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香港夜展社工：游离于人性和职业身份之间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午夜时分，万籁俱寂，就连平日被视作灯红酒绿不夜城的香港也会悄然睡去。城市血脉的港铁停止运营，只剩下24小时便利店星星点点的寂寞光亮。

此时，一群年轻人却肩负着使命感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结伴出发，温和地走进这个注定不凡的良夜——他们是专门从事「深宵夜展」（Overnight Outreach）的香港社会工作者，负责接触午夜流连街头的青少年群体，并提供专业辅导和指引。

今年26岁的大男孩天朗，便曾经是这群默默耕耘的夜展社工的其中一员。

吊车尾的逆袭

我和天朗的相识源于共同的好友Lucy。Lucy是我熟络多年的网友，目前正在岭南大学就读文化研究硕士。当我在为期末作业愁眉苦脸时，她主动提出牵线搭桥可以采访她的同专业part-time同学天朗。随后，我们约在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或许不那么适合深度采访的地方见面——重庆大厦，只因当天他需要在重庆大厦进行一个关于少数族裔的课程调查。

出生于1994年的天朗一头短发，戴着大大的眼镜，让人不禁想起一位他的同龄人、恰好也正是他同校同门师兄的罗冠聪。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天朗讲国语的语速不急不慢，偶尔在不会的地方夹杂粤语和英文单词。他与年龄不符的柔和视线与腼腆微笑，毫无我先前想象中对于香港年轻人「西式精英」的刻板印象。随后的闲聊中我才得知原因所在。原来即使在内地主流视角下，天朗也可以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吊车尾」。

「高考前选考科目的时候，我并没有确定以后要做什么，但是那时便想好了以后的工作一定是和人打交道的。因为无论是和整理文字还是数字相关的工作，我都是完全不擅长的，所以当个社工、导游，甚至是去职业学校学做剪发师都曾考虑过。高考出分后，我的成绩完全上不了本港任何大学，所以之后读了两年专上学院的社工副学士（Deputy），毕业后才升去教大念的健康教育本科。」

香港高考DSE文凭试竞争激烈，每年只有不到两成的学生拥有升学八大的资格。天朗在内地视角下，恐怕可以算是一个成功逆袭的专升本学生。但如果是在内地，像他一样的落榜考生，恐怕不但会被打上差生、大专生的戏谑标签，还会面临着未来道路的艰辛抉择。

内地的社工教育发展仍有差距，更没有拥有足够生存空间、能获得充足薪水的机构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2018年上海一份全国社工发展调研显示，在中国内地社工的平均月工资仅为3975元。除了求职难和严重的人才流失外，大部分内地持证社工主要分布在民政系统、基层街道等团组织，他们面临着「社工正在沦为政府变相雇员」的批评和透明度的质疑。

但在香港，这里专业性的社工职业教育和体制为天朗打开一条生路。社工被看做是一种和医生、律师一样的专业人才，提供服务的从业者必须持证注册上岗。只有像天朗一样拥有香港社工文凭，并在学业期间完成长达八九百小时的社会实践之后，才能成为持证注册社工。这里超过一半的社工任职于各类民间非政府机构，拥有着这份起薪每月可以达到2-3万的体面职业。

我们是社工，但同时也是人

「在大学课程中，我接触到了扶持精神病人、长者等各类社工服务。但我最害怕的就是接触出没于网吧、酒吧的边缘青少年群体。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坏人哦，而是因为精神病人和长者基本上都是需要帮助来主动寻求服务，但是流连街头的边缘青少年对社工是排斥拒绝的，你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单向的交流继续下去。」

香港的外展社工服务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发展，但起初只有负责「日展」的日间工作。由于90年代街头古惑仔持枪斗殴和吸毒事件频发，港府由2001年起扩大服务范围，每年斥亿元巨资援助本地十八间社工机构，为流连街头的青少年提供每晚十点至翌日清晨六点的深宵「夜展」服务。

针对边缘青少年的外展服务，在所有社工范畴中也算是非常特殊和困难的一种。天朗本科的老师曾经因为担心他无法毕业，所以劝说他放弃在校参与此类工作。但是抱着好奇和挑战心理，毕业后天朗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目前所任职的公司，便是上文十八间深宵夜展社工机构之一——一所在香港已拥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基督教背景NGO。

这是一份伴随着危险和人性冲突的工作。天朗和几个同事需要在午夜开着公司的车辆组队出动，在油尖旺街头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直到凌晨六点黎明破晓。有时会帮忙运送醉酒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到医院，有时则会面临更加紧张和两难处境。

天朗上班第三天的时候，就在旺角一个黑漆漆的公园里遇到了十余人的打架斗殴事件。当发现天朗和同事的到来，他们纷纷喊着「社工来了！」四散开来。公园角落里躺着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生，他被拳打脚踢得面部流血，连牙齿也掉了。

「如果我们以社工身份报警诉诸于公权力，受伤的男生会因此得救，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信任，失去了沟通和帮助其他十几个年轻人的机会，因此我们一般会侧面介入，鼓励受害者自己报警。但是大部分被霸凌的受害者会害怕报复，包括那个男生就会一直说我没有事，是我自己弄伤自己的。最后，我们只能努力说服了打伤他的年轻人报警。」

救护车来到之后，天朗向社工小组leader提出愿意主动陪男生去医院，但是却被否决——这居然是违反社工职业规定和安全的行为。Leader顾虑如果他和男生一起去医院，随后或许会遇到小团体的报复。

「我感到很无奈。我们是社工，但同时也是人。后来我就一直思考，社工到底是什么？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除去打架斗殴，他曾经还遇到过一位同时让两个女生怀孕的男生事件。由于当事人全部是未成年人触犯香港法律，报警公审后便被移送少管所管理。

「那段时间就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如果我能早日发现，早日介入这个个案，也许就不会出现怀孕这种对女生伤害大的事情了……」

长年累月的夜班作息，也让天朗的健康状况积重难返。前几年他的腰部生了一个肿瘤，切除后被医生告知最好不要再从事常年熬夜的工作了。随后天朗只能放弃了青少年夜展服务，目前正在负责香港离异家庭的沟通。工作日他需要每天对接4-5个家庭，每月总计要面谈联系80-90次个案。况且家庭比起单纯青少年本身涉及到更多方的利益和精神纠缠，这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困扰着天朗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就是那种post modern的社工啦。我不会像传统社工那样觉得depression是一个必须要吃药解决，必须要让自己开心起来的问题。我觉得人和病是分开的，有时候是病的问题，不是你人的问题。它们有时会来，有时不会来。你要学会如何与它们共处。」

坎坷的求学和就业经历下，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达观。天朗一边穿越在重庆大厦目不暇接的餐厅过道间，一边发表着让我吃惊不已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