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外史系列 | 乌托邦的显与隐:1920年代中国新青年的共居实验(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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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 云云

edited by / 方庭

匿名外史系列

专栏简介

「匿名外史」(Anonymous Histories)是 Uncommons 新开设的研究型栏目,作者从自身相关领域的学术背景出发,研究加密运动在社哲意义上与过往真实实践的关系。所有的运动和革命都是某种历史的回返,在这个「先锋」总是在重复成为「先锋」的历史回旋楼梯上,我们重复讨论着「新世界」。匿名者们构成了所有的主力:区别在于,在加密技术(Crypto)出现之前,他们无法逃脱来自既有体制的系统性风险,而在加密技术出现之后,个人首次获得了与系统同等的对抗性权力,这种权力来自被密码学彻底尊重和无保留。「加密为了什么」与上个世纪风雨中的共和实践并无区别:归根到底,是为了 Schutz 口中的「至尊现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Anon 是匿名的人,因此是每个人。

*本专栏不公开征稿,仅约稿或联系专栏编辑携过往作品投稿。专栏类文章每篇稿费约 $300(或人民币两千元左右)。欢迎投稿或在 Uncommons 开设你感兴趣的专栏。



什麼世界,

什麼生活。

居今世而談復古。

何異駕帆船向海洋而涉。

△ 《时事新报》,1919年11月16日,第3张第3版

作者简介

云云,现当代文学专业,取径偏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情感史一类微观视角。前段时间在集中关注中国早期左翼思潮,近期尝试解锁诗歌研究与80-90年代文化与思想史。喜欢自然,喜欢玩毛线团。想要(但是不会)编故事,只好暂且读和讲别人的故事。

圆桌报名


主题:反复讲了一百年的故事:五四乌托邦与加密乌托邦

我们真的走了一百年,才来到加密乌托邦吗?在云云的研究发表前,有几位小伙伴以本篇文章为基石,围绕协议研究与当下加密政经状况进行了讨论,包括“协议”的历史实践、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开明书店、“秘密社会研究译丛”的内容等。八月中下旬,我们将与 706 Protocol Society 公开举办一次圆桌讨论。云云作为专栏主要作者,将成为本次圆桌主要分享嘉宾。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 cryptopian 报名,为本次圆桌提供从业者视角。圆桌具体时间将视云云及对谈嘉宾可行时间确定。

嘉宾或观众报名:tally.so/r/mYrDQq 报名


本文目录

引子:共居社区与合理生活

01 返回1919:“小组织"与"新生活"

02 另辟新世界:从劳动互助到自然人性

03 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

04 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

小结


上篇链接:

匿名外史系列 | 乌托邦的显与隐:1920年代中国新青年的共居实验(上)

 03 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

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告解散。《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刊出“工读互助团问题”专栏,胡适、戴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俱有发言;施存统认为参与讨论者或多或少不明内情,又以团员身份发表了《“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总结起来,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直接原因,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团内“感情隔阂,精神涣散”。对于经济困难的解释,一种是从全社会的经济结构着手,认为工读互助团无法脱离整个社会的经济压迫而存在,并非做工就能维持基本的经济需求;另一种则归于“经营不善”,这既与经验技能有关,也是因为团内感情不洽、旨趣不同导致的“工作不尽力”“不肯协力商量办法”“消费的不当”等问题。至于团内感情的问题,或说“人”的问题,涉及复杂的人际矛盾与观念差异,时人对此认识亦有不同:王光祈与陈独秀主张说北京工读互助团仅仅是一个团体的失败,并非工读互助本身不可行;而季融五则认为,这是“新偶像的罪恶”,对工读互助团背后理想化的青年想象,提出了直接的质疑:

吾有一句“久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话,告诉两位先生;这回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完全是“迷信新偶像的罪恶”,固然是人的问题,却也是组织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偶像?就是你们极端迷信的“自由平等的新生活新组织”。

自由平等的新生活新组织,的确是现在顶时髦的金字招牌;但是有一个一定条件,就是先要组织的人程度够得上,才行。你们错认了青年学生,个个都是纯洁高尚,坚苦刻励的,个个都是不必借助他律,自然会向上的;所以毅然决然,教他们来实行自由恋爱,共产主义,实在不能不佩服你们的大胆。 但是这般青年学生,就是吾们中国旧家庭旧学校旧社会里陶铸过来的,并不是天外飞来的特别改良人种。他们从前受的是什么教育?吾们大概也推想得出来。他们尚在求学时代,其程度如何?是否可以完全不靠他律,全靠自律?这些极粗浅的道理,像两位先生的高明,总不应该完全不知道;却糊里糊涂的放任他们干起来了,不失败,到哪里去?[1]

此篇文章虽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温和圆融的文风迥异,但其落点均在于:以平常的“勤工俭学”,代替寄托着社会整体改造理想的“新生活”“工读互助运动”。 若将此种思路放置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大背景中,他们想要解决的,是当时青年们所面对的切身“问题”,认为无需另立工读互助的“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如此激烈的反对者那里,也并未完全弃绝“人的程度够得上”的可能,依然为“新人”想象留下了余地。总而言之,此种理解虽颇切合实际情形,其实对于抱持工读互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革命理想的人而言,毕竟缺乏说服力。至1920年8月上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成立时,其倾向和旨趣,仍然延续着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理想,并着意与勤工俭学式的“工读”进行区分:

若单单说只能维持贫困青年的工作,成全贫困青年的学业,那这种团体,就完全为一般贫困青年而设的,纯是一种机械的作用,失了工读的真精神。这种作用,纵然比较一班不能生产的,专享安乐的福利的,要好一点,却没有彻底的觉悟,仍然陷入各种界限里面,在高高下下的阶级中讨生活。 那悬殊的劳苦安乐,能够持平吗?我们应当自觉以觉人,促世界一般人的猛醒才好。[2]

工读互助团从首倡到失败,并不意味着“小组织”尝试的断绝: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局部试验仍然不绝如缕,而其中少数个案也确实持续了相当时间,具有典范意义。但此次失败及其后的反思,确实指向“大联合”理想的破灭:即便局部的“小组织”或可实现,但对经营水平与人员、环境,俱有特殊要求,绝不像想象中那样便于推行。至于向外扩大影响,一则必须以“模范”成功为前提;二则“新村”构想本身难以解决“旧村”的问题——“离村知识人”[3]笔下具有强烈的想象色彩乡村风景,已然预示着某种自我封闭。“新生活”的理想,不得不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退缩为局部的个体选择与实业经营行为。

若将“新生活”梦碎放置在后五四时代的整体环境中观察,它折射出的问题更在于,以“社会改造”谋根本解决的思路,在经济压迫与政治环境恶化的现实之下,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的一面日渐凸显。[4]失望的青年们有的自谋生计,告别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学生时代;有的仍致力于点滴改造,坚守出版、教育等实际事业;有的深感政治革命已然无法回避,投身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决心直面现实痛苦与尖锐的社会冲突,重新寻找革命理论和实践资源。无论视之为“分裂”还是“分工”,这些现象都表明,此时的新文化界,对中国现实和未来道路的认识日益复杂;已经无法以某种简便易行的共识,作为新社会的基础。那么,应该从何处召唤革新的动能?从整体社会结构来看,何种组织形式可能同时超越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革命、与五四前后乌托邦色彩浓厚的社会革命?从“新青年”个人来看,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感?

本文材料引用均据民国报刊数据库,引用篇目及相关讨论,部分参考李培艳:“新青年”的“新生活”实践——以工读互助团为中心的考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第65-77页。赵妍杰:试验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J],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95-106页。

[1] 老骥: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N],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04月26日,第4张第1-2版页。

[2] 胡逢年: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意见[N],时事新报,1920年08月17日,第3张第2版。

[3] 罗志田:城乡“薄海民”:民国前期的离村知识人[J],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第84-100, 161页。

[4] 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155-160页。并参考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过程。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少年中國學會」史[M],1 版,台湾:秀威資訊科技,1999。

04 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 

在中国左翼革命的经典叙事中,这一过程被叙述为: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幼稚阶段,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种进化论的叙事虽失于简化,也胜在简明,自有时人的现场论述为根据,绝非后来执政者的向壁虚构。但当此类论断渐成套语,其中含义已经不甚分明。主张左翼革命者与主张社会运动者之间的联系、分工或冲突,很容易就此抹除;以致革命历史记忆,呈现出“猴子掰包谷”式的荒诞景象。之所以如此,大概与革命话语权争夺过程中“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叙事的不断强化有关。而回到历史现场,更合适的譬喻或许是“高山滚石”[1]历经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迭代,1920年之后革命思潮的激进与分化,结果是转向复合革命。 1922年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的相关讨论可为佐证:

又况王曾诸君所放论,以为康长素梁任公章行严汪精卫等政治活动之失败者,自个人毁誉上言之,或可以为失败,而自社会进化上观之,则近年国中实业上思想上舆论上所有之进步,皆尝多少受彼辈之赐,实一方面之成功也。

(中略)

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均为世势所必需。如双方并进,互为呼应,则双方活动,均事半而功倍。[2]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在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3]

姑且不对少年中国学会分裂前夕的各种争论做更细致的辨析,至少可以看出,“政治”与“社会”本来不可分割。主张社会活动如王光祈,对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区分并不太明晰;他们所厌恶的主要是做当时政府的官员或议会议员,其实是反当局而非反政治。而主张政治革命、反对社会运动先行的李大钊等人,在具体表述中,仍以改造社会为标的,以在团体中训练民众为手段,更以此前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为远景,体现出相当的延续性。

而在组织手段方面,如李大钊1921年所言:“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改革需要的是“强固精密的组织”[4]。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此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组织形式,即列宁式政党及其有关党群关系的论述。 这一套精密的、更切于实际社会-政治运作的组织技术,既顺理成章地感召和吸引了一大批在社会运动中受挫、却仍怀理想的青年,也与强调自由包容、个性张扬的五四时代形成张力。[5]组织结构从散漫到强固,对于个体也意味着由高度自决,到进入群体听从指示。施存统总结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文章,特别强调新生活试验的自决性:

团员不是机器,发起人要怎样试验,就怎样试验。我们这回底试验新生活,是我们自己欢喜去试验的,不是发起人强迫我们去试验的。强迫的试验,就是一副机器,完全丧失了人格,便不配去试验新生活。[6]

在这里,相较“选择了什么”,“自主选择”甚至被放在更靠前的位置。此种自决精神固然宝贵,但也容易有傲慢空疏之嫌。在受到一系列失败体验冲击之时,“自决”正确性的基础也会动摇:新青年相信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的依据,本在于一种知识自信;而在后五四的低迷氛围中,当“行动”与“空谈”成为对立的两端,新青年所具备的“新知识”的不可靠性暴露出来。对知识的怀疑更进一步引发新青年对自身的怀疑,进而指向自决信心的丧失。[7]所谓“信”与“疑”本来是孪生子:因信而生疑,因疑而求信,二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像光谱的两极,不如说更像“阴”“阳”两仪。“虚无”既可能指向颓废幻灭,也可能指向不懈追寻乃至自我燃烧。我们或可在此意义上,理解鲁迅为何多次征引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并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做《彷徨》的题记。[8]

在“政治-社会-人”的复合视野之下,新的组织结构中,“新人”的塑成依然具有某种根本意义;以此为基点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意在建构逻辑精密的国家机器,而是浸染着“集一群好人,做一点好事”的浪漫气质,兼有修身自省的道德要求,认同并惯用人格感染与情感动员一类的共情机制。[9]这一切延伸到后来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社会主义新人”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成长史、建构史,也由此开始。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新人”——无论是此时尚未化育成型的、还是后来面貌鲜明逼人的,都并不能完全承托“五四新青年”:新的价值尺度与理想人格想象,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知识分子的边缘化”[10],他们成为党员干部、“同路人”或“历史中间物”、乃至“反革命者”,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剧变之中,新的冲突和困惑不断发生,却难以被一一消化。主体性的让渡与革命的不断激化互为始终,预示着以正义为名的革命暴力与政治迷狂。

需要补充的是,在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视野之下,仅以“工读”为个人出路,偏重个体、独善其身的思维方式,还可能暗含另一重危险。在1920年,新文化阵营还能基本保持统一对外的姿态,实验主义仍被视为进步力量,“新生活”运动本身也常带“实验”意味,将其作为理论资源之一;到了1924年,瞿秋白则对实验主义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唯心的多元论,会导向“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与“市侩哲学”结合,成为反动力量

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澈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澈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澈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啊!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11]

对比瞿秋白的分析与胡适有关实验主义的言论,其实不无误读与诛心之嫌;但历史现场的实际感受,并不全以纸面上的言论为据。透过实验主义的“不彻底”,他看到的是 “革命”变成“投机”、“鼓动”变成“愚民”的危险。若是放置在前述“信”与“疑”的框架下,则“市侩”实无所信,却尽可信誓旦旦地套用各类革命话语;堂皇正大之言本身即有向下滑落的危险,在一定的语境和分寸中有合理性的“新“话语,可能在一次次有意无意的误读与误用中逐渐磨损,走向虚无或反面。在追寻理想与意义的苦斗中所感到的虚妄尚可悯,仍有通向行动的可能;而缺乏真诚和追问的“无意义感”,则未免流于油滑,而此种浮浅的自利,也正是“现存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基。

这里有一处微妙但关键的辨析:左翼理论家承认革命需要以群众的切身利益驱动,但是不希望延续“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循环;而如果革命中的人是被市侩式的利益观驱动的,则“新世界”也只会重复“旧世界”。 若去除了罗曼蒂克式的、激动人心的、高度道德化的革命想象,这将是宏大叙事背后卑琐的“真相”——因此无浪漫不革命,无理想主义不革命,这些因素固然不是历史的全部,但确是中国革命得以发动和继续的实际动力。至此,问题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需要怎样的“人”,回到了迷人却不可靠的道德理想。


[1]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2卷第5期,第96-106页。

[2] 康白情孟寿椿等的提案·学会宗旨解释案[J],少年中国,1922年06月01日,第3卷第11期,第70-75页。

[3] 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J],少年中国,1922年06月01日,第3卷第11期,第75-79页。

[4] SC: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J],曙光,1921年01月,第2卷第2期,第91-93页。

[5] 应星: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列宁《怎么办?》新释[J],社会,2023年,第43卷第5期,第56-86页。当时以俄为师,采取列宁式政党组织方法的既有共产党,也有改组后的国民党。参考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0。这一转变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从"民主"到"专制",从当时的众多讨论来看,人们是携带着对集权可能的危险的充分认识进入下一历史阶段的。这些质疑、确信与选择,在实际历史运行中究竟如何生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J],星期评论,1920年05月01日第48期,第7张1-4页。

[7] 有关"知识"观的变化,参考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155-160页。

[8] 鲁迅《序言》,收录于 鲁迅:鲁迅自选集[M],上海: 天马书店,1936,第1-5页。

[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调动与组织建构之间的关系:"情感要真正发挥作用,变成一个能与革命党政治目标相配合的可控力量,需要具备一整套创造性安排、组织、转化与再造情感的能力,及与之相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条件。而这事实上对革命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既要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还要对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因素,也不能仅仅在政治记述的层面上去讨论。"引自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14-17页。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年01月,第3卷第4期,第97-121页。

[10]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J],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第5-26页。

[11]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J],新青年,1924年08月01日第3期,第10-16页。

小结

总之,1920年前后的“新生活”运动,拟想并实验了以小组织为单位、自由平等的共居生活,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人类生存方式变革。“小组织”建立在财产公有、人格健全的共识基础上——前者本身是“新人”想象的一部分,既上承“大同”“桃源”的古典理想与士大夫式的道德政治传统,亦带无政府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新潮色调。“新生活”运动的最终失败,伴随着社会革命思路的落潮;为继续推进革命,列宁式政党被视为可能的组织载体;在后五四时代,新一轮革命在“政治-社会-人”的复合视野里继续展开。

但即使是在乌托邦失效以后,中国革命仍然携带着浓厚的浪漫气质,更多注目于形塑新人,以文化革新与道德重塑为最终理想,而非为兼容人性恶设置建制。这一套逻辑在革故鼎新之际,自有其合理性与号召力,但也造成了某种难以超克的先天不足:激进革命自然导向以“新人”理想为名的不断纯化,应对恶的方式是除“恶”务尽的革命暴力; 当真诚的、理想主义的弧光淡去,新的共同体到底应该建立在何种共识之上,求同的边界、个体让渡主体性的边界在哪里?如果革命的合理性来自“知识”的正确性,革命的主体如何确保它?如果“绝对正确”为人力所不能及,又应当如何确保整个体系的自反性与调节功能?如果投机者终难禁绝,或互助互利的基点本身即有背离人性、陈义过高之嫌,“新人”话语被抽空内涵、不能真的为人所信之后,革命理想之“道”退化为排除异己之“器”,继之而起的是新一轮价值崩毁。这既是人的问题,也是组织的问题;“后革命”时代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重新谈论“大同”理想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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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延伸问题之二:大叙事阶段剧终后,个体向何处出走 

后五四时代,接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离开学校的青年何以为生?在科举制废除前,读书人的出路或是“学而优则仕”,或是成为“乡绅”或“先生”,在“耕读传家”的秩序之中,进退各有其位。但随着社会秩序的破裂和重组,新青年们已与故土和乡村的旧有话语体系,产生了相当的隔膜;而城市经济发展,又未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种身心两方面皆无法安顿的处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时代感知。

“想象的乡村”是在“乡村陌生化”的前提之下产生的。“新村”与“旧村”的张力也在于此。当两种价值体系发生冲撞,“新村”构想者也就需要重新认识“旧村”的现实逻辑。在现代中国,“乡村”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到民间去”的呼声从未断绝。从“自觉以觉人”的启蒙者心态,到放低姿态的“向人民大众学习”,都处在同一线索之上:他们始终眺望着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不满足于个人的独善其身。在此过程之中,自然有人迷惘有人退守,但或许仍是一部分人的“入世精神”,构成最重要的历史动能。

在宏大叙事广受质疑、学院与社会日益分离的时代,写下这样的历史观时,难免心存犹疑。个体实在渺小,这些空言在种种现实处境面前,也有迂阔的嫌疑。或许由精神文化史讲个人史,注目个体命运与心路历程,能够让讨论显得更加言之有物。是纤细脆弱如蛛丝的个体轨迹,绞缠成所谓“历史”:一种“织物”(textile)、一条河流,它永远流动,永远明灭不定。对于身在其中的具体个人,乌托邦破碎之后向何处去?这是本文所叙内容的后史,笔者也计划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逐渐展开。

本文延伸问题之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有关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笔者了解有限,未能进一步展开。

大体说来,二者既在对理想社会的本质理解与终极目的上同源,也在革命实践路径层面有极大分歧,对权力与人性的理解有不同的偏重。具体到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晚清即已传入,当时的译名多用“虚无党”,既影响“大人物”们的政治观念,也在通俗流行文化领域频频现身。[1]而后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履历中也多有追随无政府主义痕迹。20年代初的一系列“失败”,引发思想界的分化与整合,各种激进革命话语经历一系列论辩,以“左翼”的面目重新出场。国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国内党派打出旗帜、争夺青年的需求,使得两种学说之间的畛域日渐分明。“无政府主义”(或译“安那其”)一度被污名化,既退出了当时的言论场(青年们不再以“无政府主义者”相标榜),也隐匿在日后主流修史者的叙述中,逐渐被人们遗忘。

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论辩文字,话题兼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对世界前沿的思潮学说多有涉及,反映出值得钦佩的理论水准,与他们立足本土、逐新求变的热忱。[2]在今日,我们如若想重新打捞、估量和借鉴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有必要对既有的论辩思路、成败缘由进行清理。

[1]参考 杨哲. “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1900-1930)[J]. 现代哲学, 2016(6): 47-54。张全之. 从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与创作看无政府主义对晚清小说的影响[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3): 136-147.

[2]可参阅 钟离蒙, 杨凤麟编. 无政府主义批判[M]. 沈阳,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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