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魯迅何時才能得自由

讀「大家」上冉雲飛先生的《魯迅難倒了教科書》，深有同感。這幾年每到秋天開學，的確會聽到魯迅從教科書裡出來又進去的消息。這次議論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一語文教材，原來有魯迅的散文《風箏》，現在風箏不見了，便惹出一番議論。人教社還特地出來澄清，這是誤讀。原來，從初一拿走《風箏》只是技術調整，魯迅不但沒有離開教科書，他的文章在中學課本中所佔比例依然是作家當中最高的，一共有六篇。

這樣的議論和澄清，都讓人感到滑稽。魯迅的文章為什麼不可以走出教材，正如魯迅又為什麼不可以進教材，這難道不是教材編寫的自由選擇嗎，何以成為一個問題？

其實成問題的豈止是教材，而是包括教材在內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是面向國內普通教育的國家級出版社，魯迅長期以來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光標；所以，他在教材裡出現與否便非同小可，很容易被視為某種意識形態的風向，從而不斷惹出各種風言風語。

也許換一個語境更能說明問題。設若把魯迅放到台灣教材裡，類似的問題會出現嗎？答案是不可能。當然，我這裡說的是今天的台灣，不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解嚴以前的台灣。解嚴前的台灣，魯迅的書是禁書，不可能進課本，因為課本的編寫和出版是由政府控制的。但台灣轉型以後，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魯迅當然也獲得了出入教科書的自由。由於教材編寫不再是國家的事而是民間各出版機構的事，你可以選魯迅，正如我可以不選，於是人們自然不會關心教科書裡到底有沒有魯迅。

說到底，教材只是表象，教材的後面是教育。如果是自由教育，教材編寫就是一種權利，它與權力無關，也不受其控制。但如果不是自由教育，而是與之相反的國家意識形態教育；那麼教材編寫就不屬於權利，而是屬於權力。所謂國家統編教材，就是權力對教材乃至課堂的全面掌控。它不但是自由教育的反面，甚至本身就是反教育。

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在教育上體現，就必須讓權力退出教育，包括退出對教科書的編寫。當年台大教授殷海光翻譯過奧地利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叫「論思想國有」，主要是批評極權國家不但生產資料國有化，連思想也國有化。國家用它所需要的思想凌駕並取代每一個人的思想，因為這樣才能使民眾成為便於統治的整體。由國家掌控教材編寫，亦即讓權力決定學生學什麼或不學什麼。這樣的教育當然不可能是自由教育，說它反教育就在於自由教育是讓每一個人成為他自己；教育國有化則是按照權力需要的模式把本來不同的人訓育成一樣的人。這樣的人，權力話語稱為「接班人」。我們所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接班人」，而不是一個大寫的人。

20世紀我們也有過自由教育的歷史。比如北洋時代就是一個自由教育的時代，那時政府不會把權力之手伸進教科書和課堂。相反北洋軍人倒是普遍地尊重並扶助教育，且一般不干涉它。北伐之後，國民黨統治天下，教育開始受到權力污染。學習前蘇聯，國民黨逐步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亦即用政黨意識形態統一學生思想。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年代的學校教育亦有可圈可點的自由空間。

這裡不妨舉一例。以上說到哈耶克，他有一個中國弟子叫周德偉。周德偉當年考進北大，正值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可是周德偉天生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對當時流行的新文學很感冒。在他三十年代負笈英倫就學哈耶克之前，有過一段在山東省濟南中學的教書經歷。他在自傳中說，他的國文課前任是一位文化左傾，「所用教材均是周作人魯迅老舍等尖酸刻薄之文字，或胡適之所作之紅樓夢考證徐志摩之詩等作品。此皆余素所不喜者。」怎麼辦？很簡單，既然前任可以讓魯迅進教材，他就可以讓魯迅出走。結果這些所謂的新文學新作家俱被周氏請出課堂，請進來的倒是孔子。比如他先講孔子「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次講孔子鼓勵學生「盍各言爾志」，然後問詢學生，孔子的思想「與思想自由之旨有別乎。」周德偉的個例不妨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教育細節，什麼是思想自由，什麼是教育自由，我們可以從這個細節體味。

（邵建，金陵教書匠。出版有《胡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