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你的精神支持从哪儿来？｜接力访问083 A鬼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

A 鬼的 A 要大写。小写是给广东人看的，因为他们万事喜欢加一个“阿”。大写的话就不一样，大写是扑克牌里的 Ace，北京话里的“尖儿”，重庆话里的“冒”，普通话里的“一流、很棒、了不起”。这是搜索引擎跟我说的。A 鬼说，就是“很大”的意思。然后我们都同意，不管大写还是小写，这个称号会让名字排在微信通讯录的最上面，一般做销售的和打广告的都喜欢这么弄，醒目，好找。A 鬼不是为了这个。

A 鬼是湖南人，怀化的。他说这个地方好。跟贵州交界，赶集可以赶两次。比如说怀化赶初三、初八和十三，贵州那边是初五和初十。大家都是五天一次。两边都赶，生意可以做两遍。

A 鬼 2004 年到深圳，他在这地方做了许多事。一开始是打工，后来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摇滚乐队并担任主唱，参加深圳双年展，开过一家湖南粉店并使之成为工友信息周转中心。现在 A 鬼是个滴滴司机。推荐他来接力访问的武老白说，他佩服 A 鬼“在生活的缝隙中尽可能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边开车边聊音乐，还卖自己乐队的 CD”。聊天之前，我搜了 A 鬼所在的“重 D 音乐队”，有很多报道。标题都是，“工人用歌声让生活更有尊严”，“珠三角流水线上孤独的音符”，“与音乐共振，只为拥有生活”，等等。聊完之后我发现，A 鬼摇滚的是他整个儿生活，不光是音乐。

但 A 鬼的摇滚劲头确实得从音乐说起。2008 年那会儿，他在深圳工友书屋参加了一个吉他班，不要钱，老师叫董军，董军的妻子黄小娜当时在工友书屋实习，后来也加入了吉他班。这就是“重 D 音”最核心的三个成员。在乐队 2011 年正式成立之前，吉他班一度有 20 多个成员，但赶上金融危机，工厂倒闭，工人维权，最后人变得越来越少。工友书屋的另一个好处，是还开设劳动法学习班，A 鬼就是在那里学到了如何合法拿到自己的工资。

乐队给了 A 鬼稳定感，在这之前他觉得自己是麻木的三点一线流水线工人。那会儿他在印刷厂上班，工资按件算，他最珍惜的就是每月四天假，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去找乐队那几个人，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哪儿也不去。不过就算这样，工厂还常常多占他几天假期。后来他的人生目标就调整为，得找一个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八小时的工作。

他的运气不错，不仅人生目标得到了满足，精神世界也得到了拯救。这两件事差不多是前后脚发生的。2009 年，A 鬼去参加了北京“工友之家”办的“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新工人”是“工友之家”对自己流动人口身份的命名。那次艺术节和后来的“打工春晚”一样，都是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孙恒和“工友之家”主创王德志的策划，目的就是让工友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认识这群人让乐队找到了方向——如果不是这样，他原本的想象就是自己可以去做一个酒吧驻唱歌手——董军后来写了《这年头不好混》，成为“重 D 音”的代表作之一。

后来 A 鬼离开印刷厂，去了一家美资玩具厂，工作是戴着“像《反恐精英》一样的”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给玩具喷油，8 小时工作之外人身自由，规则清晰，请假容易，每周五只工作上半天。刚进厂的时候，A 鬼留长发，公司说没意见，他自己喜欢就好。就凭这一句话，A 鬼说，“我决定干到它倒闭”。那会儿“重 D 音”已经开始全国巡演，他们总在周五下午出发。他们也参加每一届“打工春晚”，每次都带着自己的原创。

工人乐队在深圳其实并不罕见，但因为流动性和其他原因，持续下来的并不多。之前还有来自富士康的“五角星”乐队和“重 D 音”一起存在，一度只剩下了“重 D 音”，直到“五角星”2023 年重新复出。

A 鬼没有干到玩具厂倒闭，他后来开了一个粉店。粉店是 2019 年开的，之前两年，他主要在做乐队，还参加了深圳双年展，在草埔地铁站的一个展厅里展出工人的故事，包括工人音乐、关于工人的摄影，还有工伤。他在那里认识了满宇，湖南老乡，一个后来对他的精神世界支持很多的人。还有武老白。

粉店第一年生意特别好。店面是从老乡手里接过来的，在横岗城中村里，有烟火气，很多老乡都住在附近。“接过来之后我就不仅仅想做生意，更想让大家周末一块在店里聊聊天。总有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家里着急回去要找车的，比如要换工作的，这样信息有一个共享的地方。”

“当时那个店承载的作用就是为我们那边的湖南老乡提供这么一个空间。都是说家乡话的，在那个空间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为什么用‘温暖’这个词，和我出来时间比较长有关系。我 04 年来，头五年没啥感觉，一点都不想家，但久了之后你就越发想回到那个地方。”A 鬼说。

A 鬼又说：“以前觉得深圳钱很好挣，遍地是黄金，随便干个工作都比在家强。但是你出来很多年之后，希望是破灭的，是骗人的。你明白真相之后，你就开始想着怎样能在深圳让自己更有归属感了。那就是那个粉店承载的作用。”

粉从湖南老家寄过来。有人因为 A 鬼去粉店，有人因为“重 D 音”去粉店，但也有人因为粉店知道“重 D 音”。可以搜到一个简书笔记，撰写人认识 A 鬼但没有那么熟，她带着孩子去吃粉，看到粉店一角有张书桌，CD 音响和几本书堆在书上。书桌的墙面上方有粉店的菜单，很艺术地用高低错落的竹排竖着陈列，周围是几张照片和一张黑胶。手工粉 10 块钱，炒粉 12 块钱。还有米酒和杨梅酒。另一面墙上，“重 D 音”巡演的照片几乎排满。

A 鬼一个人做粉店，每周二乐队排练就闭店。做餐饮起早贪黑，他又是一个人，生意一直不错，他忙得停不下来，觉得自己这么干下去迟早有天会猝死。后来疫情到来。最严重的时候，城中村封闭，不是社区里的人无法进出。一切都冷清下来。

“走了很多人。我们社区有个餐饮群，你每天都能在群里看到有转让东西的。几百家店铺，每天都有人转让，有的转让费都不用，卖点桌椅就想离开深圳。”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干小餐饮的都是出来工作很多年，挣了一点钱，就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跳出工厂的环境。事实上你没有跳出来，可能觉得做生意不错，实际干了以后就觉得还不如厂里面。”和很多对疫情解封抱有幻想的生意人一样，A 鬼总觉得快解封了，借了网贷去交房租。

最终粉店在 2021 年关门。

实体空间不存在了，粉店还有个虚拟“遗产”：一个微信群。群原本是信息共享用的，人数上限 500，始终维持满人状态，有人出去就马上有人加进来。做企业的老乡在里面找临时工，没工作的老乡在里面问工作，还有做过某一行的会告诉大家哪家厂是坑哪家厂还不错。

“所以我当时知道很多老板之前干得不错，比如横岗最多的就是眼镜加工，那两年到了很多。做镜架的老板来聊天，之前都带个茶叶来，后来说自己也不行了，也得去打工了。”A 鬼说，很多离开深圳的工人都去了浙江和江苏，那边工厂还有活，而且房租吃饭便宜，但工资也要低一点。大家都知道家回不去了，因为生活习惯已经改变，地也没得种了，而且确实还得继续赚钱。

粉店还没有正式关闭的时候，“重 D 音”去华侨城演出。A 鬼再次见到了在那里做展览的满宇。他挺感动：“这么多年没见，大家做事的方向一点都没变，只是方式不一样。”他带着酒和粉过去，现场做，和朋友们一聊就聊到深夜。

2022 年 5 月，A 鬼开始跑滴滴。服务业，绿码一天一检，出车之前没有上传就出不了车。有的时候出去了，街上也没人，所有的地方都封了。最久的时候，他连续半个月待在家里。

后来他去广州找朋友们，碰到坚果兄弟在筹划重金属乡村巡演，正在找全国巡演的乐队。A 鬼“一下子就答应了”。他没带着“重  D 音”，而是和西三乐队的蔡所临时组了一个乐队，叫“土壤改良”。

关于“土壤改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时 A 鬼和朋友们住在广州西三村，对面是“广州大铜钱”瑰丽大厦。“大铜钱”每到晚上 7 点都会准时开灯，楼面闪动着巨大的广告，其中有一则化肥广告，“土壤改良”四个字在广告词里反复滚动，每天至少半个小时之久。于是大家说，我们不是做重金属污染吗，就叫“土壤改良”吧，几千万的广告费都不用出了。

第一站坚果和“土壤改良”去了广东阳春，这里铜泥污染，村里拿被污染的泥烧出来的砖盖房，砖块在晚上发出绿光，村民生病，法律诉讼迟迟没有解决问题。按照原计划，大家到现场会写一首歌，邀请当地村民来看表演。实际上在 A 鬼他们入住酒店之后，正准备出发，酒店被警车、防疫车和救护车包围了，各种部门和组织的人涌进标间，告知他们：如果出门演出，就要被就地隔离 14 天。

“我们就临时说，那我们在床上演。那个视频就是这么出来的，叫‘床上运动’，因为想起来列侬和大野洋子。没想到做了以后反响特别大，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A 鬼说。演出完毕，一行人被“护送”到高铁站，庞大的队伍一直看着他们坐上高铁。

下一站是湖南娄底。A 鬼知道娄底有煤矿，但不知道煤矿污染的影响力。“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在收稻。你看那稻子长得很好，但是里面没有米，全是空壳。”

娄底之后是昆明，从香格里拉再往上走，3500 米海拔以上的地方，铅污染严重超标。坚果兄弟的“重金属污染巡演 2021”一共有两支乐队，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北方的叫“老头乐”，南方的就是“土壤改良”。A 鬼从香格里拉回到昆明，又从昆明到了上海，和朋友做了一次现场表演。

“所以不做店之后，我就是靠这个项目把整个人从非常低谷的状态里拉出来。没有这几个项目，我可能就抑郁了。”

“重 D 音”已经极少有演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A 鬼他们在“重 D 音工人乐队”去掉了“工人”二字，正式改名“重 D 音”，为的是“少惹麻烦”。即便这样，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常常被拉闸。本来要办的 10 周年纪念活动也没能办成。如果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做项目”，A 鬼就得一个人在家待着。

2021 年底，A 鬼和武老白做“无人认领”。他的虚拟资产粉店微信群发挥了作用。他在群里召集老乡，问谁要搭免费大巴一起回家过年。这辆大巴有点特殊，上面有一块亚克力板，板上有 2000 多个在深圳因为不明原因去世的打工人。一起回乡的人要叠一些纸钱，中途找个地方烧给逝者，烧的时候得挨个叫亚克力板上的名字，“叫他们回家”。

有些人认为过年是喜庆事，做这个不吉利，但大多数人表示了理解。一天之后，报名满了。

车从深圳横岗走到了湖南。武老白、郑宏彬和 A 鬼住进酒店，那边也已经“等候多时”。大家去派出所做了笔录。A 鬼记得那天是年二十八。出了派出所，大家各自回家过年。

A 鬼后来再遇到武老白，跟他讲了一件事。

“我有个朋友，跟我一块住了很多年，他在北方做乐队。那年回贵州过年的时候，在路上去世了。当时我刚做完那个项目。”A 鬼说：“咱也不信那个东西，但是做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梦里我朋友一直冲着我笑。就感觉他挺认可我们的，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

A 鬼还说，如果那段时间没有这个项目，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现在 A 鬼每天出车 10 个小时，早出早收工，晚出晚收工。他租了一辆新能源车，在车上贴一个卖乐队专辑的招贴。有乘客上车愿意聊就聊起来。“和乘客聊天的过程很重要，就是听别人的故事，然后把它变成歌词。我觉得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途径，一个来源。我记录了别人的故事。”

“重 D 音”从 2023 年 5 月就不排练了，除非有演出，就赶在演出前排一下。大家都得忙活生计。在所有成员里，A 鬼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压力。不过排练房还租着，大家平摊租金。

发稿之前我看 A 鬼朋友圈，“重 D 音”在原鼓 Live 演出。A 鬼穿一件白衬衫，头发还是很长。背景板上的中文写着“重 D 音乐队”，底下有一排英文，“Power Base D Worker Band”。Worker 还在。

Q：最近觉得什么比较有意思？

A：我觉得做项目才有意思，不做一点意思都没有。

Q：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我就想重 D 音的 10 周年能不能给它做了。我当时对 10 周年的憧憬还挺大的。因为那么多朋友，每到一个地方的朋友都会问你们 10 周年什么时候搞，我没做项目之前，去找朋友们的时候就跟他们都说了，所有认识的人我都说了，但现在还一直没消息。这是我的心病。

而且我当时不仅仅希望只有重 D 音在，我希望比如和坚果、老白或者宏彬，和大家身边的这些艺术家合作，把它弄成一个艺术节，有画展，有艺术展，一个工人乐队加艺术家的现场，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重 D 音 10 周年音乐会。当然了，我当时畅想得可美。

Q：你希望找谁来接力？

A：西三乐队的蔡所，一个沉迷于实践性音乐现场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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