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另一端的中國（4）——彼端的人及尾声

在2014年的時候，我外公去世了，和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外婆對此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原本經營了一個小店鋪、七十多歲還能算錢的她，甚至因此有了一些阿爾茲海默症的症狀。我們都知道外婆老早就想回宜賓老家看一看，眼看她的記性越來越差，思緒卻越來越重，我們都知道這件事不能再拖了。然而最後的結局是，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帶她回去過一次，她卻完全忘記了。而2021年的這次旅程，在僅僅兩個月過後就被她忘了個精光。

即便記性再差，外婆也從沒忘記要省錢，或者我更願意稱之為摳門。

外婆一直鼓勵我要多吃東西，不能剩飯。在我小的時候，我一直以為她是不忍心看到食物被浪費，直到有一次在一次宴席上，我跟她說：“不用擔心浪費，這些剩菜會被餐館拿去餵豬。”隨後她給了我一巴掌，說：“你不吃完，就想著餵豬，花錢買的菜幹嘛拿去餵豬！”這次之後我才知道，她擔心的是浪費錢。

其實說擔心浪費錢也並不準確，她討厭的是別人從她身上撈好處。甚至於說，她沒有把別人給的東西都撈走，就等同於別人從她這裡撈了錢，她就會不高興。

我們在離開蕨溪鎮過後的第二天，在一個餐廳吃早飯，均價15塊，可以選擇饅頭稀飯或者燃麵。如果選擇的是饅頭稀飯，饅頭和稀飯都可以無限續。在吃完一份饅頭（一共3個）過後，外婆又續了一份。我們當時都知道，外婆是想把這15塊錢吃回本。

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能有多大的飯量呢？饅頭最終還是剩了一個。可外婆硬要說自己沒吃飽，但是又不想耽誤我們行程，所以決定把那個饅頭拿走，邊走邊吃。當我們離開餐館過後，那個饅頭只被外婆咬了一口便被丟掉了，理由是她吃不下了。我當時完全無法理解，因為從各個角度來看，外婆是早就吃飽了，她根本就不需要這個饅頭。後來我母親跟我說，如果外婆不把這個饅頭拿走，那店家就會把它收回，這樣外婆就會覺得吃虧了。所以我外婆寧願把這個饅頭拿走丟掉也不肯讓店家收回去，因為她覺得店家把饅頭收回去就如同佔了她的便宜。

外婆的這種思維我還是能理解一些的。

通常來說，很多人會把這種思維歸結於窮人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通常源於貧窮和無知，而我外婆生長的年代，幾乎人人都是窮人和文盲，所以他們基本都有這種“劣根性”。所以我認為他們這種奇怪的性格並非源於本性，更多是環境的產物，因而將其稱之為“劣根性”並不妥當。也正因如此，即便是現在，在中國很多貧窮的地方仍然有這種現象。

中國有句老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在貧窮的地方，民風都會非常惡劣。正如蕨溪篇所談，人們甚至會因為一顆白菜的歸屬而變成世仇。但對於那些地方的人來說，一顆白菜影響的可能是他們的生存，兩家人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鬧崩合理嗎？這是很合理的。

在這些地方，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失效的。這裡的人不懂康德，也不看約翰.羅爾斯，他們的唯一的生存哲學就是叢林法則，正義和道德帶來的約束並不強。想要在這些地方生存下去，你就是需要把所有能摳到的東西都摳到手，並且不能過於顧慮其他人的感受。在外婆生長的年代，中國大地到處都是這樣的窮山惡水，所以老一輩人的摳門、小氣或是怪脾氣基本上都是這種環境的產物。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你幾乎沒有辦法通過教育來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生活在窮山惡水的人們而言，道德和正義既不能填飽肚子，也不能變出更多的生活物資。在極度匱乏的物質生活面前，道德、正義、甚至契約都是沒有意義的。

從這一點來看，這可能也是西方白左在中國被污名化的原因之一。相比於歐美，中國人仍然很窮，所以中國人無法理解歐美左派居民的想法。對於西方白左的思維，中國人有個很形象的描述：吃飽了撐的沒事幹。女權運動是因為女的吃太飽，LGBT平權是因為變態吃太飽，環保運動是自己吃太飽了所以來禍害我們這些還沒吃飽的，抑鬱症是吃太飽導致的矯情病——你看，大家都知道西方白左想太多是因為已經吃飽飯了，而中國人沒想那麼多是因為還在忙著操心吃飯的問題。

在《1984》裡，喬治.奧威爾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他認為讓人民保持貧窮是維繫統治者權力的好方法，因為只有讓民眾保持貧窮，他們才會忙於解決生計，而沒有時間去思考有關民主、人權或是其他的東西。在這樣的環境下，統治者還可以偽造自己的成就，欺騙人民，告訴他們當下的生活已經很不錯了，而且這都是黨的功勞。尤其是在中國，老一輩的人都會說：“你們當下的生活和以前比起來真的好太多了，你們要感謝國家。”也正因如此，我甚至懷疑過毛澤東在前三十年是不是故意把中國搞得如此貧窮，以至於他的繼任者在經濟上稍微有一丁點的成就就能被拿來吹噓，然後以此來鞏固中共在未來更加長久的權力。中國當下的貧窮也許是中共的無心之舉，但不管怎麼說，它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外婆或是其他窮人們的心態，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古怪性格也感到非常的痛心，這也是我為什麼不認同“劣根性”這個說法。說到底，我們也只是中了“投胎彩票”，沒有生在那樣惡劣的環境裡。如果我生長在那樣的環境裡的話，我不一定會變得比他們高尚不少，甚至可能做得比他們更加惡劣。

也正因如此，我對那些對自己的特權（privilege）一無所知的人感到非常的厭惡。

我時常會反思自己的特權，比如我從不會覺得自己能夠考上大學、在城市裡找到一份工作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我能考上大學是因為我父母的收入尚可，他們供得起我一直讀書。並且我的體質也很差，如果不是他們有錢讓我治病，我也許早就死掉了。當然，我也只是生在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我中的“投胎彩票”並不大，但是相比於那些窮得連生存都成問題的家庭而言，我確實是享有特權的。

可仍然有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尤其很多大既得利益者更加意識不到。他們深切地認為自己今天的成果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對於弱者不僅沒有同情之心，甚至還認為他們懶惰、愚鈍；亦或是把自己包裝成“普通人”的模樣，揚言要為“普通人”發聲，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普通，也沒想過要為真正的底層人發聲，甚至還會抑制底層人發聲（因為那些大既得利益者不僅不知道真正的底層人是什麼樣，還會覺得他們的聲音不夠正能量）。尤其是很多留學的或者已經移民的粉紅，這種人尤其令我感到厭惡，好處佔盡卻還助紂為虐。然而最可悲的是，很多沒有特權的人也意識不到這一點，甚至因為慕強心態而視那些既得利益者為標桿，和他們同流合污一起打壓同是底層人的同胞們。

當我們在高場老街的時候，街邊有個沒有手掌的大叔一直在圍觀我們。我母親說那個大叔小時候玩鞭炮把雙手給炸沒了，當時她就在現場，眼看著還是小男孩的大叔的手掌被炸到只剩一縷肉皮。我們在高場見到大叔的時候，我母親也很驚訝，因為她意識到她的這個童年玩伴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高場老街。然而他並不是最老的居民。我們當時還找到了外婆的一位老閨蜜，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上次和外婆見面已經是四十多年前，在這之前她便已經在高場老街定居了數十年。幾十年過去，他們不僅沒有走出高場鎮，甚至沒有走出高場老街。

我不禁在想，他們的世界觀是什麼樣的？我知道我面對的是怎樣惡劣的一個中國，我知道我母親不在乎中國是否黑暗，她只關心我的安危，我也知道我外婆因阿爾茲海默症已經了無掛念。可這些人呢？這些在高場老街的人，他們眼裡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他們知道自己是被剝削的階級嗎？他們會是既得利益者的擁躉嗎？他們也會歧視那些生活條件比他們更差的人嗎？我想象不出來，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刻意留在高場的，還是說是被困在這裡的。我稱他們是“彼端世界的人”，我知道他們在彼端的生活是什麼樣，卻不知道他們自己如何評價他們的生活。

在現在的中國網絡上，幾乎每個平台都躲不掉“下沉”的趨勢。所謂的“下沉”，就是用戶屬性變得更加平民化。例如知識問答平台知乎，大約七八年前間剛運營的時候，各路答主基本都是碩士起步，上不封頂。然而發展到現在，碩博在知乎上反而成了稀缺人群，低水平發言卻越來越多。對於知乎用戶的學歷分佈情況，我不清楚，但有一件事可以讓我們能夠窺見。大約是2021年初的時候，有位政協委員提議將英語踢出中小學教育主科地位。隨後知乎上有人發起了投票，調查人們對此提議的態度，最終有49%的用戶對此提議表達了讚成。

說到底，中國人口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也不過10%，本科率更是不到5%，中國網民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佔比卻達到了58%。這樣的群體構成了中國龐大的互聯網輿論體系，讓任何一個平台在做大之後都不可避免地呈現“低智”傾向（此處使用“低智”一詞僅為方便表述，並無惡意）。

我一直相信的一點就是，這種情況幾乎是被刻意製造出來的。

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從來不是高精尖產業，而是廣大工廠流水線。這些流水線的運作並不需要多高的學歷，但對於人力數量的要求卻是極高的。如果想要維持這些流水線的運作，靠大學生自然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國力提供這麼多的大學生，也沒有足夠強的經濟能給出讓大學生都願意下流水線的工資。所以中國需要的，正是廣大低學歷的“廠哥”“廠妹”。為了能夠“生產”出足夠的“廠哥”“廠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縮減教育資源，他們讀不了書，自然就只有下流水線。不然的話我們實在很那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的學校在抱怨教室和老師不夠用，卻又有那麼多的師範生找不到對口工作。這樣做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人民的平均智慧始終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這不僅使人民更加容易被統治，甚至還能製造出“中國人文化水平還不夠高，所以中國不適合搞民主”這樣的流氓邏輯。

對於那些在高場老街居住了幾十年的人，他們也許認為自己是自願留在老街的，但當時間拉得足夠長，他們的選擇裡多多少少都有強迫的成分，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們甚至可能還在擁護這種體制。

尾聲

在結束了為期四天的行程過後，我們終於開始計劃返回成都。

經過了一下午的跋涉，我們抵達了彭山區，一個隸屬眉山市、位於成都南部邊緣的縣城。這裡雖然是縣城，但總體來說已經比高場或是蕨溪繁華了不知道多少個檔次。我們的車停在一家大商場的附近，商場門口的廣場上有很多中年婦女在跳廣場舞，無數家長帶著孩子在附近玩耍，喧囂得讓我有些不適應。當我們走進富麗堂皇的大商場之後，我當時竟有了一種“我終於重新回到了現代文明”的錯亂感，先前的不適也更加強烈了。

我家裡的長輩都是農村出來的，在中國大規模城市化開始之前，我春節和父母回老家也基本是回的村裡，所以對於中國的鄉鎮、農村，我從小便有一定的認知和體驗。所以前面幾天我都經歷了什麼？我也許看到了另一端的中國，但我也許並沒有看得很真切。

隨著車子逐漸駛入成都，看到街邊熟悉的地鐵站、高架橋和大商場，我終於有了一些歸屬感。我離開鄉土實在太久了，甚至沉醉在了大城市的高樓大廈裡，以至於當我再次回到鄉土的時候竟感到了不適應。

我站在地鐵站的門口，和眾人分別，初春的冷風打在我臉上，讓我在兩個世界間穿梭而產生的迷離感暫時消退了一些。我雖然表面上覺得自己重新回到了“現代文明”，可中國的大城市就一定屬於“現代文明”嗎？我坐上地鐵，觀察著下班的人群，大城市裡的人仍然在內捲，他們的生存哲學是叢林法則，對於當下的普世價值嗤之以鼻，當權者仍然在酒池肉林。所以這些地方又何嘗不是另一塊鄉土，那種歸屬感和那些高樓大廈一樣，不過是幾十年來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