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意外保存的史料及其他
身為中文讀者可能並不知道，在匈奴歷史研究的課題上，最重要的一本參考史料，是司馬遷的《史記》。這並不是說司馬遷的記載就絕無錯誤，只是在經過二千多年之後，要去研究匈奴的歷史，建構歷史的理論，除了考古挖掘之外，能夠查考的古代文獻，沒有比《史記》更權威的了。太史公對人類的貢獻，是超過中國以外的。
台灣歷史大體上經歷了荷治、東寧、清領、日治時期，其中荷蘭殖民是在十七世紀。台南，也就是熱蘭遮城，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重要據點之一。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是在今天印尼的首都雅加達，當時稱作巴達維亞。台灣作為總部以外的據點，有很多報告都要送回巴達維亞存檔。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勢力撤退之時，並沒有把這些資料都帶走，所以這些資料就放在印尼。如果這些東西都運回荷蘭，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狂轟猛炸之後，是否還能完整保存，誰也不敢保證。總之，這些資料就放在印尼的國家檔案館裡面，陸續有被各種學者引用。
最近一次，是在2002年，也就是過了350年之後，有人在讓巨大的檔案中發現臺灣西部平原三大語區：新港語區、華武壠語區、放索語區的教會檔案，其中有各部落母語教學、外語教學的調查等資料，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研究不可再得的寶貴文獻。
印尼政府已經全部拷貝送給我們了。
在台灣的日治時期，日本在台北設置了總督府，為了統治上的需求，下了一番苦功對台灣深入研究。當時的法律秩序，基本上是採取如下的態度：殖民地有發展經濟的必要，所以土地之運用至關緊要，台灣當時前現代的法秩序無法適應時代需求，所以就財產權，尤其是土地所有權、抵押權等等規定，要改為適用日本的新式法律。至於親屬法、繼承法，在與財產法不生巨大衝突的情形下，日本人一開始並不怎麼想花工夫去改，也就是說：我才懶的理你，就照你們以前怎麼過就怎麼過好啦！
日本人來這一手，基本上是抄英國人的。英國是殖民大國，最有經驗。在香港淪於中國政府之前，某些地區的習慣法仍然被英國人留著沒動，比方說女兒不能繼承財產之類的。
但日本並不是普通法的國家，也沒有陪審團。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發生了爭執，還是要告到日本人開的法院，這時候，台灣親屬、繼承的習慣法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日本判事（法官）也是非搞清楚不可。因應這個需求，日本總督府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資源去研究整理台灣的習慣法，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主持下，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延聘許多教授及研究人員，最後編寫成『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等等文獻。
一直到今天，台灣的法院在審理一些陳年的複雜案件，比方說一些家族的土地財產糾紛可以從清領時期吵到現在，法官在寫判決的時候，仍然要引用日本總督府當年做的舊慣調查的研究結果。
若以為這樣就很誇張，那更誇張的事情是，在研究大清國歷史的時候，台灣舊慣調查依然是權威文獻。因為大清國的民間有什麼習慣法，雖然散見各種紀錄，如地方誌、私人筆記等等，但並沒有符合規範的嚴謹研究。在經歷了近代戰亂及共產黨統治之後，中國的地方社會秩序完全解體，已經無法再往前查考在大清國時代，民間是否有什麼習慣法存在。
這時候，雖然台灣只是清帝國的邊疆，但清領時期的民間習慣法，有被日本殖民者研究保存下來。竟就變成研究中國歷史相關範疇時，唯一的權威文獻了。
琉球（沖繩）有很古老的歷史，但並沒有自己的文字或文獻。他在近代被日本吞併，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也經歷過歷史研究、歷史銓釋必需為政治服務的階段。
研究琉球的古代史，必需依靠中國及日本的文獻，這是沒辦法的事情。以往，最重要是依賴明史《明實錄》。因為琉球是大明帝國史上最重要的朝貢國，依明帝國官方記載，流球朝貢次數排名第一，超過一百七十次，比後面幾名加起來還多。所以，琉球的國王、使臣（通常是王親、王子）叫什麼大名，是那一年到過明國，帶來了什麼訊息，都記載在《明實錄》裡面。由此可以反向建構或確認琉球的王統和歷史。
但其實，琉球的漢人移民，在歷史上建立了久米村這個聚集地，也深入的參與了琉球的政治活動。
《歷代寶案》可能是琉球史上最重要的文獻，共分為三大部，高達兩百多冊，以漢文寫成，內容包括自一四二四年至一八六七年，共四百四十四年間琉球王國對外交通的公文書。該書係自一六九七年起，由大臣加以編纂，以防止散佚，並作為外交公文書的範本。
不過因為琉球被日本吞併的緣故，日本政府把藏於首里城正殿中《歷代寶案》原本拿回東京，結果毀於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全部滅失。好在還有一份副本，原本是存放在天妃宮（媽祖廟），被久米村相關人士暗中藏起來。直到昭和七年(一九三二)，才有研究者發現這個藏本，並因而發表了許多論文。
為什麼要藏起來呢？原因也很清楚。沖繩學者島袋源一郎說過：『日月出，瞽者不見；雷鳴轟，聾者不聞。置縣已歷十數年，然一部分人尚未覺醒，至今猶夢重返清國黃色軍艦渡來之舊時代。對懷此夢想之人而言，寶案是為最貴重之文獻；因其以為他日若得恢復對支關係，寶案乃不可或缺之教典。然日本帝國恣意伸展赫赫國威，不待多時，要一掃而盡斯迷妄者之夢。』
也就是說，雖然沖繩已經被日本『郡縣化』多年，但仍有一批人，就是久米村的漢人移民後代，等待著中華帝國再起，可以重建與天朝的朝貢關係，到那個時候，《歷代寶案》就是最重要的參考依據啦！
後來，久米村祕藏的《歷代寶案》副本，先是放在圖書館，後為躲避戰火遷往山裡，但在太平洋戰爭中著名的沖繩戰役下，遭到嚴重損毀，只剩下一部分勉強保存，這真是時代的悲劇。
還好這個時侯，台灣又出來救場了。
臺灣大學 （即舊臺北帝國大學），保有在戰前（也就是台北帝大時代），依照《歷代寶案》久米村祕藏天妃宮副本一字不漏的手抄本，現在被稱為『臺灣本』，放在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裡。
依據臺灣大學圖書館官方網站的資料：
台北帝大時期，任教台北帝大的小葉田淳教授為撰寫論文，於一九三五年四月至沖繩縣立圖書館蒐集資料，發現該圖書館有此珍藏，引起抄寫一份存台北帝大圖書館之議。結果透過當時任教台北帝大文學部的中村喜代三教授之介紹，委託久場政盛先生抄寫。久場政盛先生以五年的時間，抄寫完畢全部的「歷代寶案」，全部計二百四十九冊。久場政盛先生抄寫「歷代寶案」時，是完全依樣摹寫；原書有水漬、蟲蛀、鼠囓等損毀不全之處，即描摹出缺損處或依缺損樣貌畫大小不同之圓圈。
現在到臺灣大學圖書館五樓的特藏組，一般參觀民眾就可以看到『仿真品』的展示。這可是臺大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後話：
很多年前，我在網拍上看到有人在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這是一份時代的產物，當年國府撤退來台，蔣家政權要統治只會講台語跟日文、不會講國語的台灣，也是一樣要研究一下如何才能『殖民』，雖然殖民者已經沒有母國了。
期待蔣政府能夠有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研究實力，那是不切實際的期待。不過當時台灣銀行有的是錢，夏德儀、周憲文教授等人利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的資金，進行『台灣文獻叢刊』的編輯及出版。這不是太現代化的研究，而是將各種典籍中有提到台灣的部分，加以鈔錄、校對、標點。在沒有電腦的時代，算是一種學術苦功。比方說《李文忠公選集》，就是將李鴻章文章中提到台灣、與台灣有關的部分摘錄出來，集結成冊。
那個時代，從中國逃難來台，生活難以糊口的教授及研究人員滿街都是，所以接案做這個苦功，可能也算不錯的收入。最後出版了309種，共595冊，範圍很廣，有中國書也有日本書，包含各種官方史料、年譜、詩集、筆記、方誌、地圖、圖說等等，連《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這種造船用書都有。
總之，網拍的冊數嚴重不全，所以便宜。我和賣家溝通幾回，便把他手上的全部買下了。
這些『古書』，實在也看不了多少。後來便裝成一大箱，塞在衣櫃。有一年，想說此書於我無用，應存於圖書館，以利流傳後世，便打電話給臺大圖書館。
答曰：我們館內至少有五套完全沒缺本的，所以沒辦法再收。
今日，全套電子化的版本在網上唾手可得。還有查詢功能，何等方便！
老時代的眼淚與灰塵，只剩下回憶，不忍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