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新闻,李田田等事情
这两件事都反应了言论自由和媒体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更不可能有真相和正义。
- 众新闻
香港的言论打压以及社会的整体管控,在所谓《国安法》之后就开始了。香港的情况,你用谷歌搜索“外资撤离”四个字,就会弹出两种立场的新闻,一种是香港依旧繁荣稳定;一种是预示香港今后会每况愈下。可在墙内,大体上第一种新闻占据了主流。
最近刚刚看了《时代革命》纪录片,也确实有不少地方颠覆我的认知。今天媒体宣传的,报道的,尤其是政治新闻,目的性都很强。媒体记者的工作平时要参访一些人,要联系一些人。香港社会总体上还是倾向于自由多一点。不管爱不爱共产党,共产党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更不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当年一提到“高登仔”,普遍的舆论是高登仔没出息,喜欢标新立异。网络的亚文化和香港的文化氛围,政治氛围,你很难去说这些人是网络上发牢骚,还是心里面确实很“极端”,这些问题并不能够具体改变一个人。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被贴上极端,反智的标签,尽管他们不断强调“和理非”,但中国强大的舆论机器何止是洗香港人的脑,更要洗全世界华人的脑。不管你是大马人,还是新加坡人,还是台湾人。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本土的意识,你只能与华人,与共产党做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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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章过去提到过一个案例,我亲身经历的。张坚庭的电影《我想静静》,在上映时遭到抵制,原因是张坚庭辱华。我经历的,包括这部电影开机到杀青,原因也很简单,电影幕后的公司有做影视基金,我是卖基金的。这部电影最后肯定是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主要是基金赔钱,基本可以算金融诈骗了。当然,由于这部片算是大烂片,所以讨论的人也很少。
香港是个小地方,比起大陆而言。经济上在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我的公司跟香港英皇娱乐有联系,说要找吴孟达来演其中的一部戏。作为投资方,制片方也好,项目开始有多少人是真正想搞艺术,想拍电影的,那不清楚。有多少人是想割韭菜(基金牌照,影视牌照为了捞回成本),想洗钱,老实说我有所耳闻,算一个都市见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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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就是这样,经济不景气,以及政治上越来越高压,有多少人是一开始就抱着“港独”的想法呢?这里面太多的问题,包括建制,选举,区议会,占中等等。我想中共情报部门一定是了解的,整体的社会环境。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也不是一个能自主行政的地方。港人治港在英国时期,我信;在中共时期,我不信。这里面区别非常大,包括舆论监督,外交环境,以及商业发展,人口(籍贯)比例等等。真正了解香港的就知道,其实从上海的公共租界时期就有这种问题,一个是地下的华人势力(黑道等),一个是台面上的华董,华商等势力。英国人,葡萄牙人,其实在港澳很难真正玩得转。必须要跟地头蛇,甚至是东南亚各种势力合作。(二战后)洋商依靠航运,转而成为贸易商,与租界买办陆商合作。这条路在上海,香港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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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香港的特务活动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有之,充分利用香港,上海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做贸易公司,情报站。苏区缺什么物资,这些商号就卖什么物资,他们底下党也不知道哪个客户是苏区的,哪个客户不是,正常做生意,也很难让其他势力抓把柄。再说,共产党就是黑社会,绑架,杀人,放火他们都做。不然怎么镇得住所谓的“发动势力”,当然是拿枪逼着对方就范。能收买就收买(所谓的统战),不能收买的骗来大陆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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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香港的老人们,政治成分很复杂,甚至共产党人在港英时期曾组织过暴动。香港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大一统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今天香港这种局面,这些老人也是对中共反感的。之前是香港的黄丝蓝丝,很快,香港人的意见也不再重要,变成了绝对服从模式。于是何韵诗被捕,于是众新闻被关停……国安法成了香港的“根本大法”。
当然,这些在香港社会只能算“小众”追求,真正触到香港人眉头的,还是经济。国安法一出,搞到失业潮迭起,香港人关心政治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人仍是返工第一,赚钱第一。如果国安法搞到经济紊乱,国外制裁亦令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把不满在网络上表达出来。香港始终不是台湾,更没有台湾人那种天不服,地不服的精神。大部分香港人只愿岁月静好的活下去。真正英勇的反抗者,从来不在香港,而是在大陆。与共产党的军警宪特英勇搏斗的大陆人。尽管香港也越来越体会到这种感受,体会到港警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暴力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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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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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李田田还是宋庚一老师,言论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的出格程度。也没有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居然闹到这么大的风波。这对于两位老师接下来的人生,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在尚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可以强行剥夺个人的自由,李田田作为一个孕妇,是怎样被扭送至精神病院的?究竟多么丧尽天良,才能干出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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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日本人有何区别?但日本人残杀中国人,你可以纪念遇难同胞,你也可以在中国堂而皇之地骂日本人。可你提到中共杀人,你就被网暴成“汉奸”。而各种的运动,镇反,甚至是吃人肉的行为。今天尚有大量的参与者,亲历者存在,可这么多事件,就像不曾存在,也没人敢公开登报,公开演讲。多么可怕,如果你的家属惨死于文革,惨死于六四天安门,那么你将永远做一个“天安门母亲”,而不是“大屠杀遇难同胞家属”的身份。前者是被维稳的对象,后者则可以接受各种基金会的捐助。
90年代某地普利司通公司某个厂要修理日本进口的机电。这时候日本公司派来了俩日本工程师,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日本人。当时这笔交易没有谈拢,因为这两位工程师要将机器运回日本修理,报价是三百万。当年买辆奔驰也才五十万,可想而知这对于企业而言是多么巨大的压力。不过这两位日本工程师倒是培训了一些说明,线路图什么的,以及维修的注意事项。(暗示你们可以自理,但出问题不负责) 厂里找了我的师傅,就是那位挽留我没有让我回到“劳改收容所”的,他从见到日本人开始,就一个劲地说,小日本小日本。因为他是老电工,所以厂里让他试一试。我给负责在旁边画画图,连连线,标记字母。这个老电工动手能力强,但不识英文。只知道p,m这些简单的符号。所以我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翻译。最后一通鼓捣,花了一夜,修好了。 我的师傅这时候骂日本人反而更兴高采烈了。他认为就是“小日本”故意骗钱,坑中国人,技术烂等等。我们则得到了厂里的五百块钱奖金。(现在想来真是不值呵,比起师傅日后被裁员,叫屈) 时隔多年,我今天写文想起来这件事。老实说技术上的事情,早忘光了。日本工程师是出于谨慎还是遵守他们公司的维修守则,也不清楚了。日后厂里设备使用周期什么的,也记不清了。倒是师傅晚年家里被强拆,我宅基地被强征,我们当年兴高采烈地骂小日本,觉得“为国争光”,又都在日后人生中感受到世态炎凉,以及政府的颟顸。不知当年的日本工程师是什么晚年,以及他们的政府有没有迫害过他们。 当年见到日本人就各种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反正他们听不懂中国话,还觉得特别有意思。这还是在《血凝》、《阿信》、《追捕》等影视剧热播,中日友好大力宣传的情况下。几乎正常的商业关系,被硬是意淫成一场日本人的阴谋(坑钱)。 未曾想,几十年后,居然“中国人”恨“日本人”更胜一筹,与当年比,不减反增。
我们再来看看李田田所在地的,主管单位的副县长,姜女士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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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丽波(80后)履历很好看,师范毕业,之后在一家旅游公司做兼职导演。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居然一路升官做到了副县长。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我想是个人都能看明白。
我对于某些五毛动不动就“有时间键政,不如考个公务员”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中共选拔干部是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吗。众所周知政府都是给党委打下手的工具,当然是组织部说了算。哪怕你连党员都不是,照样可以委派你做某项任务,甚至是当官,在海外也好,在国内也好。中国就不是一个清廉的国家,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认识人,所以我可以直接去某个企业(民企,当地第一大纳税大户)当主管(车间主管,除了厂长我最大),尽管搞的很狼狈(就是工人的抵触情绪),但工资分红是实打实的。不过今年经济确实不景气,我不做了,这是后话。我在民企算不算腐败,当然算不上,说破天也是自己亲戚朋友的企业公司,私人单位。但如果今天是公家单位也搞这一套,你们怎么想。这些年目之所见,全是这种密密麻麻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地头蛇们。公检法司就是一个地方最大的实权部门,姜女士2007.12--2008.11 借调到县团委工作。2008.11--2011.12 任县团委副书记。然后,一路乡长,乡党委书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长,直到今天分管教育、主管李田田“精神治疗”的副县长。
网络上气愤她靠“生殖器”坐上了“升职器”。很难想象,姜丽波是中专师范学校毕业;李田田一毕业就是在编教师,姜丽波是没编制的代课教师。姜丽波又去旅游公司打工,后来去的贝尔中学也是个民营学校,当个没编制的教师。而今天姜女士居然可以做到主宰李田田女士的生死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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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中共的历史有问题,执政有问题,现状有问题,政府逼迫每一个人绝对服从。这是一场悲剧,对于社会,对于个人而言都是。现在的墙外环境,也在逼你唱赞歌要卖力,中国没有新闻,只有不断的重复过去。大陆体会到了各种党禁报禁,今天也轮到了香港。李田田和何韵诗,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可在政权眼中,都是麻烦的制造者,都是要被专政的对象。以后无非是两条路,要么闭嘴,要么远走高飞。香港富人能走的大体都走了,留给中共的,不再是那个曾经的香港,而是一个,陌生的,与内地无异的“新香港”———消失了香港风格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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