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思想的几处异同

文/烤炉

前言

要仔细谈这二人思想上的异同，是很困难的，由于我对哲学的不熟悉，所以我不会论述关于伯恩施坦新康德主义的内容，只能就二人在其他方面的理论做一个通俗的说明。不局限于单纯列他们的异同，而试图写的更多些。原稿中我提到了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但是经过考虑，我认为这可以另写一篇，因为总的来说伯恩施坦与考茨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相近的。

要说异，就首先说一个经历上的同，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同出恩格斯门下，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为唯一的导师，而在他的指导下，考茨基与伯恩施坦逐步成长起来，考茨基先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后创立了SPD理论刊物《新时代》并担任主编直到1917年，伯恩施坦原先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后担任《新时代》的常任撰稿人。在1883年《新时代》创刊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二人都由恩格斯所引领，作为社民党内少有的理论家发挥着作用，伯恩施坦这段主要经历被称为光辉的十年。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就是二人合作的典范，纲领的第一部分理论纲领由考茨基起草，第二部分实践要求由伯恩施坦起草，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成为之后被频繁提及的问题。二人帮助恩格斯在理论上清除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就像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在党内清理拉萨尔分子。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社民党内暂时占据了主流，二人都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随着德国社民党在国际中的影响不断增大，二人也成为第二国际内具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从《格尔利茨纲领》到《海德堡纲领》

我想从最后的两个纲领谈起，将这放在最前面，毕竟纲领是理论的集中展示。一个是1921年的，一个是1925年的，前者是伯恩施坦参与，后者是考茨基参与。可作为对比。

《格尔利茨纲领》开篇明义，将SPD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转变成了人民党派，我们应该注意，虽然我们平时也用人民，但是无产阶级与人民之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而回顾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其将无产阶级改为人民时，这个政党就在理论上陷入了修正主义之中。也就是在《格尔利茨纲领》里，伯恩施坦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全民党，不单单只是为了无产阶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

但是考茨基的《海德堡纲领》开篇却是工人阶级。而在理论纲领部分，《海德堡纲领》也是用工人阶级为多，并提无产阶级。 

在经济学说上，伯恩施坦还是承认了战后资本和企业的集中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过在此之前他并不承认，这个点会在下文涉及。考茨基的《海德堡纲领》则引入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用了一定篇幅去说明了这一问题。

“世界战争和战争结束时强迫缔结的和平条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过程。它加快了企业与资本的集中，加深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富与贫之间的鸿沟。”

两篇纲领都是一战结束不久，因此都提了各民族权利平等的真正同盟，这一说法是第二国际内经常提起的。

在国家学说上，《格尔利茨纲领》的提法是，伯恩施坦在解说里专列出这段话：

“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保卫已经获得的自由。它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伤害。”

但是我们知道国家的实质并不是这样。《海德堡纲领》试图弥合民主国家与国家实质，所以还是巧妙坚持了一点马克思国家学说，没有赞美民主国家，而是称之为最有利的国家形式。

“现在，他们拥有了民主共和国这种国家形式，坚持和扩充这种国家形式对于他们的解放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

关于国际主义，《格尔利茨纲领》把国际主义放在行动纲领上，只提建立新的国际联盟，修改《凡尔赛条约》，但是《海德堡纲领》在理论部分就提到了国际主义，没有强调修改《凡尔赛条约》。因此《海德堡纲领》提出：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参加的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自觉的，并且决心履行由此带来的全部义务。各民族的持久幸福在今天只有通过他们的团结合作才能实现。”

《格尔利茨纲领》还有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子，这与伯恩施坦等人一直强调的一样，谈及道德共同体，伦理社会主义在之后的《哥德斯堡纲领》中大谈特谈。但是《海德堡纲领》完全不提。

“这是把劳动人民从资本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提高生产成果、使人类自身提升进入更高级形式的经济与道德共同体的一个必要手段。”

最后两个纲领的结语部分，前一为《格尔利茨纲领》，后一为《海德堡纲领》。但是要看到的是，伯恩施坦也是要消灭阶级的，比起后世党纲，显然更左。

“德国社会民主党重申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如下信念：它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奋斗，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它在进行斗争时意识到这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无论是在民族共同体或国际共同体内，在帝国、各州和市镇中，在工会与合作社里，在车间或家庭里，到处都在进行这种斗争。”

“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而斗争。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不仅反对剥削和压迫雇佣工人，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并同它们进行斗争，不管它们是针对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种性别还是一个种族的。”

恩格斯的导言

在谈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时，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提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承认他与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的灭亡作了乐观的预想，并把普选权称为斗争中最锐利的一件武器，称赞了在合法斗争下取得的成就。这篇导言被老李卜克内西率先断章取义地用在了《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老李卜克内西富有激情，但是并不过分考虑理论问题，这只是他一时之作，并不能说明他滑入了改良主义。

“我们的老先锋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防止政变法的迹象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在给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写的导言中论述了这个课题。恩格斯在这里以他惯用的大师之笔指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经常受压迫的阶级的革命技术也发生变化。他指出，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

因为德意志帝国出版的限制，《新时代》在发表此文中也删去了恩格斯关于革命的字词，这就使得恩格斯关于合法斗争的部分被夸大，而在这之后恩格斯没有再写出新的著作也没有更改导言的意思，这个导言也就被视为恩格斯政治遗嘱。虽然恩格斯在致劳尔·拉法格等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

但是这种不满也没有公开声明过，于是乎这种删节版的问题没有被指出，删节版也被认为是原意。而这些合法斗争的理论在之后确实被反复提起，我们同样要记得的是，这篇文章出自恩格斯之手，无论是否是删节版，恩格斯终究有议会路线合法斗争的思想，而他晚年的思想直接教导了伯恩施坦与考茨基。而这里带来的就是议会斗争与合法道路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革命理论并存的问题。既然恩格斯承认革命理论有缺陷，并发展了一下，那么伯恩施坦也能发展下马克思主义，添上自己的理解。对于这个导言，伯恩施坦常将其里面的合法部分拿出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考茨基曾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里不点名的提到了恩格斯亲近友人（即伯恩施坦）将被歪曲的观点安给了恩格斯，而且把这称为恩格斯最辉煌的功绩。也就是说，考茨基并不觉得这里的和平理论应该被特别指出。

伯恩施坦初步的修正

我不把伯恩施坦视为隐藏已久的阴谋家，从而在他1896年前发表的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去印证他的狡诈，所以探讨96年以后的文章就足够了，《社会主义问题》一组文章是他提出修正主义的开始，伯恩施坦并不认可SPD当时的思路，他觉得SPD虽然是引用马恩的理论，但是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是抱着空想的，虽然SPD的纲领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其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现实，将希望寄托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上，他排斥“灾变论”，认为“长入社会主义”也应该被考虑到。为了反驳空想，他又搬出了马恩，表扬了马恩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这说到底只是为了他的那句：

“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在殖民问题上，伯恩施坦的态度可以用令人厌恶来形容，《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里，他提出：

“社会民主党将反对对未开化民族或野蛮民族施加暴行和进行欺骗的掠夺，但是社会民主党也将放弃对于把这些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的任何反抗，认为这是不合宜的，同样也将放弃对扩大市场的任何原则性的反对，认为这是空想的。”

这就是说，为了文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殖民手段，有为殖民张目的意思，不过目的是为了文明，因为说到底伯恩施坦仍然是反殖民的。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属于老调重弹，普列汉诺夫拷的《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专门在哲学层面对这篇文章予以驳斥。

这些属于《社会主义问题》一组文章的一些东西，这组文章的内容不算明显，但伯恩施坦给考茨基的信里所表达的内容更为直接，或许是私下信件可以畅谈。

1898年2月，伯恩施坦在与帕尔乌斯就《崩溃论和殖民政策》论战时曾给考茨基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比较清楚，第二封没有什么内容。这里得提一句，伯恩施坦在1880s因德国的驱逐令后一直在英国伦敦居住，因此考茨基最初认为伯恩施坦只是受英国影响过大，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他认为伯恩施坦所说的可以不要革命达到自己的目标只是在英国，而在德国这个目标并不能实现，因为德国与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都是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国家（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一次这个观点）。对于这个反驳，伯恩施坦在信中称他在原则上赞成，但是他认为德国也不可能爆发革命，使社会民主党单独上台的经济前提仍没有达到。为此只能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关于联合政府，在米勒兰问题中会有详细说明。

还是先来说第一封信。这应该是考茨基与伯恩施坦矛盾的一次清楚展示。伯恩施坦重复了之前的观点，不过更加尖锐了，作为理论家的考茨基在当时一直坚持着革命理论，也就是说SPD在理论上一直是一个革命政党，但是现实中，伯恩施坦提出SPD在议会竞选中所提出的问题与口号与革命理论相去甚远，SPD在实际行动上在日常口号选择了议会斗争的合法道路，但是在党纲上在考茨基嘴上却在坚持革命，伯恩施坦认为这就是空谈，对实际问题没有帮助，而他所要的是符合他认为现状的改良。从这可以引申出伯恩施坦的目的是让SPD言行合一，宣布自己是一个改良政党。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信的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在伯恩施坦之后的著作中也被反复提到，所以就以这里提到的为代表:

我们今天在德国见到的工人运动，作为组织起来的工人民主主义对于我来说从长远要比“无产阶级专政“更有希望得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政府状态，而且是最糟糕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雅各宾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一般来说是《共产党宣言》中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形态的基础。

你认为，应当保护民主，使之免受我的伤害。哎呀，亲爱的男爵，那你就是对一个皈依者浪费火药了......社会主义对于我来说归根到底就是民主，就是自我管理。

这段话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后面雅各宾无政府马克思几个词混用，其实很像后世将马克思视为雅各宾主义的传承者的观点。毫无疑问伯恩施坦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民主对立起来了。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巴黎公社同样是工人民主主义。伯恩施坦对此确实认识上存在着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社民党内普遍存在。这个点可以着重说说。这里要做一点说明，对于后来列宁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日日提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德国社民党中，这个概念被提起已经是1891年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刊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了。也就是说，之前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概念，所以批评这个概念对于社民党来说，其冲击力并没有批判马克思经济学说来得大。所以考茨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怎么强调，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一文中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比较模糊的：

民主制因为有自由而且使人对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力量对比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最适于防止阶级斗争的不必要的尖锐化。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用不着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但是我们对于阶级统治会在民主制之下告终的期望决定我们是否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就这一点而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于目前来说是有重要性的。

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就是喜欢民主的，不管这个民主真实性如何，他们两人在民主问题的意见是相同的。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表现得很犹豫，因为在他看来，专政与民主就是对立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写作《无产阶级专政》，狠批苏式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列宁所认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政体而将之视为一种状态，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是列宁认为的那样，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政府的权力服从普选制。当然，他对于专政这个词他用起来也是扭扭捏捏，虽然是认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但是对于专政实际上是痛恨的，或许在德皇治下久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于民主都有种天然的喜爱，但并不考虑民主的性质。

灾变论的争执

伯恩施坦问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被摆上台面。这场大会是考茨基与伯恩施坦的第一次正面理论交锋，主要是灾变论上的，伯恩施坦提出：

“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地坚持我的意见......《宣言》的作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但是很明显的是，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远比原来假定的要长得多，那末，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伯恩施坦《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

在这种裁决的场合，伯恩施坦第一次把恩格斯的《导言》内容引出，证明《共宣》的灾变论是错误的，进而否认灾变论。社会主义不是突然革命所能做到的。对于这个问题考茨基的回答恩格斯没提过灾变论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接着他提到了欧洲当时的情况。考茨基认可灾变论，而且认为欧陆就在灾变的边缘，他认为伯恩施坦身处英国，了解不到德国实际情况和德国社民党真实的斗争，因此德国虚假的民主不可能按照伯恩施坦的思路逐渐改良。

“我们看见欧洲到处都在酝酿着大灾变。奥国不是面临着灾变吗？意大利不是面临着一场流血的灾变吗？西班牙不是吗？法国不是在酝酿着资产阶级自由同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之间的一场艰苦搏斗吗？而德国的人们正在谈论什么呢？难道是在谈论扩大人民的权利、扩大结社权吗？不是，人们在谈论政变，谈论取消选举权，谈论监狱。这是我们可能有的前途，在这种前景之下，伯恩施坦所建议的道路是不能想象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不仅是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二人，罗莎·卢森堡在这场大会上也崭露头角，批判了福尔马尔东拉西扯马克思的几句话试图给英国工联戴高帽的行为。但是在这之后，考茨基也不认为会短期发生灾变，他还构想了超帝国主义。

前提和任务

不仅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是因英国环境所以改变观点，倍倍尔也同样认为伯恩施坦常受环境影响改变观点，包括老李卜克内西也觉得伯恩施坦被英国资产阶级发展所慑服了。在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回信里，伯恩施坦强调他虽然身处英国，但是是从德国的统计材料中看待问题的，在此之后，在考茨基和维·阿德勒的建议下，集大成者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和之前泛泛而谈不同，在这本书里，伯恩施坦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大致有：

英国纺织业托拉斯有众多股份持有者，普通股股东有相当数目，资本并没有集中，因此：

“股份公司的形式对于通过企业集中而实现财产集中的趋势在很显著的程度上起着对抗作用。”

英法德等国纳税人比例提高（也就是收入水平相对提高了）：

“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

英国等国大企业所雇用的工人总数上不如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于大企业仍然有冲击力，垄断一切的并没有到来，那么爱尔福特纲领的话就成了空话，尤其是这句：

“与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同时进行的是分散的小企业被庞大的大企业排挤，手工工具发展成为机器，人的劳动生产率巨大增长。但这些变革的所有好处都被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垄断了，对于无产阶级与日益衰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者、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经受的生存风险、贫困、压迫、奴役、侮辱、剥削的日益增加。”

爱尔福特纲领作为纲领自然是概括性的，但是伯恩施坦的数据证明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观点与实际事实不符合。这与之前粗略说爱尔福特纲领的问题不同，之前还是说政治实践，这里主要谈经济发展，虽然仍然是反驳灾变论的，不过说服力比之前的无疑强了很多。之后考茨基与倍倍尔均有文章回应，同样以大量数据回应，考茨基指出了一个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是贫困化理论，也就是伯恩施坦提出有产者增加的问题并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能够缓和，而无产阶级工资增长速度与比例并不如同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失业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扩大。当然，这是基于二人立场不同而引用的不同数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革命

《前提与任务》里还可以说说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伯恩施坦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类似于之前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一文，那篇文中伯恩施坦承认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原先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加上了自己的幻想。这一篇文章也类似，其称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不同，只是在策略上的不同，但是马恩与布朗基一样，过度高估了革命暴力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造作用，而伯恩施坦认为，对于马恩来说，革命应与17、18世纪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相似，但是这种革命在19世纪并没有实现，只能说是马恩的幻想，于是到这里，马恩在伯恩施坦的笔下，从雅各宾主义向布朗基主义近了一步。那么，在批判了马恩的革命观点以后，那改变的手段就只剩下改良主义了。

对于革命，考茨基有一本《社会革命》，这里面对于革命作了很好地说明，也清楚地给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划出界限，只要否认政治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手段便是社会改良派，对于伯恩施坦还有饶勒斯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步步实现，考茨基有一段话给了我认为很恰当的反击。

“想由社会民主党逐步掌握某一部的各个部门的想法，其荒诞程度无异于企图把分娩行动分成相继好几个月的若干分娩行动，其中每一行动都把某一特定的器官从胎儿状态变为独立孩童状态，而仍旧把这个小孩联在母体的脐带上，直到他学会走路和讲话为止。”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考茨基的机械学究式的习惯也明显体现出他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公式：1、高度紧张阶级矛盾；2、大的中央集权官僚军国主义民族国家；3、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的发展。（也不枉饶勒斯嘲讽SPD），对于走议会道路考茨基当然不反对，但是考茨基思路比较不同，考茨基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在议会力量不断加强，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会使议会制度变得没有用处，那么只有无产阶级能使议会制度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而只有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议会才能焕发新生。（有意思的是，1905年伯恩施坦也承认德国帝国国会越来越软弱无力，反而是倍倍尔一直坚持着帝国国会还可以！）其实在这里，大致的观点是议会制度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没落，但是议会制又是需要的。那么只有无产阶级的成功才能挽救。所以考茨基在之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会激烈反对立宪会议的解散。

米勒兰入阁

捋了捋几个原则上的问题，说一个实践上的事，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来说，米勒兰事件无疑是最热的话题，不用多介绍，只说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事是很明显的，饶勒斯为代表的法国社民右翼支持米勒兰入阁，并将之视为社会主义者的成功，而盖得为代表的法国社民左翼则是坚决反对的。而法国党并没有统一，所以这件事无法在党内解决，在国际中也掀起了广泛的热议，作为最大的党派，SPD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伯恩施坦在这有一篇《巴黎和美因茨》，其中提到的话和饶勒斯相似，做一个小对比吧（上伯恩施坦，下饶勒斯）：

“历史告诉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反，一个阶级从来不会一下子就取得政权，而——不能持久的袭击除外——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权力。”

“在12世纪、13世纪时各种异教、独立的宗教信仰的大暴动之所以有力量，以后宗教改革之所以有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它夺取了旧的教会的一部分权力”

其实关于这些考茨基理论上的反驳在上面已经提到了，不过这个事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是更偏向实际，所以我想应该提及考茨基对实践修正主义的态度。当米勒兰事件被摆到第二国际大会上时，考茨基接受委托起草了一篇号称橡皮性决议，决议首先肯定了一点在集权制国家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夺取的（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得判断什么是集权制政权），不过在后面关于能否允许社会党人进入政府内阁，考茨基决议案提出应当由其自身党派所决定。饶勒斯与伯恩施坦的观点代表着右翼观点，他们就认为德国党也是由不参加选举到参加议会选举，而法国党本身也曾参加过市镇长官的选举，从议会到内阁，从市镇到中央，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没有质的改变，那么米勒兰入阁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伯恩施坦还设想了资产阶级分为保守阵营与改良阵营，所以禁止参加内阁从性质上是很难得到信服的，考茨基只能通过一个含糊的决议案，以各党为限制。不过如此一来，有米勒兰的例子、考茨基的决议在，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只受自己党的约束，若本党同意，加入内阁则顺理成章，不与国际精神相悖。这就给一战各党加入本国政府创造了第一个口子，站在反对米勒兰第一线的盖得或许也没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也加入了资产阶级内阁吧。考茨基的决议并不是他个人的看法，在《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一文他提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不能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问题，他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在这里考茨基又给了一个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公式，一个当然是我们说过的本党同意，另一个是紧急状态。就单一的米勒兰入阁，考茨基是清楚反对的，他也反对SPD加入德国政府，他认为联合政府将会是SPD堕落的开始。在米勒兰事件中，饶勒斯给第二国际多个党的领袖发去了征询，伯恩施坦福尔马尔万科尔等人认为应该在能够参加联合政府时都参加，倍倍尔、海德门、普列汉诺夫、拉甫罗夫、卢森堡等人的态度与考茨基一致。而德国社民党两个领袖老李卜克内西与保尔辛格尔是完全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老李卜克内西并没有滑向改良主义，相反在联合政府上他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争论我认为就是字词上的争执，其内容都是早就谈过的，挖掘不了新的异同。

群众罢工

群众罢工问题在第二国际成立之初就被提及，而1905俄国革命直到一战前还是个热门话题，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主要是与卢森堡为代表的革命左派论战而在这来来往往的论战中考茨基与卢森堡分道扬镳。考茨基的中派主义与卢森堡的革命左派割席。在SPD内，从1904年的不来梅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了总罢工的争论，1906年曼海姆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1913年耶拿大会通过了一个更畏缩的决议。很有意思的是，伯恩施坦是SPD最早支持总罢工的一批人，这位还真不能说是SPD典型右翼，典型的还得是诺斯克。1901年直到1912年，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事实上绝交了，所以二人没有再来往辩论，不过总罢工的问题二人的思想还是有些不同的。

伯恩施坦有一个转变过程，在总罢工刚火的时候，也就是在1905俄国革命前后伯恩施坦是支持总罢工的，不来梅大会上，伯恩施坦说虽然他是温和的，但是不意味着软弱和无活力，这地方得上一段原话，看看伯恩施坦强硬的态度：

“饶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强调指出——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德国人民除了很快逝去的1848年之外，没有任何革命传统；我感到惊异的是，顺从警察的思想在我们身上多么根深蒂固，人们井然不声不响地容忍例如解散会议......但是，如果比如有人想试一试剥夺我们的选举权，那么我希望德国工人将会认为，他们决不会放弃这种权利，他们有足够的强大力量去采取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反抗形式。”

一年后的耶拿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大致是符合小李卜克内西这些左派要求的，伯恩施坦也对此表示赞同。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个决议案认为群众性罢工应当在工人阶级政治权利被侵害之后，也是一种被动的进攻手段。曼海姆的大会宣称赞成1905耶拿大会决议，但是却引入了工会，其要求群众性罢工只能在党和工会都赞成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但是卢森堡等革命左派的观点已经是借助总罢工推进德国革命进程了。到了1913耶拿大会，右派甚至希望直接否认群众性罢工，伯恩施坦则改变了原有态度，他举瑞典工会为例，在经过大罢工后，瑞典工会人数大量减少，却没有实现既定目标，因而事实上反对群众罢工的可能性。而卢森堡等革命左派认为大罢工不应该是党和工会干涉产生，而是群众自发，党应当站在群众罢工的前线，持续宣传大罢工。这当然失败了。

考茨基作为中派主义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那么激进，他开始是赞成对政治性群众罢工进行讨论，并且也认为传播政治罢工可能性的作用较大。在与左派论战时，他比伯恩施坦更直接。关于群众罢工，他认为群众罢工没有议会选举重要，在准备选举时应避免和德国政府冲突。二则俄国举行罢工是因为俄国的条件不如德国，俄国没有议会可以利用，但德国人可以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第三，考茨基始终认为群众罢工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而这种暂时性的策略不能带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只能要求资产阶级政权作出让步。第四，面对左派指责的议会痴，考茨基觉得德国社民党是具有活力具有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注定SPD从事议会活动而不是陷入议会痴的漩涡里，而左派强调罢工，实际与议会痴没有过多差别。

我现在想就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东西再说几句，虽然有点离题，曼海姆大会上，工会已经可以和SPD一起决定群众罢工问题，而实际上，19世纪末期开始，德国工会就已经是一个改良主义遍地走的组织了，且其独立性不断加强，列金作为工会领导人宣布工会谋求的是“平静的发展”，排斥暴力革命是工会的一大特征。而德国工会罢工运动成功率并不高，还有工会领导人在罢工途中与资本家签订合约的情况，罢工并不是一个容易活，所以德国工会内部改良主义发展很快，很多右派也是与工会密切联系，有些修正主义资料还是对工人宣讲的作品。而1906年曼纳姆大会前，SPD与工会进行谈判，最终结果就是在总罢工问题上承认党与工会权力相同，这实际上也是把工会独立出党的一步。另一件事是组织章程的改动，增加了《工作报告》一节，各专区执行委员会需要向执行委员会提供报告，各级组织也成了以选区划分了。这些就是培育官僚作风的好土壤，选区委员会只需要关心选票，中执委只需要做个科层官僚即可。也不知道从前以民主著称的爱森纳赫派的元老倍倍尔我为什么能够同意。

在此制度下，艾伯特等人上台只是时间问题，应该说，只是倍倍尔辛格尔的寿命问题了。

一战

一战里有一堆小问题，有一个要肯定是同的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有一个和平主义立场，但是一战刚爆发时二人的态度又有点差别。伯恩施坦在一开始是赞成军事拨款的多数派，他在战争刚刚爆发时有几个辩护的理由（数字是我加的）。

“1、马克思和恩格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誓死反对沙皇俄国的态度可以说作为遗产留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把奴役波兰、剥夺芬兰权利，在政治和经济上压迫五百万犹太人的俄国看作是...“应该走向灭亡”的国家；3、大党或者有着巨大议会威信的党，在表决时受到同这种威信相联系的客观责任的压力，它们不可能像小党所能做到的那样，随便地以示威为目的而决定自己的投票。”——伯恩施坦《工人阶级国际与欧洲战争》

总结就是导师们都不想让沙俄活，沙俄奴役其他民族，社民党有使命去击败俄国。每句话都很对，每句话放德国都很尴尬。伯恩施坦的转向也和那个侵略自卫战争有关，15年的德军显而易见已经在法国纵横了，这场声称德国自卫的战争当然成了侵略。伯恩施坦不是诺斯克那种小人坦荡荡的，伯恩施坦的行为带些理想主义，正如他在得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被杀害时强烈谴责社民党政府。当他终于明白过来德国在搞侵略时，良心终究还是痛了。在之后对于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伯恩施坦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曾提到：

“哄骗人说威廉二世的政府对战争是没有罪责的，反而是德国受到心怀嫉妒的敌国的恶意袭击，这是对事实的厚颜无耻的歪曲。”

考茨基在一战被骂主要是他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平主义反倒是其次。不过还是得谈谈他的和平主义立场，作为一个遵守“旧原则”的人，考茨基一开始是遵循老李倍倍尔在普法战争中的观点，认为这事应该是投弃权（不过他没资格在议会投票），而且他一开始也不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不过和库诺的交锋里还是认了，到了1915年，哈泽考茨基伯恩施坦三人对于战争问题立场接近。联合发表了《当务之急》（也就是这会子，伯恩施坦重新称呼考茨基为亲爱的男爵），这一篇是对社民党的呼吁，主要提出了德国在事实上扩张，社民党应当认清战争实质。但是没有指责SPD在战争爆发之初的立场，也没有指出战争实质。现在不是老李和倍倍尔时代，当家者是艾伯特为代表的科层官僚，这三位的态度没有刺激到SPD的领导们，他们依然辛勤地投拨款案。在这个阶段的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倒没心情争论修正正统了，也不会绝交，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不欢迎他们。只能说几个元老报团取暖了。和左派不一样，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认为自己是代表了马克思正统原则，只有自己留在党内才能更好工作乃至感化右派。因此哈泽与考茨基都认为SPD的问题应该通过党内斗争解决，而不是跳出党。但是执委会并不这么想，最后主动开除了大批党员，考茨基也就此离开《新时代》。

这之后的事情感觉不用多嘴了，然而我已经非常多嘴了。