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革命與被革命(三)
期間,魯迅差點被教育次長景耀月除名。一般的說法是魯迅強項硬氣,得罪了次長景耀月,所以乘教育總長蔡元培北上迎袁之機把魯迅名字划掉了,幸虧蔡總長回來又給補上了。許壽裳也說景耀月喜歡擴充勢力任用私人雲雲。可是,蔡元培、魯迅、許壽裳的名字往那一排,誰都能看出,他們仨都是同鄉——浙江紹興人,還都是同黨——光復會……所以,做人不能這麼倒打耙子嘛。
5月,教育部隨政府遷往北京,這是袁世凱的天下,工資馬上見漲。由於教育部尚未有正式任命,魯迅5月至7月每月臨時津貼60元。8月,由於蔡元培的提攜,正式任命下達,魯迅先是被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欽定」為僉事,後是被任命為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吳海勇分析,這兩個官銜不是一回事,前者約相當於現在公務員制度中的職級,後者是職務;兩者雖然都算是正處,但前者乃「欽定」,撤換權限不在教育部,級別要比後者略高。[2]8月至10月領取的都是半薪125元,11月領取足額月俸220元,1913年2月增為240元,1914年7月增為280元,1916年3月達到300元。後袁世凱時代,也就是1917年之後才有所謂的欠薪與半薪[3]——要知道,1919年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毛澤東月薪才8元[4],所以魯迅成了民國先富起來的人,是可以肯定的。比起那個落魄到掉河裡淹死的「可惡的」範愛農同學,魯迅運氣夠好了——魯迅赴京不久就聽說了範愛農的噩耗,他說範的水性極好,可能是自己不想活了。又聽人說,他走後範愛農還經常給人嘀咕:說不定哪天魯迅就來信叫我去呢。可是他先去彼岸世界了。
富了且不說,魯迅還當上他當初最討厭的官員了,成了自己在東京時就咒罵的「升官發財」之類,而且這工作一方面可說無聊至極,另一方面卻是舒服至極,每天除簽到外基本上無公可辦。用魯迅日記里的話來講,是「晨九時至下午四時半至教育部視事,枯坐終日,極無聊賴」[5]。按同事冀貢泉回憶:「人們好幾天才有一件公事辦。我們兩個並不是閒的,沒公事辦,有私事辦。恰好我們兩個人都喜歡讀書,我們每天對面坐下各讀各的書。」[6]
(圖注:讀書、研究,還是得有經濟實力做後盾。圖片來自網絡。)
按周作人說,魯迅一般是早上10時前起床,洗臉喝茶之後再往部裡去(魯迅坐人力車上下班,他當時所住的紹興會館離教育部三里地左右),他在那裡辦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只有一次是見到中華書局送來一本《歐美小說叢刊》,魯迅大為高興,特地擬了一個很好的評語,用部裡的名義發了出去。周作人說:「據我所知道,似乎此外還沒有第二件。他曾參與整理那內閣大庫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廢紙的事,卻不記得他講過其中的什麼故事。」[7]但這已是1918年的事了。而且魯迅雖沒給兄弟們講過,事後卻給讀者講過,說「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8]。有意思的是,就是魯迅自己,也從裡面拿東西,只不過自己不說,別人說出了而已——他從裡面拿出了教育部同事錢稻蓀祖父的殿試卷,送給了錢稻蓀[9]。至於拿了其他沒有,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都是不拿白不拿,都是玩完。這個現象,倒是可從中國近代一直延伸到中國當代,二桿子鬧革命,向來如此;二桿子執政,也是如此。最後周作人還記起一個,就是部中常收到鄉間呈文,要求旌表母親節孝的,但旌表卻給寫成了旅表雲雲。這是魯迅做公務員的大致情形吧。這麼沒意思的工作,他能一做十四年,也挺不容易的。
可以說,從1912年到1926年,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一直處於嚴重的碎片化狀態中,袁世凱稱帝的本意可能是瞄准了德皇式的威權政治,因為他和大公子袁克定都特別羨慕富國強兵的君主制德國,但是盤子沒扎穩,跌到地上更碎了。之後中國就亂套了,張勳復辟、北京政府參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共建立、國民黨建立廣州政府、國共合作、北伐……這期間,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與次長走馬燈的換人,更換過38次教育總長、24次教育次長,其中範源濂做總長最短的一期只有9天,易培基14天,馬君武20天[10]。魯迅說他們不是來辦教育的,都是來做官的——教育總長官俸很高的,月薪1000元,而北大校長是600元[11]。
魯迅自己呢,雖然部裡曾經三次大裁員,每次都鬧得人心慌慌,但魯迅坐得很穩,十幾年沒動窩,直到與許廣平攜手南下好幾個月之後,教育部才宣佈辭了他的職。有心人發現,魯迅一直稱袁世凱為「袁總統」、「總統」,1916年袁世凱死後,開始稱他為「袁項城」,1925年才直接稱「袁世凱」[12]。
這期間也有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16年秋天,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已經很出名了,與國會同名。民國的國會議員吃花酒、捧戲子、哄抬妓女價格,早已是北京一景。北大師生也沒閒著,同樣聽戲、捧角、逛衚衕,與參、眾兩院齊名,所以民間有所謂「兩院一堂」之說。[13]
魯迅做公務員有的是時間與金錢(上班經常規定是半天制還沒啥管理,晚到或不到,事後在簽到簿上補簽個名就成),但他沒有「兩院一堂」的雅興,買古書、抄古碑,寂寞中忙個不亦樂乎,直到1917年8月,魯迅在東京隨章太炎讀國學時的同門、《新青年》編委錢玄同的來訪,打破了這種寂寞。
彼時,《新青年》剛剛扯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先是1917年1月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後是1917年2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前者提出文學改良,後者提出文學革命,但並沒有打開局面(隨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轟暈了李大釗與陳獨秀等人)。所以錢玄同希望魯迅出手。魯迅有些猶豫: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沈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進入死滅,卻也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少數的幾個人,讓他們承受無可輓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是怎麼回答的大家都知道了:然而幾個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4]。
周作人評價說:「魯迅對於簡單的文學革命不感多大興趣」,「他的動手寫小說,並不是來推進白話文運動,其主要目的還是在要推倒封建社會與其道德,……他對於文學革命贊成是不成問題的。只覺得這如不與思想革命結合,便無多大意義。」[15]
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由《新青年》推出,從此一髮不可收拾,《孔乙己》、《藥》、《阿Q正傳》相繼出籠……一位文化巨匠橫空出世!
有人說,魯迅借《藥》諷刺秋瑾呢。這是太不瞭解魯迅了。魯迅不諷刺秋瑾,他諷喻國民呢。事實上我一直認為,魯迅雖然扛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但他的所作所為,卻是改良派嚴、梁的路數,且比嚴、梁對於國民性、民族性更有通透的認識,何況他還深受尼採影響呢?所以他的白話小說,殺戮的不外是庸眾愚民,呼喚的不外是民智、民力與民德!魯迅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就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16]
我同意「革命文學」之說,因為革的是國民之靈魂,人心裡扔炸彈,可謂深度革命——我向來認為制度革命是第一層面,文化革命是第二層面,靈魂革命是第三層面。魯迅的文學與吶喊,怎麼著也是第二與第三層面的東西。
1919年5月,激情燃燒的歲月。五四遊行那天,有人打出的標幅是輓聯,上寫:「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旁邊署的是「北京學界淚輓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17]。學生闖到曹宅,找不著曹,就把章宗祥痛打一頓;之後搗毀曹宅又放了一把火,是為偉大運動的開端。作為教育部科長僉事,魯迅與此沒啥關係。
7月,陳獨秀被國安約走喝茶了,一喝就是倆月,他1918年開辦的純政論性的《每周評論》由胡適接手。老好人胡適一接手,就刊出他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很有先見之明地提出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18]。奈何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都沒主意,所以對主義特別迷信。另一個與陳獨秀同名的大憤青李大釗與胡適對上仗了,說,中國必需有一個「根本解決」,你瞧人家蘇俄,一革命,啥都解決了[19]。
可以說直到今天,中國的網絡上還有諸多李大釗的傳人,叫喚根本性解決,希望天上掉下個好制度,一口吃成個大胖子。魯迅畢竟是魯迅,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對當時的十月革命,有些冷淡,有些懷疑[20]。他懷疑得有理。彼時,他另有事要忙——他這個北漂要在北京買房,並將母親、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全部接到北京來。據馬嘶推算,魯迅將八道灣11號那套三進的大院子買下並重新修繕,前後花了4335元[21];吳海勇推算的則是3990.1元[22]。不管具體多少吧,做了教育部七年小公務員,平時還要給弟媳婦兒羽太信子的日本娘家寄錢,魯迅的經濟實力槓槓的。
雖然對十月革命不感冒,但還有人給他郵寄《共產黨宣言》。1920年6月,陳望道把自己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贈給了魯迅。魯迅可能泛泛地讀了讀。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接到書後當天就翻閱了一遍,並稱贊「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要緊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這個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飯的人要強很多,他是真正肯為大家著想的」。[23]
二弟周作人在北大教書(1917年魯迅給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的,1919年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之職後,於1920年又創辦了中法大學,魯迅又給蔡元培推薦三弟建人去中法大學任非教科之事務,蔡校長抹了他的臉,沒給辦),經二弟推薦,1920年8月起魯迅接受北大國文系兼職聘書(本來是周作人接的小說史課,回來後發覺自己沒有大哥玩得好,就讓給大哥了,北大國文系系主任馬幼漁也同意了)。之後,還在女師大、北師大、世界語專門學校、中國大學等處兼職,女師大月薪13.5元,世界語學校月薪15元,北京大學月薪18元,北師大月薪18元。[24]別小看這些零碎,加到一起超過八個圖書館管理員呢。
附參考文獻
[1]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2]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
[3]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1、239頁。
[4]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5]魯迅:《壬子日記》,《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6]冀貢泉:《我對魯迅壯年的幾點印象》,《光明日報》1959年12月23日6版。
[7]周遐壽:《魯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第422-423頁。
[8]魯迅:《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頁。
[9]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
[10]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11]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頁。
[12]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頁。
[13]楊晦:《五四雜憶》,《五四運動回憶錄》,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1頁。
[14]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頁。
[15]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
[16]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469頁。
[17]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五四愛國運動北京資料選錄》,《五四愛國運動•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06頁。
[18]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上》,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
[19]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上》,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20]魯迅:《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21]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頁。
[22]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23]余延石:《魯迅和<共產黨宣言>》,《魯迅研究資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300頁。
[24]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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