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放下屠刀

潇水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群山之中，流入一片布满了稻田和村庄的狭长平原。起初只能算一条奔腾的溪流，盆地中六十三条大小水系汇入后蜿蜒壮大。当潇水在五十公里以北再次流入群山时，河水的体量已经可以承载轮渡和驳船。

五十年前，这些水流曾运输过另一种货物：肿胀的尸体。1967年8月的好几周，有超过九千人在这个地区被杀害。事件的中心就是道县，潇水流经这里向北汇入湘江和长江。道县有四十万人口，一半的受害人都在这个县，一些人被棍棒打死扔进石灰岩矿坑，另一些被关在红薯地窖中窒息而死。很多人被绑上矿场的炸药一起炸死。这些受害人被叫做“土飞机”因为尸体的碎片在田野里飞得到处都是。最大量的受害者是被农具打死的----锄头、扁担、钉耙----然后扔在水道里被冲进了潇水。

在道州县城，有人在岸边点数，一个小时就漂过一百具尸体。儿童们在河岸上奔跑，比赛谁能发现最多的浮尸。有些尸体被颈骨上的绳子绑在一起，肿胀的躯体绑成一串翻滚着冲向下游，眼睛和嘴巴已经被鱼吞吃。最终这些尸体都停留在双牌水库的大坝边，堵塞了发电站的泄水孔。清理涡轮机足足花了半年时间，当地人要两年后才敢再次捕食河里的鱼。

几十年来，这次屠杀都鲜为人知。即便提到，也被解释为在文革狂热时期出现的个人行为。道县被描绘成落后的穷乡僻壤。对此地少数民族瑶族的种族歧视也可以成为一种解释：少数民族没有开化，一旦没人管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

这些原因都找错了。道县是中华文明的堡垒，大哲学家大书法家的诞生地。凶手几乎都是汉人，被杀的也都是汉人。屠杀也并非随机无目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目标就是清除那些被宣布为低人一等的阶层：捏造出来的地主、根本不存在的特务和凭空创造的叛乱分子----“黑五类”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贱民。这些根本不是狂热农民自发的行动，而是这个地区党委和干部们组织和安排的。他们发出了屠杀的命令，还派人到各个乡镇村庄保证屠杀行动执行到位。为了避免后患，干部们还指示要全家都杀光，甚至包括婴儿。

我们得以了解道县屠杀的真相，是因为一个人：一个啰啰嗦嗦的、固执己见的、情绪激动的编辑，他在八十年代偶然了解到这些故事，然后花了四十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终于在2011年发表了他的作品，2016年再版。他的名字是谭合成（注1），在最近几年里，我伴随他一起在中国南方茂密的群山中，继续他一生的探索。

在道县旅行需要一辆车和一名司机，谭合成一样不缺。他的时间一半在北京，他女儿住在那里，还有长沙他的家乡。当他在道县搞调研时，他既是地下名人，也是亡命之徒。他写作的内容当地每个年过五十的人都听说过，但几乎没人敢讨论。有些人讨厌他因为他揭露了他们曾经行凶的历史，政府也试图阻止他继续工作。也有更多人对他敬畏，因为他揭露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造成暴行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今天仍旧在统治着这个国家。

所以很多志愿者会帮助谭合成绕过关卡。这是件好事，因为再也没有比谭合成更不认路的人。他出生于1948年，按道理他和多数同龄人，甚至年纪更大的人一样，都可以使用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来导航。可谭合成不但玩不来手机，连纸质地图都看不明白，哪一面是向北，潇水的走向等等。他的头脑里装满了恐怖的影像，当他年纪越来越大，这些影像益发清晰和沉重，比以往更真实：和孩子们一起被活埋的女人，在桥上被处决的老师，被绑上石块扔进河里的人们。这些惨剧占据了他的身心，再容不下其他琐碎小事。所以要感谢这些当地的向导，熟悉他提到的那些地名，让我们可以亲临现场。

这不意味着谭合成没有条理。他细致的记录杀戮事件，写成了六百多页的巨著《血的神话》。2016年在香港修订再版，（注2）字数是七十万字。和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巨著《墓碑》类似，这本书几乎是官方文献资料的数据摘录，当事人访谈和记录，而不是历史叙事。和《墓碑》一样，该书被资深团队毛雪萍(Stacy Mosher)和郭建翻译成英文。他们用《杀人的风》(The Killing Wind)为名字出版了五百页的英文版。

在完成了记录杀人事件这件困难的工作后，谭合成还在研究这一事件对当下中国的影响。有一部分想法是已经成型的，比如国家权力被肆无忌惮滥用，或者对历史的随意操弄。还有一些思考在反复进行，比如某个佛教的图形标志：无法放下的血腥屠刀。更早时我请他进一步解释，他坚持我们先来道县。

和大多数人一样，谭合成也是先亲身体验了党的独裁本质才进而理解到这些。他出生于共和国建政前一年1948年，他是跟随共和国长大的第一代人，所以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世界。这也意味着他成长在党的怀抱中，读到的是党版的历史。

和艾晓明、江雪一样，他的原生家庭也对他的成长有重大影响。他在湖南省会长沙长大，位置正好是从武汉开始的巨大湖区的南部边缘。他父亲曾是政府军队的将军，这肯定是大问题，好在父亲曾经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他母亲才是家庭最大的隐患。她的父母曾参与1911年辛亥革命，她自己曾是中华民国的国会代表。从一开始她就被视为反革命份子。红卫兵给她剃了阴阳头----只留下半边头发----还打得她卧床不起。当谭合成找到床上动弹不得的母亲，她的忠告就是让他赶紧跑路。

“她说，要是我去争论，他们只会打得更厉害。你赶紧走，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谭合成加入了一队红卫兵周游中国。后来学了木匠手艺，可以做一名工匠。“我这双手又快又灵，”他说起他年轻时，“我也热爱工作。”

1978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谭合成考入长沙的湖南科技大学，逐渐对写作产生了兴趣。那时候的大学生包分配，他被分到某工厂。他回忆那时候时兴“报告文学”，基于真实生活的非虚构创作来进行社会批评。他得了某个奖项，引起了《芙蓉》杂志编辑的关注，这本长沙的文学期刊正在找寻新鲜血液。

他的新工作正好赶上了党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拨乱反正的那一波努力。除了给几百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包括谭的父母----胡耀邦还在1986年派出一千三百人的工作组到道县调查杀人事件。他们的调查结果是：9093人被杀，其中道县有4519人。更震惊的：15050人卷入了杀人事件，大多是政府干部。事实上，百分之三十七的当地党员参与过杀人。

谭合成是一名可靠的作家。他曾经热切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许多人在毛泽东时代背着沉重的包袱，现在都得以平反。谭合成也一样。因为中国的媒体全都受到政府控制，他的出现也显得很寻常----他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当谭合成在道县采访时，人们对他畅所欲言。他可以自由查阅官方公布的成千上万的档案材料。但到1986年底，政治风向发生了转变，不再允许翻旧账。

“在我完成第一轮采访后，政治空气已经开始紧张。党内的反对势力开始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我的文章不能发表了。之后当然更不可能发表。风声越来越紧。”

识时务的人这时就应该放弃项目。谭合成还有家庭要考虑。但道县的一些事情始终让他心中不安。他注定要把这次屠杀钉在耻辱柱上----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党通常如此解释自己犯下的错误。如果他被允许出版，那可能他也得这么写。但既然什么都不允许出版，他也就不需要在写作上妥协了，只剩下两个严峻的选择：要么放弃，要么完全说真话。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发现一个可怕的真相：那些被杀害的九千多人没有一个人计划什么反革命行动。并不是有一部分人被冤杀，而是所有人都杀错了。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心痛万分。我开始认识到党的残暴的历史。1928年党就组织了农民的暴力叛乱杀死了许多人。土改（党1949年执政后不久）更是异常血腥。大屠杀一场接着一场。一下子这些都弄清楚了。发生的一切毫无道理。就是纯粹的恐怖。”

这就是谭合成感受到召唤的时刻。他想到了幸存者们、家人们、那些带着改革思维给他通风报信的干部们。他曾经向他们保证自己调查这些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他们----所有的中国人----为了子孙后代，为了让这样国家主导的暴力不再发生。

他找到自己的编辑。他们都是好人。有编辑建议他再等上二三十年。也许到2000年或2010年就可以发表了，他告诉谭合成，完全没想到其实三十年后更加困难。谭合成表示感谢，但他不打算等下去。

人们逐渐意识到谭合成自己去道县继续采访和调查。那时，谭合成被视为惹是生非，他没被开除但被边缘化。升职、开会、获奖再没他的份，但他并不在意。

“你知道，我也会像别人一样拍马屁，”谭合成说道，“我精于此道，我是个拍马屁的高手，专挑对方爱听的说。我也能按照你的意图写文章。但我有个最低的道德标准：我不能颠倒黑白，我就是做不到。”

“所以当他们告诉我没法出版，我就想，‘好吧，那是你的问题。’但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我这么想，‘我受够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出版这本书。”

我和谭合成在道县的旅行就像坐疯狂过山车。一个态度和蔼的混混，一个任性的牛脾气，一种不可抗拒的黑色幽默，谭合成不停蹦出关于地点和人物的事实、数字、诅咒和评论。我们路过一个村庄，他会重提谁被殴打或枪决的细节，然后大吼道：“他妈的，这里杀了许多人！”我们不管不顾开始大笑，然后讨论是否要在这个屠杀现场停车，还是直接开过去？因为类似地点太多我们通常都继续行程，但也有少数地点谭合成坚持要下车。

其中有一处就是寡婆桥。十八世纪有一位富有的寡妇，她为了帮助当地人，捐款在潇水支流洑水河上建了一座桥。我们在初冬的傍晚来到这座桥，安静平和的两岸满是樟树和柳树。

谭合成1986年到这里时同样的宁静。然后他就看到了栏杆上用刀砍头时在石头上留下的印迹。他在书中写道：“摩挲着刀痕，它和所有真相一样正在逐渐模糊；这里不应该是一个杀人的地方。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注4）

让他流泪的人物之一是当地有名的老师何聘之，他的家庭在共产党上台时有一点土地。他家的地大约只有半亩，小的可怜，也没雇工，也没租给佃农----但毛泽东断言每个县都必须有“地主”。所以何家就被宣布为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

这不是谭合成在桥上哭泣的主要原因。何老师二十年来一直循规蹈矩，歌颂党的领导，即便在被杀之际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国的文人，”（注5）谭合成写道，“一直自我激励自我提高，试图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和平繁荣，但到头来，他们都成为工具和奴隶。”

今天，离他第一次来这里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站在桥上和何老师的后人聊天，他叫周胜良。他在何老师被害三年后出生，他对于谈论这个事件有着复杂的情绪。他出生的周家是十一世纪著名宋明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人，他就是在这些河流中边钓鱼边完成了自己的启蒙学习。

周胜良和我们在桥上碰头，是因为谭合成想弄清一些屠杀的细节。他询问了周胜良祖母的赔偿金。因为他的祖父从未被官方承认是错杀，祖母也就拿不到政府的赔偿。仿佛她的丈夫是在这里自杀了。这对于大多数受害人是常态，他们只收到微薄的赔偿，也没有官方正式的认定。同时，只有极少的凶手受到惩处，凶手的后代们管理着这个县直到2000年代初退休为止。

周胜良是个胖乎乎的四十岁中年人，在县里开着一家电脑商店。县里正在筹备周敦颐诞辰一千周年纪念活动，任命他为委员会的成员。他很有礼貌的回答了谭合成的所有问题，但答案模棱两可。我问他，是否谈论家族的苦难令他为难。

“那当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党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他说道，“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理解周胜良的矛盾。他当然想要澄清事实。但他也要过日子。他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家庭。这不是一个众人耳熟能详的老调重弹，例如生活还要继续，人们应该忘记过去。他要面对的现实是，同一个政党在继续掌权---他们任命他成为委员会成员，他们颁发营业执照，他们决定你的孩子能不能读大学。

在我们聊天时，谭合成走到一边开始自言自语。我跟他呆了好几天后，已经习惯了他的做派，这样的爆发通常意味着他被激怒。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疗愈，他就像上足了发条一样狂热的输出，谈论党杀死了这么多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和体制同流合污。在写书的时候，他的语言很克制，但在这里在桥上他难以自抑。知识分子都是懦夫，他们不敢站起来，他们活该。何老师写了歌颂党的剧作，还是一样被处决了。

“他写了拍马逢迎的剧本但仍旧被杀了！”谭合成大笑着说道，“他根本不相信自己写的每一个字，但他选择了迎合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杀了他！哈哈！”

周胜良站在我边上，脸色惨淡。对他来说，谭合成是神秘的奇观。周胜良的家庭遭受了痛苦，谭合成把这个故事说的这么清楚又这么大声宣扬，当着他的面。谭合成知道这些事实和数字，他有各种文献资料，他记录了这一切还在海外出版了书，他带着一个外国人来了解更多情况。你必须尊重这些事实。

但周胜良也担心谭合成可能被抓起来。这样的动力和激情，他觉得这很不寻常。这不是体制会提倡的。但周胜良尊重他，因为他被打动了。他安静听着谭合成，过一会把手放谭合成肩上，用尊称来表示真正的尊敬，他说道：

“谢谢你，谭老师。来这里不容易。我们都感谢你，我们的先人们也感谢你，我们的后代也会感谢你的。”

谭合成不说话了，他的眼里都是泪水。他转头看着河流，满是不解。三十年后故地重游，他依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现在的中国崇尚发展是硬道理，枫木山就是典型。谭合成三十年前来这采访时，还没修路。汽车送他到邻近的镇子，然后他徒步走了三里爬上山。那时候穷得连一块手表都是奢侈品，别说家用电器和自来水了。

现在都是拓宽的水泥路直接上山，我们开着SUV上山时，一群修路工正在拓宽路面修筑护栏。山上通水通电还有4G网络。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去临近镇上的寄宿学校，政府也在山上为贫困家庭建了简易校舍。我们下车时，看到十一个从五岁到十岁的孩子正在共产党的宣传标语下面上数学课。

学校后面的纪念碑展现了这个过分强大的政府，一块石碑上刻着对联：

父亲和孩子，安息吧

幸存者们，平平安安

还有几行字解释：列出了死去父亲和三个孩子的姓名，还有立碑人的姓名----活着的人需要平安----他们的妻子和母亲，周群。

我们站着，看着石碑，谭合成脸色变了。之前的两天，我们都在县里到处穿梭，他做采访，同时带我去看几个主要的屠杀现场，也尽量接触更多的幸存者。但在这个山脊，在这个墓碑前，他变得行动缓慢了，似乎那些过去的记忆再次淹没了他。他对我摇摇头，表示无法复述这个故事。他抱歉的看我，闭上眼睛，看着周群一家的墓地。

1967年8月26日，周群和她的三个孩子被村干部从床上拽下来。她在这个村当了几年的小学老师，一直提心吊胆。她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交警，她就此成为反革命子女。这也意味着她的家庭被划为黑五类。

在之前的十八年里，政府夺取了黑五类家庭的财产。给他们的工作也是低收入的，分到的土地也是贫瘠的山地。政府还反复宣传给中国人洗脑，让他们相信黑五类是危险和残暴的罪犯。

在文革中，毛泽东把宣传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宣布这些阶级敌人现在准备反对革命。在道县，谣言是黑五类已经准备好了武器。县政府决定先发制人杀死敌人。当有村干部反对时----和中国很多地方一样，村干部和这些受害者都有亲戚关系----政府就派出久经考验的战斗队，通常是罪犯和流氓，来逼迫村干部行动。

杀戮很快扩散到各个村镇。谭合成把它描绘成老式传染病，按照步行前进的速度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那时交通并不发达，电话也基本不存在。屠杀的传播就是靠干部走到当地下达命令。当干部带着指示到达后，杀戮就开始了。只要杀了第一个人，道德约束就不复存在，屠杀就变成了自发行动，甚至波及家庭成员。

这绝非个案。大多数关于文革暴力的讨论都是关于红卫兵和城市里的暴力。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农村的屠杀也非常普遍。最近的研究包括类似谭合成这样的深度调查，显示出这些屠杀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偶发的激情犯罪。一项对于地方志的调查（注6）认为大约四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人在类似事件中丧生，也就是当时有一百个类似道县屠杀在上演。

周群被绑起来，蛙跳着拉到仓房边的大院，那里已经有十三人，里面有她前一天被抓走的丈夫。他们被下令马上出发，临走时，一个干部想起周群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他们也被带来加入队伍，在半夜艰难跋涉走了五里山路。

筋疲力尽的队伍最后来到枫木山，就在我们所站的位置。一个自称是“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乌合机构宣判了所有人死刑。成年人被锄头打在头上，然后扔进岩坑。周群的孩子们开始大哭，对大人们哀求着，表示自己会好好听话，但最后也被扔进了岩坑。

一些人掉下去二十多米到底层。周群和一个孩子掉在高一层的尸体上，没摔死。当这些团伙听到她们的哭喊，他们又扔了大石头直到这一层也坍塌到底层。莫名其妙的是，全家人都还活着，但最后一个接一个全死了，只剩周群和周围三十一具尸体。

一周后，停止屠杀的命令被传达，周群娘家的村民半夜偷偷到洞里把她救了出去。之前把她全家杀害的村干部把她又抓回去，打算再次处决她。他们把她锁在猪圈里，不许村民给她送吃的。一些勇敢的村民偷着给她送红薯，她苟延残喘了两个星期，娘家的亲戚终于把她救了回去。

第二天我们拜访了周群。她已经再婚，也有了孩子，她女儿不允许她谈论过去。但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她一个人在家，所以我们有机会听她讲述过去。

我们访问的大部分人都对那些往事守口如瓶。他们通常会说没有用----共产党还在统治中国，这个话题是个禁区。有位妇人，曾被杀害她全家的凶手轮奸，直截了当告诉谭合成写这些历史没有一点用。下一代人则是摸棱两可的态度。有些人觉得谭合成在揭示真相，也有人认为要忘记过去----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孩子还要读大学，买房出国。这些惨痛的过往会让现在新创造的繁荣世界变得不值钱，会提醒人们如今的财富不能抹去曾经的鲜血。几乎没人愿意听这些。

周群不一样。她已经八十一岁，她身材依旧纤细，走路腰板挺直，脸上刻满皱纹，眼窝也陷下去了。她条理清晰的谈到往事。她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谭合成紧张的站着，不想再次让她受到记忆的创伤。但她坚持要讲完，这样别人才能知道发生过什么。

“每次我在电视里看到孩子，或者看到我自己的孙辈，我都会想到那三个死在洞里面的宝贝孩子。我每天都在想着他们。”

“五十年过去了，你也有了家庭。那之后的生活总会对你有一些慰籍吧？”

“不，从来没有。”

我们在道县走访了太多地方，四天后我的脑子都转不动了。我们开车去一个水坝，那里曾经被尸体堵塞。我们采访了两个兄弟，他们曾被扔进水里后来幸存下来。我们谈到了司法的缺失。党的调查最终有什么结果么？谭合成告诉我有结论，但调查远远不够彻底。

“按照调查委员会的说法，15050人直接参与了屠杀行动，包括一半的党员干部和县政府成员。但只有五十四人被判刑，还有九百四十八人受到党纪处分。另外，受害者家庭收到的赔偿金是每个死者一百五十元，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五、六千元。”

我们谈到现在比以前更没有可能对历史进行真正的清算。习近平政府迷恋文革和改革之前的中国。批评毛泽东时代已成为禁忌。但谭合成认为这也是暂时的。系统已经烂透了，政府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无休止无意义的运动试图洗白历史。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他从历史著作阅读中，从司马迁、苏东坡这些历史故事中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为真相留下记录并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是一种实际的算计----一切都要被偿还，不是对谭合成个人，而是对这个国家。

我们的行程即将结束，我又一次问他屠刀是什么含义。这是一句成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佛教理论中，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训诫，停止你病态的行为，你就马上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我有三层理解。一种就是菩萨所说，人们要放下手中的杀戮之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赦免犯下的罪行。第二种，我希望共产党真正放下它的屠刀，进行改革。第三种，那不仅是你手中的刀剑，而是你心中的刀剑。王阳明（儒学大家，生活于1472年刀1529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适用于我们每个人。这不只是针对共产党而是面向所有人：我们要放下心中的屠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向民主之路。即便将来我们遇到其他问题，我们再也不用杀戮或拳脚来解决，告别成王败寇那套逻辑。”

那么这个国家真的从历史的暴力中走出来了么？

“国家政权还是要靠枪杆子。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法真正欺骗任何人，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过去他们靠欺骗和暴力，想想那些逮捕和拘留吧，这就是它统治的唯一方式，放下屠刀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