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新闻，李田田等事情

这两件事都反应了言论自由和媒体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更不可能有真相和正义。

• 众新闻

香港的言论打压以及社会的整体管控，在所谓《国安法》之后就开始了。香港的情况，你用谷歌搜索“外资撤离”四个字，就会弹出两种立场的新闻，一种是香港依旧繁荣稳定；一种是预示香港今后会每况愈下。可在墙内，大体上第一种新闻占据了主流。

最近刚刚看了《时代革命》纪录片，也确实有不少地方颠覆我的认知。今天媒体宣传的，报道的，尤其是政治新闻，目的性都很强。媒体记者的工作平时要参访一些人，要联系一些人。香港社会总体上还是倾向于自由多一点。不管爱不爱共产党，共产党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更不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当年一提到“高登仔”，普遍的舆论是高登仔没出息，喜欢标新立异。网络的亚文化和香港的文化氛围，政治氛围，你很难去说这些人是网络上发牢骚，还是心里面确实很“极端”，这些问题并不能够具体改变一个人。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被贴上极端，反智的标签，尽管他们不断强调“和理非”，但中国强大的舆论机器何止是洗香港人的脑，更要洗全世界华人的脑。不管你是大马人，还是新加坡人，还是台湾人。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本土的意识，你只能与华人，与共产党做紧密联系。

我文章过去提到过一个案例，我亲身经历的。张坚庭的电影《我想静静》，在上映时遭到抵制，原因是张坚庭辱华。我经历的，包括这部电影开机到杀青，原因也很简单，电影幕后的公司有做影视基金，我是卖基金的。这部电影最后肯定是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主要是基金赔钱，基本可以算金融诈骗了。当然，由于这部片算是大烂片，所以讨论的人也很少。

香港是个小地方，比起大陆而言。经济上在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我的公司跟香港英皇娱乐有联系，说要找吴孟达来演其中的一部戏。作为投资方，制片方也好，项目开始有多少人是真正想搞艺术，想拍电影的，那不清楚。有多少人是想割韭菜（基金牌照，影视牌照为了捞回成本），想洗钱，老实说我有所耳闻，算一个都市见闻吧。

香港就是这样，经济不景气，以及政治上越来越高压，有多少人是一开始就抱着“港独”的想法呢？这里面太多的问题，包括建制，选举，区议会，占中等等。我想中共情报部门一定是了解的，整体的社会环境。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也不是一个能自主行政的地方。港人治港在英国时期，我信；在中共时期，我不信。这里面区别非常大，包括舆论监督，外交环境，以及商业发展，人口（籍贯）比例等等。真正了解香港的就知道，其实从上海的公共租界时期就有这种问题，一个是地下的华人势力（黑道等），一个是台面上的华董，华商等势力。英国人，葡萄牙人，其实在港澳很难真正玩得转。必须要跟地头蛇，甚至是东南亚各种势力合作。（二战后）洋商依靠航运，转而成为贸易商，与租界买办陆商合作。这条路在上海，香港莫不如是。

中共在香港的特务活动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有之，充分利用香港，上海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做贸易公司，情报站。苏区缺什么物资，这些商号就卖什么物资，他们底下党也不知道哪个客户是苏区的，哪个客户不是，正常做生意，也很难让其他势力抓把柄。再说，共产党就是黑社会，绑架，杀人，放火他们都做。不然怎么镇得住所谓的“发动势力”，当然是拿枪逼着对方就范。能收买就收买（所谓的统战），不能收买的骗来大陆杀掉。

所以香港的老人们，政治成分很复杂，甚至共产党人在港英时期曾组织过暴动。香港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大一统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今天香港这种局面，这些老人也是对中共反感的。之前是香港的黄丝蓝丝，很快，香港人的意见也不再重要，变成了绝对服从模式。于是何韵诗被捕，于是众新闻被关停……国安法成了香港的“根本大法”。

当然，这些在香港社会只能算“小众”追求，真正触到香港人眉头的，还是经济。国安法一出，搞到失业潮迭起，香港人关心政治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人仍是返工第一，赚钱第一。如果国安法搞到经济紊乱，国外制裁亦令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把不满在网络上表达出来。香港始终不是台湾，更没有台湾人那种天不服，地不服的精神。大部分香港人只愿岁月静好的活下去。真正英勇的反抗者，从来不在香港，而是在大陆。与共产党的军警宪特英勇搏斗的大陆人。尽管香港也越来越体会到这种感受，体会到港警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暴力执法。

• 李田田

无论是李田田还是宋庚一老师，言论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的出格程度。也没有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居然闹到这么大的风波。这对于两位老师接下来的人生，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在尚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可以强行剥夺个人的自由，李田田作为一个孕妇，是怎样被扭送至精神病院的？究竟多么丧尽天良，才能干出这种事。

这与日本人有何区别？但日本人残杀中国人，你可以纪念遇难同胞，你也可以在中国堂而皇之地骂日本人。可你提到中共杀人，你就被网暴成“汉奸”。而各种的运动，镇反，甚至是吃人肉的行为。今天尚有大量的参与者，亲历者存在，可这么多事件，就像不曾存在，也没人敢公开登报，公开演讲。多么可怕，如果你的家属惨死于文革，惨死于六四天安门，那么你将永远做一个“天安门母亲”，而不是“大屠杀遇难同胞家属”的身份。前者是被维稳的对象，后者则可以接受各种基金会的捐助。

     90年代某地普利司通公司某个厂要修理日本进口的机电。这时候日本公司派来了俩日本工程师，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日本人。当时这笔交易没有谈拢，因为这两位工程师要将机器运回日本修理，报价是三百万。当年买辆奔驰也才五十万，可想而知这对于企业而言是多么巨大的压力。不过这两位日本工程师倒是培训了一些说明，线路图什么的，以及维修的注意事项。（暗示你们可以自理，但出问题不负责）
     厂里找了我的师傅，就是那位挽留我没有让我回到“劳改收容所”的，他从见到日本人开始，就一个劲地说，小日本小日本。因为他是老电工，所以厂里让他试一试。我给负责在旁边画画图，连连线，标记字母。这个老电工动手能力强，但不识英文。只知道p，m这些简单的符号。所以我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翻译。最后一通鼓捣，花了一夜，修好了。
我的师傅这时候骂日本人反而更兴高采烈了。他认为就是“小日本”故意骗钱，坑中国人，技术烂等等。我们则得到了厂里的五百块钱奖金。（现在想来真是不值呵，比起师傅日后被裁员，叫屈）
     时隔多年，我今天写文想起来这件事。老实说技术上的事情，早忘光了。日本工程师是出于谨慎还是遵守他们公司的维修守则，也不清楚了。日后厂里设备使用周期什么的，也记不清了。倒是师傅晚年家里被强拆，我宅基地被强征，我们当年兴高采烈地骂小日本，觉得“为国争光”，又都在日后人生中感受到世态炎凉，以及政府的颟顸。不知当年的日本工程师是什么晚年，以及他们的政府有没有迫害过他们。
    当年见到日本人就各种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反正他们听不懂中国话，还觉得特别有意思。这还是在《血凝》、《阿信》、《追捕》等影视剧热播，中日友好大力宣传的情况下。几乎正常的商业关系，被硬是意淫成一场日本人的阴谋（坑钱）。
    未曾想，几十年后，居然“中国人”恨“日本人”更胜一筹，与当年比，不减反增。

我们再来看看李田田所在地的，主管单位的副县长，姜女士的履历。

姜丽波（80后）履历很好看，师范毕业，之后在一家旅游公司做兼职导演。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居然一路升官做到了副县长。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我想是个人都能看明白。

我对于某些五毛动不动就“有时间键政，不如考个公务员”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中共选拔干部是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吗。众所周知政府都是给党委打下手的工具，当然是组织部说了算。哪怕你连党员都不是，照样可以委派你做某项任务，甚至是当官，在海外也好，在国内也好。中国就不是一个清廉的国家，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认识人，所以我可以直接去某个企业（民企，当地第一大纳税大户）当主管（车间主管，除了厂长我最大），尽管搞的很狼狈（就是工人的抵触情绪），但工资分红是实打实的。不过今年经济确实不景气，我不做了，这是后话。我在民企算不算腐败，当然算不上，说破天也是自己亲戚朋友的企业公司，私人单位。但如果今天是公家单位也搞这一套，你们怎么想。这些年目之所见，全是这种密密麻麻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地头蛇们。公检法司就是一个地方最大的实权部门，姜女士2007.12--2008.11 借调到县团委工作。2008.11--2011.12 任县团委副书记。然后，一路乡长，乡党委书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长，直到今天分管教育、主管李田田“精神治疗”的副县长。

网络上气愤她靠“生殖器”坐上了“升职器”。很难想象，姜丽波是中专师范学校毕业；李田田一毕业就是在编教师，姜丽波是没编制的代课教师。姜丽波又去旅游公司打工，后来去的贝尔中学也是个民营学校，当个没编制的教师。而今天姜女士居然可以做到主宰李田田女士的生死地步。

你知道中共的历史有问题，执政有问题，现状有问题，政府逼迫每一个人绝对服从。这是一场悲剧，对于社会，对于个人而言都是。现在的墙外环境，也在逼你唱赞歌要卖力，中国没有新闻，只有不断的重复过去。大陆体会到了各种党禁报禁，今天也轮到了香港。李田田和何韵诗，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可在政权眼中，都是麻烦的制造者，都是要被专政的对象。以后无非是两条路，要么闭嘴，要么远走高飞。香港富人能走的大体都走了，留给中共的，不再是那个曾经的香港，而是一个，陌生的，与内地无异的“新香港”———消失了香港风格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