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凯湖（转）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滥权腐败迟早会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成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动力而不再隐匿其中的本质。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