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缺智时代成为硬核新青年？

一

“五四”，高考和其他事件，以及毕业季，每年的五、六、七月，可以说是属于年轻人的，若是作一张关于年轻人的话语流的年度K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内的一个小波峰，如果作进一步的内容分析，我们则可以深刻感受到这届年轻人的迷茫、焦虑和无助，如迷途的羔羊不知何处是出路，这个越来越令人不安的现实世界对心智敏感的年轻人来说却远谈不上是界面友好的，尽管不时地会有一些空洞的赞美、期望或许诺像泡沫一样冒出来。当然，这并不算是新问题，而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的结构性重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但是，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涌现新的维度和特点，也就是说会有复杂度的不同。已经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宽幅震荡”，既是全球性的，又是“长时段”（long duration）的，也是认识论和精神上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将经历一个剧烈的转换期，或者说跃迁期，它直到新的维度被认识到并被整合和建造成更有包容性也就是更高阶的新秩序才告完成。这相当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言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即从牛顿式世界观向爱因斯坦式世界观的高阶进化。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正如相对论的登场并不是必然的，这种“历史的跃迁”之实现只是潜在的和或然的，甚至只能说是小概率事件，例如依然一再发作的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或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以及最近呈现的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就是由于未完成的历史跃迁或者说未能化解的历史之结而造成的“结构性重复”。

这样级别的硬核问题，并非不可解，却绝非易解，其难度在于自指性（self-reference）问题，即致力于改变历史的人自身首先是被历史塑造的人，携带着历史结构本身的惯性和惰性，这就像每一个从原生家庭中长大的人一样，除非最终获得一种自我叛逆和自我超越意义上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否则便会始终陷于如衔尾蛇般的自指悖论而不能自拔，终生笼罩在原生家庭的“结构性重复”的阴影之中。但一般来说，自反性往往只留给那些尚有可塑性的年轻头脑。对年轻人来说，要不要去解决它，去完成它，这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之问，或者说黑客帝国（the matrix）之问，因为，当下严重缺乏有利于历史跃迁的智识氛围（intellectual climate），那些名义上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实际上生产的大多只是披着“知识”外衣，或者是合理化的话语，或者是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总之可以说是“伪知识”（fake knowledge）。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之解决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智性贫困的时代，通俗说即是“缺智”，在如此贫瘠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谁为师，何以立命，抑或如何成为足以解决硬核问题的“硬核新青年”？

二

“我们有什么理由为把别人做奴隶这件事来辩护？”——这是困惑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问题，尽管他认为拥有奴隶是对的，但困难在于，他想不出为什么这是对的。后来，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的天性中有一种区别，有的人生来是“作工具”的，有的人生来是“用工具”的，奴隶跟主人尽管在体魄上一般无二，但却缺少理性的灵魂。

假如亚里士多德能够穿越到当下，坐下来和年轻人聊聊天，作为一位自以为有“理性的灵魂”的迄今人类伟大哲学家之一，他必定会承认自己是错的，甚至会想起自己的同行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类的头脑是宇宙的光荣，也是宇宙的耻辱”，并为自己所得出的“结论”而感到羞愧，因此也将抵达一种和我们这些“一般人”（normal man）一样的新的“知识”（knowledge）也即“理性形式”（form of reason），明白所找到的与其说是“理由”（当时看来）不如说是“借口”（今天看来），其实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构造一个论证（justified）来说明自己的信念是合理的（reasonable），而这种所谓的信念则是和自己的欲望或利益（亚里士多德有自己的奴隶）纠缠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论证，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功能。

“合理化”概念的含义，按照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说法，“合理化是一台辩护机，它丝丝入扣地为一切不能接受理性批判的信仰和思想进行辩护”（《反思欧洲》），这也可以通过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伪形”/“假晶”（pseudomorphosis）概念来相互对照，其本是矿物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经被溶蚀殆尽，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物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造成此矿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截然不同，明明是一种岩石却表现出了另一种岩石的外形。至于历史范畴中的伪形，例如帝国形式对城邦形式的鸠占鹊巢，而思想范畴中的伪形，则如经院哲学/学院哲学（philosophology）对古典哲学（philosophy）的鸠占鹊巢。

“伪形”或者说“假象”的存在是对人类心智的根本挑战，但我们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穿越为例，尽量来定义什么是“智性”，首先，理性（reason）本身并不等于是智性，当亚里士多德发明一种“理由”（reason）用来自我辩护的时候，他是理性的。其次，当亚里士多德穿越到现代发现自己提出的假设是错的并进行修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既表现出了自己的理性，也显示出自己的智性。那么，我们便可以把“智性”定义为“理性的判断力”（judgement of reason），“理性”处于相对低阶的对象层次（object-level），“智性”则处于相对高阶的对于对象层次具有约束和定义能力的元层次（meta-level）。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元层次”和“对象层次”，只是动态的和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元层次作为对象层次来考察，若以此类推，逻辑上就需要引入“元-元层次”，以至于无穷，在西方思想中，这个终极位置由上帝占据，在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则由“空”所占据。

三

通过中西的对照和相明，我们可以说，这里的Meta-，相当接近于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具有层级含义的“玄”概念，正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认知主体才需要不断地自反和自玄（self-reflexivity），既如西方古典哲学那样反思“身”之感官之知的不可靠，又要像康德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那样反思“心”之理性之知的不可靠，这和中国唐代的道家思想者成玄英的说法颇为相似，“唯彼我两忘，是非双遣，而得环中之道”，“环者，假有二窍，中者，真空一道，环中空也”，“智则无知”，“息智休心”，“境智两忘”，等等，这样的“智性”（道智）与苏格拉底最终的“自知无知”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唯有如此才可能不执、不滞和不迷于自己的妄心、成见或特定的范畴和定义，从而称得上是“智性的”（intellectual），这可以说也即是一种宇宙中人类头脑的光荣与耻辱的辩证法。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自反性”即是智性的同义词，一旦人性中的自反性机制停止了运作，那么，智性的火光和生命的活力也就熄灭了，随即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同一性（A=A）的“死形式”或“死知识”，也即俗话所说的“死脑筋”，或者说“机器人”（人工智能），而这是一种与生命的本真形式相背离的伪形，或者说异化。遗憾的是，如今的学院“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尤其是“社科”知识分子——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群这样的人，被塔勒布传神地称为Intellectual Yet Idiot（IYI），可译为“精致的白痴”或“痴识分子”（即精神和认知上有“病”的“知识”分子），其中的所谓“Intellectual”（智性的）已经异化和蜕化为rational（合算的）和computing（计算的）的伪形，也就是经济学“合算的人”（rational man）假设，一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工于计算、目光短浅的形象，此乃国内大学里盛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精神原型。

他们热衷于在“同行评议”（你引用我的，我引用你的）的游戏规则中发表论文，并不真的在乎现实（reality）本身究竟怎么样，不接地气，纸上谈兵，但这种所谓的“同行评议”也就是“圈子认同”，在形式上无非只是一种扩展了的自指游戏和同义反复而已，即把一条衔尾蛇扩展为了N条相互衔尾的蛇，终究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语言版“庞氏骗局”。当然，我不想说得那么绝对，例外肯定是存在的，但可能会是像“黑天鹅”那样难寻，这种游戏规则本身便是房间里的“灰犀牛”。

我们进一步要说的是，这群缺乏生命力的学院痴识分子或者说“精致的白痴”，其实是自己的心灵的元/玄（meta-level）层次发生了失序并被一个外在偶像来“接管”的结果，其形式上的根本原因是历史中的帝国扩张和宗教体制所造成的文化压抑和心理创伤，这个偶像就是权力——这个由打碎了包括神学偶像在内的一切旧偶像的尼采保留的唯一一个新偶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资本游戏（G-W-G’）就是最高的权力形式，那么，知识的逻辑（业务周期）终将会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财务周期），资本再生产的财务周期的短期主义，最终会逼迫出知识再生产的业务周期的短期主义，这必然就会扭曲和挤压所必需的空间和时间自由度，“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那结果就是粗制滥造、似是而非的知识“伪形”和学术“黑话”，也就是不再自带判断力的伪知识，其典型的代表便是对这个经济现实毫无解释力和预言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四

面对当前的日益加剧的危机状态，这些“痴识分子”，既无心也无力拿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解决方案，不仅不会成为范式转移和历史跃迁的有力推动者，反而事实上成了既得利益和保守主义集团的辩护士，而且还对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流行推波助澜，人与人之间相互冷漠，人人孤立无援。其实，这无非就是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之判断力匮乏的借口与合理化，而这在事实上又会有助于清除经济学（资本）帝国主义在所有领域扩张的障碍，不仅不会帮助人们看见而是在遮蔽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后真相”这个新词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这些精致的白痴也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罢，人毕竟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也就是说，元/玄层次尽管是失序了，却依然在发生作用，只不过多是以一种或显或隐的神经质或抑郁症的形式，所以，心理学及临床心理学与西方经济学一道，成了这个被历史和文化所异化的知识分子的异化世界观（意识形态）所异化的世界的显学，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倒错”的，乾坤颠倒的，但这些世俗的话语依然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还有宗教的复兴来进行“补偿”。

任何不甘于成为这个系统的电池、“韭菜”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工具”的年轻人，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以自反和自玄的智性和意志，来冲决自我封闭的自指游戏的“网罗”（the Matrix），这里的自指游戏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认识论上的唯我主义和伦理上的利己主义，因为如我们前文的交代，真理或“道”的现身，既不在“物”，也不在“己”（心），而是存在于或者说流动于自我与非我（人与物）之“间际”（In-between）。鉴于语言的败坏和意识形态化，这要求我们回到那些生成符号和概念的真实经验，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系统中重新生成好建构自己的元/玄层次。

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心灵中打造出一把“奥卡姆剃刀”，剔除那些被灌输的实际上却是不必要的欲望、妄心和成见，恢复自己的本真和“童心”，依靠“自然”而不是“习俗”或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来待人接物、爱己爱人，如俗话所言“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然后才有力量和能力像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通过“跨越性批判”所分析和建议的那样，分别对资本主义循环（G-W-G’）的生产端和消费端说“不”，即将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劳动”和“消费”最小化，反过来说，只有具备了足够的闲暇和“逍遥”，人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元层次-自反性而不是“作工具”的灵魂。只有像这样的硬核新青年越来越多，达到足够的规模，形成相应的文化和制度，这个“倒错”的世界才会“正”过来，历史的跃迁和新秩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