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爭當務之急：與跨國移民公義組織結盟
若孤注一擲尋求美國建制黨派的支持，反將任其擺佈
2020年12月18日，由於美國共和黨議員克魯茲（Ted Cruz）一人反對，《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Act）無法通過參議院表決，被推遲至明年再審議。該法案是今年九月，在《港區國安法》通過的陰影之下，由流散美國的香港社運行動者推動，目前已獲眾議院一致通過。它將為在美國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分」（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如同在美的薩爾瓦多、海地和南蘇丹等國民──並加速處理受打壓的香港異見者赴美難民申請程序。陳述反對理由時，克魯茲的措辭直指民主黨。他宣稱該法案是民主黨的「宣傳法案」（messaging bill），為求放寬移民政策而危及美國國家安全。他特别強調了中國間諜滲透的威脅不斷升級，還直指民主黨對華政策「不夠強硬」。克魯茲作為美國政壇中被香港抗爭者視為運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作出此舉令正在美國進行跨黨派遊說的香港社運人士，如前香港眾志成員敖卓軒、香港民主委員會總監朱牧民都表達不滿。
但凡熟知美國長期以來搖擺不定的對外政策，那克魯茲最後一刻的改弦易轍就絲毫不出意料。雖然民主黨人亦可謂精於此道，但克魯茲之流的極右政客們一直以來的行徑都證明著，美國始終都會為自身利益而背叛了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及行動者。去年，特朗普從敘利亞撤軍，迫使成千上萬庫爾德人在土耳其政府與伊斯蘭聖戰者們的雙重暴力威脅下自生自滅；最近，特朗普又撤回了海地與薩爾多瓦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這些都是前車之鑒。克魯茲的行為絕非特例，卻足以窺見共和黨的策略──香港不過是加劇中美間的種族主義地緣政治對峙中的一枚棋。未來，這場對峙也必會令香港、中國或其他國家人民的日常面對的壓迫惡化。儘管美國政府過去一年大張旗鼓地聲援香港抗爭，但當支持香港觸及邊界與移民議題，華府便不出意料地退縮，因為能實質惠及港人的措施（放寬移民），也正是多年來兩黨不斷推動收緊的政策。
何況，煽動對華恐慌和嚴控邊境以防難民赴美潮長期都是共和黨長期以來政策宣傳的核心──即使難民潮本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惡果。隨着香港示威退潮，共和黨更肆無忌憚地側重美國地緣政治利益，渲染一套隱含種族主義的「國家安全」話術以遏制中國崛起，全然不顧這套話術同樣不利港人。同理，克魯茲一直煽動對中共間諜滲透的恐慌，無非是在為共和黨的反人權行徑和其他內政取態背書。
作為香港人，我們本該熟悉這種藉「國安」之知名打壓民權的手段。實際上，美國現存法律已足以應對中國間諜問題，而《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則規定難民申請人須為去年抗爭中被捕或被檢控的示威者，故所謂的間諜滲透隱患已被降至最低。美國右翼則藉此得以一石二鳥：先利用「支持」港人來對抗中國，藉此標榜自己為人權捍衛者；再煽動同一種對中國政府的恐慌，來合理化他們在香港抗爭陷入絕境之際，收回對示威者們的關鍵支援。
克魯茲的利己和背叛，並非因為流散美國的香港民運人士策略失算；反而，他的行徑正好敦促我們反思依賴遊說的「國際綫」策略：我們應否孤注一擲於美國國會這樣的建制機構？當政治風向對他們有利時，政客們充其量會在姿態上對港人表現支持；一旦情勢有變，則隨時把港人利益棄如敝履。這種行為其實早已不乏端倪。特朗普本人就曾多次盛讚習近平，尤其是當緩和中美貿易戰對他有利的時候。他甚至私下向習近平表示，在新疆建造維吾爾族勞改營是「完全正確的舉措」，也曾公開地威脅會否決去年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新冷戰」升級，對所有被捲入兩個超級大國權力博弈中受壓迫的人們而言，都將會是噩耗。我們必須意識到，中美兩國其實都遵循全球新自由主義與殖民邏輯行事，寧可犧牲人權以壯大自身。
在香港示威者常用的討論區「連登」上，克魯茲的行為激發了截然不同的反應：有人給他扣上「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罪名，也有人讚揚他將美國安全優先，有人將事件歸咎於「左膠」招致共和黨不滿，更有甚者，吹噓克魯茲拒絕這項「不夠強硬」的法案是為了從長計議，爭取未來能有更好的提案。人們試圖合理化克魯茲阻撓法案也是情有可原，因為美國是香港的盟友中，惟一足以抗衡中共的講法在坊間流布甚廣，也是克魯茲過去一年在香港示威聲浪中積極利用的論述。
這套論述在《國安法》的緊迫威脅之下似乎顯得更合理，但克魯茲的背叛卻凸顯出這套論述的邏輯問題。事實上，我們不能依賴美國作為一個同時能反制中國極權和保持中立的力量。這次克魯茲也許跟其他共和黨參議員做法相左，但退一步看，美國國會議員的行動皆受制於一系列複雜多樣的優次目標與利益，他們對漸獲跨黨派支持的反華議程的取態也同樣基於權衡這些利益，而香港只不過是可以在恰當時機拋棄的籌碼。換言之，港人如果繼續不加反省地忠於某些美國政客，一切遊說的努力，在這羣國會精英看風使舵之下也不過是徒勞。
但這不代表我們必須放棄在美國和其它地方繼續組織對香港抗爭的聲援。只是在這場無可避免地涉及意識形態的博弈中，我們要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誰才是我們真正有效的盟友。共和黨對「臨時保護身份」政策的厭惡眾所周知，而克魯茲反對法案，則讓香港人變相與其他受攻擊的移民們站在了同一陣綫。克魯茲以提防中國間諜為藉口，拒絕為港人降低難民保護的門檻，體現著一套透過塑造令人懼怕的「他者」來定義誰值得被接納為「自己人」的邏輯。美國向來也有利用「狡詐東方人」的意象來污名化東亞人，甚或把他們描述成尤其擅長做間諜的人；因此被針對的包括二戰時被監禁的日裔美國人，和近來被妖魔化的中國科學家。而受排外刻板印象所害的又豈止亞洲人：美國政府數十年來不斷地散播虛假信息污衊拉美族裔人，為他們羅織種種罪名，從毒販到強姦犯無所不包。
當上述所有基於種族主義的恐慌都成了收緊移民政策的理由，香港人與其他移民、難民組織互相支持就再不只是理想。與他們結盟會讓我們更有條件地連結不同的族群，共同反抗國家政權的壓迫和剝削。《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未能通過恰恰昭示著：香港抗爭者若不與草根階層、與根植於社區中的移民權益組織連結，將會遭遇怎樣的危機。
幸運的是，我們無須由零開始建立這些連結，我們可以借鑒已在地深耕數十年的拉美裔移民與難民社群。他們一直支援著逃離戰火塗炭的故土、流徙到美國的同胞們；「庇護所政策」（sanctuary policies）正是由薩爾瓦多裔的移民行動者爭取的成果。他們從1980年代開始通過教會和互助項目組織社區，如今這些組織已枝繁葉茂，善於連結全國各處的工會和公民社運團體，將移民公義的訴求推展成爲全國性的議題。
此外，像「國際移民學生工人聯盟」（International and Immigrant Student Workers Alliance）這樣由學生領導的新組織，也能為倡導香港民主和在學工人權益的運動提供新途徑。隨著美國邊境控制日益嚴格，流亡港人又無法獲得難民保護，「庇護所政策」正好能緩釋無證移民被拘禁及驅逐遣返的恐懼，也為他們提供必要的資源，如醫療服務。
與其依賴克魯茲這樣的政治精英，我們更應該去學習和聲援既存的移民權益組織甚至有意參選的團體，與他們一起推動拓展移民與庇護政策。這樣更合乎公義的原則之餘，也為香港民運發掘跨國平民和草根連結打好基礎。對美國兩黨的精英政客來說，處在中美的大國博弈之中，隨時都會因外交與經濟政策的風向變化而轉呔；但移民公義組織及其他社運團體則始終會把移民與弱勢群體的權益放在首位。因此，我們的行動策略不宜孤注一擲，只為確保某黨或跨黨派的支持，而是要理解美國兩黨制的政治體制如何遮蔽一種更有實效的政治參與──透過動員草根大眾來推動社會公義的政治訴求和行動。
同時，美國的華裔社群與運動組織視也不一定與香港民主運動對立。無可否認，中共正竭力滲透和影響這些團體，但這正是因為中共深知流散美國的華人與港人一旦聯合起來，必然會對它的統治權威造成威脅，遠勝於任何美國的制裁手段或是地緣政治衝突升級。美國的華裔社群中也有像「華人進步會」（China Progressive Association）這樣的團體──他們因為在六四事件仍然支持大陸的異見人士而與很多華裔社群割蓆；他們一直活躍於組織華裔社群，致力倡導著支援基層的政策訴求。
美國共和黨總體上傾向於壓制自下而上的社運：大選時，共和黨就企圖打擊由投票權運動人士發起，令傳統上支持民主黨州分的選民更易投票的行動。讓香港抗爭者依賴黨乃至國會，正是符合共和黨的利益，因為這便能令在美的香港社運行動者任共和黨隨意擺佈和利用。克魯茲之流自稱為香港的盟友，實則恐懼港人與其他進步組織結盟的潛在可能；某個親共和黨的媒體此前更宣揚假消息，污衊黑人民權運動中的行動者為中共派遣的特工。
事實上，美國亞裔左派也一直決心地投入反抗中國政權壓迫的社會運動。在紐約市，亞裔左派社群著力動員群眾推動進步的市府政策，亦在聲援「黑命攸關」 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還積極推動了去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立法。再如「法拉盛反逼遷聯盟」（Flushing Anti-Displacement Alliance），成員致力於安置許多因中資企業或銀行投資的地產開發計劃而失去家園的基層社區。
香港抗爭的「國際綫」要是能聯繫各樣的社運組織，與之建立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對抗中共的力量。通過與其他受壓迫的群眾團結起來，香港不僅能從現存的移民權益運動中獲得助力，亦可進一步推動自身的政治訴求；同時，這樣的行動策略也意味着重審過去的路綫──香港若為尋求與任何建制黨派共謀，不惜繼續淪為國會當權者們的利益籌碼，未來難有出路。相反，尚有一片以團結爲本的土壤有待港人耕耘，它將為香港民主抗爭提供更實質的力量，而不僅僅是一條通往妥協與背叛的權宜之路。
文/ JN & Promise Li
譯/ 白雪青蠅
校對/ Xianwei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