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被骗的老人们,正哆哆嗦嗦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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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得知我被骗,之后的一年里他压力太大了。”杨秀英双手抱头,五官纠缠在一起,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

事实上,在儿子去世前的8个月,她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伴也因得知失去房产而情绪激动,在她眼前咽了气。

至亲的相继去世令她极度内疚,她无法用连贯的语句回忆被骗的经历,往往刚说几句,就面容扭曲,泣不成声。

北京老年维权服务热线自去年7月开通以来,接到了上百起与杨秀英遭遇类似的咨询。

律师康欣在过去一年内先后接待过几十名失去房产的老人:他们都曾在公证处签署过以名下房产抵押贷款的协议,并自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全权委托协议,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自己的财产。

近来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位老人遭遇这类骗局,别说什么利息,他们不仅失去的原有的房产,有的还背负了高额的债务。

同时,由于整个过程中的有关文件和公正文书均有老人们亲笔签名,法理上想要要回房产几乎不可能。

该报道中举例道,有人向张某推荐了一种名为“以房养老”的理财产品,完全没有任何风险,投资的人都赚了钱。在推荐人的巧舌如簧之下,张某心动了,被引荐给充当中间人的广某。

在一番交谈过后,得知张某离婚且独居,居住的房子在其名下时,广某表示这个理财产品很适合张某。

于是,广某表示,可以用房产证进行抵押,获得的抵押款交由专业机构进行投资,每月可以获得10万元的利息,到期后利息和本金一起给付。

到时可以用本金再赎回房产证,利息就是白赚的。

随后,在中间人广某的安排下与另一位充当借款人的骗子李某见面,签订了多份文件。

最终,以200万典当了房产,并约定三个月后一次性归还借款。广某手写了一张借条给张某,但内容里对于返还的利息只字未提。

三个月后,张某实际上仅仅获得了1000元利息,房子抵押的钱从未见过,广某称他直接归还了借款,而房产证则一直借口不归还。

又过了一段时间,广某失联,一伙人来到张某家里要求自己搬出,张某这才感觉到不对。于是,张某找来女儿一起来到了借款的地方。

张某女儿发现,这里并不是所谓的理财公司,而是公证处。当天张某签署的文件中有一份委托书,也就是说张某的房子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过户给别人了。

接下来的事件走向一致——老人们分别于某一日被告知,自己的房产已被贱卖过户,交易价格往往远低于市价。

而房款早已被当初委托的受托人代为偿还老人欠下的贷款,分文不剩。更有甚者,由于交易价格过低,变卖房产后仍资不抵债,不但失去房产,还欠下了高利贷。

骗局通过一系列正规的法律文书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不止一位专事诈骗诉讼的律师都惊叹布局之缜密。

维权的难度与骗局的精密程度成正比。一些家庭自此开始了艰辛且漫长的求诉道路。在重大财产损失的巨大变故前,家庭伦理遭到考验,也镜像般地映射出人性的多面。

在最初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受害老人多少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流浪:医院、ATM取款厅、麦当劳等24小时营业的公共场所,通常成为他们的选择。

他们大多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或是出于各种原因,想方设法地向子女隐瞒。

77岁的韩淑云失去自己唯一的房产已经接近一年,她至今将此事瞒着自己的子女。

她的两个儿子于1989年春移民加拿大后再未回国,唯一的女儿正经历乳腺癌末期的折磨。

2017年春节,为了躲过女儿女婿的春节拜访,她与老伴谎称与亲友去山西过年,实则无处可去,老两口在肯德基内坐了一晚又一晚。

时间久了,当老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中时,另寻租处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无法承担城区内的租金,因而四环以外的地方通常是起步的选择,而随着经济日益窘迫,租处会逐渐向更偏远的地方转移。

更多老人难以面对巨大变故对生活的重击。儿子去世后,杨秀英因无家可归,辗转被河北的一间寺庙收留。

许多个夜晚,她闭上眼睛,仿佛见到儿子身处地狱。类似的梦魇时常缠绕着她。

只有迎着木鱼声每天诵经,她才能获得稍微的宁静。但寺庙里也有人背地里嘲笑她:傻,连房子都会被骗。

2015年3月,67岁的杨秀英被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哄到北京方正公证处,在一系列文件上签署下自己的名字。

她称自己并不知道“公证”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公证员向她解释合同的条款。带她来的男人一手摁着合同正文,一手翻着页脚,催促她逐页签字。合同厚达几十页,杨秀英甚至连首页的内容都没看仔细。

“签(合同)的时候没有任何怀疑,他(骗子)说得很肯定。”杨秀英回忆,她轻信了骗子的空头承诺:将名下的房产抵押借款3个月,所得借款转交他代为投资理财,届时将有10%至15%的高息回报,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本金。

“(承诺)每个月能有十几万的利息返还给我,3个月就能赚几十万。”杨秀英因此动心。可实际上,她统共只收到过9万元左右的利息,本金也没有归还。

受害老人大多受高息诱惑,接受采访时,许多人懊悔自己的“贪心”。

一对老夫妇本打算将“投资所得”用于环游世界,他们结婚36年,“一辈子劳劳碌碌,照顾父母,照顾孩子”,“就想老了为自己活一回”。

另一名老太太则不甘退休后的身份落差,潜意识中“想证明自己老了还有赚钱的眼光和本事”。更多老人则出于为子女筹谋,“手里有钱,以后病了瘫了,就能给孩子减轻点负担”。

针对老人各样的心理,骗局设计的名目繁多。数十个案例中,诱使老人抵押房产的名目包括:出境旅游、项目投资、以房养老……种种名目本质上来源于一场有备而来的“银发收割”

——缺乏法律常识的老人们在骗局面前往往难以脱身。

那是一个初冬,来人击碎了窗户的玻璃,刚做完腰椎手术不久的王素琴躺在一床玻璃渣子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强盗一样的人”将她的房屋搬空。

86岁的老伴急忙跑到派出所报案,跌了一跤,磕破了嘴,满脸是血。

可警察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最终,他们连同子孙三代一家七口,被赶出居住了数十年的家。

“我们事后回忆起,我母亲被陌生人带去公证处签署‘全委’协议时,她的结婚证在我手里,这将直接导致她当天签署协议时证件不全。

”张英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公证处涉嫌销毁、篡改、伪造文件。”

签署“全委”协议时,老人是否知晓合同内容,公证处是否尽告知义务,成为众多事主子女事后追责的一致疑问。

通常是在被暴力清户的那一天,老人突然得知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产已经易主。陌生的来人拿着写有新户主名字的房本,堂而皇之地雇佣搬家公司强行清空屋里的家具。

上门清户的大汉来历不明,但个个人高马大,有些还刺有纹身。通常,他们会用大榔头硬生生地将门锁砸下,换上新锁。

由于老人们曾签署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财产的协议,房产早已悄然过户给关联人,即使叫来了公安也无济于事。

骤然降临的噩耗并非所有老人都能承受。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得知失去房产后当场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女儿,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因此精神失常。

有人死了。但活着,或许是更大的煎熬。

因遭受巨大打击,韩淑云的神经系统开始出现病变,好几次,她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大喊、挠墙。

有一回,老伴高长德实在摁不住她,情急之下跪在地上给她磕了好几个响头,才让她消停下来。清醒后的韩淑贞痛不欲生,“他把我的心都磕碎了”。

还有不少事让她心碎。她曾两度在床褥下找到老伴写下的遗书:“我一辈子就挣了这么一套房,被你给弄没了。我先走了,你再陪着孩子过两年吧。”

“现在我们境况困难,需要相互扶持。等有一天房子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她离婚。”

今年8月,这对结婚41年的老夫妇并排坐着接受采访时,丈夫说出了这句积压在内心已久的话,而妻子沉默,趴在桌上将头埋了起来。

失去房产后,晁淑兰至今没有见过自己的大儿子。两年前,她与老伴李振海分别于骗局中失去了名下的两套房产——这致使分别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儿子无家可归。大儿子因此“几乎疯了”。

79岁的晁淑兰提及儿子不禁掩面。大儿子因身体不好,长期无业,靠低保与父母的接济生活。而家中房产的变故,使他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彻底决裂。

失去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亲情的,王素琴与丈夫张增印,他们毕生奋斗所得的70平米红色砖房,是祖孙三代七口人的主要资产。

这户拥有4名伤残人士的特殊家庭,曾是街道帮扶的重点对象,全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底楼两间门脸房的租金。

没了房子,北京不再属于这户老北京人。他们如同被放逐一般,缓缓地向城郊迁居。

女儿张英带着年过八旬的父母和她脑瘫的儿子,从西直门逐渐往外挪动:清河、西三旗、郊区的农民房……最后,他们定居在沙河镇。

矛盾爆发几乎是所有受害家庭难以避免的一幕,李陵也曾经历过与母亲彻夜争吵的一晚。

2015年,母亲张培瞒着她签署了抵押房屋借贷与全权委托两份协议,最终陷入骗局。

在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之前,李陵当机立断,筹措了217.6万元(其中包括160万本金,57万余利息)还清贷款,赎回了房子。而这部分钱款,今后要追回难度很大。

“很多时候我冲她发脾气,其实也是内疚,还有心疼。”李陵回忆起母亲的遭遇,禁不住哽咽落泪。

2016年,她在母亲手机上发现一条母亲编写的奇怪的短信:“杨总,那160万您放心,我一定还给您……”自此,像挤牙膏似地,母亲一点一点坦白了自己被骗的经过。

“开始是震惊和气愤,越往后越心疼。”李陵逐渐发现,母亲长期以来遭受恐吓与威胁。

当“理财人”不再为张培向银主偿还利息时,小贷公司便开始了长时间的涉黑逼债:发侮辱短信,门上泼狗血,写大字报,砸电表,堵锁眼。

这一年的5月9日,张培被银主约至西直门一处咖啡馆,对方称张培超过两月未按时付息,额外欠下自己25.6万元,要求张培当即签下一张欠条,张培不从,双方僵持3个小时。

对方不断用恶语辱骂张培。期间,张培向自己的理财人拨打了3个电话,但始终没有打给自己的女儿。“怕那伙人身上带着刀子,我吓傻了。”张培事后回忆。最终,她在欠条上摁下了手印。

越了解骗局原委,李陵越是感到,老人的无知不是此类骗局畅行的关键原因。

“在这类骗局中,小贷公司是否非法敛财、公证行为是否违规操作、涉事多方的潜在关联,每一项都值得细细拷问。”

一名接近公检法系统的人士向她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尽管自知损失难再追回,李陵还是带着母亲走上了维权道路。

2016年的夏天,李陵跑了大大小小几十处地方,“看到有国徽的地方就想往里冲”。

李陵不服输,许多个场合下,她激动地向工作人员拍起桌子。这时,母亲会用陌生的眼光望着她,那个内向顺从的女儿不见了。

维权所消耗的成本,并非每个人都能承担。

“许多子女因维权丢了工作,普通单位怎么能容许员工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假?”中央美院毕业的李陵在一所初中教授美术,全靠校方的理解,她得以抽身维权。

有一回,她花了一整个上午跑了几处地方,没来得及吃午饭,便要在下午1点15分前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她一路小跑进教室,连连向学生道歉,讲着讲着,突然蹲下哭了。

8月的一个下午,她坐在我面前,翻开去年的日记,里面记满了她的维权行程。她曾经习惯记录在日记中的闲适与美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案件信息梳理与一段段申诉行程。

今年2月,涉嫌诈骗张培等多名受害者的嫌疑人被批捕。负责案件的警官给李陵发去短信:“赶紧和老人说说,好歹能开心过个春节了。”

但李陵并没有告诉母亲。“我不想让她空欢喜一场,”她解释道,“我知道,那离追回损失,还太远了。”

在现实层面中,骗子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仍然无法追讨。

“财产早就进行转移了。”一名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表示,“许多骗子宁愿坐几年牢,换得家人富贵。”

前不久,晁淑兰在医院做了胸部CT,医生指着她肺部的一块阴影说,可能是肺癌。她当时就哭了,脑子里“嗡”地一声。

她哭求医生:“你帮帮我,我要死了的话,这点退休金没法补贴儿子了。”

那天,她咬咬牙挂了个100块钱的号,心想“怎么也要活到讨回房子的那一天”。

8月17日下午,她和老伴随众多受害者上公证处维权。今年7月,多起“以房抵押”骗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涉事公证处被司法部责令调查整顿。

司法局出台新规:公证机关为60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或涉及处分不动产的委托公证时,老年人必须由成年子女陪同,必须进行录像。

“这是沾着这些老人的血泪写出的新规!”一名子女代表在发言时提高了声调。

在她身后,一位老人的声音穿破人群:“好多人在哆哆嗦嗦地走向死亡。”

转给父母,和周围的老人,希望不要再有人上当受骗了,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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