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啥，就写啥。

红，黄，蓝，三原色，再简单不过，但它们同时又是所有的颜色。

我喜欢胡思乱想。曾几何时，我会被脑海中的红黄蓝搅和得成夜睡不着觉。而那样任由三原色涂抹自己的后果，不是变得五彩斑斓，而是会睡眠不稳定，也会情绪不稳定。久而久之颈椎也开始嘎巴抱怨，提醒我该对它好一些。当然，我没听它的。

我发现不是大脑，而是我的身体，我的每一个器官乃至每一个细胞，它们是有记忆并且会养成独立于大脑的习惯的。随着年岁的渐长，比起变成一个自律的人，我更希望能做一个“自洽”的人。我想和我自己融洽地相处，融洽地沟通。我会在每天出门前确认天气预报，只为不高不低，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恰如其分地给我撑伞。久而久之，我甚至可以不借助大脑额外思考的加持，就能让身体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就不会陷进去。

比起美丽，我更想要真实。

我不是说它们泾渭分明，而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我更想要真实。这三年疫情带来的恍然大悟和流泪反思，当平静下来回望的时候，我看见有细小坚硬的砂石不知不觉灌向了我的双腿双脚。它不是步履维艰，而是沉淀出了不倒翁式的“底盘”，它让我不论是所遇还是所感而产生的动摇，不再是迎风摇摆，而是晃啊，摇啊，摆着摇晃着，最后回归自己的节奏。

我从小在西北长大，西北风送给了我沙的眼睛，我总用涌动的泪花回应迎面而来的微风中风大风狂风。不对，狂风的话应该会闭眼。

然后我发现，我不明白了。到底是沙在眼眶里堆积以至于眼眶变浅，还是我纯粹是过于感性，又或是说我只不过是个带着抑郁气质喜欢咬文嚼字的，尖酸刻薄的人？

不知道。

我对门的邻居。

我曾经对他有不错的第一印象。第一直觉是他话不多。他会主动给住同层犯迷糊的老太太拿凳子坐，还会在炎夏的傍晚在家吹小号。模糊记得他好像吹奏过《I did it my way》。后来我偶尔会听到他家传出争吵声。

我以为是他和家人发生争执，或者是打电话和人在吵架。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他在家嚎叫，咒骂着砸门。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他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对着空气咒骂。直到我通过猫眼，第一次见到成排的警察来按他的门铃，试图叫他出来。直到我第一次在大街上见到越来越胖的他不修边幅地边走边和“空气人”说话。直到我第一次见到他随身挎着的布袋，由简单的布袋变成大号购物袋。直到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凌晨打开房门，提着大包小包放在门口，像要出门，却又像是不着急。直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挎着，提着各种的购物袋，就那样站在自家门口，口中念念有词，家门半开，里面黑洞洞，隐约可见房内堆满了杂物。直到我第一次在阳台上看到他在楼下的大街上对着一个同样挎着购物袋的女人厉声嚎叫咒骂，吓得对方失声喊叫。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记得当时在阳台上我看到左侧住户从伸出来的后脑勺，以及对面楼阳台上，以及楼下马路边的那一张张的脸，和我露出相似的表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但我觉着我的表情应该和他们的差不多。

傍晚有人按我的门铃。负责楼栋日常管理的银发老太拿着签名板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签名，好让医疗机构派人将发疯的邻居运走治疗。

“他应该得到医治，不然这样下去情况不会改善，反而可能会越来越糟糕。”“你知道吗，他已经两年完全没有用过电了。”“他以前应该是个大学生，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我对他了解不多，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我签了字。关上门，听到她继续去按别家的门铃了。

我走到猫眼前往外望，看到她在和斜对门的大哥谈疯子邻居的事。我转身走开后不由自主地咬文嚼字：咀嚼那个词——两年，咀嚼那个事件——他没用电。

还好没人看到我在往外望。还好没人知道我在门后怎么想。还好没人听到我在敲键盘把他的故事打出来。

我就是这么喜欢咬文嚼字。光这还不够，还会忍不住非要把它们敲打出来。

嗒嗒嗒，滴滴哒。键盘，还有墙上的挂钟。

啊，挂钟对面我不是放着个数字时钟么。

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