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 赵建国的随想展览

编辑椰子按：

大家好，这里是赵建国的随想展览。之所以称“随想”，是因为建国的导览过于随性，从网课讲到健康码讲到老人讲到曹斐、苍鑫和马列维奇，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为这个看似没名堂（实际上也可能没名堂）的《码》辩护，为自己从疫情以来的愤怒、无力发泄。慎重考虑后，本编辑还是决定让建国发声，因为健康的社会需要————听听赵建国怎么说吧。

“由于中国自古及今，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都和植物一样定居在村庄里。”

此语出自2020年1月浙江高考历史卷，等到疫情在家上网课，历史老师再分析这道题这句话时，屏幕内外的各位不由苦笑——我们正像植物一样定居在家里。

身体定居但神经一样可以游走（网课实在容易走神），我盯着窗前的芦荟，从植物想到细胞，想到它的英文名cell，再想到cell的“小室”译项，想到我的房间，想到方格，想到马赛克，想到二维码：单位小格，按规则拼接、交叉、隔离，空出没有儿童防撞贴条的尖角，隔开地与地，人与人。

想到没有健康码被公交车拒载的父子俩，想到不会使用各种码而不出门的“爸妈”们，想到不被准许通行的用老人机的大爷，——那些挣扎于数字鸿沟、被尖角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人。理性、规则，“码”的背后是字符运算和执行，时刻准备淘汰不孝的（太穷的/过老的）子民。

但，谁又不在规则的小室中呢？坐车要扫码，住宿要扫码，看病要扫码，点餐要扫码，买票要扫码，办事要扫码，没有码我寸步难行。码先是蒸汽，由人类创造，凝华起来，困住了人。

“我来帮他刷吧。”我对司机说。

“绝对不行。”司机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负法律责任的。现在是疫情期间，必须要实名制坐车，你刷了码，万一出了事，我怎么找到他？”

天衣无缝的逻辑让我哑口无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无法推翻的道理？人在这样的道理面前显得渺小。

“我身上有钱。”我身后一个老爷爷拿出了纸币。我看到的时候竟感到有点陌生，见到故人的那种感觉。孩子和父亲还是僵在原地。

老爷爷示意我把纸币扔进孔里。两个人八块钱。但我一回头看到扔币孔被一双棉手套堵住了。

“现金也不能用。”司机又说话了。这次没有那么斩钉截铁，因为这次他手里没有什么道理。但反正就是不能用。

“现金为什么不行？”我有点气不过。没有人回答我，车上仅有的几个年轻人都漠然玩着手机，中年人都盼着他们赶紧下车。寂静了十几秒，老爷爷和我孤立无援。

“现金为什么不行？”这个问题在高科技时代显得好愚蠢。“为什么要现金？”这才是时代好青年要反问我的。

《被公共汽车抛下的人》来源：江声走的豆瓣日记

小格子继续繁殖，扩张码的版图——渐变色健康码、文明码——尽管在人（恐惧成为高科技养殖物）的尖叫声中暂时停滞，但喘息中人们需要思考，当红码永久不退，笛声持续奏鸣，警戒成为常态，要怎样面对这种，新常态。于是便被带入曹斐的《不安之岛》，黄黑旋转灯提示着危险勿进，寻常二居室上演着不安之岛，票根消毒剂核酸报告嘲笑着仍倔强地把它们当作展品供奉而非嵌入他们身体的人类，看窗外的摄影雨，钻进电视机，触摸大海和星辰——硬邦邦的颜料。

红灯黄灯绿灯，红码黄码绿码。红光穿透力最强，即使空气能见度低也轻易可见，因此用于警示。我却大脑空白，觉得既然人创造码，受困于码，依赖于码，何不用那与白色背景相差无几的白，即将融合，抗拒融合，有阴影的白。

《白上之白》（1918），乐观的俄国人马列维奇让白色方块悬浮于画布，代表宁静、无穷、永恒。在《至上主义》中，他说：

“艺术不再关心为国家和宗教服务，它不再希望说明历史的一举一动，它不再与物体有任何关系，并相信它可以在没有它的情况下自身存在。”

我不一样，我知道他在几十年后会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吞噬，立在不能再小的黑白相间方块上签名。所以，白色在我这，是被迫的宁静、无穷、永恒——噤声禁表情禁色彩，只要顺从，那么与背景板融合的过程就没有任何痛苦。

我的码人也有不同姿态，我最得意的是中间那堆头朝下垛叠而成的，令我想到《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如果说脆弱不着丝缕的人能与自然充分融合，那么塑料般、无面目、粗制滥造（看看他们头上没被扯干净的塑料皮）的人们，就最能被码吸附，被码胶着。

创意胶，雪弗板，沙盘小人。摆姿势，粘完，拍照。觉得不满意，再加上十几个小人，拍照——然后觉得和没加之前差不多——哈，这不是恰恰证明了码人们的微不足道吗。

漫长的随想和导览到此结束，自由观看下面的作品《码》叭。

the end

注：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赵建国的扣扣空间”，未经陈椰子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