注册上岗。只有像天朗一样拥有香港社工文凭，并在学业期间完成长达八九百小时的社会实践之后，才能成为持证注册社工。这里超过一半的社工任职于各类民间非政府机构，拥有着这份起薪每月可以达到2-3万的体面职业。
我们是社工，但同时也是人
「在大学课程中，我接触到了扶持精神病人、长者等各类社工服务。但我最害怕的就是接触出没于网吧、酒吧的边缘青少年群体。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坏人哦，而是因为精神病人和长者基本上都是需要帮助来主动寻求服务，但是流连街头的边缘青少年对社工是排斥拒绝的，你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单向的交流继续下去。」
香港的外展社工服务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发展，但起初只有负责「日展」的日间工作。由于90年代街头古惑仔持枪斗殴和吸毒事件频发，港府由2001年起扩大服务范围，每年斥亿元巨资援助本地十八间社工机构，为流连街头的青少年提供每晚十点至翌日清晨六点的深宵「夜展」服务。
针对边缘青少年的外展服务，在所有社工范畴中也算是非常特殊和困难的一种。天朗本科的老师曾经因为担心他无法毕业，所以劝说他放弃在校参与此类工作。但是抱着好奇和挑战心理，毕业后天朗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目前所任职的公司，便是上文十八间深宵夜展社工机构之一——一所在香港已拥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基督教背景NGO。
这是一份伴随着危险和人性冲突的工作。天朗和几个同事需要在午夜开着公司的车辆组队出动，在油尖旺街头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直到凌晨六点黎明破晓。有时会帮忙运送醉酒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到医院，有时则会面临更加紧张和两难处境。
天朗上班第三天的时候，就在旺角一个黑漆漆的公园里遇到了十余人的打架斗殴事件。当发现天朗和同事的到来，他们纷纷喊着「社工来了！」四散开来。公园角落里躺着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生，他被拳打脚踢得面部流血，连牙齿也掉了。
「如果我们以社工身份报警诉诸于公权力，受伤的男生会因此得救，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信任，失去了沟通和帮助其他十几个年轻人的机会，因此我们一般会侧面介入，鼓励受害者自己报警。但是大部分被霸凌的受害者会害怕报复，包括那个男生就会一直说我没有事，是我自己弄伤自己的。最后，我们只能努力说服了打伤他的年轻人报警。」
救护车来到之后，天朗向社工小组leader提出愿意主动陪男生去医院，但是却被否决——这居然是违反社工职业规定和安全的行为。Leader顾虑如果他和男生一起去医院，随后或许会遇到小团体的报复。
「我感到很无奈。我们是社工，但同时也是人。后来我就一直思考，社工到底是什么？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除去打架斗殴，他曾经还遇到过一位同时让两个女生怀孕的男生事件。由于当事人全部是未成年人触犯香港法律，报警公审后便被移送少管所管理。
「那段时间就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如果我能早日发现，早日介入这个个案，也许就不会出现怀孕这种对女生伤害大的事情了……」
长年累月的夜班作息，也让天朗的健康状况积重难返。前几年他的腰部生了一个肿瘤，切除后被医生告知最好不要再从事常年熬夜的工作了。随后天朗只能放弃了青少年夜展服务，目前正在负责香港离异家庭的沟通。工作日他需要每天对接4-5个家庭，每月总计要面谈联系80-90次个案。况且家庭比起单纯青少年本身涉及到更多方的利益和精神纠缠，这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困扰着天朗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就是那种post modern的社工啦。我不会像传统社工那样觉得depression是一个必须要吃药解决，必须要让自己开心起来的问题。我觉得人和病是分开的，有时候是病的问题，不是你人的问题。它们有时会来，有时不会来。你要学会如何与它们共处。」
坎坷的求学和就业经历下，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达观。天朗一边穿越在重庆大厦目不暇接的餐厅过道间，一边发表着让我吃惊不已的言论。
尾声
采访结束后，我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我注意到他在去年7月22日，把自己的FB头像从自拍换成了一张全黑的图像，因此猜测或许是和前一天那件牵动全港市民心弦的721事件有关。
Lucy告诉我，天朗一直在FB上关注转发社运信息，但家人却对此颇有微词，无奈之下他只能将相关信息全部屏蔽了父母。工作后，也是由于和父母矛盾选择搬出来和室友合租。
天朗在就读本科期间发过一条post：「相信入大學是很多學生的夢想……我並不是一帆風順，上大學的路十分迂迴曲折。我還是要跟隨社會期望，為了日後生活，得要為五斗米折腰。要在乏味生活中尋找氧氣，是我未來半年最重要的功課。」
乏味生活中的氧气，我不知他如今是否已经找寻到。但在高压临近日益撕裂的香港，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如他一样坚守社会公义、致力于弥补裂痕的社工，更多迷失在社会与家庭之间的年轻人才可以找寻到自己喘息的一隅之地。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