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女书，学其筋骨

女书是诞生、流传在湖南永州的女性文字。古时，“女书”是女性夺回叙事权、书写自我故事的绝佳范本。现在我看到，女书要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蛋糕，谁都想分一快；要么作为符号被创作者简单地挪用，成为艺术或者文创。而江永这个诞生女书的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牢不可破，女人们从“楼上”，到了“田地里”，现在又离开家乡打工。
我采访了女书的非遗传承人胡欣，她的故事鲜活，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拉扯，就像我们每个女性。

撰文：Shifan

原文首发于F风尚志

楼上女的哭声

胡欣有两件藏蓝色的粗布衣，斜开襟，从工作到现在穿了十几年。很多照片中，她穿着这件衣服，编一个辫子在脑后，拿着毛笔在宣纸上书写，温柔典雅。

与一般汉字横平竖直的“方块感”不同，胡欣笔下的字看上去和她一样典雅，由竖、撇、捺、点、弧组成，呈长菱形，旁逸斜出，富有灵动的飘逸感。她写的是“女书”——一种由女性创造、在女性间流传的文字。

“女书”是女性夺回叙事权、书写自我故事的绝佳范本。胡欣的出生地，湖南省江永县，千百年来群山环绕，瑶族和汉族文化在这里交融。这片土地上的女性有着相似的命运，出生便被裹了小脚，早早嫁人，生儿育女。闲时织布、绣花。胡欣说，她们被称为“楼上女”。那时候，女性不能接受学堂教育，只会讲当地的方言，书写是男性的特权。在这样的土壤下，她们根据方言的发音，一音一字，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女书”在女性间隐秘地流传，“母传女，老传少。”江永还有结拜姊妹的传统，同年同月生的姊妹之间叫“老同”，她们用女书互通书信。“三朝书”是目前保留最多的女书原件，是新娘结婚三天后，朋友用来表达祝贺的方式，收到的“三朝书”越多，证明新娘的人缘越好。而“君子女”（使用女书的文化人）会在60岁以后，用女书记录自己的一生。

书信中，悲苦是底色，记录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哭声。“老同”之间，分享所有的秘密、互诉命运的不公、内心的苦闷，也告诉自己，要勤劳、忠贞、顺从、隐忍。

穿上蓝色粗布衣，胡欣是江永女书最年轻的传承人。2006年，女书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老一辈传承人逐渐老去，也随着“女书”逐渐走出江永，胡欣是被推着走在最前面的人。

从“楼上”到“田里”

1988年，胡欣出生在江永县蒲尾村，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儿，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浦尾村是个由潇江水坏绕的岛屿，“像是世外桃源”，胡欣小时候，浦尾村只通过一座几块木头拼接的桥与外界相连。清明和端午前后，涨水的河流会把木桥冲掉。爸爸会撑着竹蒿，带着要卖的作物去镇上赶集。

一片片灰白色小瓦房散布在岛屿上，村民们大都姓胡，宗族关系紧密。他们大多靠捕鱼为生，小时候，爸爸撑着渔船去捕鱼。妈妈就带着姐姐和胡欣，去地里插秧、割稻、扯花生、砍猪草。一年割两季水稻、养两轮猪，节气支配着山村的时间。后来，更替为更值钱的作物，橘子、甘蔗、茶树，家里孩子多，能补贴一点家用是一点。

也是80年代，外界开始发现“女书”，山村的平静被打破。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来到小山村里，从歌谣、书信、扇子、手帕中一点点拼凑出女书的脉络，胡欣记得，那时候总是有很多人扛着摄像机，在她家附近拍摄，甚至还来了很多外国人。“我就跟在大人后面凑热闹，很羡慕她们被拍的人，穿着漂亮衣服。”

在专家和媒体到来之前，村民们只是听过用方言吟唱的歌谣，并不知道还有具体的文字。胡欣记得，女书自然传人高银仙就住在她家前面一点，她是村里少数几个会写女书的人。“我的外婆和奶奶都只会唱，不会写。”女书隐秘地流传，和绝大多数村民一样，小时候的胡欣对女书并没有具体的概念。

“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女性文字”，快要绝迹的女书被赋予了极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2002年，为了传承这项文化，当地政府在村里开办了女书学堂，教授女书，鼓励大家自愿报名。胡美月在这里教书，她由奶奶高银仙带大。小时候，奶奶会和结拜的“老同”在家里唱写，胡美月耳濡目染地跟着奶奶学了一些。

女书学堂的开办在村里是件有趣的大事，胡欣的妈妈、姐姐、朋友们都报了名，她也没落下。当时，浦尾村的女性从“楼上”踏到了“田地上”，承担起了繁重的田间劳作。傍晚，女人们结束劳作，孩子们放了学，齐聚在学堂里。胡美月在黑板上用女书抄写歌谣，带着大家写一句唱一句，有童谣、趣事歌、诉苦歌、劝解歌、哭嫁歌、祝寿贺节歌等，与当地习俗紧密相连。

胡欣随口就唱了几句，“堂屋中间有条藤，藤子发花十二层。”这些方言歌谣朗朗上口，讲究韵脚。女书不再是闺房里隐秘的诉苦，歌声抚平了大家白天的劳累。

2007年，胡欣高中毕业，没有离开过家乡，也不想离开家乡。适逢村里的女书园在招售票员，19岁的胡欣就去应聘了，从家里到园里上班，只有两三分钟的脚程。

女书园承载了女书的历史，胡欣在这里才算真正接触到了女书文化。胡美月也在这里上班，胡欣就开始跟着胡美月老师再次学习，这次，主要是学习女红。某种程度上，她们传承了“楼上女”的生活，写扇面、绣手帕。做女红需要心静，胡欣记得，在女书园的一隅，她花了一礼拜，一针一线给家人每人绣了一双鞋垫，“很有成就感”。

下班后，胡欣拿着一本女书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临摹、练习书法的同时也记住了女书的大部分字形。常用的女书字形有500个。几年间，胡欣练习书法的旧报纸堆了一人高。2010年，县里开展针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女书传承人考试，胡欣通过了“读、写、唱、绣”四项考核，正式成为女书传承人。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拉扯

江永女书中，《训女词》是女书的第一课：“劝声女儿听娘教，女人第一要受贞，爷娘跟前要孝顺……一切尊重夫之言，女把娘教记心上。”唱尽女人的一生，做为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这本是胡欣的生活轨迹，只是在2017年，一场离异让她脱离了原来的轨道。

去年年底，赵青与冯都导演的纪录片《密语者》入选了奥斯卡纪录长片短名单，胡欣是其中的一个主角。简介里写，胡欣在“传宗接代的传统女性”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之间来回拉扯。

2016年，导演组来村里采风，胡欣正在努力要孩子，导演跟胡欣说，想拍胡欣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个母亲的故事。没想到过了一年，胡欣离婚了。原因在于孩子，丈夫希望要个男孩。

“这在我们县城挺普遍的。甚至有些人前面是个女孩，为了生个男孩，就跟老婆离婚再找一个。”这个诞生女书的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牢不可破。

孩子是离婚的导火索，但更深层次的，胡欣想来，也与她自我意识的萌芽有关。刚刚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年长12岁的丈夫像个指路人。依照社会的规范，进入婚姻，生儿育女，似乎是一个女人不可逃避的宿命，胡欣懵懵懂懂便结了婚。何况在世俗意义上，这个小家庭也拥有“体面”，体制内的工作，房子，车子。

但从某一刻开始，胡欣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很难说清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当丈夫要求自己报备所有行程时，当丈夫不喜欢她的所有朋友时。何况，当丈夫希望生个男孩，胡欣发现自己明明喜欢女儿。“母传女，老传少。”这是女书流传的脉络，胡欣也想着能将女书传给女儿。

婚姻到达末期，他们没有办法交流。胡欣慢慢成长，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丈夫却从一个指路人变成了控制狂，信任感逐渐消失，“反正说什么都会吵架。”离婚前，胡欣利用下班时间考了驾照，叫上自己的朋友帮忙挑选，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辆十几万的代步车。这中间所有的过程，丈夫都不同意。买成后，丈夫还点评，“这车配不上我的身份。”

终于在2017年，他们协议离婚，胡欣选择净身出户，住回了自己出生的房子。她不再只是一个女儿，不再是一个妻子，不再急于成为母亲，胡欣享受着自己的单身生活。

学女书，学其筋骨

现在的江永，加上胡欣，总共有七位女书传承人。其中，胡欣与何艳新老人关系最好，“是忘年交”。何艳新住在十几公里外的河渊村，胡欣每个月总要去拜访她一次。

讲起何艳新老人的一生，胡欣认为她是真正的“君子女”。胡欣从何艳新身上感受到了女性坚韧和自强不息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19岁的何艳新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没有按照既定习俗完婚，过了三年自由自在的日子，而后才在世俗压力中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这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反抗。山村里，苦难是女性命运的底色，何艳新在稻田间劳作，去矿里挑石头挣钱，用大米、红薯、一点点菜放一点点油，拉扯大六个儿女。

自我意识的萌发，去反抗、书写、连接，这也是女书的精神所在。之前，胡欣学女书，写书法、画扇面、绣手帕，学的是形，并没有学到其筋骨。

当女性迈过传统，一只脚跨入现代，强大的惯性也会改变方向。生活在一个不大的熟人社会，被父母、亲戚催婚还是无可避免的命运，“他们都觉得，女人找个能过日子的就行了。不会像我们一样想得比较多。”胡欣感概，“其实真的是要在不太懂事的情况下才去结婚。”现在，35岁的胡欣有了自己的主见，通过传承人的身份进了体制，去年在县城买了房。每天八点起床，开车去女书园上班。

如果没有女书，胡欣现在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我应该会去广东打工，在办公室找个文职。”这是新世纪以来，大部分江永女性的命运。城镇化的浪潮卷过乡村，年轻人离开田地，走出大山，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间。

女书把胡欣留在了她最爱的家乡，同时，也把她送向了更远的地方。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胡欣穿着蓝色粗布衣，去了国内很多地方交流、参展，有时候还会穿戴华丽隆重的瑶族传统服饰，她俨然成为了一个女书的形象代言人。2016年，联合国中文日，胡欣和团队去了法国和瑞士，办了一个女书的展览，“大家都在惊讶，中国的女性太了不起了，竟然能自己创造出文字。”

期间，胡欣有很多机会离开家乡。女书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块“大蛋糕”后，很多力量在里面交汇与博弈。湖北宜昌想建立一个女书村，挖走了几个传承人。著名作曲家谭盾谱写过女书交响乐，他邀请胡欣去上海一起工作。很多公司和企业想把女书商业化，做文创，需要传承人背书。胡欣都拒绝了，她觉得，女书的根在江永，带不走。

“在外面出差久了，很像一场梦。我会很想回来，觉得女书园才是我的家，回家后梦就醒了。”

女性的岛屿

女书园是胡欣的“安全岛”。每天，胡欣就穿着蓝色粗布衣，走进仿明清建筑结构的女书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江永女书”四个字，园里种着枇杷树、桃树，记录着时间的流转。出生到现在，胡欣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时间又似乎在小小的岛屿凝滞。

胡欣负责接待游客，带领他们从“江永女书”的门牌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女书的历史、内容、文化，也会带领游客体验书写。最多时一天要接待七八组游客。但胡欣从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日复一日的无聊。在这里工作的讲解员都是女性，是个单纯又让人舒心的工作环境。早上，她们打扫卫生，捡一下草坪的垃圾，有时间就跳跳操。

闲时，胡欣就在书法展示厅里练字、看书。最近，她爱上了拍短视频，偶尔用女书写一些四字成语，发到网上，点赞量还不错。

和“老同”之谊类似的，女书是一个纽带，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女书园的工资不高，没有编制的话，不到两千元一个月。在这里上班的除了胡欣，都是妈妈，她们的丈夫大多在外打拼。她们则留在村庄养育孩子，这份工作不忙，接送孩子方便。有时候，妈妈们会把孩子带到女书园里玩，园前草坪是孩子们的游乐园，他们感兴趣时，胡欣也会教孩子们写字。

顶着“最年轻的传承人”名号十几年，胡欣觉得自己有些羞愧，“怎么三十几岁了还是最年轻的。”学女书，需要会当地的方言，这增加了学习的壁垒。胡欣的一个堂妹本来也在女书园里工作，她对女书感兴趣，跟着胡欣学“读、写、唱、绣”。奈何传承人考试再也没有举行，堂妹没有办法得到稳定的编制，她在去年去了广东打工，和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

同时，女书也离开了她生长的土壤。胡欣总是被问到，你跟你的朋友会用女书写信吗？“当然不会，我的朋友很多不是我们村的，听不懂方言，也没有学过女书。”剥开我们对女书浪漫化的想象，现实是，女书在当下已经失去了实用的功能。

在现代的语境下，教女人三从四德、忍受困境的古老唱词也显得不合时宜了。“我们的园里有两种扇子在卖，一种上面写了训女词，一种是女书之歌。基本没有女性会买训女词。”

“但男性很喜欢，我们园里有一幅写着训女词的匾，他们还会拍照，发给他们的妻子看，让她们学学。”诞生于苦境的女书，吊诡地成为了他们怀念三从四德的寄托。

怎么让封存在博物馆中的文字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胡欣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文字说到底是书写的工具，创作也许是一个答案。

大多数时候，胡欣只是用女书的字体，把古老的歌谣写下来。她顺应媒体要求，用女书创作过两次。一次是录制日本NHK的节目，一次是应《密语者》导演的建议，写了几句歌谣送给何艳新：

“问声姨娘可安然，姨娘今年八十岁，还要下田又带孙，我辈看着多疼惜，时刻挂念姨娘身。”胡欣改不过来用普通话押韵的习惯，“还被她批评方言的韵脚不对。”

何艳新是胡欣认识的会用女书进行创作的人。她不会汉字，女书是她的母语。离开苦难的语境，用女书作词，就像唱出自己的心情般稀松平常，天气、景色都是何艳新作词的源泉。有时候学者去拜访何艳新，兴致高了，何艳新还会创作几句表达感谢，“她的唱腔也是我听过最好听的。”

胡欣一直珍藏着何艳新送给她的一幅扇形信，信的最后，何艳新引用了女书中一直流传的谚语做结：“错度楼中红花女，长大成人出远乡。女不出乡女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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