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0章第Ⅰ節：臨時政府的痛苦
第10章 臨時政府的痛苦
Ⅰ 一個國家的幻覺
克倫斯基第一次見到布魯西洛夫，就任命他為俄軍總司令。當時，新任戰爭部長前往西南戰線總部看望布魯西洛夫，在視察了部隊之後，兩人一起連夜驅車前往塔爾諾波爾鎮。途中他們遭遇暴風雨，那輛孤零零的汽車在泥濘的鄉間小路上顛簸行駛，隨時隨刻都有傾覆之危。雨水拍打著車窗，霹靂在頭頂閃過，兩個人擠在車裡，靠得更近了。他們開始非正式地交談，互相傾訴各自私人的想法，就像老朋友一樣。兩人都認為有必要發動夏季攻勢，正如克倫斯基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正是這一點促使他“當即拍板讓布魯西洛夫指揮整個軍隊，以便儘快開始進攻”。
任命布魯西洛夫是對新革命軍戰鬥力的一種信任。最重要的，是他的樂觀主義為他贏得了這個職位。“我需要那些相信俄軍沒有被摧毀的人。”克倫斯基後來寫道，“我不需要那些不能真正接受革命既成事實的人，也不需要那些懷疑我們能在新的心理氛圍中重建軍隊士氣的人。我需要的是那些在舊政權統治下度過戰爭荒唐歲月的人，他們完全理解所發生的動盪。”布魯西洛夫正符合這一要求。他可能是唯一一個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沙皇高級將領，也是最早投身革命的人之一。與克倫斯基一樣，他希望捍衛自由最終能激發出俄國繼續戰爭所需的那種公民愛國主義。
布魯西洛夫對民主的支持，特別是對士兵委員會的支持，使他在高級將領中幾乎沒什麼朋友。他們譴責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是軍隊的“叛徒”。5月22日，最高統帥部的總參謀部以公開的敵意，迎接他們的新指揮官。“我一到達，馬上覺察到他們對我的冷淡。”布魯西洛夫回憶道。在莫吉廖夫車站迎接他的不是通常早已習慣了的人山人海，而是一個由臉色陰沉的將軍們組成的規模較小、相當正式的代表團。更糟糕的是，布魯西洛夫立刻引起了嚴重不滿，因為他沒有接見前來車站歡迎他的高級將領，而是以一種民主的姿態，轉而與士兵們握手。第一批士兵十分困惑——按照慣例，將軍應向他們敬禮——他們在與新任總司令握手時，要麼放下自己的步槍，要麼笨拙地用左手抓著步槍。
與大多數高級將領不同，布魯西洛夫相信要與士兵的民主機構合作。在他看來，只有與他們合作，才能恢復軍隊士氣，發動新的攻勢。這種對民主制度的樂觀態度與前任總司令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的懷疑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迄今為止仍懷疑武裝部隊在目前的革命狀態下能否成功發動攻勢。但是，布魯西洛夫一直堅信是上帝選擇了他來領導俄國軍隊走向勝利。“儘管困難重重，”他在抵達莫吉廖夫後不久寫信給他的兄弟說，“我從不絕望，因為我知道，上帝把這個重擔放在我的肩上，祖國的命運掌握在他手中。我有一個深刻的信念，就像我對上帝本身的信念一樣，我們將在這場巨大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自從1915年11月協約國會議在尚蒂伊舉行以來，俄國一直受到盟國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它在東線發起新攻勢。協約國領導人希望1917年成為最終勝利的一年，並認為東線和西線的聯合攻勢足以擊敗同盟國。臨時政府在西方國家中的合法性——以及它從西方大國獲得財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履行其對盟國宣佈的這項義務。然而，與此同時，革命使人們對俄國的作戰能力更加懷疑。3月18日，在前線指揮官會議上，阿列克謝耶夫駁回了法國人關於在春季發動新一輪攻勢的要求：道路仍然被冰雪覆蓋；馬匹和飼料短缺；預備役部隊正在瓦解；軍事紀律正在崩潰；而控制著所有重要權力機樞的蘇維埃仍然不願意支持任何超出純粹防禦性戰略的計畫。大多數將領都同意他的觀點，即在6月甚至7月之前不可能發動新的攻勢。布魯西洛夫是唯一支持春季攻勢的人。他在給會議的一份電報中聲稱，他的士兵們渴望戰鬥。這是一個非常樂觀的說法——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的產物——以至於阿列克謝耶夫要求軍需官核查電報的真實性。他在電報底部潦草地寫道：“如果事實證明這些渴望是真的，那將是多麼幸運啊。”布魯西洛夫的電報來自關鍵的西南戰線（任何進攻都必須從那裡發起），這無疑有助於使謹慎的阿列克謝耶夫改變主意，接受在5月份提前發動進攻的想法。3月30日，他向古契科夫概述了他的理由：
如果我們不能繼續進攻，我們將無法逃避戰鬥，而且只能在敵人有利的時間和地點進行戰鬥。如果我們不能與我們的盟友合作，我們就不能指望他們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援助我們。軍隊中的混亂對防禦的不利影響不亞於對進攻的不利影響。即使我們對成功沒有充分的信心，我們也應該發動進攻。防禦失敗的結果比進攻失敗的結果更糟糕……我們越快讓我們的部隊投入戰鬥，他們對政治的熱情就會越快冷卻。布魯西洛夫將軍的支持是基於這些考慮……可以說，部隊越不穩定，防禦就越不可能成功；因此，開展積極行動就越可取。
這是一場可怕的賭博。沒有人保證進攻的風險會低於防禦的風險；更沒有理由像阿列克謝耶夫和布魯西洛夫那樣，認為發動進攻可以激發軍隊的戰鬥精神。事後看來，臨時政府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顯然被自己的樂觀情緒所蒙蔽。他們嚴重低估了新攻勢可能的代價。阿列克謝耶夫曾預測，俄國的損失將在6,000人左右；但實際數字接近40萬人，而逃兵的數量可能更多。這是為一廂情願的想法所付出的、巨大的人命代價。政治上的代價甚至更高。因為毫無疑問，進攻的發起——更不用說失敗——直接導致了夏季危機，最終導致了臨時政府的垮臺和布爾什維克在10月奪取政權。毫無疑問，軍事領導人認為，通過提前發動攻勢，他們可以先發制人，阻止德國人進攻，而他們的情報錯誤地告訴他們，德軍即將發起夏季進攻。但事實上，一段時間以來，德國一直致力於在東部戰線開展“和平攻勢”，以便他們能夠騰出部隊轉移到西部戰線。因此，考慮到俄國軍隊及其後方的弱點，採取防禦性戰略更有意義。但到了6月，當攻勢開始時，俄國領導人已經迷戀上了進攻的想法——進攻已經成為革命的“民族精神”的象徵——他們對戰爭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後果視而不見。
更重要的是，夏季攻勢使士兵們轉向布爾什維克，這是唯一一個毫不妥協地主張立即結束戰爭的主要政黨。如果臨時政府採取類似的政策，與德國人展開談判，毫無疑問，布爾什維克將永遠不會上臺。為什麼沒有採取這一關鍵步驟呢？民主派領導人的愛國主義——對他們來說，愛國主義幾乎等同于對盟國作為民主國家的承諾——提供了部分答案。克倫斯基在進攻失敗和七月事變後接任總理，他曾短暫考慮過單獨媾和的方案；但最終拒絕了這一選擇，理由是，或者如他後來聲稱，這將使他被永遠釘在俄羅斯民族的恥辱柱上。也許人們可以指責他和其他政治家在拒絕單獨媾和方案時缺乏遠見。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五天前，即10月20日，戰爭部長維爾霍夫斯基將軍聲稱軍隊不適合作戰。他建議，應對布爾什維克日益增長的威脅的唯一方法是“釜底抽薪——換句話說，就是立即提出締結和平的問題”。然而克倫斯基未能看到布爾什維克的危險，再次拒絕採取行動。14年後，比弗布魯克勳爵在倫敦與克倫斯基共進午餐時，問他臨時政府是否可以通過與德國單獨簽署和平協定來阻止布爾什維克。“當然，”克倫斯基說，“我們現在應該在莫斯科了。”比弗布魯克對這個回答感到無比驚訝，問他們為什麼沒有這樣做。“我們太天真了，”克倫斯基答道。
後見之明是歷史學家的奢侈品。考慮到當時的壓力和教條，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要發動新攻勢。臨時政府的領導人認真履行了俄國對盟國的承諾。他們本來希望通過談判達成一個，正如人們所說的沒有割地或賠償的全面和平；但俄國可憐的軍事實力使他們在談判中不具備討價還價的地位。協約國逐漸認識到，不管有沒有俄國，這場戰爭都能取得勝利，特別是美國在4月參戰後。他們阻止了由蘇維埃領導人組織的、旨在團結歐洲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斯德哥爾摩和平會議，並對俄國提出的關於修改盟軍戰爭目標的建議一拖再拖。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扼殺國際和平運動，協約國為幫助布爾什維克上臺盡了自己的一份綿簿之力，儘管這留下了能否實現全面和平的問題。
雖然看起來有些自相矛盾，但臨時政府的領導人卻支持發動一場進攻，以增強他們為全面解決衝突而開展的運動。他們為了和平而戰。這也是蘇維埃領導人支持進攻的理由。策烈鐵裡的革命防禦主義，即民主力量為了國防的需要團結起來，是他們加入聯合執政的主要原因。當然可以說，國防並不要求發動進攻。通過支持軍隊的首要需求，正如他們在5月5日簽署聯合執政的《原則宣言》時所做的那樣，蘇維埃領導人面臨失去他們的基本目標——談判實現全面和平——的危險，將使自己背負布爾什維克的加入戰爭販子的駡名。但是，他們被這樣的希望沖昏了頭腦，即保衛民主的俄羅斯可能有助於團結人民支援他們。他們把俄國的情況與1792年對奧地利戰爭前夕的法國作了比較：在他們看來，一場革命戰爭會催生一種新的公民愛國主義，正如保衛祖國會催生“武裝起來，公民們”的民族大團結那樣。他們深信，一場“國家革命”已經發生，而不僅僅是推翻舊政權，通過弘揚愛國主義，通過民眾對“國家”利益高於任何階級或政黨利益的認識，他們可以恢復團結和秩序。
聯合執政的戰爭部長克倫斯基被塑造成這種新型公民愛國主義的英雄。作為一個受歡迎的、超越黨派的人物，他成為聯合執政的民族團結理想的化身。對克倫斯基的崇拜最早出現在“二月革命”，隨著六月攻勢的到來達到了高潮，事實上，正是這種崇拜促成了六月攻勢。整個國家的希望和夢想都寄託在克倫斯基這位“第一個人民的戰爭部長”脆弱的肩膀上。學生時代的詩人萊昂尼德·卡內尼瑟（後來刺殺了布爾什維克的烏裡茨基）把克倫斯基描繪成俄羅斯的波拿巴。
如果，在痛苦的漩渦中，
我以俄羅斯母親的名義，
發現自己身處荒蕪之地，
胸部中彈倒在地上，
那麼在天堂之門，
在我臨死前快樂的夢中，
我將記住——俄羅斯，自由，
和騎著白馬的克倫斯基。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當時剛從學校畢業，她覺得很感動，也把克倫斯基比作拿破崙。
有一個人，做夢也不睡覺，
累倒在地圖上。
他就是我們國家的
波拿巴。
克倫斯基陶醉於這個角色。他一直認為自己是高於黨派和階級利益的國家領袖。阿諛奉承腐蝕了他的心靈。他漸漸迷戀上帶領軍隊走向輝煌，為自己締造萬世功勳的想法。他開始以拿破崙為榜樣。他在戰爭部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尊這位法國皇帝的半身像。儘管克倫斯基本人從未參過軍，但擔任戰爭部長後，他穿上了一件剪裁考究的卡其色束腰外衣、軍官馬褲和過膝皮靴（後來，這種半軍事化的著裝風格在包括史達林在內的許多未來領導人當中掀起一股跟風潮）。這位戰爭部長極其注重自己的外表——這是他引以為豪的一大原因。即使在10月戰鬥最激烈的時候，當他在赤衛隊爭奪加特契納的戰鬥中出現在哥薩克面前時，他也確保穿上自己“最好的束腰外衣，就是人民和軍隊已經非常習慣的那件”，並且“像我一直做的那樣，稍微隨意地敬禮，面帶微笑”。在他著名的前線巡視中，克倫斯基甚至把自己的右臂掛在吊帶上，儘管沒有記錄表明他的右臂曾經受傷（有人開玩笑說，他只是因為握手太多，把手臂磨破了）。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蓄意為之，暗示他和普通士兵一樣受過傷。可能，這也是為了呼應拿破崙將手臂插進外衣前面的形象。
任命前夕，克倫斯基在來自前線的士兵代表大會上做了一次戲劇性的演講。“我很遺憾自己沒有在兩個月前死去，”他把手莊嚴地放在心口上宣佈，“如果那樣的話，我就會懷著最偉大的夢想死去：從此以後，直到永遠，俄羅斯將迎來一種嶄新的生活，那時我們可以相互尊重，不再用鞭子和棍子來管理我們的國家。”他呼籲士兵們把他們的“公民義務”置於狹隘的階級利益之上，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因為只有成為一個強大而有組織的國家，俄羅斯才能獲得自由，這意味著每個公民都必須為國家做出犧牲。在“舊的、令人憎恨的政權”下，士兵們知道如何履行他們的義務，那麼為什麼他們不能以自由的名義做同樣的事情呢？他用一句充滿意義和深情的話問士兵們：“難道這個自由的俄羅斯實際上是一個叛亂奴隸的國家嗎?”大廳裡一片譁然。因為在士兵們的自我印象中，他們在《第一號命令》之前確實是“奴隸”，而克倫斯基現在似乎在問，如果他們不準備參戰，他們作為“公民”是否值得擁有自由。隨後幾個星期，“叛亂奴隸”一詞在全國各地回蕩。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士兵們反對克倫斯基。但是對於愛國者和有產者來說，這恰恰是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呼籲的紀律和責任，他們開始支援克倫斯基和在前線發動進攻的想法。他們似乎意識到，現在唯有勝利才能拯救他們。
此時，自由主義報紙也加入了右派行列，以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在全國上下煽動軍隊“發動攻勢！”。立憲民主黨摯起愛國大旗。毫無疑問，他們希望冒充愛國者以挽救他們危如累卵的選舉頹勢。在5月舉行的國家杜馬選舉中，立憲民主黨只得到不及20%的選票。他們不再能夠與社會主義者爭奪群眾支持，轉而試圖通過呼籲保衛祖國和恢復秩序來吸引中產階級。愛國主義成為他們標榜自己是一個“超越階級”政黨的支柱。民主知識份子一直是立憲民主黨的主要社會基礎，他們大多追隨立憲民主黨投身沙文主義陣營。在這股愛國主義浪潮中，一群右派立憲民主黨人成立了俄羅斯文化聯盟，號召所有階層團結在俄國的旗幟下。甚至連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布洛克也屈服於新的愛國主義情緒，而高爾基則歡迎新攻勢，認為這是“給國家帶來一些秩序”的手段。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應該把“俄羅斯”置於其他一切之上，甚至革命本身。“不是俄國為革命而存在”，德米特裡·梅列日科夫斯基寫道，“而是革命為俄國而存在。”這與1905年後斯圖盧威和《路標》集團提出的民族資產階級俄羅斯的概念非常接近；而且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將國家與中產階級等同起來的理念。有產階級的愛國者認購了政府為資助攻勢而發行的自由公債。自由經濟協會主席柴可夫斯基宣稱，“每個人都有義務為祖國、為他的同胞和俄羅斯的未來，為自由的偉大事業貢獻自己的積蓄。”
這種新型公民愛國主義從來沒有延伸到城市中產階級以外，儘管臨時政府的領導人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做到了。協約國社會主義者——法國的阿爾伯特·湯瑪斯、比利時的埃米爾·范德維德和英國的亞瑟·亨德森——的訪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來到俄國，勸求“人民”不要退出戰爭；但很少有人願意聽他們的話。康斯坦丁·鮑斯托夫斯基回憶說，湯瑪斯在後來成為莫斯科蘇維埃大樓的陽臺上的演說是徒勞的。湯瑪斯用法語講話，聚集在一起的一小群人聽不懂他說什麼。“但是他演講的一切毋須語言就能理解。湯瑪斯弓著腿上下擺動，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如果俄國退出戰爭，將會發生什麼。他像德皇一樣撚著鬍子，貪婪地眯起眼睛，上躥下跳地掐住一個想像中俄國人的喉嚨。”這個法國人持續了幾分鐘的馬戲表演，把俄國人的屍體扔到地上，在上面跳來跳去，直到人群開始發出嘶嘶的噓聲和笑聲。湯瑪斯誤以為這是一種贊同的表示，於是揮舞他的圓頂禮帽向人群致敬。但笑聲和噓聲更大了。“把那個小丑趕走！”一名工人喊道。稍後，終於有人出現在陽臺上，以外交手段將他請進屋。
一些中產階級平民自願加入為重振軍隊士氣而新組建的突擊營。其中大部分是由受到驚嚇的軍官組成的，他們急於逃離那些叛變的軍團。伯納德·帕雷斯參加了幾次為這些志願者加油鼓勁的愛國主義集會，他把會場上歇斯底里的氣氛比作“打雞血”。有一次，有人向士兵介紹他是“我們的英國同志，教授”，一位偉大的戰爭英雄，他單槍匹馬打敗德國人，贏得了喬治十字勳章。這當然完全是信口開河；但當帕雷斯敦促他的東道主閉嘴時，他被告知，需要這樣的故事來提振軍隊士氣。
最著名的志願者組織之一來自婦女。瑪麗亞·波奇卡列娃組建了女兵敢死隊，她是一位真正傑出的女性，戰前曾在工廠建築工地上擔任工頭。1914年後，她發起了參軍運動，並在向沙皇本人請願後，獲准在古爾科將軍手下作戰。到1917年2月，她已晉升為中士，在塹壕裡戰鬥了兩年，身上有幾處傷口，還有許多勳章可以證明這一點。出於對軍紀崩潰的擔憂，她請求布魯西洛夫讓她建立一支由婦女組成的突擊營，希望這樣能讓其他士兵感到羞愧，從而投入戰鬥。事實上，這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士兵們把它的組建看作是政府陷入絕境的一個信號，強化了他們不願戰鬥的決心；而許多士兵，尤其是哥薩克人，拒絕與婦女並肩作戰。但是布魯西洛夫並沒有預料到這一點，他認為沒有理由反對。布魯西洛夫熱衷於建立一支完全由志願者組成的新軍隊，這個想法在當時備受爭議。他把它看作是基於愛國主義義務進行戰爭的一種方式，也是打破軍官和部隊之間舊有分歧的手段。既然他自己的妻子在前線醫療部門工作，他不明白為什麼其他婦女不應該也去那裡打仗。6月，該營匆匆組建，並於出發奔赴前線之前，在莫斯科紅場上接受尼康牧首的賜福。這些婦女剃光了頭，穿上標準的軍褲，儘管其中一個太胖了，穿不上褲子，不得不穿裙子上戰場。
軍隊政委是這種公民愛國主義另一個巨大的希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具有民主或社會主義信仰的初級軍官。他們既得到部隊的信任，同時也理解軍事紀律的必要性。年輕的軍士林德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在二月革命期間領導了幾個團的嘩變：在夏季攻勢中成為特種部隊的政委。我們在第七章中遇到的農民士官德米特裡·奧斯金也成為了一名軍事政委。軍事委員會是蘇維埃於3月19日設立的，並於5月6日向臨時政府負責。他們的目的是紓緩軍官和士兵委員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被視為在軍隊內部建立新型愛國夥伴關係的民主基礎。
這也是克倫斯基在5月11日發表的《軍人權利宣言》的希望所在。克倫斯基聲稱——他當然是對的——俄國軍隊現在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他呼籲士兵們在即將到來的進攻中證明“自由是力量，而不是軟弱”。《宣言》保留了第一號命令的權利，但也恢復了前線軍官的權威，包括使用體罰。這在統治圈被視為對軍事領導人的一項重大讓步，以便為即將到來的進攻做準備。布魯西洛夫堅決表示，如果沒有這一點，他將不會戰鬥。然而，毫無疑問，許多士兵認為《宣言》是政府試圖恢復舊的紀律制度，這正中布爾什維克的下懷。《真理報》調侃說，《宣言》實際上應該被稱為《軍人無權利宣言》。
為了提高部隊士氣，5月份，克倫斯基到前線進行了一次巡視。至此，他歇斯底里的演說達到了白熱化。他用尖銳的聲音和揮舞的手臂，呼籲士兵們為祖國的光明未來做出最大的犧牲。在這些長篇演說結束時，他會因為神經虛脫而倒下，不得不借助草藥才恢復過來。儘管這些暈厥並不非故意的，或者至少一開始不是，但它們為克倫斯基的表演增添了額外的戲劇效果。無論走到哪裡，他都被奉為英雄。士兵們把他扛在肩上，向他投擲鮮花，跪倒在他的腳下。一位英國護士驚訝地看著他們“親吻他、他的制服、他的汽車、他走過的地面。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跪在地上祈禱；其他人則痛哭流涕。”自從沙皇時代以來，還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
然而，所有這些吹捧只會給克倫斯基一個錯誤的印象，即士兵們都渴望戰鬥。五十年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他仍然堅持認為，“前線健康的愛國主義熱忱已經化為一股堅實的力量”。【1】但事實遠非如此。克倫斯基的來訪使他接觸到了軍隊中一個非常不具代表性的階層。參加他所主持的士兵會議的主要是軍官、軍人知識份子和士兵委員會的成員。在這些會議上，克倫斯基的演講有一種令人陶醉的效果：它使人產生一種甜蜜的幻覺，以為再來一次英勇的衝鋒就能勝利結束戰爭。彼時，一個疲憊不堪的士兵很可能會受到誘惑而相信這一點，即使他內心深處知道這是假的，僅僅是因為他想這樣做。但一旦他回到塹壕，這種幻覺很快就破滅了。此外，在這些會議之外，在絕大多數普通官兵中間，士兵們的情緒要消極得多。克倫斯基在巡視前線期間經常受到這些部隊的嘲笑，但他似乎從未注意到其中傳達的警告。有一次，在里加附近，一名士兵被他的同伴推到前面去向部長提問。“你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同德國人作戰，這樣農民才能得到土地。但如果我在戰鬥中被殺死了，我們農民得到土地又有什麼用呢？”克倫斯基沒有回答——也回答不了——而是命令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把該士兵送回家。“讓他的鄉親們知道，我們俄國軍隊不需要懦夫。”這名士兵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當場暈倒在地；軍官們撓著頭表示難以置信。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還有多少人會被送回家？很明顯，克倫斯基把這名士兵看作是一個例外，要拿他殺一儆百。克倫斯基似乎沒有意識到，還有幾百萬像他一樣的人。
相比之下，布魯西洛夫開始反省軍隊的士氣。“士兵們都很疲憊，”4月底，他寫信給妻子道，“從很多方面來說，他們已經不適合繼續進攻了”。在接過軍隊的最高指揮權後，他開始視查北部和西部戰線。他發現，與自己遠離革命城市影響的西南戰線士兵相比，部隊完全處於士氣頹靡的狀態。據他的一位高級助手說，布魯西洛夫不得不避免使用“進攻”或“前進”等字眼，以防士兵們襲擊他。布魯西洛夫並不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他會讓士兵圍坐他身邊，脫下帽子和夾克，將它們“民主地”托在左臂上，營造一種非正式的氣氛。但他的演講未能讓士兵們相信——就像他們可能對克倫斯基說的那樣——“他是我們中的一員”。例如，有一次，布魯西洛夫在德文斯克附近向一群特別布爾什維克化的士兵發表講話時，聲稱德國人摧毀了“法國人民最好的財產之一，生產香檳的美麗葡萄園”。這當然只會疏遠和激怒士兵們，他們開始沖他們的總司令怒吼：“你真可恥！你想讓我們流血，為了自己喝香檳！”布魯西洛夫變得害怕起來，他把帽子再度戴在頭上，仿佛要重新樹立起他過去的權威，並召集他的保護者們把他圍起來。當喊聲平息後，他叫來了一個最吵鬧的士兵，讓他站出來陳述自己的觀點。這位年輕的紅鬍子農民站在布魯西洛夫身旁，雙臂靠在步槍上，斜睨著指揮官，發表了一個演講，聲稱士兵們“受夠了戰爭”，“在漫長的三年裡，俄國人民為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流了很多血”，“如果將軍想繼續為香檳而戰，那就讓他去流自己的血”。士兵們歡呼雀躍；布魯西洛夫不知所措，開始離開；此時那位士兵——顯然是個布爾什維克——宣讀了士兵委員會的宣言，呼籲立即結束戰爭。俄國軍隊總司令就這樣被一個普通士兵搶了風頭。
這只是使布魯西洛夫懷疑發動新攻勢是不明智的眾多事件之一。在北方戰線，他遇到了一整個師的士兵，他們趕走了自己的軍官，威脅說要集體回家。
當我到達他們的營地時，我要求與一個士兵代表團對話：如果出現在整個人群面前，那是很危險的。這些人到了以後，我問他們屬於哪個政黨，他們回答說，以前他們屬於社會革命黨，但現在他們支持布爾什維克。“你們想要什麼？”我問他們。“土地和自由，”他們齊聲喊道。“還有什麼？”答案很簡單：“沒有別的！”當我問他們現在想要什麼時，他們說他們不想再打仗了，懇求允許他們回家，以便分享他們的父老鄉親從鄉紳那裡搶來的土地，過上自由的生活。而當我質問他們：“如果沒有人願意保衛祖國，都像你們一樣只考慮自己，那麼俄羅斯母親會怎麼樣？”他們回答說，他們的工作不是思考國家的未來，他們堅決要求回家。
正如布魯西洛夫所見，士兵們對和平的渴望如此之強烈，以至於他們願意支持沙皇本人，只要他答應結束戰爭。布魯西洛夫聲稱，單憑這一點，而不是某種抽象的“社會主義”信仰，就足以解釋布爾什維克對他們的吸引力。廣大士兵都是簡單的農民，他們想要土地和自由，他們開始稱之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因為只有該党才承諾和平。這種“塹壕布爾什維克主義”，正如阿倫·威爾曼在他對1917年俄國軍隊的權威研究中所說的那樣，並不一定是通過正式的政黨管道組織起來的，甚至也不一定受布爾什維克特工所鼓動的。雖然這兩種情況在前線都很明顯，但都沒有大多數指揮官把幾乎每一次戰鬥挫折都歸咎於“布爾什維克”或“布爾什維克特工”時所認為的那樣發展迅猛。【2】這更像是疲憊和憤怒的士兵拿起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口號，利用這些口號使他們自己對戰爭的抵抗越來越合法化。1917年期間，很少有士兵加入任何政黨，而在那些參加政黨的士兵中，大多數屬於社會革命黨而非布爾什維克。
許多指揮官譴責士兵委員會是這種塹壕“布爾什維克主義”氾濫的主要管道，他們會討論即將到來的攻勢並決定不打仗。“入侵加利西亞究竟有什麼用？”一個士兵反問。“當我們可以在山下媾和時，”另一個人補充說，“我們到底為什麼還要攻佔山頭？”許多士兵認為，蘇維埃的和平方案使得更多的流血毫無意義。他們不明白，既然蘇維埃領導人已經同意和平的必要，為什麼他們的長官還要命令他們戰鬥。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沒有割地或賠償”的民主和平問題太複雜了，難以理解。許多部隊似乎有這樣的印象：安尼西亞（“割地”）和康提齊亞（“賠償”)是巴爾幹地區的兩個國家。
隨著進攻臨近，逃兵的人數越來越多。諾克斯發現，前線的火車在回家路上“不斷受到士兵的衝擊”。他們或爬上車頂，或緊緊拽住連接車廂的車鉤。在進攻期間，逃兵的實際數量遠遠超過官方公佈的17萬人。這些逃兵佔領了後方地區，過著土匪般的生活。其中許多人都是40歲以上的老兵，相信自己得到了回家收割莊稼的特殊許可。在許多部隊中，正是這些年長的士兵領導了對進攻的抵抗（他們中的一些人肯定參加過1905年的嘩變和農民起義）。在北方戰線，數千人逃離軍隊，在彼得堡特羅特賽馬場附近的營地建立了自己的“士兵共和國”。他們舉著要求“解放”的標語牌在首都遊行，並經常被看到在街上和車站販賣香煙。不知何故，他們“共和國”的領導人甚至有辦法從政府的軍需庫中拿到補給。
在士兵爭取和平的運動中，最令布魯西洛夫頭痛的是他們與敵軍的友好關係。這是德國為了將部隊轉移到西部而在東線開展活動的一部分。他們用伏特加酒、音樂會和設立在兩條戰線之間的臨時妓院引誘俄國士兵離開塹壕，並以與布爾什維克相似的宣傳措辭告訴他們，他們不應該再為英國和法國的帝國利益賣命了。在復活節休戰期間，數以千計的俄國人放棄了他們的塹壕，打著白旗越過敵人的防線。許多人泅渡德涅斯特河和德維納河，以加入其中。德軍偵察兵在俄軍防線後被當作英雄歡迎。例如，鮑爾梅斯特中尉在加利奇以南第33軍團取得了巨大的宣傳勝利，而這正是俄國人在6月攻勢中本應主要打擊的地方。當那些無能的軍官們妒火中燒時，鮑爾梅斯特告訴士兵們，德國不想再打仗了，即將到來的進攻的所有責任都應該歸咎于臨時政府，它是協約國銀行家的雇傭。“如果你說的是真的，”士兵們的代表回答說，“我們將把政府趕下臺，並推出一個新的政府，它會很快給俄羅斯人民帶來和平。”士兵們甚至同意沿著他們整個防區簽署停戰協議。鮑爾梅斯特大吃一驚。他提醒俄國人，他們沒有法律權力這樣做。但士兵們說，如果他們選擇不再繼續戰鬥，沒有人有權力強迫他們這樣做。停戰協議得以默許執行了幾個星期，一直到發動進攻為止。槍炮被停止使用，白旗在俄軍防線上升起。頭戴白帽、大搖大擺的鮑爾梅斯特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英雄。他甚至設法在距俄國前線3英里的一個村莊裡講話。那是第七集團軍的司令部。
在進攻前夕，布魯西洛夫警告克倫斯基，他的懷疑越來越嚴重。部隊拒絕向前線進發。在後方的軍隊駐地發生了幾十起兵變，即使部隊被調到塹壕裡，也有四分之三的人可能在途中開小差。當前線士兵發現前方的情況後，他們也叛變了。布魯西洛夫被迫解散了一些他最可靠的部隊。在北方戰線的第五集團軍中，士兵們拒絕執行命令，並宣佈列寧是他們唯一承認的權威：其中23,000人不得不被轉移到其他部隊或被送到後方接受軍事審判。但克倫斯基無視其軍隊首領的所有警告。“他絲毫不理會我的話，”布魯西洛夫回憶道，“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我自己作為總司令的權力是無足輕重的。”克倫斯基和他的內閣同事已經下定決心：攻勢必須繼續下去，不能在最後一刻猶豫不決。
6月16日，總攻開始，先是實施為期兩天的重炮轟擊。克倫斯基從一個團趕到另一個團發號施令，試圖鼓舞士氣。6月18日，俄軍向前推進，看到德軍在炮火中棄置的塹壕，部隊乘勝追擊。主攻方向是南部的利沃夫，同時在西線和北線也發起了支援性進攻。連續猛攻兩天后，德軍的防線被突破了。“這是一場光榮的自由勝利！”在愛國報紙上廣為傳播。然而，到了第三天，前進的步伐停了下來，德國人開始反擊，俄國人倉皇逃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經典的軍事失敗案例：部隊在沒有機關槍的情況下投入戰鬥；未經訓練的士兵被命令使用手榴彈進行大規模衝鋒，結果沒有拉開插銷就扔手榴彈。但是慘敗的主要原因是士兵們根本不願意戰鬥。在前進了兩英里後，前線部隊認為他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拒絕攻擊，而第二線的部隊也不願再接再厲。由於士兵們開始逃跑，前進的步伐因此中斷。僅在一個晚上，第十一軍的突擊營就在沃洛欽斯克鎮附近逮捕了12,000名逃兵。許多士兵把槍口對準他們的指揮官，而不是與敵人作戰。撤退過程中，士兵們搶劫商店，強姦農家女孩，並殺害猶太人，陷入一片混亂。向利沃夫的關鍵性推進很快就失敗了，因為部隊在廢棄的科紐希鎮發現了一個大型酒窖，於是在那裡停下來喝酒。三天宿醉後，他們的戰鬥力還沒來得及恢復，敵人的增援部隊已經趕到，損失慘重的俄羅斯人被迫撤退。
在如此混亂的情況下，就連突擊營也沒有什麼成功的機會。波奇卡列娃的女兵敢死隊比大多數人做得都好。女志願兵們突破了德軍的頭兩道防線，一些膽小的男義務兵緊跟其後。但隨後他們遭到了德軍的猛烈炮火。女兵們在混亂中散去，而大多數男兵則留在德軍塹壕裡，他們在那裡發現了大量的酒，開始狂飲濫喝。儘管周圍一片狼藉，波奇卡列娃仍堅持戰鬥。有一次，她發現她的一個女兵與一個士兵在炮彈坑裡發生性關係。她用刺刀刺穿她的身體；但那名士兵逃脫了。最後，隨著她的大量志願兵死亡或受傷，連波奇卡列娃也被迫撤退。俄國最後一次攻勢結束了。
進攻的失敗對臨時政府及其領導人的個人權威造成了致命打擊。數十萬士兵犧牲。數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淪陷。政府領導人把一切都押在了新攻勢上，希望能夠團結全國人民，支持他們捍衛民主俄國。聯合執政就是建立在這一希望基礎上的；只要軍事有成功的機會，聯合執政就會繼續下去。但是，隨著攻勢的失敗變得越來越明顯，聯合執政也隨之土崩瓦解。
這件事早就有跡可循。只有上帝知道，李沃夫經歷了什麼，才使他的政府至少在進攻開始之前保持統一。在社會主義者進入內閣後，大多數立憲民主黨人都轉向了右派。他們拋棄了“超越階級之上”的老調重談，開始捍衛財產權、軍紀、法律和秩序以及俄羅斯帝國，反對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所有這一切使他們越來越敵視社會主義者，而社會主義者則受到自己支持者的壓力，要求他們把政府的政策進一步向左傾斜。從表面上看，正是烏克蘭的自治問題打破了聯合執政，使國家陷入危機。7月2日，當前往基輔的政府代表團給予拉達一系列自治權時，三名立憲民主黨部長辭職以示抗議。立憲民主黨人反對給予“小俄羅斯人”任何超出文化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堅持認為這只能由立憲會議來決定。因此，在他們看來，7月2日的讓步是非法的，正如米留科夫所說，這相當於“在自決的口號下分裂俄羅斯”。然而，烏克蘭問題只是最後一根稻草。聯合執政的解體也是由於國內社會改革的根本衝突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切爾諾夫的土地政策，立憲民主黨人指責該政策通過賦予土地委員會對鄉紳地產的臨時控制權，以此限制農民革命。然後是激進分子的罷工問題，立憲民主黨人把這個問題歸咎於掌控勞動部的孟什維克。因為新攻勢而一度掩蓋的舊的階級分歧，現在似乎又死灰復燃。
對李沃夫來說，“聯合政府”的瓦解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痛苦。他比任何人都更代表了自由主義團結國家的希望。作為名義上的國家領袖，他象徵著政府為了國家利益而開展建設性工作的理想。黨派政治對他來說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他越來越深陷於內閣會議的派系衝突而無所適從。“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塊浮木，被革命的浪潮沖刷著，”他對日俄戰爭時期的老朋友克魯泡特金將軍如是說。李沃夫痛斥立憲民主黨和社會主義者將階級和黨派利益置於整個國家利益之上。他告訴他的私人秘書，立憲民主黨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得像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他們看不出，如果要拯救這個國家，就必須做出一些讓步。但他也同樣厭惡社會主義者，他說這些人試圖把蘇維埃方案強加給臨時政府。作為一名地主，切爾諾夫關於土地委員會的政策在他看來無異於“布爾什維克有組織的沒收計畫”。李沃夫認為，國家的總體利益正在淪為政黨和階級的特殊利益的犧牲品，從而把俄羅斯進一步推向內戰的深淵。他感到自己陷入了左右兩派的火力網中，在政治上無能為力，7月3日，他終於決定辭職。【3】“我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李沃夫對他的秘書說，“恐怕我的那種自由主義也是如此。”當天晚上，他帶著一種罕見的、不祥預感的心情，寫信給他的父母：
親愛的父親和母親，
大約一個星期前，我已經清楚地知道，沒有任何出路了。毫無疑問，這個國家正在走向一場殺戮、饑荒、前線崩潰（一半的士兵將喪生）和城市人口的毀滅。民族、人民和文明的文化遺產都將被摧毀殆盡。大批的移民，然後是小團體，再然後可能不過是個別的人，將在全國各地遊蕩，先是用步槍、然後是棍棒自相殘殺。我不想活著看到這一切，我希望你們也不會。
當李沃夫寫下這些預言時，正值七月危機之際，布爾什維克準備與臨時政府最後攤牌，一決雌雄。
【1】蘇維埃和臨時政府的領導人被這樣一個事實所欺騙：士兵們和普通人一樣，對一切“德國人”都表示出極端的敵意。但“德國人”的概念對士兵來說，意味著他們所憎恨的一切的總體象徵——皇后、叛國的沙皇政府、戰爭和所有外國人——而非前線另一邊的德國士兵（他們經常對後者表示同情）。
【2】事實上，通過將每一次軍事失敗都歸咎於“布爾什維克”，指揮官們給人的印象是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比他們實際的要大得多，這使得使布爾什維克對廣大士兵更具吸引力。
【3】他的辭呈直到7月7日才正式宣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