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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亚裔移民教育日益“内卷” 西方教育下有怎样的压力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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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到了外国真的就不“卷”吗?在全澳洲城市中人口第二、贡献了23%GDP的悉尼,许多像琪琪这样的亚裔移民父母面临的更多是“不得不卷”的抉择:从教育制度、资源分配到教学质量,看似“放养式”的西方教育实际上还是无处不“卷”。为了让孩子在悉尼这个大都会里“胜出”,无论是一代移民还是本地家长,大家还是都走上了“鸡娃”的竞争之路。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戴书
原文发布时间|07/25/2024

步入30岁后期的妈妈琪琪很忙。家在澳洲悉尼的她,白天要上班,上完班后和先生分工合作,送一儿一女去补习班,晚上回来做完家务,还要亲自监督两个小朋友的功课进度。周末的时候,琪琪和先生马不停蹄,轮流送小朋友去踢足球、打网球、弹钢琴、跳舞、公共演说训练班等。连此次接受歪脑记者访问时,琪琪也抽不出时间,只能让记者在聊天软件上发问题,她有空再语音回答。访问录音前后共15分钟,最终却花了一周才完成。

在悉尼,像琪琪这样忙于接送孩子上补习班的华人爸妈不在少数。2021年,以父母不断为孩子安排学习活动的“鸡娃”式教育上了中国年度十大流行语,甚至一度被官方视为影响生育率的原因之一,甚至出台补习禁令,让曾价值1000亿美元的补习行业一度崩溃。

但华人到了外国真的就不“卷”吗?在全澳洲城市中人口第二、贡献了23%GDP的悉尼,许多像琪琪这样的亚裔移民父母面临的更多是“不得不卷”的抉择:从教育制度、资源分配到教学质量,看似“放养式”的西方教育实际上还是无处不“卷”。为了让孩子在悉尼这个大都会里“胜出”,无论是一代移民还是本地家长,大家还是都走上了“鸡娃”的竞争之路。

澳洲也有“精英中学”和“尖子班”

尽管澳洲的补习行业规模仅是中国的百分之一,但在2021年时也达到了10亿澳元(约6.6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澳洲补习行业协会就曾统计,全国有超过4000间补习机构,而包括兼职私人开班的补习老师在内,全国共有七万名从事补习行业的人士。

其中,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补习气氛最为浓厚。2021年,有大学教育专家就指,悉尼有大概30%的在读学生在上补习班。在北美流行、由日裔社区开设的Kumon补习中心,在新南威尔士州有澳洲最多分店;新州当地也有像PreUni College和northshore这样已形成规模、在全州有多家分店的补习班品牌。

悉尼补习风盛,与澳洲的精英中学制度息息相关。在澳洲的联邦制度下,教育归由州政府管理。大部分州的学校除了有公立与私立之分外,在公立学校当中还会有“精英中学”,专门培养有“天资”的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其中,新南威尔州的精英中学数量最多,共17间,是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与布里斯班所在的昆士兰州的四倍。除了这17所精英中学外,新州还有25所“半精英中学”,这些半精英中学既有在本地校区居住、上“普通班”的学生,也有通过考试考进来的“精英班”的学生。

此外,新州还有四所同属精英中学的农业中学。在农业中学读书的学生,被要求从七年级到十年级期间要学习农业知识,其余课程与精英中学无异;新州最有名的精英中学James Ruse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就是一所农业中学。

除了精英中学,新州还有“尖子班”(Opportunity Class)制度,部分公立小学会为有天赋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设立尖子班,学生若想成为其中一份子,则要在三年级学期末或四年级学期初时报名,通过考试筛选获得尖子班名额。据新州教育部数据统计,2024年有超过一万五千名学生申请进入尖子班,而当年全州尖子班名额为1840名,竞争比例约为8比1。

琪琪的大女儿今年六年级,小儿子则是三年级,为了准备精英中学和尖子班的考试,两人早早就报读了补习班。尖子班的考试考数学、阅读和思维能力(thinking skills),而精英中学则在这三科的基础上再加写作,两个小朋友除了补相应的科目外,琪琪的女儿还报名补习演讲。

华人家长看澳洲的竞争和压力

琪琪表示,送小朋友去补习也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她坦言,澳洲的教育对比起新加坡和中国“很简单”,希望小朋友能通过参加补习班,养成良好的复习和预习等学术习惯。“因为这边作业都很少,而且很简单,所以我觉得是让他们养成一种作业习惯。”

在悉尼,一些如pre-uni college这样知名大型的连锁补习机构会举行尖子班和精英中学的模拟考,并且对学生进行排名。有数名悉尼华人家长向歪脑记者表示,这些补习社因学生人数多,所以它的考试排名能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参考;他们也表示,澳洲的学校教育比较少作业,但是在新州,精英中学、尖子班的竞争制度也的确存在,在这样的矛盾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也只能依赖补习机构的帮助,来准备这些考试。

琪琪曾是留学生,在澳洲大学毕业后就留下工作,随后结婚生子。在她看来,澳洲的精英中学、尖子班制度“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悉尼是大城市,就业工作压力大,工作机会多,但竞争也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需要竞争,你越是在前面,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大学,你就有更多机会去成功,(竞争)是无法避免的。”

琪琪认为,让小朋友去参加补习班,可以培养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这种压力可以在体育表现出来,可以在其他学业表现出来,但是需要通过比赛竞争去筛选人,才会早点适应这种竞争。”

琪琪也承认,自己的两个小朋友都在新州较前的公立小学读书,“家长都会是卷的,所以小朋友可能会累一些”。不过,她的两位小朋友对补习并不抗拒。“大家去补习不是因为学校学了什么,而是因为大家都去补习,小朋友也接受,因为身边个个同学都去补习。”

澳洲的教育质量,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好?

在澳洲,联邦教育部会制定课程大纲,规定各年级需要学习的内容和方向;各州在遵循该课程大纲的基础上,根据其实际情况调整;至于具体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或上课材料,这就完全取决于学校和老师。因此,学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时有发生。

此外,在去年公布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办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澳洲荣升前十,但学生的学术水平却在不断下降。该项目每三年测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九年级学生的科学、阅读和数学水平,而澳洲在这三项的得分自2009年起就一直下降,其中数学更是三项中最低。

该项调查也显示,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澳洲学生表现达“较差”标准。中国缺席此次评估,而新加坡、澳门、台湾、香港和韩国的学生在数学能力上排名前列。澳洲也有机构在去年做出研究,指澳洲需要对现有的科学教学课程进行“大变动”,学生才得以追上英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水平。

刘老师曾在香港中学教数学和科学科目,1994年来到澳洲后曾在补习社上课,1998年回流香港,直到2023年退休后才回到澳洲珀斯。他回忆,当时悉尼的补习氛围已经浓厚,她所在的补习社在1994年到1996年间,从两间开到四间,再到十多间分店,以三个人一班计算的话,平均一日带10到12班学生。

“当时,韩国人会上韩国(社区开)的补习社,台湾人和香港人也会有自己的补习社。”刘老师回忆。

他也笑言,自己当时到了悉尼后,对当地如此浓厚的补习风气也感到吃惊:“我都觉得奇怪,一开始以为(澳洲是)洋人的地方,澳洲人应该不会这么着重补习,但当时90年代的移民潮,(澳洲)涌入大批东亚裔人士,当时中国大陆的人没那么多,反而台湾、韩国、香港和少量的日本人比较多,他们聚居在(澳洲)东岸的大城市。新州和维州的升学制度着重考试,而亚裔背景的移民也热衷通过考试来取得前途的方法。”因此,当时刘老师的学生以亚裔移民为主。

他又指尖子班、精英中学考试的题目难度大,小朋友不一定能在学校掌握,“有些难度大到就算是我,在补习期间也要不停收集试卷来看题目。”刘老师也回忆,在补习期间,许多学生告诉他“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我也在香港做过老师,从老师角度来看,学生是永远觉得上课讲授知识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有时间限制,催生了补习老师。”

除了时间,刘老师说,学校的班级人数、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再加上家长可以在课后监督的力度,都不如小班制的补习。“学校是你必然要上的,功课交不交,看的是你自己;补习是你自己找老师去补习的,所以从效果来说,在学习一些较为狭窄的知识时,补习效果一定是好过上课效果。学生经常是觉得自己在课堂上学不到,而补习老师教给他更多知识。”

在做补习老师期间,刘老师曾面试过本地的教师应聘者,也曾到当地学校做过代课老师。他当时发现,本地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连基本的物理、化学知识都不会,而且对方是本科毕业。我不太清楚大学在训练这些老师的时候,究竟是否给到足够的支持,有时间他们教书的时候,会教漏很多东西。”

刘老师的观察并非偶然。澳洲公立学校依赖政府拨款,多年来,教师工会批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公立学校提供的经费不足。一份由澳洲教育工会撰写的报告显示,有五所私立学校在去年花费在教学设备上的金额,超过了全国3000所公立学校在设备上所花费用的总和。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学校教师人手严重人手不足,教师工资低。据澳洲政府统计,新州在2021年的工资中位数为$95,108澳币,而新州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以$75,791起步。去年,在工会的努力下,新州公立学校教师的最低工资升为 $85,000,然而好景不长,今年新州政府就削减了一亿四千八百万的公立学校经费,意味着多间学校将会减少人手,就连校长也要重返教学岗。

亚裔补习班令澳洲白人一起卷?

1996年,刘老师的学生中不再只是亚裔移民。他指,随着亚裔移民人数的增多,澳洲的精英中学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单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这让一些白人家长感到危机。“亚洲移民除了英语上可能未过到关,其他科目,比如数学,都是不错的,”刘老师说。

他的白人朋友请刘老师为他的九年级女儿补习数学。“那位朋友发现,他的女儿连七年级的数学知识都不会,一些科学课的知识也搞不懂。”刘老师的朋友认为,澳洲当时决定了要与亚洲国家共融,他不能再放任女儿,任由她在读书上随意发挥:“他说,他女儿这一代将来的竞争是和亚洲国家的同龄人,因此希望女儿能跟得上(亚洲人的学习水准)。”

而对于一代亚裔移民父母来说,送孩子上补习班是他们保证孩子能在澳洲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丹尼斯今年27岁,父母来自上海,他在悉尼出生。他指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补习,直到从精英中学毕业。他仍记得,小学五年级是他最忙于补习的时间,而那个时候,每逢周末补习结束的时候,他的妈妈总会买肯德基来接他,“因此我也涨了体重”,他笑称。

“我的爸妈认为,我们不是白人,意味着我们处于弱势的位置,不管那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成就。他们希望我们能获得好成绩,并为此省钱把我们送进补习班,从而希望我们(通过获得好成绩)而拥有美好的将来。他们也认为,澳洲的制度存在种族主义,因此亚裔小孩需要更加努力,”丹尼斯说。

新州的精英中学制度源于19世纪,本来是为了让工薪阶层家庭中有天赋的小孩也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但在澳洲20世纪上半叶的“白澳政策”的影响下,精英中学不允许原住民学生入读,而非欧洲背景的移民本身就在社会处于弱势,无法与白人学生竞争;精英中学也因此在20世纪成为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象征。

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和亚裔移民的增多,亚裔学生在精英中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在2016年,有数据显示在精英中学中排名第一的James Ruse中,有98%的学生是亚裔学生,也在当时悉尼社会引起争议

但亚裔学生进入精英中学,考取顶尖大学并毕业,然后就真的能打破“竹子天花板”(亚裔在西方世界的职业生涯窒碍),取得和白人一样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吗?2018年澳洲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示,尽管亚裔人口在当时占全国人口的17%,在澳洲企业中,只有3%的高管位置是由亚裔澳洲人担任。

此外,精英中学终究是澳洲的公立学校体系的一部分,而澳洲私立学校在资源和经费上远超于公立学校,但要进入澳洲私立学校不仅要讲金钱,还有家庭背景,这也导致澳洲私立学校大部分学生是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白人学生维州几名大学研究员也对在2009年就读精英中学的学生进行追踪,发现当这些学生到25岁的时候,他们对就业、生活等整体水平感到满意的程度,仅比非精英中学的学生高0.19分,也令精英中学可以改变命运的“神话”有所动摇。

丹尼斯觉得,虽然补习帮助自己考取新州当地的顶尖大学,但补习教不了他在社会上生存需要的社交技能。“很多去补习的小孩把时间都花在上补习班、做功课或者被强迫读书,我不认为这会让他们成为在各方面都能应付得好的大人。我认为它只会培养出不善社交、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往的大人。”

刘老师如今长住在澳洲西部的帕斯,目前他没有让女儿去补习的计划,打算迟一些看需要再定。他说,帕斯虽然也有补习班,但与新州相比,气氛没有那么浓厚。他认为,这也是与新州经济依赖法律、医疗等专业人士行业,而西澳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矿业,因此学术读书氛围要比新州弱,因而也影响了补习行业。

在刚过去的周末,琪琪从早上六点忙到了晚上,在女儿和儿子的补习班与兴趣活动之间来回奔走。她觉得,虽然当下的亚裔父母都“卷”,但不同的是,大家不只是“卷”学习,孩子若是在琴棋书画上有兴趣,父母也会大力支持,帮助孩子在他们的兴趣爱好上发光。

琪琪的儿子喜欢踢足球,如今在社区的青少年足球队和伙伴参加比赛,琪琪与先生就不辞辛苦地每周末送孩子去练球。她的女儿学钢琴,琪琪就在旁边跟着听,自己也学了弹琴。

“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自己爱好的地方和特长,无论你卷不卷,小朋友都会发光,不会说在家里卷,就一定培育出一个人才来,”琪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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